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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几个问题
——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代表团
（1926年6月28日）
官僚主义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根源
1．机会主义，尤其是其变种玩弄外交手腕的中派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随时都准备通过针对其他国家的激进的决议。机会主义以此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自己却不承担任何义务。这种两面派的表现充斥于工人运动尤其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工联主义者在马克思时代就提出了有关爱尔兰和印度的问题。如今独立工党拒绝与英国共产党合作，提出了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合并的问题。英国工联总理事会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结成联盟旨在使全世界的工会运动统一起来，而在罢工的关头英国却拒绝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提供的资助、这类事例，大大小小，不胜枚举。
2．由于机会主义倾向出现在共产国际内部，其表现特征是：随时准备通过针对别人的决议，无情地声讨各国的“右倾”，尽管始终（尤其是紧急关头）打算屈服于本国的资产阶级舆论。不用说，布尔什维主义是这种“激进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共产国际的任务是通过与形形色色的假激进主义、政治上的两面派行为等进行不懈的斗争来培养真正革命的政党。问题就在于共产国际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这场斗争。
3．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共产国际内存在潜在的、经过伪装的真正机会主义的十分重要根源之一，就是共产国际本身及其领导党内存在的机关官僚制度。在苏联，官僚主义是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表现和工具，在有了1923—1926年的经验后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欧洲的共产党，主要是其领导机关在组织上向联共机关变动和改组上看齐，因此外国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首先是联共内官僚主义的反映和补充。这就是产生前面提及的令人深恶痛绝的两面派行为的根子。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共产党选拔干部的标准主要是看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认可联共这一届的机关配置。外国党中比较独立、比较负责的领导干部如不赞同以单纯的行政手段进行调整，就或是被驱逐出党，或是被赶到右翼（往往是假右翼），或者最终陷入“左”倾反对派的立场。因此，基于共产国际领导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选拔和团结革命干部的有机过程就停滞不前、发生变化甚至扭曲变形了，在某种程度上简直被来自上面即来自莫斯科的官僚主义行政压力所取代。自然，那些比较愿意通过现成的决定、签署任何决议的共产党领导人往往胜过那些革命责任感强、更革命的人。本应选拔坚定的百折不挠的革命者，却常常选出趋炎附势的官僚。
4．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波兰等国的）官僚化分子正以在共产国际的一般问题，首先是在联共内部问题上的保护色作掩护，不受惩治地采取十足机会主义的步骤。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而且是越来越多地发现，共产国际的政治活动家们公开正式地持一种立场，而背地里（却是真正地）偷偷持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立场。这一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就谴责了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1]所谓的两面派伎俩。但显然，无论形式上的谴责有多么公正，却不仅不解决问题、甚至没有提出根本性问题；为什么最负责的共产党人、各大党的领导人耍两面派的手法呢？答案只能是：假使任何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与联共中央发生分歧，哪怕是暂时的分歧，那么有无限权力的机关制度就会向他提供三种可能：立即被指控为右倾分子甚至开除出党；投向“左”倾区对派或暂时耍两面派手法以保住其在党内的地位。
5．由此自然无论如何也得不出结论，说共产国际内的右派集团和左派集团代表了正确路线，只因为他们都与正式的中央对抗。无疑，右派集团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左派集团则不乏“幼稚病”。而认为正式的领导干部全是些无思想的官僚也不对。事实上，尽管许多真正的革命者越来越对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感到不满，但对苏联命运的责任感使他们没有越出这一制度的范围，但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为使共产国际摆脱机关那种缺乏思想、机械死板的作风的影响，必须在共产国际内部彻底进行改组，而这又与联共制度的改变密切相关。
所有富有生机的共产国际成员（不管他们属于现在哪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集团）在提出这项任务时速度越快、范围越广、态度越坚决，这项任务完成时带来的震荡就越小。
苏联与共产国际
1．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至少每一个多少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基本问题提法的革命者来说是越来越清楚了。从政治上看，这个理论是不加批判地对苏联现有的一切以及暴露出种种矛盾和自发倾向的一切的掩饰。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会使党放松对国内外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势力的警惕性。这一理论滋养了消极的听天由命的乐观主义，而这种乐观主义又掩盖了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国际革命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
2．这一理论如果在共产国际中得到合法化，那就会产生不小的宿命论作用。如果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看做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做是不能脱离世界革命的一个过程，那么各国共产党的比重、作用及其独立担负的责任就会增加并被提到首位。相反地，如果认为不管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情况，只要苏维埃共和国能防止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依靠工农联盟就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各国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马上就会降到次要地位。不管其他国家的革命进程如何，都要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全面胜利。这就意味着在最近一个历史时期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即足以使社会主义胜利的任务就不是夺取政权。而是抵制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因为非常清楚，只要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就足以保证社会主义进一步扩张到全世界。整个前景因此就改变了。充分利用每一个真正革命形势的问题成了次要问题。出现了认为时间本身“对我们有利”这样一种骗人的错误理论。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正处于喘息时机的条件下，而决不是处于自动保证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条件下、要全力利用喘息时机。要全力延长喘息时机。但如果忘记这一喘息时机是1917年革命和即将在某一资本主义大国爆发的革命之间这样一段较长的时间，那就意味着放弃共产主义。
3．极“左”分子指责统一战线政策，说统一战线政策使外国共产党从独立的革命立场，退到通过在各国工人阶级内部建立强大的“左”翼来协助苏维埃国家的立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完全迎合左派的这一批评，滋养这一批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批评。“左”倾始终表现为“幼稚病”，现在获得了新的养分，因为他们的领袖维护各国共产党独立的革命作用及对本国命运和苏联命运所负的责任，反对认为只要不去“干扰”苏联，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自然会有保障的官僚的乐观主义。左派的斗争必将日趋扩大，成为一种进步的因素，相应地也会改造左派集团的优秀分子。
关于共产国际纲领
以上所述又一次决定性地肯定了如下思想：只有从世界经济出发，苏联的政策，每一个共产党乃至整个共产国际的政策才可能有正确的方向，而世界经济，尽管存在着使其四分五裂的矛盾和壁垒，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正是由于这些矛盾和壁垒才是一个世界性的整体。
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提供标准分析的共产国际的纲领不可能按照旧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模式来构建。必须具体分析作为有内在联系过程的世界经济的各种联系和关系以及欧洲、美洲、亚洲等相互制约的前景。这样的惟一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同时也给一国社会主义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致命的一击。
法国工人运动的若干问题
1．法国共产党中的派别集团不是在法国工人运动基础上产生的，而是联共党内斗争的反映，这一点表现得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要突出。法国在为夺取政权而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出现的政治问题相当于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带来的问题。
2．1923年，在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时俄共党内问题就被公开提到法国各派别集团的中心。现在共产国际好像不再讨论俄国问题。可外国党的派别集团，尤其是法国党内的派别集团又走上了俄国党内争论的道路，只不过这一次是秘密地、暗中进行的，没有公开的思想斗争，从而彻底暴露了纯机关依附关系的性质。
3．作为反作用，这一切必然人为地在各国共产党中引起对“莫斯科”保持更大独立性的意向。这一意向必然而且已经反映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倾向：（1）一贯导致削弱国际联系的机会主义倾向；（2）革命的无产阶级派别，它会凭自身经验认清官僚制度的危险性（在这种制度下各国党的领袖像官吏一样由上面来撤换）。不必说反对官僚集中制的斗争不能也不应向机会主义联邦制作任何让步。由于共产国际中各国党与本国工人阶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些党的独立性也随之增强，这必然意味着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和官僚主义的派别的瓦解，各派成员将按照更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路线重新组合。
4．法国的客观政治局势（矛盾增多，出现大动荡的前景）提供了在党内重新组合的主要标准——根据法国政治发展提出的任务，当然也要紧密联系整个共产国际的作务。如果每一个原来的集团及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现在仍未认识到党内力量彻底重新组合是必然的、必要的，那就必然会被以后发展所淘汰。
5．识别党内进步派别最起码的标准是力求实事求是的认识目前的一切情况，即党的实际力量如何，党员实际数量有多少，党员是否真正联系群众，工厂支部这一改组后的党的基本细胞是否真正具有生命力，统一工会的实际人数有多少。他们是否确实参加罢工，是否确实发行共产主义报刊等等。应该从澄清目前的一切情况入手与官僚主义展开斗争。只有毫不留情地揭发假象、自欺欺人的做法才能使法国党的领导人养成在组织问题上严肃认真，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使他们认识到组织工作是革命的工具。要绘制一份法国党政组织及工会组织分布示意图，其中要标明一切说明所有工人组织和各地工人运动分支机构的实际情况的资料。为什么我们在一些地区力量强，而在另一些地区力量弱，通过这张示意图就能一目了然。这种务实的批判的方法将是检验我们的策略及其是否具有革命现实性、是否能争取到群众的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应根据定期收集到的最新材料修改和补充这张示意图，党依据这张示意图来为自己提出具体任务：如何通过在无产阶级十分重要的中心和地区集中自己的优秀力量，落实自己的斗争口号和方法来夺取这些中心和地区。
6．被资产阶级搞得破了产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不论对党有多么重要，但如果党是以损害争取无产阶级这一重要斗争为代价来完成这一任务的话，党的性质显然在某一阶段上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对于我们来说在北部省份争取到100名工人要比在巴黎和马赛争取到1000个官吏或小店主更重要。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个说法理解成是削弱我们争取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斗争士气的愿望。只不过要使这场斗争与巩固和团结党的无产阶级骨干这项基本工作同步进行。我们如果没有能够掌握政权和改造社会的无产阶级，早晚就会失去那些急于投向法西斯阵营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
7．党在工团运动方面的保守主义具有全球的性质。以工会脱离阶级为代价达到工会与党的接近，这不可能有什么价值。要坚决抛弃把工会变为党的略为扩大的版本的倾向。工会与群众运动的联系如何，与实际展开的罢工的联系如何等等是评价工会的主要标准。只有在此基础上党在工会中的巩固才是重要而有意义的。
8．德国和英国改良主义工会拥有数百万工人，法国改良主义工会和我们的工会一样很薄弱。所以法国争取统一战线的重大斗争首先就意味着扩大工会对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影响：要准确考察每一次罢工，切实研究罢工发生、发展的条件，争取与领导罢工的临时组织取得联系，等等。详细记录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一切表现，切实加以研究并制定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方法是工会工作的基础。
9．党内口号是在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的基础上集中一切力量的口号。尤其是1923年，反对派必须在提出革命运动任务的基础上彻底划清界线，清除真正的机会主义分子，架设起通向其他派别革命分子的桥梁。
10．要对莫纳特[2]一罗斯梅尔集团采取正确的立场。错误地把莫纳特和罗斯梅尔开除出党使他们理所当然地向工团主义发展并在他们周围形成新的革命工团主义集团。仅一味批评工团主义而不切实改变党的工会工作，将一事无成。不管在近期恢复莫纳特和罗斯梅尔（或罗斯梅尔）一人的党籍是否合理可行，都要让莫纳特及其集团清楚，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必然和共产党一起站在街垒的一边，所以他们应据此制定自己的政策。只有坚持这样的总方针才能争取那些支持莫纳特的宝贵的革命工人。
11．要团结真正的革命分子，同时还要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选拔革命分子。培养党的干部最主要的是看每个党员在罢工中、在游行示威中和在与警察及法西斯分子的冲突中的表现。过去由于机关的奉公守法，我们常常犯这类大错误。在这些问题上党必须培养党内舆论具有极高的警惕性和不妥协精神。
12．对法国党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舶来品。党仍然靠响应联共内部理论斗争及其他斗争来维持，而且这些响应往往是走了样的。必须帮助法国党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法国现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例如，要集体写作《法国向何处去》这本书。
13．必须使法国党及其他任何一个外国党有可能有权对联共党内的争论作出独立自主的判断。如果外国共产党难以对惟一的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道路和方法发表正确的意见，那么决不能由此就认为外国共产党不应介入俄国的争论、这只能产生打着表面“中立”的幌子，暗地里（如前所述）进行机关选拔。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扩大全会拒绝提出俄国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不认真了解问题、不事先在各党内对问题进行研究就作出决定纯属走形式，这对联共，对共产国际不起任何作用。正因为如此，认真、全面、详实地讨论联共当前的形势才的得更为重要。
列·托洛茨基 1926年6月8日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六卷271-279页
[1] 马斯洛夫、阿·（1891一194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领袖之一。 1918年加人德共，1924年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
费舍·路特（1895一196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代表人物。1923年5月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左派”掌握领导权时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1924年出席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当选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
[2] 莫纳特·比（1881一1960〕——法国的工团主义者。1919一1921任法国总工会少数派革命工团主义委员会书记，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