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КАРЛ ЛИБКНЕХТ И РОЗА ЛЮКСЕМБУРГ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列夫·托洛茨基

1919年1月18日
译者：Zveza


　　《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本文是托洛茨基1919年1月18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俄语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178.html


　　我们一下子遭受了两个严重的损失，这两个损失合并成了一个巨大的损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两位领袖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史书上，他们已经被迫离开了我们的队伍。他们死去了。他们被杀害了。他们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
　　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个名字从前就众人皆知，而可怕的欧洲大屠杀刚开始几个月，这个名字就马上拥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这个名字代表着革命的荣誉，代表着胜利即将到来的保证，因此声名显赫。在最开始的几周里，德国的军国主义第一次狂欢宴饮，庆祝它那狂暴的胜利；在那几周里，德国的军团行军横跨比利时，摧枯拉朽地扫荡了比利时的堡垒；德国的420毫米大炮发出威胁，看起来要为了威廉奴役和征服整个欧洲；在那些日子里，由谢德曼和艾伯特[1]领导的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用爱国主义的方式跪倒在德国军国主义的面前——在当时看来，德国军国主义征服了一切：无论是外部世界——比利时惨遭践踏，法国的北部也被德国人占领——还是内部世界——无论是德国的容克和资产阶级，还是沙文主义的小市民，就连德国公认的工人阶级政党也都屈服了。在那黑暗的、可怕的、卑鄙的日子里，德国竟然响起了抗议、愤慨和诅咒的反叛声音——那就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声音。这声音响彻整个世界！
　　在当时的法国，广大群众的情绪被德国的入侵压抑了；当权的法国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向无产阶级宣告说，必须要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既然德国的“全体人民”都渴望夺取巴黎，不这么做又有什么办法呢！——甚至在法国也回荡着李卜克内西振聋发聩的警告声，它打破了谎言、诽谤和恐慌的重重障碍。我们可以看到，孤独的李卜克内西反映的是被窒息的群众。
　　不过，当时的他并不是真的在孤军奋战，因为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刚毅的、坚定的、英勇的罗莎·卢森堡就一直和他携手并肩。德国资产阶级代议制不赋予女性权利，这让她不能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在议会的讲台上提出抗议，所以我们不太能听见她的声音。但是，她在唤醒德国工人阶级优秀代表时所起到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她生死与共的战友，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两位战士在气质性格上如此不同，同时却又如此接近，他们相互补充，毫不动摇地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他们同时遭遇了死亡，共同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卡尔·李卜克内西真正地、完全地体现了什么叫做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月里，无数的奇谈围绕着他的名字——资产阶级的报刊散播无知而恶毒的流言，工人群众的传闻则赞颂他英雄的美誉。
　　在个人生活当中，卡尔·李卜克内西曾经是——唉，只能用曾经这个词了！——善良、朴实和兄弟情谊的化身。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十五年多以前了。他很有魅力，体贴又富有同情心。可以说，他的性格有一种几乎女性化的柔和，当然这里指的是这个词最褒义的含义。除了这种女性化的柔和，他革命意志的异常坚韧也引人注目，能够为了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的精神独立早在年轻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不止一次地敢于坚持己见，反对倍倍尔那不容争议的权威。他在青年当中做工作，以及和霍亨索伦侵略集团作斗争的时候，都以巨大的勇气而著称。最后，他在德国的国会大厦高声反对那联合起来的好战的资产阶级和背叛的社会民主党，此时他终于在这一团沙文主义的瘴气当中显露出了自己真正的分量；当他在柏林的波茨坦广场高举旗帜，公开反抗资产阶级及其军国主义的时候，他终于显露出了自己作为一名战士全部的人格分量。李卜克内西被逮捕了。监狱和苦役并没有打垮他的精神。他在牢房里等待着，并且做出了坚定的预测。去年十一月的革命让他重获自由以后，李卜克内西立刻成了德国工人阶级当中最优秀、最坚定成员的领袖。这位斯巴达克斯加入了斯巴达克派的队伍，至死都紧握着他们的旗帜。

※　　　　　※　　　　　※

　　罗莎·卢森堡这个名字在其他国家，甚至是在我们俄罗斯这里都不太出名。但是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她是一位绝不亚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人物。她身材娇小，体弱多病，但她的脸庞有着高贵的轮廓，一双美丽的眼睛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她用思想的勇气使人惊倒。她就像调动自己身体的器官那样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融入了她的血脉。
　　我刚才说，这两位领袖的性格如此不同却又相辅相成。我想对这一点加以强调和说明。如果说李卜克内西这位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在个人生活中的特点是女性化的柔和，那么这个弱女子的特点就是男性化的思想力量。斐迪南·拉萨尔曾经谈到过思想的物质力量，当它似乎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物质障碍时，便具有一种绝对的张力。当你们和罗莎交谈、阅读她的文章或者听她在讲台上对着敌人讲话的时候，这就是你们对她得出的印象。而她有好多敌人！我记得在党代会上，也许是在耶拿的那一届，她那像琴弦一样高亢的、绷紧的声音响彻会场，和巴伐利亚、巴登和其他地方的机会主义者那汹涌的抗议激烈交锋。他们是多么地恨她！而她又是多么地藐视他们！她身材矮小、体质虚弱，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化身，耸立在大会的讲台上。她的逻辑推理和辛辣讽刺充满威力，让她最不共戴天的对手也只能乖乖闭嘴。罗莎知道该如何憎恨无产阶级的敌人，正因为如此，她也知道该如何煽动他们对自己的憎恨。她早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从战争的第一天，不，是战争的第一分第一秒起，罗莎·卢森堡就发起了一场运动，她反对沙文主义、反对放荡的爱国主义、反对考茨基和哈泽的摇摆不定、反对中派主义的模棱两可——而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独立、支持国际主义、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是的，他们相辅相成！
　　凭借着她的理论思维和概括能力，罗莎·卢森堡不仅比她的对手，甚至比她的战友们也高出一大截。这是一位天才的女性。她的风格——紧张、精确、耀眼夺目、毫不留情——过去曾是，将来也永远会是她思想的忠实反映。
　　李卜克内西则不是位理论家。他是一个直接行动的人。他生性冲动，充满激情，拥有超凡的政治直觉、对群众和形势的认识，最后，还拥有无与伦比的勇气和革命的首创精神。
　　对1918年11月9日之后德国国内和国际形势[2]的分析以及对革命的预言，可以而且应该首先去罗莎·卢森堡那里寻找。而呼吁直接采取行动，以及在某个合适的时间举行武装起义，这样的事则很有可能最先来自李卜克内西。他们这两位战士是完美的互补。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刚一离开监狱就携手并肩，这位坚持不懈的男革命家和这位不屈不挠的女革命家领导着德国工人阶级最优秀的成员，一起去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斗争和新挑战。而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刚踏出第一步，叛徒的袭击就在同一天把他们两个都打倒了。

※　　　　　※　　　　　※

　　反动力量真是选出了最有价值的受害者。这次打击太精确了！这也毫不奇怪：反动和革命二者对彼此知根知底，因为这一次反动的具体体现就是前工人阶级政党的前领导人，谢德曼和艾伯特，他们负责组织了这场叛变的谋杀，他们可耻的名字会永远写进历史书的黑暗一页。
　　确实，我们收到了德国的官方消息，它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被害描述成一场意外，说这是街头的“争执”，也许是因为警卫人员面对疯狂的暴徒却没有足够的警惕性。他们甚至还对此事进行了司法调查。但你我都再清楚不过，反动派是怎么安排这种戏码，“自发”地对革命领袖发起猛攻的。我们清楚地记得彼得格勒的那个七月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好不容易才熬过来。我们清楚地记得，黑色百人团匪帮被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召集起来对付布尔什维克，他们有计划地抢劫工人、痛打工人领袖、当街迫害落单的工人。工人沃伊诺夫就被这“争执”杀害了，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难以忘记他的名字。要说我们当时勉强保护住了列宁，那也只是因为他没落到疯狂的黑色百人团匪帮手里。那个时候有人指控说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德国的间谍，这两人却没出庭反驳这种诽谤，所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里有些虔诚的人对这件事很愤怒。这是给他们特别安排的罪名。上的是哪个法庭？就是那个阴谋的法庭，列宁在出庭的路上就会像李卜克内西一样被安排“逃跑”，如果列宁被枪杀或者刺死了，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的官方报告就会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在试图逃跑的时候被警卫杀了。不，在现在，在柏林那可怕的经验之后，我们更有十倍的理由庆幸，列宁当时没有出席那场不公正的审判——特别是没有受他们的私刑拷打。
　　但是罗莎和卡尔没能躲掉。敌人的手把他们紧紧扼住了。这只手让他们窒息了。这打击太沉重了！这太让人悲痛了！这叛徒行为太可耻了！德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人已经不在了——我们伟大的战友已经去世了。而谋杀他们的人站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这个党居然还敢把自己的家谱追溯到卡尔·马克思本人那里！同志们，你们只需要稍微动动脑筋，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领导者，是一个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背叛了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是一个支持德国军国主义肆无忌惮蹂躏比利时和占领法国北部省份的政党；这个党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把十月革命出卖给了德国军国主义；这个党的首领，谢德曼和艾伯特，如今又组织黑帮，谋杀了国际的英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这种对历史的歪曲简直太荒谬了！如果我们回顾之前的漫长岁月就会发现，现在的事情和基督教的历史命运有些相似之处。奴隶、渔夫、劳苦人民，一切被奴隶社会压在地上的人们的福音教诲、这种历史地产生的穷人的教诲，后来就被专营资源的垄断家、国王、贵族、主教、高利贷者、牧首、银行家和罗马教宗攫取了，在思想上为他们的犯罪打掩护。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由革命思想和革命意志凝结而成的马克思学说同各国的谢德曼和艾伯特们所赖以生存和获利的资产阶级思想渣滓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从下层意识中产生的原始基督教教义同官方天主教或者正教的教义之间并没有那么像它一样那么巨大的差别。资产阶级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为媒介，企图掠夺无产阶级的精神财富，还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遮掩这种土匪行径。但同志们，我希望这会是谢德曼和艾伯特们最后一次犯下这种无耻罪行。德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因为那些领导他们的人受了很大损失，但这件事不会就这样过去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鲜血在拼命大喊。这鲜血会让柏林的马路开口说话，让那波茨坦广场上的石头开口说话——李卜克内西就是在那里第一个举起了反战反资本的旗帜。迟早有一天，人们会用这些石头在柏林的街头筑起街垒，向资产阶级社会最忠诚的奴才走狗开战，向谢德曼和艾伯特们开战！
　　刽子手们现在已经镇压了柏林的斯巴达克运动，也就是德国共产党人的运动。他们杀害了这运动当中最伟大的两位鼓舞者，也许他们今天都还在欢庆胜利。但这算不上真正的胜利，因为还没有展开直接、公开和彻底的斗争；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动起义，试图夺取政治权力。这只是一次有力的侦察，深入敌营去进行勘测。侦察发生在战斗之前，但它还不是战斗。德国无产阶级需要这种深入的勘测，这就像我们在七月的日子里需要侦察一样。不幸的是，两位最好的军事指挥官在侦察中倒下了。这个损失非常沉重，但它并不意味着失败。战斗还在继续。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自己在昨天经历的事情，就能更好地理解在德国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你们都记得事件的过程和它们的内在逻辑。在二月底，人民群众按照老办法推翻了沙皇。最初几周人们的情绪很兴奋，就好像主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批新人从从未掌权过的反对党里涌现出来，他们起初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或者部分信任。但这种信任很快就出现了裂痕。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彼得格勒必然地处在了领导地位。就像在二月一样，它在七月也作为革命的先锋队，远远地在前面赶路。而这个号召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和调和分子进行公开斗争的先锋队，为它所做的深入侦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七月的时候，彼得格勒的先锋队同克伦斯基的政府发生了冲突。这还不是你我在十月份完成的那场起义。这只是先头部队的交火，而外省的广大群众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历史意义。在这次冲突中，彼得格勒的工人向人民群众——不只是俄罗斯的人民，而是全世界人民——揭露了一件事，那就是克伦斯基的身后根本没有独立的队伍；他身后的力量是资产阶级的力量、白卫军的力量、反革命的力量。
　　当时在七月，我们被打败了。列宁同志不得不躲起来，我们中的一些人则进了监狱。我们的报纸被扼杀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也被压制了。党和苏维埃的印刷厂被摧毁了，办公大楼和房间被查封了，黑色百人团四处猖獗。换句话说，当时发生的事情和现在在柏林街头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然而，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心中都不会怀疑，七月的日子不过是我们胜利的开端。
　　最近几天，德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和我们的彼得格勒一样，柏林走在了其余人民群众的前面；和我们这里一样，德国无产阶级的所有敌人都在大声号叫：不能再留在柏林的独裁统治之下；斯巴达克派的柏林被孤立了；我们必须召开制宪议会，并且把它从被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宣传所腐化的红色柏林那里移到一个更健康的德国地方城市！——敌人在我国所做的一切，所有恶毒的鼓动，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所有卑鄙的诽谤，所有这些——翻译成德语之后——就是谢德曼和艾伯特在德国编造和散布的东西，用它们来反对柏林的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诚然，柏林无产阶级的侦察比我们在七月时开展得更广泛、更深入，那里的伤亡更多，损失也更大——这一切都是事实。但对此的解释是，德国人正在做我们已经做过一次的故事，我们在七月和十月的经验让他们的资产阶级和侵略集团更聪明了。最重要的是，他们那里的阶级关系比我们这里的要明确得多，有产阶级的凝聚力、智慧和积极性都要高得多，因此也就更加无情。
　　同志们，在我们这里，二月革命和七月的事件之间隔了四个月；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花了四分之一年的时间，才感到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他们走上街头，试图撼动那支撑着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的庙堂的圆柱。七月的失败之后又过了四个月，直到外省庞大的预备部队调进彼得格勒，我们才能怀着胜利的信心，在1917年十月宣布对私有制的堡垒发动直接进攻。
　　在德国，推翻君主制的第一次革命十一月初才爆发，而到一月初就发生了我们这边七月式的事件。这难道不意味着德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生活的时候连日历也缩短了吗？我们这边需要四个月达成的发展阶段，他们只需要两个月。也就可以相信，这个比例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也许从德国的七月到德国的十月，不会像我们一样需要四个月，而是更短——也许两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够了。不过，无论事件怎么发展，有一点是肯定的：打在卡尔·李卜克内西背上的枪击在整个德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反响在德国和其他各国的谢德曼和艾伯特耳边敲响了丧钟。

※　　　　　※　　　　　※

　　看，在这里，人们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唱起了安魂曲。领袖死去了，我们永远看不到他们活生生的模样了。但同志们，你们当中又有多少人曾经见过他们活着时的样子？只有极少数人见过。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和几年时间里，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一直不可分割地生活在你们中间。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你们选举卡尔·李卜克内西为荣誉主席。他本人并不在这里，他不能来俄罗斯——但他却出现在了你们中间，作为贵宾坐在你们的会议桌旁，他是自己人、亲近的人、关系密切的人——因为他的名字不只是对一个个人的称呼。不，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就是在称呼工人阶级当中一切优秀的、勇敢的、高尚的东西。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要想象一个为了被压迫者无私奉献的人、一个从头到脚都久经考验的人、一个从不向敌人低头的人，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卡尔·李卜克内西。他行动当中的英雄气概让他永远存留在人民的脑海和记忆里。在敌人疯狂的营垒当中，所向无敌的军国主义粉碎一切，所有应该抗议的人都沉默不语，好像哪里都找不到出路——这个时候，他，李卜克内西，抬高了他斗士的嗓门。他说道：你们这些当权的强暴犯、战争屠夫、掠夺者，你们这些奴颜婢膝的走狗和妥协派，你们践踏比利时，你们抢劫法兰西，你们想把全世界压在脚下，你们觉得没人能制服你们——那我就向你们宣布：我们这少数人不怕你们，我们向你们宣战，我们唤醒群众，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这种决心中的大无畏精神、这种行动中的英雄气概，让李卜克内西的形象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当中永志不忘。
　　而罗莎，这位在精神上与他相当的世界无产阶级女斗士，则站在他的身边。他们悲惨的死亡——在战斗岗位上——把他们的名字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特殊的、永远无法割裂的纽带。他们会永远被并称为卡尔和罗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
　　你们是否知道，圣人和他们永生的传说来源于什么东西？是来源于人们的需要，他们想铭记那些站在他们前面、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领导了他们的人；是来源于他们的渴望，他们想让领袖的人格在神圣的光环中永垂不朽。同志们，我们不需要传说，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英雄变成圣人。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因为这个现实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它唤醒群众及其领袖心灵当中的神奇力量，它创造出众于全人类的卓越形象。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就是这样永恒的形象。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存在于我们中间，这是种惊人的、几乎是身体上的直接感受。在这个悲惨的时刻，我们的精神同德国以及全世界最优秀的工人团结在一起，因为这个可怕的消息陷入了悲痛和哀悼。我们在这里和德国的兄弟一道，对这一打击的强烈和悲哀感同身受。和我们所有的斗争一样，我们的悲痛和哀悼也是国际性的。
　　对我们来说，李卜克内西不仅仅是一位德国的领袖，罗莎·卢森堡也不仅仅是一位领导德国工人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不，他们两人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我们和他们都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他们至死也不属于哪个国家，而是属于国际！

※　　　　　※　　　　　※

　　我必须要让俄罗斯的男女工人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同俄罗斯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得特别近，而且还是在情况最为困难的时候。李卜克内西的住所是俄罗斯移民在柏林的总部。我们必须要在德国议会或者德国报刊上发出抗议的声音，反对德国当权者为俄国反动派提供帮助，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求助于卡尔·李卜克内西。他就去敲每一扇门，去敲所有人的脑袋，甚至是谢德曼和艾伯特的脑袋，逼着他们对德国政府的罪行提出抗议。每当我们的任何一个同志需要物质支持，我们总是向李卜克内西求助。他不遗余力地为俄国革命的红十字会工作服务。
　　在上面提到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上，我作为来宾出席了会议。在李卜克内西的提议下，主席团邀请我就李卜克内西提出的一项谴责沙皇政府对芬兰施加暴力行为的决议发言。李卜克内西为自己的演讲做了极其细致的准备，收集了数字和事实，并且向我详细询问了沙皇俄国和芬兰之间相互的关税关系。但是，在我发言之前（我应该在李卜克内西讲完之后发言），大会收到电报消息说，基辅发生了刺杀斯托雷平未遂的事件。这封电报给大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领导人当中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其他俄罗斯革命者企图刺杀俄罗斯的部长会议主席，这个时候让一个俄罗斯革命者在德国的大会上发言到底合不合适？就连倍倍尔也被这个想法控制了：这位比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高出三个头的老人不喜欢这些“不必要”的困难。他马上找到我，详细的询问道：“这刺杀未遂意味着什么？这可能是哪一派人做的？您不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发言会引起德国警察的注意吗？”我谨慎地问老人说：“您是担心我的发言会引起一些困难吗？”“是的，”倍倍尔回答我，“老实说，我认为您还是不发言比较好。”于是我回答：“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谈不上发言。”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过了几分钟，李卜克内西简直是跑着冲到我面前来。他的情绪激动到了极点。他问我：“他们建议您不要发言，这是真的吗？”我回答：“是的，我刚和倍倍尔说好了。”“您是同意了？”我试图给自己辩护，回答他说：“我能不同意吗，毕竟我在这里不是主人，只是个客人。”“我们这个主席团简直岂有此理，太可耻了，这是闻所未闻的丑事，畏畏缩缩丢人现眼！”等等等等。李卜克内西把愤怒发泄在了演讲当中，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沙皇政府，完全不顾主席团在幕后的警告——主席团曾劝他不要侮辱那沙皇陛下，从而制造些“不必要”的麻烦。
　　罗莎·卢森堡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领导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现在这个党和所谓的“左派党”（Lewica），也就是波兰社会党的革命部分联合起来组成了共产党。罗莎·卢森堡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对俄国文学有着深刻的了解，她日复一日地关注着俄国的政治生活，和俄罗斯革命者有着最为深厚的关系，并在德国的报刊上亲切地阐述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步伐。而在她的第二故乡德国，罗莎·卢森堡凭着自己的天赋不仅掌握了德语，而且对德国的政治生活也有了充分的了解，在倍倍尔的旧社会民主党里担任着最为杰出的职位之一。她在那个党里始终坚持极左翼立场。
　　1905年，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真正意义上经历了俄国革命的事件。那一年，罗莎·卢森堡离开柏林前往华沙——不是作为一名波兰女性，而是作为一名女革命者。从华沙的城堡里保释出狱之后，她又于1906年非法来到彼得格勒，在那里用假身份拜访了一些在狱中的朋友。回到柏林之后，她加倍地反对机会主义，把它和俄国革命的方式方法对立起来。
　　我们和罗莎一起经历了那场落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大灾难：我说的是第二国际在1914年八月的可耻破产[3]。我们同她一道举起了第三国际的旗帜。而现在，同志们，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我们要忠实于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留下的遗训；如果我们要在这里，在这依然饥寒交迫的彼得格勒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厦，我们就要按照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精神去行动；如果我们在前线的军队要向前推进，它就要用鲜血来保卫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遗训。可惜它已经没办法去保卫他们本人了，这个事实多么令人痛心啊！
　　在德国还没有红军，因为那里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敌人手中。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军队，它正在不断地成长壮大。我们等待着德国无产阶级的大军在卡尔和罗莎的旗帜下集结起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有责任让我们的红军知道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做过什么，他们为什么而死，为什么每一个红军战士、每一个工人和农民都要神圣地纪念他们。
　　我们遭受的打击是难以承受地沉重。但是我们在向前看，不仅带着希望，而且还怀着信心。尽管德国现在出现了反动的浪潮，但我们一刻也不曾失去信心，相信红十月就近在咫尺。伟大的斗士没有白白死去，他们的血仇会得报偿，他们的幽灵会得满足。面对这些亲爱的幽灵，我们可以说：“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你们已经不在活着的人们中间了。但你们还存在于我们之中，我们能感受到你们强大的精神。我们会在你们的旗帜下战斗，我们的战斗队伍会被你们的道德魅力笼罩！我们每个人都发誓，如果时候到了，如果革命需要，我们会毫不动摇地牺牲，在你们，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我们的朋友和战友牺牲过的同一面旗帜下献出生命！”


注释：

[1]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871-1925）曾是一名鞍匠，后来成为德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总统。战争期间，他和谢德曼一起成为了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激励者。1923年，柏林工人要求将他作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开除出党和工会。——《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 1918年11月9日的德国革命：
　　德国军队的失败和国家困难的经济状况引发了工人和士兵强烈的革命运动。1918年11月9日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11月2日开始的基尔水兵起义，起义的水兵拒绝参加进攻英国舰队，并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委员会。起义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工兵代表苏维埃开始在各个城市自发产生。这场运动在柏林的规模特别庞大，那里的工人罢工从11月5日开始并且迅速发展。11月9日，柏林的整个无产阶级举行了罢工，当天工人们向威廉二世派出了以艾伯特为首的代表团，而威廉二世见军队已经加入了工人的队伍，只能宣布退位。一个“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取代了被废黜的霍亨索伦政府，它由6人组成：3名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谢德曼和兰茨贝格，以及3名独立社民党人——哈泽、迪特曼和巴特。卡尔·李卜克内西拒绝加入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理由是他不希望和改良主义者合作。在第一届全德苏维埃大会召开之前，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被赋予了充分的国家权力，并被确认为德国的最高立法机构。
　　霍亨索伦君主制被起义工人推翻了，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政策让德国无产阶级没法利用十一月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 1914年8月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
　　在第二国际存在的25年当中（1889—1914），它在其代表大会上反复讨论了战争问题和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陆海军军备的增长使得欧洲大国之间即将发生的战争不可避免，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显而易见。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说，如果资产阶级政府把战争的祸害倾注在人民身上，国际和它的各个分部就会呼吁全世界的工人用他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反对战争。
　　苏黎世大会和斯图加特大会上都对战争问题进行了研究（见注释41和6）。在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巴塞尔大会（1912年11月24日至25日）在其通过的宣言中说：
　　大会责成社会党国际局要更加密切地注视事态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使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保持联系。无产阶级意识到，目前人类的整个未来都依赖于它，它将用自己的全副精力来防止各民族的文明的精华由于数不胜数的兵灾、饥饿与瘟疫而遭受毁灭。大会向你们——各国无产者和社会党人呼吁，不要在这紧急关头保持缄默！要在一切地方通过一切方式来表达你们的意志！尽一切力量在议会中提出你们的一致抗议，联合起来举行示威游行和群众运动，利用无产阶级组织和力量所赋予你们的一切手段，以便让各国政府经常看到高度警惕、生气勃勃、坚决保卫和平的工人阶级的意志！
　　饶勒斯在大会发言中说:“即使我们的宣言没有为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提供具体的行动方案，它也并没有排除其中的任何一种手段。”瓦扬补充说：“宣言保留了诉诸总罢工和起义的思想和决心，以它们作为反战斗争的最后手段。”哈泽、凯尔·哈第、阿德勒等人在大会上都以同样的精神发了言。
　　在1914年7月30日，即战争爆发的前几天，社会党国际局就决定责成所有相关国家的无产阶级加强反战示威活动。决议中说道：“德国和法国的无产者要对本国政府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对于他们的这种努力，大不列颠和意大利的无产者要给予大力支持。准备在巴黎召开的紧急代表大会（大会原计划于8月9日在巴黎召开，讨论的问题是‘战争和无产阶级’）将是国际无产阶级这种和平意志的有力表现。”（译注：此处原注释和中马库文件版本略有出入，按原注释翻译。）
　　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之一在1914年7月25日发出的呼吁中号召工人抗议战争。它的结论是：“这个呼声必须传到各地统治者的耳朵里去：我们不想要战争，打倒战争。国际人民的兄弟情谊万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在7月25日的出版号中威胁说，“如果事情发展到欧洲发生大战，可能就会发生极其意想不到的事件，可能就会损害被德国视作‘最神圣的利益’的东西。”
　　7月31日，即宣布戒严令的那一天，也就是敌对行动实际爆发的那一天，党委号召工人们“耐心等待战争的结束”，而到了8月3日，即帝国议会召开的前夕，社会民主党团召开会议并做出了决议：
　　“对政府要求的贷款投赞成票，并通过宣读宣言来说明做出这一决议的理由。”
　　8月4日，哈泽在帝国议会上宣读了这一宣言。（见注47）。
　　8月9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工人报》（Arbeiter-Zeitung）在《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和平》的标题下刊登了哈泽的宣言，并补充说“该宣言相当符合奥地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和情绪”。
　　法国社会党在8月4日《人道报》（L'Humanité）的一篇社论中宣称：
　　“两院在明天或者后天就要宣布他们的决定，投票表决政府要求的贷款。这些贷款将会全票通过。”
　　8月4日的比利时众议院会议上，在阿尔贝国王发表御座演说之后，王德威尔德代表众议院的社会主义党团发表了如下声明：
　　“社会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履行职责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我们将投票支持政府为保卫国家而要求的所有贷款。”
　　稍后，大不列颠社会党做出了回应。1914年8月13日，《正义报》（Justice）刊登了一篇题为《战争、秘密外交和社会民主党》的文章，其中指出：
　　“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和英国人，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利用我们所有的影响力，尽快实现合理的和平，同时不妨碍政府通过陆上和海上的有力行动迅速赢得胜利的努力。”
　　唯一忠于国际遗训的政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在讨论对政府的信任和战争贷款问题的杜马会议上，议员哈乌斯托夫代表党和杜马中的党团宣读了宣言，其中指出，目前的战争是由征服政策产生的，现在所有参战国家的统治者都要为这场战争承担责任。宣读完毕后，党团离席抗议，没有参加对贷款的投票。同时离席的还有劳动派的代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采取了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普列汉诺夫的“宣言”必须被看作是最引人注目的文件，它描绘了我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见附录第2号）。
　　第二国际的所有分部在战争问题上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观点，而采取了民族利益统一和护国主义的立场。这意味着第二国际作为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已经走向破产。——《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