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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反对派问题答同志们问
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1
斯大林集团把自己分裂党的政策建立在将“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起来并断定1926年的反对派（列宁格勒人）背离列宁主义立场而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基础之上。任何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党员都非常清楚，这种宣传的目的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斯大林集团公然背离阶级路线所引起的真正的分歧吸引到旧的分歧方面，而这些分歧或者已完全消失，或者已失去尖锐意义，或者是虚构的。
所谓1925年的反对派否定了自己并走上1923年的反对派的道路的说法是完全虚构的，是出于粗暴和不端的玩弄权术的考虑而提出来的。党从1923年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有那些甘愿滑入小资产阶级泥潭的人才不愿学习这种经验。列宁格勒反对派对于掩饰农村分化的行为，对于富农的增长及富农不仅对自发的经济过程，而且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影响的增长及时敲响了警钟；对于我们党的队伍内部在布哈林的庇护下产生了明显反映我国经济中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压力的理论学派也及时敲响了警钟；列宁格勒反对派坚决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这是从理论上为民族局限性辩解，所有这些头等重要的问题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写进了联合反对派的共同宣言。两派在宣言中提出了基本的经济任务和党政任务：必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和从根本上改变对工资问题的态度；必须反击富农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对合作社的进攻并保证与农村的结合，但不是通过富农，而是通过下层即通过雇农，通过贫农与中农（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我们完全站在列宁根据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结合”而提出的理论和策略学说的基础上）；必须坚决反对我党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蜕化倾向；最后，必须全力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成分并保证无产阶级中心、地区和支部对党的政策的决定性影响，同时使党的制度回到列宁的党内民主轨道上来。我们认为，而且经验也无可辩驳地证明，在所有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中的哪一个与列宁发生了分歧，那么真理必定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边。我们团结起来捍卫列宁主义并反对歪曲列宁主义的人，我们无条件地承认列宁在遗嘱中关于我们每一个人所作的一切指示，因为这些指示的深刻含义已在实践中得到完全证实，我们无条件地把遗嘱忖诸实施，遗嘱的意义不仅在于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而且在于保留列宁在世时形成的整个领导核心，并防止党的领导从列宁式的蜕化为斯大林式的。只是由于两派（1923年反对派和1925年反对派）的共同经验，所有基本问题——经济的、党的制度的、共产国际政策的——才能获得了正确的和完全的解决。
所有利用两派代表人物的旧文章或旧提纲在联合反对派内部通过重提过去的思想斗争，散布互不信任情绪的企图都是不能得逞的犯罪行为。斯大林“诋毁领袖们的名誉”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在革命政策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忆旧，何况是恶意歪曲的忆旧，而是党所面临的革命任务。联合反对派在4月和7月已经证明并将在10月证明，面对粗暴的和无端的迫害他们的观点只会更加一致，而党将会明白，只有在联合反对派的观点的基础上才能找到摆脱目前严重危机的出路。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