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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色恐怖”而辩
列夫·托洛茨基
1920
〔说明〕本文是托洛茨基于1920年为反驳考茨基而写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Terrorism and Communism）一书的第4章，原题为《恐怖主义》（Terrorism）。这份中译本并非完整的译本，未译的部分，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在文中注明。
〔来源〕《恐怖主义研究——哲学上的争议》，（英）依高·普里莫拉兹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第60页。
考茨基书中①的主题是恐怖主义。他宣称把恐怖主义说成是革命的本质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说革命一定要忍受恐怖主义并不真实。对于考茨基，一般而言，他是支持革命的，但他又坚定地反对恐怖主义。然而，麻烦也由此而生。
①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对革命的自然历史的贡献》[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Ein Beitrag zur Natur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Berlin：Verlag Neues Vaterland，1919)]。
“革命带给我们的”，考茨基抱怨道，“是由社会主义政府实行的血腥恐怖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首先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观点的社会主义者们随之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这其中就包括德国多数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后者一旦发现他们自身的最高权力受到威胁时，就会求助于恐怖主义政权所用的那些法子，而这种政权正是他们在东方世界中所攻击的那种政权。”似乎从这一点上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革命的性质深深地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而非什么圣贤的思想。但是考茨基却得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对考茨基来说，在所有最后的革命中——俄国的，奥地利的，匈牙利的——白色和红色恐怖主义的巨大发展清晰地表明：这些革命都偏离了它们真实的道路，都不是按照他的理论所设想的那种革命。在没有调查是否恐怖主义“本身”“内在于”革命“本身”的情况下，还是让我们到活生生的人类历史中，对眼前所经历的革命做一点思考吧。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宗教革命，这场运动被认为是中世纪与现代历史的分水岭，其中群众的利益被卷入得越深，它所扫过的范围越广，宗教旗帜下的内战发展得就越残酷，另一方面恐怖也就越为暴虐。
17世纪的英格兰出现了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带来了伟大的社会激变和战争，在纷纷纭纭的事变中查理一世人头落地，而第二次革命则以新王朝的登基大典幸福收场。英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学家们对这两次革命持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对他们来说，第一次革命乃是乌合之众的叛乱——即：“大叛乱”；而第二次革命却被冠以“光荣革命”之名延传至今。法国历史学家奥古斯丁·梯叶里解释了这种区别性评价产生的原因。在第一次英国革命时，即“大叛乱”时，行动中的力量来自人民；而在第二次革命中，人民则是“沉默的”。因而，在奴役的环境下，教导被压迫的人们要有好的举止是困难的。当他们被激怒时，他们就会抡起大棒、石头、火把和绳索。剥削者的宫廷历史学家们正是被此触怒。然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中，可堪伟大之名的历史事件依然是“大叛乱”，而非“光荣革命”。
自宗教改革和“大叛乱”之后，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其意义上远远超过前两者的事件，就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这场典型的革命中，存在着相对应的典型的恐怖主义。考茨基愿意原谅雅各宾党人的恐怖主义，认为除此一途他们别无他法来拯救共和国。但是经此辩解，事后再也没有人能得到帮助和受到阻碍。可18世纪末的考茨基分子们（法国吉伦特派的领导者们）却从雅各宾党人身上看到了罪恶的人格化体现。通过一位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笔下对雅各宾党人与吉仑特派的比照，我们依然可以在他平庸的笔调里受到充分的启发：“两派都渴求着共和国。”但是吉仑特派“渴求的是一个自由、法治和仁慈的共和国。而蒙塔格纳德人所渴求的却是一个暴虐的、恐怖的共和国；两派都支持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但是吉仑特派正确地把人民理解为所有的人，而蒙塔格纳德人却只将劳动阶级看做是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在蒙塔格纳德人眼中只有这些人拥有最高权力的原因”。这种在高贵的立宪会议的支持者与残暴成性的革命独裁政府的代理者之间的对比，被描绘得一清二楚，即使是通过那个时代的政治术语表达的。
然而雅各宾党人的残酷专政却是由革命的法兰西所面临的异乎寻常的困难形势所致。这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是这样描述那个时代的：“外国军队从四面八方侵入法国领土。在北方是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在阿尔萨斯是普鲁士人，从多菲内直到里昂是皮埃蒙特人，在鲁西荣是西班牙人。而且与此同时内乱在四个不同的地方猖撅展开：诺曼底、旺岱、里昂，还有土伦。”除此之外，我们还须加上许多国内的敌人，他们是旧政权的秘密支持者，准备以任何方式来帮助敌人。
让我们在此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性也是由一样困难的环境所决定的。从南至北，由东向西，存在着一个连绵不断的战线。除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等人的俄罗斯白军外，同时或轮番进攻苏维埃俄国的还有：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同时国家处在封锁的绞索里，饥饿扼杀着人们，还有阴谋、叛乱、恐怖行动，桥梁和公路遭到破坏。“承担着与无数内外敌人斗争任务的政府既无资金也无足够的军队，我们几乎是一无所有，除了国家中革命群众所表现出的热情支持和无穷干劲，还有为了国家的安全不惜使用任何必要手段的巨大勇气，尽管它们看上去是那么专断和严厉。”这些话语也曾经出现在普列汉诺夫对雅各宾政府的描述之中。①
① 《社会民主》是对文学和政治学进行评论的季刊，伦敦1890年2月第1册，题目为“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第6-7页。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19世纪下半叶，看看发生在“民主”国家（北美的美国）的一场革命。尽管问题不是完全消灭财产，而只是消除对黑人的所有权，可在以和平方式裁断争论方面，民主制度被证明毫无力量。当南方各州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落败后，他们决定以任何可能的办法恢复迄今为止他们在奴隶拥有问题上曾有的影响力，于是在貌似合理地宣扬自由、独立之类漂亮话的掩护下，掀起了一场奴隶主的反叛。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切内战中后续的结果。这场斗争刚开始时，设在巴尔的摩的军政府不顾“人身保护法”，逮捕了迈克亨瑞要塞的几个公民，因为他们同情南方的奴隶所有者。关于这个行动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成了所谓“高级权力机构”间激烈争论的对象。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定总统既没有权力阻止“人身保护法”的实行，也不能为军事权力机构授予全权。“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这才是对这个问题正确的合乎宪法的解决方法，”一位研究美国内战的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说，“但是国家局势处于如此危急的程度，采取果断的措施以防止巴尔的摩群众叛乱的必要性又是如此巨大，所以不仅是政府，美国人民也都支持大部分强力手段。” ①
① 弗莱彻：《美国内战史》［Fletchet，Lieut-Colonel in the ScotsGuards（St．Petersburg，1867）］，第95页。
一些南方反叛者所需要的物品为北方的商人秘密地提供。自然，北方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此进行镇压。1861年8月6日，总统批准了国会关于“没收用于暴动目的的财产”的决议。在最具民主因素的形式下，人民赞成了那些极端手段。共和党在北方明显占有多数，而被怀疑是脱离主义的人们，如那些对反叛的南方诸州持有同情的人，将受到暴力镇压。在一些北方的乡镇，甚至是以守秩序著称的新英格兰，人们也经常冲入支持造反奴隶主的那些报社的办公室内，把他们的印刷设备砸个粉碎。偶尔也有些反动的出版商被人们涂上焦油，糊上鹅毛，拉到公共广场上展出，直到他们发誓忠于联邦时才罢休。对涂满了焦油的农场主的人身攻击与“目的本身”并没多少关系，因此考茨基的绝对律令在美国内战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还不是全部。“就政府方面讲”，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吸收了各种类型的压制性手段来反对那些与它意见相左的出版物，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的出版自由就缩减到比专制的欧洲国家好不了多少的地步”。同样的命运也落在了言论自由的头上。“以这种方式，"陆军中校弗莱彻继续讲道，“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民否定了其自身的大部分自由。这应当受到注意，”他从中引出教导说，“大多数人民忙于战争事务，为达目的准备不惜任何牺牲，这种投入程度不仅使他们不再注意自由的消失，而且几乎不会去注意它们的灭绝。”①
① 《美国内战史》，第162-164页
南方残忍的奴隶主们雇用毫无管束的乌合之众干出了数不尽的更无情的坏事。“无论哪里出现一大群支持奴隶制的人，”帕里斯伯爵写道，“公共舆论就表现得对少数派十分残暴。所有那些对联邦旗帜表示惋惜的人……被迫沉默了下去。然而这还不够。像所有革命一样，中庸之人也被迫表达他们对新秩序的忠诚……那些不同意这样做的人作为牺牲品被抛入那些充满仇恨和暴力的群众手中……在每一个发展中的文明（西南各州）中心都成立起了警戒会——它由在选举斗争中持与众不同的最为极端意见的一帮人组成……小酒馆是他们经常开会的场所，就在喧闹狂欢中掺和着令人不齿的对公共司法形式拙劣的模仿。少数几个疯狂的家伙围在一张摆满杜松子酒和威士忌的桌边，就在那审判到场的或缺席的当地市民。那些被告甚至在受审之前就能看到绞索已经准备好了。而缺席受审的人直到挨了一粒藏在森林中的刽子手射来的子弹时才知道对他的判决……”这幅场景使人极易联想起每日每夜发生在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里奇，以及其他盎格鲁—法兰西—美利坚“民主”英雄的营地里的事情来。
我们再考察一下恐怖主义的问题是如何出现在1871年巴黎公社中的。无论如何，考茨基在巴黎公社与我们之间进行对比的努力根本上是失败的，而且只是使作者在大多数无足轻重的细节上去玩弄词汇。
人质制度显然必须被看做是“内战中恐怖主义内在的因素。考茨基反对恐怖主义，所以也反对人质制度，但是他却支持巴黎公社。（注意：巴黎公社出现在50年前。）”然而巴黎公社就扣押人质。这样困难就产生了。何种解释艺术才能为此开脱呢？巴黎公社对人质以及对处死他们的关注程度是与凡尔赛所执行的残暴政策相关联的。根据考茨基深刻的阐释，这是“为了努力保障人们的生命，而不是损害它”。一个奇迹般的发现！这只需进一步得到发展。它可以，而且一定能，解释为在内战中我们消灭白军，目的是不使他们更多地杀害劳工。结论是，我们的责任不是破坏人们的生命，而是去保护他们。但是当我们用手中的武器保护人们的生命时，它又导致了对人生命的毁灭——不算其他更为古老的圣哲，这也是一道只有老黑格尔才能破解的辩证奥秘式的难题。
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维持存在并坚固它的阵地，只在于它坚决地与凡尔赛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凡尔赛在巴黎也有着大量内线。为了与梯也尔的内线们作战，巴黎公社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前线和后方同时打击凡尔赛的阴谋。在与国民议会的军队进行内战期间，如果巴黎公社的原则超出了巴黎的边界而进入外省，就会发现它在那些和平居民中仍会遇到十分坚定的敌意。所以当巴黎公社与保皇党作战时，在后方并不允许保皇党人有言论自由。
不顾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一切，考茨基完全没有认清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是什么，而特殊意义上的内战又是什么。他不理解每个，几乎是每个，巴黎市区中梯也尔的同情者不仅仅是思想上巴黎公社的“反对者”，而且也是梯也尔的间谍、内线，是时刻准备从后面开枪的凶恶之敌。必须使这些敌人变得无害，在战争时期也就意味着必须消灭他们。
战争期间，革命的问题包括摧垮敌人的意志、强迫他们投降以及接受征服者的条件。当然，意志是一个属于心理世界的事实，但是与会议、争论或国会截然不同的是，革命通过运用物质资源来实现它的目标，尽管这比战争的程度要低。资产阶级自身通过叛乱征服权力，并通过内战来加固它。在和平时期，它又通过压迫体系来维持权力。只要是阶级社会，建立在根深蒂固基础上的敌对就会进行下去，而压迫者也会保持着必要的手段来摧垮敌对一方的意志。
虽然在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国家的形式结构之内成长了起来，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避免内战。关于谁才是国家统治者的问题，如资产阶级是死是活，并不是由每一方参照宪法有关章节而完成的，而是要诉诸各种形式的暴力斗争。尽管考茨基深入探究了类人猿的食物问题以及在目前和远古环境下决定人类残忍性的原因，他应当发现在历史中，除了系统、有力地使用暴力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摧垮敌人的阶级意志。
斗争中残暴的程度依赖于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状况。被推翻的阶级敌人的反扑越残忍、越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恐怖制度对其进行系统的镇压。
但是考茨基在他与苏维埃的斗争中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一种新的立场，对俄罗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残暴行径他只是简单地推到一边，置之不理。
“这种暴行，”他说，“在1917年11月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最近的布达佩斯不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通过这种对问题令人满意的表述，革命的恐怖主义被证明不过是血腥的布尔什维克的作品，他们同时还放弃了素食主义类人猿的传统和考茨基的道德教诲。
实际上苏维埃在1917年11月初（新历）首次夺权时，只以轻微的牺牲就达到了目的。俄国资产阶级发现自身已脱离人民群众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内部得不到一点帮助，在战争进行和结局处只能让步、妥协。而在克伦斯基政权下，人们士气又十分低落，所以很少能看到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在彼得格勒，克伦斯基的政权几乎未经一战就垮掉了。在莫斯科虽然有较长时间的抵抗，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我们自己在行动中犹豫不决造成的。在绝大多数外省的城镇，仅仅收到了来自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电报后权力就被移交给了苏维埃。如果事情就在这里结束，以后就不会出现“红色恐怖”这个词。但是在1917年11月，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抵抗的明显迹象。确实，就其本质而言，俄国反革命需要西方帝国主义政府的干涉来为其增添信心，并为其抵抗提供持续增长的力量补充。在苏维埃整个革命时期每天的事件中，都可以显示出这种干涉的重要性和意义。
克伦斯基的“工作班子”感到无法从现成的军队中得到支持，所以倾向于承认苏维埃政府，而此时苏维埃政府已经开始了与德国的停战谈判。但是随后到来的却是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抗议，并伴以公开的威胁。“工作班子”的成员开始害怕了，加之“同盟国”官员的煽动，他们开始走上对抗之路。这导致了武装冲突和外勤人员的主管杜赫宁将军被一群革命的水兵谋杀的事件。
在彼得格勒，协约国的公务代表机构，特别是法国军事代表团，与社会主义革命者及孟什维克一起，从苏维埃革命的第二天起，就公开组织反抗，广泛地动员、武装、煽动我们的士官生和资产阶级的年轻人。11月10日容克的叛乱导致百倍于11月7日革命的牺牲。与此同时，在协约国的组织下，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发动了反对彼得格勒的冒险战役，这很自然地把兽性因素引入了斗争之中。尽管如此，克拉斯诺夫将军还是以其人格担保而被释放。雅洛斯拉瓦的反叛（1918年夏）导致更多的牺牲，这次叛乱是由萨文科夫在法国特使团的指示和财力支援下组织发动的。在英国军舰和飞机的协助下，“大天使号”根据英国海军代表机构的计划被俘获。统治之初的高尔察克，这个被美国股票交易所提名的人，是被由法国政府物力维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带来的。卡列金和克拉斯诺夫（被我们放了的那个人），顿河地带反革命的第一批领导者，能够赢得暂时胜利，应当感谢我们兵力分散和德国的财力支持。在乌克兰，苏维埃的力量在1918年初的时候远远不如德国军国主义。邓尼金的志愿军在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援下建立起来。仅仅怀着对英国介入的期望，和对英国军事支援的期望，尤登里奇的军队就得以创立。协约国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在两年中不间断地公开讨论：为俄国内战提供资金支援是否是一件有暴利可图的事业。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确实需要厚着脸皮、硬着头皮才能不理会国际环境，而只在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中寻求俄国内战血腥性的原因。
俄国无产阶级是首先踏上社会革命的道路的，而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俄国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被鼓励着对抗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失败，仅仅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在所有国家的同盟还掌握着权力，还控制着经济、政治和一定程度上军事上的最高权力。
如果我们的11月革命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建立起无产阶级统治后的几个月，或几个星期才发生，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革命将是这个充满罪孽的世界上所有可能的革命中最为“和平”、最“无血腥”的革命。但是这种历史进程——不论怎样，一看上去就是最为“自然的”，最有利于俄国工人阶级的——却发现其自身被违反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错误，而是事件的意志使然。事与愿违，俄国工人阶级被证明要第一个担起这个历史使命。经过初期的混乱，国家处在外敌入侵、内奸阴谋造反的危难之际。这种环境下，武装俄罗斯的工人阶级，求助于严厉的恐怖手段，给予那些曾经统治过俄罗斯的阶级反叛分子以绝望性打击就是正义的。现在没有一个人会说这些措施是无用的。但是，或许我们还被期待着将这些政策看成是“不可忍受的”。
工人阶级在战斗中夺取了政权后，作为其目标和义务，就必须去建立不可动摇的权威，去保证自身的最高权力不受侵犯，去击碎敌人对新政权的颠覆行动的非分之念，从而确保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行，否则我们将失去政权。
正如革命在“逻辑上”并不要求进行武装暴动，它在“逻辑上”也同样不要求实行恐怖主义。多么深刻的老生常谈啊！然而革命却需要革命阶级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武装起义，通过运用它能支配的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如其必需，也不放弃恐怖主义。用手中的枪杆子夺取权力的革命阶级一定要，而且也愿意去，手握钢枪打消那些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再抢回去的企图。哪里出现了充满敌意的武装，哪里就有我们的武装来反抗它。哪里遭遇到武装的阴谋集团，哪里有谋杀、造反的企图，哪里就有毫不留情的惩罚向这些敌人投下灭顶之灾。也许考茨基有什么其他的良方？或者他确实能把整个问题都压缩到忍耐的限度内，并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成功地劝告统治者们用监禁来代替死刑。
忍耐的形式和等级的问题当然不是“原则性”问题。它是一个权宜性的问题。在革命时代，那些被赶下了台的政党，不可能使其自身与那些坚定的统治阶级相妥协，而是会不顾一切地与之进行对抗，这些人根本不会被监禁的威胁所吓倒，同时在他们对抗期间，他们也不会相信这种东西。这个简单又明确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普遍地诉诸内战的硝烟来解决问题。或者，考茨基想说的可能是：死刑并不合宜，“阶级不能受到威胁”。而这却是不真实的。当然“从长远看”，如果恐怖主义是用来反对一个处于历史上升阶段的阶级，那么它终归是无效的。然而对于一个不愿离开历史舞台的反动阶级，恐怖政策却非常有效。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威慑都是一件有力的政策武器。战争，如革命，就是建立在威慑之上。一般说来，一场胜利的战争所毁灭的只是被征服的军队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对剩余的则要通过威慑之力摧垮他们的意志。革命的事业亦然，它要杀一儆百。在这种意义上，红色恐怖无异于武装暴动，是它所代表的那些东西的直接延续。革命阶级的国家恐怖主义只能被这样一种人在“道德上”进行谴责，这种人从本性上拒绝（简而言之）每一种无论何种性质的暴力形式——因而在结果上也拒绝每一场战争、每一次起义。
“但是，既然那样，你们还有什么策略是可以与沙皇专制的策略相区别的呢？”自由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中的高级教士们这样质问我们。
圣洁的人呀，你们真的不理解这一点吗？那让我们解释给你们听吧。沙皇的专制恐怖直接指向无产阶级。沙皇的宪兵队残杀那些为了社会主义秩序而战斗的工人。我们的特别委员会枪毙那些妄图恢复资产阶级秩序的地主、资本家和将军。你们抓到了这种……区别了吗？真的抓住了？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注：接下来一节题为《“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前10段左右该译本未予译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注）
当然考茨基愿意“谴责”——用额外的墨水——对苏维埃的封锁、协约国对邓尼金的支持以及白色恐怖。但是他所具有的高度公正性使他愿意承认这些是某些情有可原的环境造成的。你看，白色恐怖并没有违反他们自身的原则，然而布尔什维克在使用“红色恐怖”时竟背弃了“他们自己所宣称的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
在实践中，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它与圣训“你不可杀生”的区别在哪里，考茨基没有解释。当一个凶手对着一个孩子举起屠刀的时候，为了救孩子人们可以杀死这个凶手吗？“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是否因此就受到了侵犯？一个人是否可以为了自卫而杀死一个凶犯？被压迫的奴隶反对他们的奴隶主的暴动是否允许？用囹圄生活为代价购买一个人的自由是可以接受的吗？是否人的生命一般说来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以至于我们不仅必须否定恐怖政策，否定战争，还要否定革命本身？考茨基只不过没有意识到反革命实际上就意味着那种他努力强加给我们的“原则”。在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考茨基又指责我们缔结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按他的意见，我们应当一直打下去。但是这会儿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又在哪里？是否当问题变成：对着说另一种语言的人们时，生命就不再是神圣的了，或者考茨基认为在战略战术原则下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根本不能算作是屠杀？确实，在我们的时代里，提出比这个原则还要虚伪、愚蠢的原则来，可真是一件难事。只要人类的劳动力，以及生命本身，仍保持着可以被买卖、被剥削、被抢掠的状态，“人类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就是一桩可耻的骗局，说它的人意在将被压迫的奴隶永远锁在枷锁之中。
我们曾为反抗克伦斯基带来的死亡惩罚而战斗过，因为这种处罚是旧军队的军事法庭强加给那些拒绝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士兵身上的。我们从旧的军事法庭手中夺下了这种武器，摧毁了旧军事法庭，并遣散了提供它们的那些旧军队。对于红军中的破坏活动，以及一般说来在全国范围内的那些努力以谋反、凶杀和制造混乱为手段，企图复辟旧制度的反革命阴谋家，我们就要根据为捍卫我们的胜利而进行战争中的那些铁的法则来对付他们。
如果这是一个寻求正式反驳的问题，那么很明显我们须站在白色恐怖的立场上。这种恐怖是那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阶级所使用的武器，他们是在保护着唯心主义的哲学，并坚定地认为个体（也就是他们自己）就是目的本身。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根本不关心什么康德式的神职人员和素食主义的贵格会教徒们在“人类生命神圣性”上的瞎扯。我们没有得到权力时是革命者，在得到权力后依然要进行革命。为了使个体生命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必须摧毁迫害人的社会秩序。而这个问题只能由铁与血才能解决。
在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之间还有另外一种不同，这一点考茨基时至今日也没有看到，但是这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则具有决定性意义。白色恐怖是历史上反动阶级手中的武器。当我们揭露出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的无效性时，我们从未否认在某些情况下，统治阶级通过逮捕、枪毙的手段可以在短期内迟延社会革命的发展。但是我们也确信这些手段终究不能终止革命的进程。我们相信这一事实，即：无产阶级是历史中上升的阶级，而资产阶级社会失去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它就不可能再发展。今天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走向没落的阶级，它不仅不能在生产活动中发挥核心的作用，而且因为帝国主义的占用方式，它进而开始毁坏世界的经济结构和一般人类文明。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历史反动性还是十分巨大的。它手中握有权力，而且也不愿意放弃它。因此它威胁说它之后整个世界会陷入深渊。我们被迫要夺取它的权力，打倒它。红色恐怖就是用来反对这个注定要毁灭又极不情愿消亡的阶级的武器。如果说白色恐怖只能迟延无产阶级历史发展的进程，那么红色恐怖则加速了资产阶级的灭亡。这种加速——一个纯粹加速度的问题——在某些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没有红色恐怖，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世界的资产阶级就会在欧洲革命之前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只有瞎子才会看不到这一点，除非他有意掩盖事实。
一个人如果认识到了苏维埃体系真实存在这个事实的历史重要性，就一定会支持红色恐怖。考茨基，在最近的两年期间，成篇累牍地写文章攻击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他小册子的末尾，虽然在其意料之外，但也不得不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今天在世界革命运动中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尽管注意到布尔什维克的那些手段，”他写道，“事实上，无产阶级政府在一个大国不仅获得了权力，而且在困难重重之中保持到现前已有两年之久，极大地增长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权力意识。作为一场现实的革命，布尔什维克由此已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grosses geleistet）。”
从我们长久以来停滞等待的角度看，作为对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历史真理的承认，这种宣告令我们吃惊。通过在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反对下存在了两年这一事实，布尔什维克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但是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坚持得住，不仅依靠思想，而且还依靠刀剑。考茨基的承认是对红色恐怖手段不情愿的认同，同时也最有效地宣告了他自己吹毛求疵的谎言的无效性。
……（注：之后一节《战争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the War〕该译本未予译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录入者：阿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