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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
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8007
致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1]
《真理报》编辑部
有人企图说明，对于我来说，我国同世界市场联系的必然发展，似乎是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论据，这不仅是荒谬和不诚实的，而且简直是不明智的。我过去和现在对那些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封闭经济”的理论家一向持反对态度，这些理论家“抛开”国际因素考虑问题，而国际因素在他们看来只是武装干涉。我过去和现在都证明，“国际因素”首先表现在使我们依赖（列宁说是服从）世界市场的进出口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证明，在近期进出口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将会增长。我过去和现在都证明，这种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会加快我国的发展速度，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它增加了我国的实力、我国的比重、我国的抵抗能力——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祗抗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抛开国际因素的荒谬理论和乌龟爬行哲学的否定，但决不是对有可能通过发展我国同世界市场的联系即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来增强我国经济的否定。对于这一问题我大约在两年前就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的我的题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中作了相当明确的阐述。这里我不得不引用一大段能使我们一下子切入问题实质的话：
“但我们‘长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不会包含其他的、更严重的危险吗？在发生战争或封锁的情况下我们不会面临无数的生命线随之中断的危险吗？不能忘记，资本主义世界对我们极端仇视”，等等，等等。这种想法许多人都有。在生产者中间可以找到许多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封闭”经济的拥护者。应当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当然，借债也好，租让也好，对进出口的依赖不断增加也好，都有一定的危险。由此可见，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能掉以轻心。但还有相反的危险，而且一点儿也不小：这种危险就是延缓经济的发展，就是比积极利用一切世界资源所能达到的速度要缓慢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在速度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和成长于世界经济的压力之下。关于我们“长入”世界市场后会遇到战争危险或封锁危险的论据过于空洞和抽象。既然包括一切形式的国际交换会使我们在经济上得到增强，那么这种交换也会使我们更有力量对付封锁或战争。至于我们的敌人还会利用封锁或战争来对付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丝毫的怀疑。然而，第一，我们国际经济联系的形式越多，我们的潜在的敌人就越难破坏这些联系。第二，即便最终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会比在封闭经济下以及由此导致发展缓慢的状态下强大得无与伦比。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资产阶级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德国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建起了强大的工业，并靠这一工业发展成世界经济中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德国的外贸周转以及同国外市场包括海外市场的联系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战争一下子把这一切都切断了。德国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而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陷入了几乎完全的经济闭塞状态。然而整个世界都亲眼看到了这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惊人的生命力和耐力。以前争夺市场的斗争培育了德国生产部门的高度灵活性，德国在战时有限的国内基础上充分利用了这种灵活性。
“世界劳动分工不是一个可以不予考虑的因素。我们只有善于利用世界劳动分工的条件产生的资源才能全力加快自己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第63～64页）
我希望，这些话能对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争论，其中包括布哈林关于我只谈我们的依赖性不断增长但忽略了我们力量的增长的说法，作出极其准确的回答。
在上一次全会上，我在插话时已经向布哈林作了解释，指出不是应当抛弃对世界的依赖，而是应当意识到这种依赖，并在这种意识到的依赖中找到提高我国的比重和增强我国的实力的资源。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将走向独立自在的经济状态。决不。我国的对外贸易不仅将绝对增长，而且将相对增长，而与此同时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也将增长。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成本和我国的价格向世界靠拢，那么这种依赖将不会产生任何危险。
我在解释自己的思想时举了技术援助的租让作为例子。昨天托拉斯独立生产了涡轮机，质次价高。今天托拉斯在外国公司的指导和直接监督之下生产涡轮机，并向外国公司支付相当大一笔贡款，但是生产的涡轮机质优价廉。我国的依赖性是否增加了呢？增加了。我国的经济实力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增强了。我用这个例子说明和解释了发展我国同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辩证法。由此产生的不是我对社会主义的不相信，而是我对独立自在经济（“抛开国际因素”）在封闭状态下的乌龟爬行哲学的极端仇视。
尽管我的这个简短的解释依据的是事物和思想的最起码的逻辑，是非常准确的引文，是我所捍卫的政策的整个方针，而且还可以再找出10条同样有说服力的引文来充实它（解释），但我对于我的解释能否对《真理报》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战方针产生任何影响丝毫不抱幻想。布哈林同志还会像从前那样把不是我说过的话用引号圈起来，摘引片言只字，而且完全“抛弃”我在给我限度的最短时间内想要表达的明确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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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对外贸易方面有许多东西不仅取决于我们，而且还取决于西欧资本家的行为，而且我国的进出口越发展，我们就越依赖资本主义的西欧，我们就越容易遭受敌人的打击。”（《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9页）
这些话完全承认了依赖性的增长，斯大林认为摆脱依赖的良方就在设立准备金——一个重要的但决不是基本的问题上。他的这一错误来自他关于我国的发展速度这一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在斯大林同志看来，我们有“足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快上加快的速度”，因此在这里不应当“乱扯”国际因素（见斯大林在1926年四月全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我国的速度够不够快只能用世界经济的规模来衡量，因为我国的发展速度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忘记这—点就意味着忘记基本的东西。但至少可以用斯大林、布哈林和其他人对我关于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不断增长的言论的指责来回敬上面所引的斯大林的话。
我希望，我将有机会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哪怕是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也好，正像米高扬等同志再次指出的那样，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思想混乱到了极点。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5日
[1] 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