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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月26日
日记摘抄（备忘）
译注：《日记摘抄》片断系打字稿，并不一定是指字面意义上“每日的纪事”。托洛茨基稍后承认，那些年他并没有正式写过日记。这—部分俄文原稿是首次发表，它的英文缩编本曾于1941年10月刊登在《第四国际》上，全文则载于列夫·托洛茨基著《左派反对派的挑战》一书（1926—1927），1980年纽约版，第165—172页。
1．在历史上，发生革命之后接踵而来的总是反革命。反革命总会使社会倒退，但却永远不能使它退回到革命的起点上。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反革命的交替是由于阶级社会机制的某些基本特征引起的。只有在阶级社会里，才可能发生革命和反革命。
2．革命必须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在被压迫群众把自己的美好希望同革命口号联系在一起时，革命才会对他们产生吸引力，就这一点而言，革命使人们产生的期望总是过高，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的阶级机制所限，由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水深火热的处境、由于一种客观的必要——要保证哪怕最微小的发展，就得集中巨大的希望和力气。
3．然而，正是这种情况孕育着一种最重要的，同时又是最普遍的反革命因素。对于在革命进程中第一次觉醒的广大落后群众来说，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不符合、也不可能直接符合他们的期望。这些群众产生了失落感，他们要回复到平庸无望的生活中去，这同样形成了革命后期的一个特点。正如那些曾参加过革命，并且感到“满意”的阶级或阶层，要转入“有秩序”的营垒中去一样。
4．同这些过程紧相联系，在统治阶级营垒里，也平行发展着另一种性质的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前者相对立。广大落后群众的觉醒，打破了统治阶级所习惯的平衡，使他们既失去了直接的支柱，又丧失了信心。因此，革命可能取得的胜利果实，比它后来能够保住的要大得多。
5．革命取得直接胜利之后，很大一部分被压迫群众却感到失望，革命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积极性反而降低，这会大大增强反动阶级的信心。在这些反动阶级中，既有被革命打倒但却未被消灭的人，也有将革命进行到某一阶段后又被革命的继续发展抛向反动营垒的人。
6．前面草拟的提纲，多少反映出过去历次革命的机制。据此，我想针对近10年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对这些问题作更具体的分析。
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农业革命同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相结合，便把亘古未有的众多群众吸引到革命斗争中来，同时使革命本身也具备了亘古未有的规模。
7．由于革命具有这样大的规模，又具备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坚强领导，所以，旧的统治阶级和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前期阶段和资产阶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包括君主政体、官僚体制、贵族体制、阶级体制），都在政治上遭到彻底粉碎，这种打击是坚决的，永久性的，以致原来的统治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操纵下多年来一直试图用武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8．坚决粉碎原来的统治阶级，是防止复辟危险的保障之一。而这一保障的意义和威力，只有在同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保障相比较时，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
9．大多数农民直接关注的，是保住他们那过去曾经属于地主所有的土地，这是对抗君主——地主复辟的最重要保证。
米留可夫的想法是，通过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实行复辟，目的是要（通过同社会革命党结盟）使农民在政治上严守中立，吸引农民的上层人士，并使之倒向复辟一边。
10．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在1918年至1920年间保住政权，并且保住工厂的国有化，原因只在于农民为了他们被夺去的土地，同无产阶级一道进行了反对同一敌人的斗争。保卫国有化工厂的斗争很少使农民直接受到触动，但农民得到的工业品，暂时还只能高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价格。
11．正是依据这个评价，列宁在1922年写道：
我们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这从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建立了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也是无法夺回的；虽然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经验，才能使苏维埃类型的国家“日益完善”。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176页）
12．只要我们的革命还处于孤立状态，那么，对无产阶级来说，人民问题仍旧是各阶段的中心问题。革命的胜利和这个胜利的规模，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战争”相结合作为条件的。由于农民对农业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对销售等领域保持合作社制度均不感兴趣，他们便有可能分化，构成（反革命）复辟的危险性。如前所述，米留可夫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复辟，正是为了使农民更容易从无产阶级之中分化出来，所以才试图将自己的命运跟封建君主主义复辟势力脱钩。
13．农民是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阶层）。到了资本主义，他们就转变为小商品生产者，即农村小资产阶级。军事共产主义则使农户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受到经济约束。新经济政策使农民受阻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得以恢复，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也就因此应运而生。
14．农业产品的比价（剪刀差），必然决定了农民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持的态度。出口农产品就可以使国内的剪刀差受到世界市场的控制。
我国的工业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1至2倍。若再加上质量修定额，则高于国际市场2至3倍。
只有逐年改变这个比价，使之对农民有利，亦即在工业上赶上资本主义世界，才能保持对外贸易的垄断。
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提出离开国际市场，研究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单独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15．作为个体商品生产行，农民在恢复自己的经济、从事买卖经营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复辟资本主义的因素。产生这种因素的经济基础，是农民对高昂的粮食价格和低廉的工业品价格儿甚感兴趣。
复辟的政治因素，产生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一方面恢复了分散的农民们的内部联系，另一方面也恢复了农村同城市的联系。商人利用农村中的上层人物，组织反对城市的罢工。这首先可能与个体商业资本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与合作社资本存在联系。合作社资本拥有一批旧的商业人员，对富农也有天然的依靠趋势。
16．从复辟的危险性看，地主和资产阶级侨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直接作用是完全微不足道的。只有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内部过程发展到反革命的“成熟”阶段时，复辟势力同侨民的直接“结合”才可能发生，主要是通过变侨民为外国资本代理人这一途径。※
※ 对于官僚主义蠢人来说，只对复辟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作一番分析是“不足为据”和“值得怀疑”的。不过官僚主义蠢人活在世上．正是为了阻碍革命分子正确评估复辟势力的活动，并及时动员无产阶级回击他们，从而使复辟势力的活动更加容易进行。——原注
17．从经济的发展直到它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其间常常需要许多年时间。近几年之所以会变得极为艰难，正是由于恢复时期所取得的成绩将我们引入了世界市场体系，从而在农民日常的经营经验中，暴露出我们工业的极端落后。只有无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发挥其积极性，而且无产阶级政党有能力采取果断策略，为此目的无条件地将专政集中在党的手中，才能渡过这个艰难的时期。
18．工人阶级目前把希望寄托在尝试上面，现在无产阶级队伍已得到恢复和充实。同革命的头五年相比，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在这个刚刚出现的新阶段，社会上非无产阶级因素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作用有增大的危险，但这个新的阶段，却几乎尚未被无产阶级群众所意识到。
19．党的制度的主要危险，就在于它忽视和掩饰了阶级的危险性，反对任何人指出这种危险性，从而削弱了无产阶级的警惕性，多少解除了它的武装。
20．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是错误的，即较之十月转折时期及以后的头几年，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前景、对于所作的广泛总结，均已大为淡漠了。革命政党既不能作变换不定的群众情绪的尾巴，同样也不能忽视群众情绪的变化，因为引起这种变化的，是根深蒂固的历史习惯，
21．同以往的任何一次革命相比，十月革命更强烈地唤起了人民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大的希望和热情。在经历了1917年至1921年的巨大苦难之后，无产阶级群众明显改善了自己的处境。群众珍惜他们所得到的改善，并期望以后能进一步提高。但他们在不断尝试中发现，这个改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直到现在他们的生活才达到战前的水平。生活中的这种尝试对于群众，尤其对于年长一代的群众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变得谨小慎微，疑心重重，很少再对革命号召一呼百应，对革命的全面总结不太信任，这是一种既尝到了国内战争的苦头，又取得经济复苏的成绩之后产生的情绪，一种尚未被阶级力量新的发展所打破的情绪，它是党的生活的基本政治背景。这种情绪又作为“秩序”和“平静”的基础，成为官僚主义的支柱。反对派试图向党提出新的问题，却被这种情绪碰得粉碎。
22．在经历了两次革命之后，或者说，哪怕就只是经历了1917年起的后一次革命，老一辈工人阶级都已经精疲力竭，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担心会因战争、饥馑、经济崩溃、瘟疫流行等等原因而发生各种动荡。
不断革命论正是用以恫吓大部分工人这种心理的，这些人决不追逐名利地位，但却已经被家庭拖累得奄奄一息。从这一点来看，不断革命论同早已束之高阁的旧论争自然毫无关系，不过仍然明确地意味着横加“干预”、破坏“秩序”等重新引起动荡的阴影，意味着对恢复时期取得的成果存在威胁，意味着还有一个大奋斗大牺牲的时期。用不断革命论进行恐吓，实际上是在戏弄包括党员在内的工人阶级中不堪拖累那一部分人的庸俗和较庸俗的情绪。
23．安定问题也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问题并不在于现实地评价资本主义曲线的变化，而在于用动荡的前景来进行恐吓。目前，不断革命论和“否定”安定论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向。这两种理论，都是为了把含糊不清的庸俗情绪描绘成反对革命前景的保守形象。
24．现在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和必要的革命锻炼。他们不象老一代人过去那样，自己去寻求道路，而是一下子进入了强有力的党和国家机关的环境，进入了党的传统、威望和纪律的环境里。这会暂时对年轻一代发挥独立作用造成困难。向党和工人阶级的年轻一代指出正确的方向，具有重大的意义。
25．与上述情况同时出现的，是在党和国家机关中，有一类特殊的布尔什维克的作用异乎寻常地增强了。这些人在1905年就加入了党，或者在党内从事过积极的工作，然后在反动时期又脱离了党，适应了资产阶级制度，并在其中占据了较为显要的位置。他们同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成为护国派，被卷入战争初期始料未及的二月革命，成为列宁纲领和十月转折的坚决反对派。但是，在胜利以后或胜利得到巩固以后，随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停止暗中对抗。他们又重新回到党内来。这些同“六三政变”①多少有过妥协的家伙，实质上只会是些保守分子。一般来说，他们是拥护安定的，也是不同意反对派的。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握有培养青年党员的大权。
这就是党在最近的发展阶段，决定改建党的领导，把党的政策推向右转的整个情况。
26．官方对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赞扬备至，这表明将过去的进程在理论上神圣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第一次公开破裂，
27．产生复辟分子的原因在于：1．农民的状态。他们不要地主，但在物质方面还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同贫农保持政治联系的重要性就在于此）；2．工人阶级内有影响的阶层的情绪；他们革命精力减退；老一代人已经疲惫；保守分子比重增大。
① 1907年6月3日，俄国沙皇政府策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译者
28．抗拒复辟的倾向：1．农民既害怕地主同资本家一道离去，又害怕他们同资本家一道回来。2．政权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实质上仍然保留在工人国家手中，尽管这个国家是很不正常的。3．国家领导权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虽然这个党正在破坏自身的阶级力量和政治情绪。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犹如谈论已经实现的事实那样谈论热月政变，只能是对实际情况的粗暴歪曲。实际情况并未超逃党内预演和理论准备的范围。政权的物质机构并未交给另一个阶级。
来源：《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黄柱宇 唐伯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