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托洛茨基，1926年9月27日）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托洛茨基

1926年9月27日

　　廖晓淇译自《托洛茨基档案》第2卷。中译文载于《斯大林研究》第5辑。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治生活的事实和一些文件资料已经无可争议地回答了今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从1925年起，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积极参与，接连不断的罢工以及工会组织的建立。农民无疑正逐渐地被吸引到运动中来。但与此同时，商业资产阶级和与其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则向右转。对罢工、对共产党人和苏联采取了敌视的立场。
　　从这些基本事实来看，显然需要重新研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以所谓由于中国正遭受民族殖民压迫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借口拒绝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的企图是不堪一驳的。从前，欧洲的机会主义者也曾要求我们这些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仅同社会革命党人而且同“解放派”共处于同一个组织内。理由是我们三者都反对沙皇制度。另一方面，却没有对英属和荷属印度提出共产党加入民族革命组织的问题。就中国来讲，共产党和国民党相互关系的问题在革命运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决办法。我们的标准不是民族压迫这一长期存在的事实，而是中国社会内部以及中国各阶级和党派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冲突方面不断变化的阶级斗争进程。
　　中国工人群众倾向于左派，这一点如同中国资产阶级倾向于右派一样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既然国民党过去是以资产阶级和工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联合为基础的，那么，它现在因阶级斗争的离心趋势而分裂就是必然的。任何政治上的咒语或巧妙伎俩都没有也不可能阻挡这种趋势。
　　当初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的共产党是一个只准备将来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同时也打算参加当时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宣传团体。近两年，正是中国工人开展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的时期。共产党的报告说，这一时期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有120万人。当然，在这些问题上夸大其词是难免的。此外，大家都知道，年轻的工会组织在时起时落的局势中是摇摆不定的。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觉醒并显示出强大力量，他们渴望参加斗争、渴望组成独立的阶级组织，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因此，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任务就是从它所处的准备阶段向更高阶段过渡。目前要争取直接独立地领导觉悟了的工人阶级，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使工人阶级脱离民族革命斗争，而是使他们在中国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不光成为最坚决的斗士，还要成为政治领导者（主宰者），这应该是共产党的直接的政治任务。
　　主张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人说：“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的优势（多数）地位使我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政策长期留在国民党内。”这种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小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它自己不能确定革命政策的基本方针。政治斗争因阶级路线不同而分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断然分道扬笣。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为影响小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小资产阶级在商人与工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左右摇摆。有人认为，只要耍一点巧妙手腕或好言相劝就可以在国民党内左右小资产阶级，这完全是没有希望实现的幻想。共产党要直接或间接地对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施加更大的影响，首先它自身就要更强大，也就是说它要更多地争取中国工人阶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成为独立的阶级政党，制定独立的阶级政策。
　　上面引用的主张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理由是我们从1926年7月1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决议中摘出的。如同全会的其他文件一样，这个决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极端矛盾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危险性。中共中央七月全会的文件一味要说明的是“一年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的自我形成”（引自同一决议）。全会决议、文件和报告都指出了这样的事实：起初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得到加强，接者国民党中派向右转，随后国民党左派发生摇摆和分裂，这一切都是通过打击共产党人而实现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一直在退让，从一个阵地退向另一个阵地。正如我们看到的，共产党人的退让既有组织，也有原则。他们同意在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产党人的数量不超过三分之一。他们甚至同意接受原封未动地保留著孙中山学说的宣言。但是每一次退让总是招致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的新的进攻。正如已经指出的，所有这些在阶级分化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中央全会还是否定了那些建议退出国民党的中共党员的观点。决议指出：

　　“如果有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上的关系，现在就要消灭这一各阶级（城市商业和手工业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以及政府中的一部分人）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自领导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它，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完全看错了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远景。”^[1]

　　然而这里所讲的理由在我看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今后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有能力作为独立的和决定性的力量带领无产阶级和农民实现国家的解放和统一。这是目前谁都无法预测的。中国革命斗争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要有国内和国际绝大多数力量的支持。当然，共产党为影响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不可能在近几年内就取得胜利。但这绝对不能成为反对独立的阶级政策（没有独立的阶级组织，独立的阶级政策是不可想象的）的理由。那种认为退出国民党就意味着毁掉了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商人以及其他分子在国民党内的那种若即若离的联盟现在已经不可能存在了。阶级分化已经转变为政治上的分道扬德。今后，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只能建立在明确的、以白纸黑字形成的协议的基础上。组织上的分立是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但这井不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反而需要）根据形势在全国或在个别省份同整个国民党或同其某些部分结成政治联盟。但首要的是，在争取影响觉醒了的无产阶级群众的事业中，党必须保证自己在组织上的充分的独立性。保证自己的政治纲领和策略的明确性。只有这样才真正谈得上把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也吸引到斗争中来。
　　只要从中共中央七月全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宜言（1926年7月12日）中摘引出几个最明显的段落，我们就会再清楚不过地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

　　“解除这些痛苦乃是中国人民目前最迫切最低限度的要求，决不是什么赤化，或者可以说是国民自救的赤化，而不是共产主义的赤化。”^[2]

　　宣言接着写道：

　　“他们（资产阶级）不明白工人群众组织工会，以罢工争求自己生活改善，目前这种最低限度的阶级斗争……毫没有减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斗力……他们又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只有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才有出路，抑制工人的阶级斗争，不是他们的出路。”^[3]

　　斗争的途径是“召集国民会议”。完成这项工作的应当是“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4]宣言在回答关于军阀不会允许召开真正民众的国民会议的反对意见时，只是笼统地谈了谈政党的监督和各阶级的联合。二十三条政纲只在第12条中加上了关于结社、集会等自由的要求。宣言的结尾部分写道：

　　“他们（军阀）或者要说这一个纲领是赤色的，可是这一个二十三条赤色政纲，确是各阶层民众目前最急迫需要的东西……各阶级的民众联合战线，必须有一共同政纲才能成立；尤其要参加这一联合战线之各阶级的民众，都忠实于这共同政纲，为共同政纲而共同争斗，不只顾自己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共同政纲……^[5]

　　整个宣言从头至尾贯穿着要说服资产阶级，而不要争取无产阶级的主张。有了这种立场，就必然在国民党右派、中派和假左派的领导面前一次次地退让。这个宜言所阐述的政策其实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稍加粉饰的三民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人认为可以接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所作出的如下决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他政党（指共产党）必须使其加入国民党的每一个成员明白，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是国民党的基础，所以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学说不能有任何怀疑和批评。”

　　非常清楚，按照这种提法，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三民主义是关于民族团结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小资产阶级学说，它在共产党人尚能与学生、进步商人根据非固定联盟的原则共处于一个组织之中的时期可以发挥相对进步的作用。中国社会内部和国民党内部阶级分化的出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具有深刻的进步意义。同时它也标志着三民主义已完全过时。共产党要是还不批判这个将越来越束缚中国革命手脚的学说，那简直就是自杀。然而它又非这样做不可，因为它在组织上必须与他党共处于同一个政治组织之中，而且共产党人是心甘情愿地去当总受压制的少数派的。
　　摆脱这种极为矛盾而且完全不能容忍的状况的出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次全会能寻找得到的。出路不在于取消“替代”国民党内左派的要求；不在于和缓地、潜移默化地教育和推动他们；不在于“帮助把小资产阶级组织建成国民党左振的外围组织”。所有这些办法甚至所用的语言都太近似于孟什维克的那套老把戏了。摆脱目前状况的出路在于从组织上划清界限，这是制定独立政策的先决条件，同时要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觉悟了的工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在国民党左派身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同国民党或其一部分组织的联合才会是牢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变得越快，就越有利于中国革命。

两点结论

　　1. 前面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最近作出的决议进行了批评。根据以往的经验，可以预料，有人会想方设法把我们的批评说成是对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不友好的表示。他们可以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来证明，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看成了革命运动的“制动器”。这种卑劣“批评”的危害性是无需赘述的。但事实胜于一切谎言和诽谤。即使诽谤铺天盖地而来，正确估价并及时预见出的事实仍会占上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进行批评，是想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避免重犯早已为其他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了的错误。中共中央所犯错误的责任首先要由我们党的领导层来负。不管事态如何变化都要留在国民党内，这是来自莫斯科的所谓列宁主义的最高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别无选择，只能根据这个组织指示得出政治结论。
　　2. 政策是通过组织体现出来的。所以，正如列宁教导我们的那样，在组织问题上极易产生机会主义。这类机会主义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尾巴主义，即死抱着那些已经过时因而正走向自己反面的组织形式和关系不放。我们最近在两件事上看到了组织上的尾巴主义：一是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二是在共产党同国民党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在这两个问题上，尾巴主义都是抱着已被阶级斗争的进程否定了的组织形式不放。在这两个问题上，已经过时了的组织形式都帮了右派分子的忙，束缚了左派的手脚。应该从这两件事中吸取教训。
　　在中国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了警告，当然，是用十分谨慎的方式提的。在国民党五月全会后收到的关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报告中是这样讲的：
　　“在贯彻执行这些决议（即确定同国民党的组织关系的决议）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稍微放宽一些，即在形式上继续留在国民党内，而实际上则尽可能分开工作，以两党合作的形式工作，这就是说，要从内部混为一体式的合作逐步转变为两个政党的联盟式的联系。”可见，在中国已经有人建议表面上保留上级指示，实际上不必照办，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转到两个独立政党的联盟的轨道上来。然而，这个根据事件发展的全过程得出的建议没有得到赞同，所以才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的那些明显错误、极其矛盾而且带有危险倾向的决议。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册第120—121页。

^[2] 同上，第185页。

^[3] 同上，第187页。

^[4] 同上，第190页。

^[5] 同上，第194—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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