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4月6日）

托洛茨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的发言

（1926年4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83

　　同志们，由于时间不够，我只能回答几个最突出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我本来根本没打算说，但捷尔任斯基同志却出人意料地迫使我对此作出解释。他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落后和冒进哪个更好。不错，许多同志都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别人都是以最泛泛的方式，依我看差不多是幼稚的方式提问的。我当然并没说过“冒进”好，但我说过近几年来采取的都是我们必然落后的方针。由于受总的最低纲领方针的影响，我们的运输业和冶金业就实施了使我们1930-1931年才能达到现有水平的纲领。就拿向国外订购的那批机车来说，由于发生了党内争论这场灾难，竟有人毫无根据地把这件事扯到我的头上。当时有人说，1931年以前订单订的这批机车不会完全派上用场。但既然我不像争论中编造神话所说的那样对机车订多负有责任，那我现在也不能把购得这些如此有用的机车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我举出这个例子就是为说明我们在某些主要经济问题上存在过分收缩的倾向。我说的是这层意思，而不是什么冒进。可捷尔任斯基同志却问我冒进和落后哪个更好。不仅如此，他问得还相当具体，问去年（日历年度）起跑过快以致不得不后退的做法对不对。我不知道捷尔任斯基同志为什么偏偏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米高扬提出类似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未必清楚事情的原委，他完全可能把秋天“轻率”的起跑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产物。可捷尔任斯基同志应该知道，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在去年6月12日就提出警告要防止轻率起跑。我不知道包括米高扬在内的其他同志是不是这样做的。至于说到我，去年6月12日我就说过，尽管形势很好，但由于我国某些工业部门盲目冒进使我们面临金融信贷危机。我逐字引用过的这段话：“金融信贷危机有可能演变为尖锐的工商业危机。我不想被人误解，尤其是在早就有人议论什么‘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等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既然预见到危机必然要爆发，就可以采取一些能缓解其影响和后果的措施。可是却反其道而行之：目前在经济工作人员中流毒甚广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报刊支持的那种盲目乐观可能会加重这场必然爆发的危机的影响，因为这场危机会使我们猝不及防。”这是6月12日的事情。我自然只要需要就千方百计地坚持这一点：今后必须把国民经济资源向工业转移。但同时我绝对清楚必须量入为出，要按已拨出的那些不足的资金来办事。一条战略斗争路线是把资金向工业转移；另一条战略斗争路线是工业自身内部的财政平衡。6月24日我还说过：“有某些迹象表明，工业——至少是工业的个别部门——的发展没有量入为出。这样做的后果再过一年或半年左右就会相当尖锐地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应予以特别重视。或早或晚都应在小范围内集体讨论这一问题。”这是6月24日的事情。我不知道别人在这个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但我决不想让别人以不应该“冒进”、不理智的冒进是有害的来教训我。现在，也就是事后，把我当时——而不是出现失误后——表达的想法拿来反对我，这样做大家都该认为有点可笑吧。说什么不应该盲目冒进。可要知道这是我在6月12日和24日说的，这是我的预见，而不是现在，不是今天，不是事后说的。（加里宁：那就是说，您是位很不错的实践家，但却是个糟糕的理论家了。）是的，就是说……但这还不是全部情況。6月28日，我们一家经济类报纸登出了一篇文章，其主要口号印成了黑体：“近期内不用生产规划来梳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口号是：尽最大的可能和力量发展。”看，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但我当天说的是：“这种疯狂的提法意味着公然号召我们用如下办法来执行我们的生产政策，这种办法不可避免地（在半年左右）会使我国脊椎尚末挺直的工业爆发随着固定设备危机而来的最严重的工商业危机。”这是我6月28日说的。（李可夫：这登在哪张报纸上？）不是登在报上，而是写在给捷尔任斯基的信里。两周写了三封信。所以捷尔任斯基同志比起其他任何一个人来更没有理由来责问我盲目冒进的作法好不好。（捷尔任斯基：我们6月份原地不动时您说要起跑，可是我们起跑了，您又说再跑快点。）不，捷尔任斯基同志，这都是小值一提的东西。我为不得不引用这些信感到非常遗憾，但这是您的过错。当我给您这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负责领导人写信的时候，是希望在经济方针上帮帮您，当然我也没想到您会逼着我在这里引用这些信。现在，当您为时略晚地指责我，说我不清楚起跑不是始于6月而是始于9月时，这只证明您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缺乏批判的态度。由于这些“历史”原因和错误，工业所拥有的资源相当不足，然而我们不得不以这些资源为准。您，捷尔任斯基同志，却没有认识到早在6月（也许更早些）就可以预见到出现财政困难的危险并且应该（正像我建议的那样）召开搞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开会核实一下工业的起跑在财政上能得到多大的保障。遗憾的是，您没有召开这个会议。的确，失误一点也没有给我们造成大灾难。也不要夸大事实。但现在如果有谁企图转而把失误拿来指责我，那么我得说这是“用我的拳头来塞我的嘴”。不合适！因为如果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政治局有人在6月就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危险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我！我召集了工业银行和一些托拉斯的工作人员。当然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作出了几点重要的预见，我认为比例失调的起跑正威胁着我们。遗憾的是，您捷尔任斯基同志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也不重视屡次提出的警告，可米高扬同志现在，几乎快过了一年，却把失误归罪于我。（米高扬：失误是我们的错，而您还在继续提您的建议，这是您的错。各有各的账）正是如此：各有各的账。
　　日丹诺夫同志曾经问过，我的修正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作是修正案。他说这是一个独立的决议。安季波夫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不知道我修正的是哪几条。这里还有人对纲领等作了不恰当暗示。李可夫同志本可以扼要地介绍这个决议的形成过程，给大家解释清楚所有这一切。建议政治局为下一次全会，即这次全会，制订关于经济状况的决议的是我。这个建议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是一致通过的。在代表大会上出现种种情况之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并感到有必要制定这个决议。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由李可夫的委员会制订的那个决议草案我是上星期三收到的。（莫洛托夫：是星期二。）不，决议是星期二晚上寄出的，我是星期三收到的。现在你们连几个小时也争来争去，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你们把我们提交必要的修正案的时间卡得太紧。我星期三收到决议，却要求我星期四早晨提出修正并交付表决。我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的新一届的第一次全会上谈到形成党的领导核心时曾经说过，不要把政治局委员置于两难的境地——不是被迫对背着你商量好的现成草案提出相反的意见，就是不得不保持沉默，被迫同意和屈从你所不同意的东西。如果这个决议比较正常地通过政治局讨论，那么在这里激化的许多问题就会通过比较正常的途径得到解决，对此我毫不怀疑。可星期三收到的这份内容极为重要的决议，星期四就要交付表决，我出于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尊重只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参加表决。当时把此事推迟到星期六。由于考虑到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我并不指责制定决议的时间过长。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决议（已经商定的）到我手上时是星期三，即政治局开会的前一天，而推迟也只推迟到星期六早晨。星期五这天我得起草将在星期六提出的对建议的修正意见。安季波夫同志说，不清楚这些修正意见修正的是什么。这不对，不应该人为地激化矛盾，也不要蓄意歪曲。我在李可夫同志委员会里已十分明确地指出过，我对哪一点提出哪些修正意见，李可夫草案中哪一条未经任何改动我就能够接受。所以，当某些人在这里提出：李可夫的决议里有什么什么，可托洛茨基的却没有，他们这样说是无的放矢：我之所以没有这一点是因为我同意李可夫的有关提法，我在委员会里就这样声明了。耗费时间作这些解释我感到很懊恼。错误的不正常的工作方式在不可能发生冲突和对立的情况下也会挑起冲突和制造对立。（有人大声喊叫。）请原谅，你们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其实，同志们，你们还想要什么呢。当如此重大的一般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发生转折之际，如果我们党内不出现实际的综合性的分歧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过不必人为地夸大这些分歧。否则党又如何能生存并向前发展呢。否则就会出现莫洛托夫发言中提到的现象：以各种口实从左边和右边来指责半托洛茨基主义。为什么指控者轻易变成了被告呢？因为在我们这里任何问题都被置于机关剃刀的刀刃上，即使偏离这一刀刃千分之一毫米，也要被机关神话编造者说成是骇人听闻的倾向。需要借助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来支撑这种机关制度。而这种机关制度会自动导致出这样的情况：不久前还指控别人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人，今天他自己却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
　　（插话：出于本人的愿望。卡冈诺维奇：存在决定意识。）
　　托洛茨基：可我认为，目前哈尔科夫的存在非常悲惨地决定着某人的意识。
　　斯克雷费尼克：这暗示什么？
　　托洛茨基：如果您给我15分钟，我就可以详细说明这暗示着什么。但我认为，这里的大多数人仅凭简单的暗示也会心领神会的。
　　日丹诺夫同志不知为什么提起了1923年的争论。于是别人也毫无缘由地谈起了1923年这场争论。我并没有也不准备指靠这场争论帮忙。现在谈的是今天和明天。我谈过去丝毫没有同“行动纲领”矛盾的意思。现在，尤其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我们面临着新形势，这次代表大会批判了道威斯计划、农业倾向不是偶然的。要依靠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确立的这一新形势，从这一新形势出发。所以我也不准备回答加米涅夫同志的问题，尽管他说他不是抽象地，而是出于经济的具体需求来对待工业化的；我也不去研究经济转变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与主观转变相符的问题。
　　关于收成问题。我知道，机关又开始就这个题目编造神话了，这是米高扬同志开的头。米高扬同志，您该知道如果您仍旧打算像以前那样进行争论的话，我甚至可以跟您一起去库班哥萨克那里争论一番……
　　米高扬：我们是在中央全会上，可不是在库班哥萨克中间。
　　托洛茨基：但您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就像向库班哥萨克揭发我一样。我也就以牙还牙，而且有更充分的理由。我要说，米高扬当然是最支持结合的了。但他是怎么理解结合的呢。他在这儿教会了我们什么呢。大家知道，他说过，该怎样给羊剪毛。要上下前后左右从各个方面均匀地剪、不能剪肉，不能剪出血。米高扬就是把结合理解为剪毛者与被剪毛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结合的工具就是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笑声。）而这一切则被称之为无产阶级与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结合。不，太谢谢了。我不同意这种牧羊式的对结合的理解……
　　该驳斥这种蛊惑性的观点，应该老老实实地理解我对收成的说法。我已经以书面声明的形式要求把我对米高扬同志错误引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文字的批驳列入会议记录。其实应当说，我这里所说的是对我国收成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社会主义的评价。有人说托洛茨基害怕丰收，而莫洛托夫则不怕丰收，这太荒唐了，因为丰收是一种不受我们监督和影响的因素。这是否意味着我在作祈祷，求老天停止丰收，而你们要求扩大丰收。这是什么意思。这没有什么政治意义。问题就在于我国的工商业为丰收和为了社会主义利用丰收作准备的方法。我在修正案里说过，消极地坐等李可夫决议中只字未提的丰收就意味着我们坐失时机，工业品不足及我们对丰收没有作好准备，而丰收意味着市场容量的扩大并从而导致比例失调加大，由于没有持有工业品的国家承办人，丰收就推动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经济力量对比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可能变得不利。难道这一年来的经验还没让我们学会什么吗？
　　我要问：尽管总的来说国家富裕了一些，但此时此刻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领导地位这一点上的状况是不是不如一年半以前了。为什么？因为比例失调加剧，因为对去年的丰收没有准备。这里是否有什么东西说明我们“张皇失措”了呢？不，没有理由要张皇失措，更没有理由视而不见。而把合理的社会主义的忧虑说成是“张皇失措”那就错了。如果再出现今年这样的变化，哪怕百分之一、二重复今年的状况，那么尽管生产力全面发展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速度仍然会是负增长。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将占上风。我说过而且现在还在说，大丰收本身是作为一切发展基础的创造性因素。但我还要重复一遍，在丰收的基础上可以有两种发展：向资本主义发展和向社会主义发展。一台好机车是个好东西，跑得越快越好；但如果指针没有及时转过来，那就有翻车的危险，而且机车开得越快，翻车的后果越严重。丰收犹如一台正在疾驰的机车，如果工业这个指针不能很好地摆正，那么翻车的危险性就很大。
　　这就是我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表述过的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在我不得不重新来加以论证。你们说，我的修正案的提法不适当。那咱们就一起来找到另外的提法。问题难道在这里吗？但当你们转而去进行蛊惑煽动的时候，当你们开始大喊大叫，说有人害怕丰收的时候，那么我要重申：这种做法对孤陋寡闻、糊里糊涂的库班哥萨克也许倒挺合适，可对中央全会来说这绝对不合适。
　　我归纳一下我的话。我和皮达可夫同志对比例失调及其变动的问题的看法没有被驳倒。我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下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速度的问题以及决议中对这个问题错误提法的看法也没有被驳倒。决议里对发展出口（和进口）的要求与“不依赖”世界市场的提法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我们的论据也没有被驳倒。我认为在改造固定资本的新时期里计划因素具有创造性内容，这一看法也没有被驳倒。决议里没有计划因素这一内容。决议既末阐述，也未说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有关工业主导地位方面的指示。李可夫同志的决议规定的1926〜1927年度的指令性任务完全是一笔糊涂账。某些同志不顾整个讨论的过程，说我的修正案十分之九在李可夫同志的决议里已经有了，而剩下的那十分之一则是有害的（他们打算以此来对我引用的斯大林的那些话作相应的解释），这足以使人想起穆斯林的哈里发欧麦尔，他说：“凡是超出古兰经的，那不是在重复古兰经，因而是多余的，就是反对古兰经，因而是有害的”。然而，李可夫同志的决议并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古兰经。
　　我认为对提交表决有重要的决定意义的修正案意见是：（1）比例失调的变动，（2）工业化速度不是独立自在的，而是受国际制约的，（3）工业对农业的主导作用，（4）计划因素的新任务，（5）李可夫同志对工资这一条胡乱解释以后，我认为这个修正意见也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我所有主要的修正意见均未被采纳，所以我不得不投票反对整个决议。
　　我认为加米涅夫同志修正案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中在某种程度上把农村分化说得似乎与工业无关；然而，农民的分化及其速度的意义和社会比重取决于工业与整个农村相比的增长和速度。我要对加米涅夫同志的修正案重复一下我在委员会里说过的话：加米涅夫同志的修正案向索柯里尼科夫同志作了一定的让步，但李可夫同志的决议所作的让步要大得多。所以，既然我的修正案未被采纳，我就不得不在这两个文本之间作选择，那我就赞成加米涅夫同志的修正案，并保留我在这里所说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