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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央委员会
托洛茨基
（1923年10月24日）
龚义哲 译
英文版编者注：托洛茨基于10月8日上书中央，在政治局对此作出答复之前，又有四十六名重要党员于10月15日发表声明，支持托洛茨基的批评，号召中央委员会与那些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方针政策的“最著名与最活跃的党务工作者”共同召开会议。本书附录部分收录了这个《四十六人声明》（第397页）。
政治局在答复托洛茨基的信中，指责他“挑唆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并指控他犯下了一系列可能会“引发真正的党内危机、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制造隔阂”的错误。复信中没有对他的主张做出任何正面的答复，而是指控他的经济方面的建议背后包藏着当上“经济与军事事务的独裁者”的野心。最后，政治局含沙射影地提起了列宁以前同托洛茨基的分歧，没有对托洛茨基的任何建议作出正面答复，反而对他的过去进行污蔑，抹黑他的观点，这是出于派别斗争的需要而歪曲历史的一次初步尝试。
托洛茨基在答复政治局时，对他个人遭受的诽谤不屑一顾，并直接引用了列宁的观点。《社会主义信使报》在1924年5月28日发表了政治局的这封信与托洛茨基在1923年10月24日给中央委员会写的第二封信的部分内容。本书中收录的英文版仍是由玛丽琳·沃格特根据《社会主义信使报》上的文本翻译而成的。
我们这里引用的，是托洛茨基写给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第二封信中最关键的部分。
……2、“关于把列宁的名字拉进我们的分歧中的企图。”“政治局委员的信，企图把列宁的名字拉进目前的争论，这种做法企图让人们以为，一方代表着列宁同志的政策的延续，而另一方代表着反对这些政策的斗争。把这种争论打扮成这种形式的伎俩早就用过不止一次了，虽然以前做得更谨慎、更隐蔽一些——就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的准备期间，特别是在十二大之后，都用过这种伎俩。由于这些伎俩采用了含沙射影和阴险狡诈的形式，对它们做出正面回应是不可能的。他们之所以含沙射影，正是因为他们算准了这样做是不会得到答复的。政治局委员目前的‘答复’，企图把这种含沙射影做得更具体一点，但是，同样的特征暴露了它，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含沙射影是如何的毫无根据，同时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明确而毫不含糊地驳斥它。我将逐条分析争论中的各种问题，引用的每一句话和每一本书，都会给出具体出处，以供查对。
“（1）与经济有关的核心问题之一，过去是、现在仍是这个问题：所谓制定计划，就是在调整国营经济、使其适应市场的增长的过程中，对其基本要素进行系统的协调，而总体指导应该在计划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过去坚持认为、现在还是认为：缺少正确的、统一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正是经济危机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当然，在关于指导制定计划的组织这个问题上，我确实与列宁同志有分歧。列宁在我心目中的威望，就和他在其他中央委员会委员心目中的威望一样巨大。但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应该明白，在中央委员会里，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就该坚持自己的意见。
“但在列宁自己的构想中，他自己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1923年7月2日，列宁把一份特别的备忘录通过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给了政治局，这是他在1922年12月27日那天口授的《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列宁在这份文件里写道：‘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我们的立法机关系统中奖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我想， 可以而且应该赞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是这一方面， 而不是下述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由我们政治领袖中的某人担任，或者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 等等[1]。’最后，列宁表示反对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任务变成临时的和紧急的个别任务，并主张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应该是那种通过它就可以‘经常地……解决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处理的全部问题’[2]的任务。正如我们所见的，这里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十分鲜明而完整的。
“（2）在十二大之前，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生分歧、并让列宁也卷了进去的另一个经济问题，是关于垄断外贸的问题，我在十二大上提到过这个问题（而且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并将它当作是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专政的重要支柱之一。我这里有一篇列宁针对这个问题而写的很长的信。我下面要全文引用列宁在1922年12月13日的这份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3]。”
（3）在这一段中，托洛茨基提起了一件事：列宁曾委托他在党中央委员会上，对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4]。
“（4）有一个中心问题是由列宁提出的，即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过去曾被、现在还是被当成我和列宁争论的一个话题，然而这个问题其实就像民族问题一样，极其清楚地反映了政治局内的派别组成。当然，我对旧的工农检查院的态度确实很差。但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对工农检查院的评价要比我要刻薄得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5]。”如果大家还记得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这个职务谁当得最久，就不难明白列宁说的是谁[6]，在关于民族问题的那篇文章里也是一样。
“可是，对于列宁提出的改组工农检查院的建议，政治局作何反应呢？尽管列宁坚持要求立即发表这篇文章，布哈林还是扣下不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给我打电话，把这篇文章的事告诉了我，请求我想办法尽快让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在我的要求下，政治局召开了会议，除我之外的所有出席者——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李可夫、加里宁和布哈林——不仅反对列宁的计划，还反对发表这篇文章。反对得最激烈和最坚决的是书记处的人。考虑到列宁一再要求看到这篇文章付印，未来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古比雪夫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向政治局建议：为了安抚列宁，专门为他印刷一份印有这篇文章的特殊的《真理报》，同时压下这篇文章，不让全党知道。曾任书记处书记的古比雪夫同志后来被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反对列宁的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的斗争中，通过了一个计划，让列宁的计划“变得无害”。（在古比雪夫领导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因此就变成了一个独立、公正的党的机关，坚持和维护了党的合法性与党的团结的根基，使之免受遭到滥用的党的行政权力之害了吗？我在这里不打算对此深入讨论，因为我觉得答案已经十分清楚了。
“这些就是最近关于我反对列宁的政策的‘斗争’的最有教育意义的插曲。”
[1] 《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3卷，第344—345页。
[2] 同上，第348页。
[3] 《社会主义信使报》没有引用这封信。这段引文为：“托洛茨基同志：……我觉得我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不管怎样，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致列·达·托洛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52卷，第548页。）
[4] 参见《致列·达·托洛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2卷，第554页。——中译者注
[5]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3卷，第381页。
[6] 指斯大林。——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