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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
（1927年5月18日-30日）
托洛茨基的发言
同志们！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你们知道了苏联共产党至今没有了解的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获准参加今天的会议，尽管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礼节上都完全有权出席这次会议。一个群众性政党的政治教育的第一条准则是：它不仅需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接受的东西，而且需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的东西，只有这样，领导的路线才能为党员群众完全明白和理解。这是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的传统。而拒绝向党公开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我的提纲，是理亏的表现，是缺乏自身安全感的表现，同时也表明这是害怕反对派的提纲在党的舆论面前显得比多数派的提纲更正确的表现。除此以外，不可能还有别的理由封锁这些提纲。
我曾经尝试在党的理论刊物上撰文批判斯大林的提纲但没有成功。由于我的提纲是针对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的，所以它禁止发表我的批判文章，也禁止发表季诺维也夫和我的其他文章。
昨天，这里分发了一份由库列拉签署的起草委员会的决议，其中援引了我们辩论的消息。至于其中是否有所指，我不太清楚。总而言之，执行委员会会议是在没有一位新闻记者参加的特殊气氛下召开的。而献给全体会议的仅仅是《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有这么一句狂妄到极点的空话：“谁蓄意破坏共产国际内部的团结，谁就是犯罪分子……”等等。这句话的矛头所向，是不言而喻的。早在决议草案发表以前，《真理报》就宣布一切敢于同即将发表的决议进行论战的人为犯罪分子。我们可以想象，在莫斯科这里，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不管发表什么看法，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是按处理反对派的办法，作为反党处理的。斯大林同志的完全错误的提纲实际上已被宣布为绝对正确的提纲。更有甚者，在执委会辩论的日子里，一些在自己支部的讨论中反对攻击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人甚至被草率开除出党，或者至少受到开除出党的威胁。同志们，你们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辩论和作出决议的。我提议，希望执委会作出决议，准确地、客观地公布关于我们讨论的情况，并附上这些分发的提纲和文件。我们不能掩盖、封锁和禁锢中国革命。
同志们，党的制度日益腐化是一切危险中最危险的。领导的每一个错误都由于对反对派采取措施而被说成是“善意的”。蒋介石举行政变的电报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我们私下里就说：反对派必将为此付出特别惨重的代价，因为恰恰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它受到不少警告。
有人总是在寻找制造新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皮达可夫、斯米尔加等人“事件”的可能性，以此转移党对一些最迫切问题的注意力；尽管党代会即将召开，或者正因为如此，驱逐反对派事件层出不穷。这种方法已被广泛使用于党的各级组织，使用于每一个工厂，第一个区，每一个城市。这么一来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出现一些这样的人，他们随时准备接受来自上面的一切，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他法。人们麻木地希望，等到战胜了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以后，一切事情就会走向正轨。相反，制度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事情刚刚开头，还没有结束。照此下去，只会遇到困难和其它挫折。
这套制度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人们在美其名曰不损害苏联利益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不敢公开发表一点儿批评意见。然而，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吃了大亏，我们的国内政策需要革命的国际政策，因为对外政策的错误只会加强对内政策的错误。
下面我谈谈布哈林同志的决议草案，首先谈谈直接涉及议程讨论的一个问题。同志们，请听：
“共产国际认为，自命为工人政党和工人组织的党和组织，既然没有最坚决地参与反对干涉中国的斗争，既然麻痹工人阶级的警惕性，既然在这个问题上散布消极情绪，那它们就是在客观上（有时是主观上）帮助帝国主义者……是支持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和准备世界大战。”
这些话多么动听。请问，如果把这些话也运用于英俄委员会，那么，它们也仅仅是动听而已。因为，这是“最坚决地参与干涉中国的斗争”吗？绝对不是，这是麻痹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吗？不是！是在这个问题是散布消极情绪吗？毫无疑问！这不是在英帝国主义者备战时客观上（在英国方面也是主观上的）帮助它们吗？当然是，而且是毫无疑问的。
你们比较一下，库西宁使用库西宁式的波塞尔主义的语言就英俄委员会问题夸夸其谈了些什么。这种两面手法是从哪儿来的？这种税签[1]的把戏不应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玩弄，应该到边境城市的海关去玩弄。我们必须禁止玩弄这种不正当的有失体面的把戏。
让我们继续听听布哈林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革命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最近一次（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对中国革命动力问题所作的分析。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别强调指出，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第七次扩大全会指出的关于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转向反革命方面的论断。”
上海和武汉的工人如果有机会读到，四月事件的发展竟然与布哈林同志为中国革命预先规定的历史行进路线完全一致，那他们定会感到非常惊奇。人们还能想象比这更丑恶的漫画和更可笑的学究气吗？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被在国民党这个联合党中占有领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战胜的，因为共产党在一切决定性问题上都服从这个联合党的组织纪律。这次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工人和世界大多数工人来说，仿佛是一声晴天霹雳，而在这次政变以后通过的决议说：这一切都是按照布哈林的英明论断发生的。这确实是闻所未闻的怪论。
这个诊断在这里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诊断在现有的条件下意味着什么？充其量不过就是下面这句空话：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定阶段必将脱离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把这种陈词滥调称为英明的“论断”，实际上是贬低马克思主义。这种陈词滥调没有一次划清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的界限。如果你们问问考茨基、奥托·鲍威尔和唐恩，那么，得到的回答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联合不可能永久维持。唐恩不久前还在他的蹙（蹩）脚的报纸上胡乱吹嘘这一点呢。
但是，问题的实质是：说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是一回事，而说资产阶级必须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夺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欺骗工人阶级，进而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打败工人阶级，把它淹没在血泊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布哈林决议中的全部哲学的基础就是将这两个诊断相提并论。然而这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观点之间的根本对立。
下面我们来看看，列宁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都是用诺言来‘满足’人民，都多次愚弄过工人。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因此工人应该赞助资产阶级，——取消派中的一些
政治草包这样说道。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们不要相信空话，只有依靠
本身的力量，
本身的组织，
本身的团结，本身的
武装。（1917年3月）”
[2]
而孟什维克在预见到资产阶级的所谓进攻以后，其政策则着眼于尽可能推迟这个时刻的到来，因为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宁愿牺牲无产阶级政策和组织的独立性，向工人灌输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宣扬政治上自我克制的必要性。为了保持与伟大的罢工发起人波塞尔的联盟，有人不惜奢谈亲密的联系和政治上的一致，美化这个波塞尔；而为了维持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所谓联合，有人不惜翻新花样，粉饰资产阶级，从而使资阶级政客得以更容易地愚弄群众。
不错，这样一来，的确能推迟资产阶级的进攻时间，但是，资产阶级却利用这段时间来反对无产阶级；它凭借其巨大的社会优势篡夺领导权，武装嫡系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阻止无产阶级的武装。一旦取得成功，就在发生首次严重冲突时开始反革命大屠杀。
同志们，是资产阶级被抛弃还是它抛弃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两码事。这是革命要走的两条道路。革命走哪条道路能取得胜利呢？列宁指出的以往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所走的最正确道路是：
“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政客，都是用诺言来‘满足’人民，都多次愚弄过工人。”
领导者的错误观念使中国资产阶级走这条道路是更困难了还是更容易了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容易了。
为了防止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批判关于四个阶级联合的卑劣理论，把它视为是对中国革命的真正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背叛。我们这么做了吗？没有做，恰恰相反。
现在，我没有时间对革命的发展和意见分歧的激化进行历史的论述，布哈林却拥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做得那么全面又那么漏洞百出。我一直打算在党或国际的理论刊物上进行这种早该进行的论述，可惜布哈林只在人家没有条件给予恰如其分的，即实事求是和证据确凿的回答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今天我只说以下几点就足够了：
1． 3月16日，即蒋介石实行政变以前不足一个月，《真理报》的一篇社论指责反对派，说准备叛变的资产阶级按照反对派的样子窃据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真理报》不是向中国工人澄清这个事实，而是愤怒地否定这个事实。它声称，蒋介石是服从国民党的纪律的，就好像反对阶级在革命迅猛发展的时候就能服从联合党的政治纪律似的。同时还要指出，如果正像什麦拉里的夸夸其谈那样，反对派确实对官方的路线什么也不应该说，那么，布哈林在一年来的演说和文章中，为何只要一涉及中国革命最迫切的问题，就连篇累牍地指控反对派？
如果时间允许，我想在这里宣读拉狄克致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这封信重复了他去年7月一封信的内容。这第二封信是去年9月写的，信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最迫切的问题。
2． 4月5日，即蒋介石政变前的一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拒绝了拉狄克的意见，并再次声明，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那些警告缺乏根据，我们要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一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斯大林的通篇讲话是安抚和平息大家的不满，是麻痹我们党和中国党。当时有几千名同志听了这个讲话。这是4月5日的事，确实，讲话的论点并不像布哈林强调的那么出色。斯大林讲话的这个速记记录从未发表过，因为几天以后，那只被挤干的柠檬就夺取了政权和军队。我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员， 完全有要权要求得到这个讲话的速记记录。但是我的努力和尝试纯属徒劳。同志们，现在你们不妨试试，也许你们幸运一些。可我表示怀疑。斯大林的这个被封锁的速记记录不需要其它文件就能揭露官方路线的错误，并证明，断言上海事件和广州事件正好“证实”了斯大林一周前在莫斯科维护的路线，是多么不合时宜。
3． 中央委员收到了它派往中国的三位同志3月17日寄来的报告。这个文件十分重要，真实地描述了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执行情况。用这个文件的话说，鲍罗廷一会儿像右派国民党人，一会儿像左派国民党人，就是不像共产党人。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变成了国民党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它的独立组织，特别是它的武装；他们认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就是把无产阶级的武装压缩在最小的范围内。上帝保佑，无产阶级手握钢枪却害怕徘徊在各阶级之上的国民革命这个巨大幽灵。你们可以要求得到这个文件！读一读，研究研究，以免盲目投票。
我还可以向你们列举几十篇最近一年半至两年的这类文章、讲话和文件。我愿意随时写出这方面的书面材料，对各种数据和文件作出极为精确的说明。不过，上面所说的也足以证明，所谓事件证实了当时的“论断”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让我们翻开决议，继续往下看：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在革命的前一时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更有甚者，布哈林今天竟然还断言，马尔丁诺夫关于国民政府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这一著名论断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即马尔丁诺夫没有强调领导联合政府的是资产阶级。好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可惜马尔丁诺夫的杰作还有其他的错误。马尔丁诺夫在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中非常坦率而又明确地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是（不是！）资产阶级政府，而是（而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这是他那篇圣文中的白纸黑字。
那么，究竟什么叫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呢？你们以前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见过这个术语吗？如果说资产阶级将被压迫的各阶层引导到自己的旗帜下并在自己领导下夺取政权，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资产阶级对压迫阶级的政治剥削。然而，民族革命是进步的！你们反对？当然，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是进步的。但是，它的进步性所依赖的条件不是各阶级的经济联合，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经济剥削。凡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谈阶级斗争只谈阶级联合的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和平幻想的预言者。凡是为强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实行政治剥削的进步性而奢谈四个阶级联合的人，都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因为这里本来就存在着机会主义者、“调和主义者”和和平幻想的鼓吹者的政治作用。
国民党的问题与此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布哈林所制造的混乱是一个地道的政治魔术。说什么国民党是一种“特殊形式”，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形式，只有蓝色旗和蓝色烟幕能说明它的特殊性，总而言之，谁不理解这种极其复杂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理解，因为这恰好就是布哈林认为的“特殊性”），谁就丝毫不能理解中国革命。但是，布哈林本人所理解的东西，用布哈林的话说别人是绝对无法理解的。国民党是一个政党，而且是革命时代的政党，它只有作为政党才能为人所理解。这个党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没有体现出“四个阶级的联合”，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我们不能滥用“联合”这个词，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尤其不能滥用这个词。就政治方面而言，联合是对某种合作取得相互谅解的“平等”的双方结成联盟的代名词。遗憾的是，无论过去和现在，中国都不是这种情况。共产党是一个由民族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党的下属组成部分。去年5月，共产党甚至承担了义务，不批判孙中山的学说，即不批判不仅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学说。
这个“特殊”的国民党掌握了关于执政党实行独裁的学说，并面对共产党人从中得出一条结论：“闭嘴吧！”，因为在俄国，据他们说，也只有一个党在领导革命。
在我们这里，党的专政（理论上被斯大林完全错误地否定了）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的代名词。在中国我们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国民党的专政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也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资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派和激进派支持下，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农民阶级的起义，依靠人民群众和革命力量加强了自己的实力。我们容忍了这些，我们使它轻易走到了前台，即使现在，我们也还要认可这一点，因为我们在奢谈国民党的特殊性，唯独不向无产阶级指明隐藏在这种“特殊性”后面的卑鄙的阶级手腕。
党的专政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绝对保证自己的党的独立性，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确保这种独立性，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个时期是一个受约束的政党。它从未有过自己的一份报纸。你们设想一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革命中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它过去没有，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份自己的日报？因为国民党不同意。我们能容忍这些吗？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政治上被解除了武装。于是布哈林就喊道，退出国民党！为什么？难道你们想说共产党作为政党在“革命的”国民党内部难以生存吗？继续留在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内，这一点我可以接受，条件是给共产党以完全的政治和组织活动的自由，保留一个供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活动的可靠基础。
关于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在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其次在我的提纲（39条）中先后分第一、二、三、……列举得非常清楚。这就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左翼的条件。如果布哈林同志主张无条件地，即千方百计地不惜任何代价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那我们不敢苟同。
（勒麦列插话：革命时期留在哪里？）
不惜任何代价维持一种联合或一种联合的组织形式，势必导致向合作者屈膝。英俄委员会的柏林会议已经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
共产党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创办一家自己的完全独立的日报，这样它才能作为政党真正开始生存和活动。
我们继续往下看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取消主义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的危机是一次持久的失败。”
我们在我们的论述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我当然认为这次失败是巨大的。而试图缩小这次失败，只会妨碍对中国党的教育。
至于这次失败是否会持久，持续多久，今天谁也无法作出明确的预测。总之，我们的论述是以无产阶级具备克服这次失败的可能性为出发点。但是，我们制定正确的政策是克服这次失败的先决条件。党的领袖陈独秀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真理报》新近已发表）中所维护的政策，在革命政府和土地革命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是极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全力以赴地纠正中国党和我们党在这两个最重大问题上的政策，那么，失败将会加深，会持久地压在中国劳动人民的身上。我在我的提纲的关于陈独秀同志讲话的补充部分，已经谈了这方面最必要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多谈了，仅指出一些提纲和列举一些其他文件。我曾答应宣读拉狄克致中央委员会的信，可惜我已来不及在这里驳斥那些“放弃”中东铁路等等非常轻率、非常荒唐的说法了。布哈林和我一样，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文件，因为这个问题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只进行了非常肤浅的讨论。
（布哈林：否定这一点是不知羞耻）
只要给我三分钟，我就立即来驳斥这个知道羞耻的布哈林，因为他所说的纯属谎言。我当时的唯一建议，用鲁祖塔克的话说，是我们方面的一项声明。鲁祖塔克说，这条铁路将暂时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布哈林就因此对鲁祖塔克展开了猛烈抨击。当时我们在这个声明中坦率地、严肃地重复了我们在北京决议中所说的话：在中国人民建设其自己的民主、统一的政府时，我们将以最优惠的条件把这条铁路自愿地高兴地移交给中国人民。政治局曾经说过，不，在这种时候，一个这样的声明将被认为是软弱的标志，我们将在一个月以后发表这个声明。我当时虽然没有同意，但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事只经过一次短暂的讨论，后来才作了些可怜的不切实际的修改，尔后弄成了一个比较体面的东西，分发给了党的组织和各个支部，并在见诸报端时加上了不切实际的按语。总而言之，最近，这已成了我们这里的习惯。
主席：托洛茨基同志，我提醒您注意，您还有八分钟讲话时间。主席团给了您四十五分钟时间，如要延长，我必须提请全体会议作出决定。
勒麦列：此外，我请求全体会议拒绝某些抵毁和说布哈林不知羞耻的言论，这是我至今遇到的最卑鄙的事。
托洛茨基：如果指责我不知羞耻，而我说的是那些知道羞耻的人，那么，人们可以向我提出抗议。其实，说别人不知羞耻的是你们，我一贯只说知道羞耻。
主席：我急切请求您不要再使用这类词语，您别以为您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
托洛茨基：我很佩服主席这种客观态度，并撤回“知道羞耻”这个有涉嫌疑的词。
我已没有时间宣读拉狄克的信了，如果我有第二次发言的机会，我再向大家宣读。拉狄克的信是取得我和季诺维也夫的完全同意后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提出了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最迫切的问题，而党的政治局没有给予复信。所以我只想在这里就中国革命的严重失败造成的总的政治后果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布哈林同志曾试图将张伯伦破坏外交关系一事作为证明。我已说说过，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我们四面受敌，而布哈林和其他一些同志当时参加了一次党的讨论，以求寻找摆脱困境的正确道路。一个革命党无论是在困境中还是在顺利时，都不能放弃形势分析和为自己的政策得出必要结论的权利。我再说一遍，一条错误的政策在顺利时可能不致产生什么危险，而一条错误的政策在逆境中将是致命的。
意见分歧大吗？很大，非常大，非常重要！意见分歧在最近一年中扩大了，这是无可争议的。一年前，谁也不相信英俄委员会会签署柏林决议，谁也不相信《真理报》会发表关于四个阶级联合的哲学，谁也不会相信斯大林会像库西宁昨天玩弄签署把戏那样出示那只被挤干的柠檬。为什么事态的发展竟会如此迅速？因为错误的路线受了去年两大事件——英国的大罢工和中国革命的支配。
现在有些同志说（这种声音我们以后肯定还会听到）：矛盾激化了，这必然分裂为两个政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两个伟大的事件已向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存在着严重的向右滑的危险趋势。不过，我们要充分相信布尔什维主义和那两个伟大事件的力量，坚决果断地粉碎任何关于分裂的预言。
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是错误的，同时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们掩盖了问题的最重要之点，其潜在危险是，我们不仅无法弥补已经失去的东西，而且还将失去很多时间。
1．我们不该对退出国民党的想法（这一点人们并没有提出来）一再提出警告，而是应该将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看得高于其他一切，高于留在国民党内的考虑。必须创办一家自己的日报，对国民党左派也要进行无情的批判。
2．将土地革命延期到军事上有把握确保领土完整的时候进行，这是陈独秀的思想，必须正式给予批判。这个纲领是非常危险的。
3．将政府的改造延缓至军事上胜利后进行，这是陈独秀的第二个思想。它对革命同样是极端危险的。武汉最高联合政府还不是革命的政府。对它抱任何幻想或进行任何宣传，就等于葬送革命。只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士兵苏维埃才能为革命政府提供基础。
当然，武汉政府必将这样或那样地“顺应”苏联，或者消失。
4．共产党和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联合非但必须保持，而且应该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扩大和巩固。
5．谁谈论工人武装，却不允许工人组成苏维埃，谁就不是真正的谈论武装。如果革命继续发展（我们对此充满信心），那么，工人要求成立苏维埃的愿望将会日益强烈。我们必须准备、加强、扩大这个运动，但不是像决议中所说的那样，阻挠和阻碍这个运动。
6．人们无法将中国革命进行下去，因为有人在促进相当严重的向右转，并且以布尔什维主义为幌子，玩弄税签把戏，贩卖孟什维克的走私货，——库西宁同志昨天就叫卖了一个小时之久，而另一方面，来自左派的真正革命的忠告却遭到窒息。
布哈林的决议是错误而危险的。它导致左派遭到了突然袭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硝烟中可能而且必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不可能接受这个决议。我们党和整个共产国际也不能将这个决议宣布为自己的决议。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必须由整个共产国际进行坦率的、客观的讨论。这种讨论（但愿它政治上也那么激烈）不应在任何恶意的、个人的攻讦和诽谤声中进行。所有文件、讲话、提纲和文章都必须向国际的各个支部公开发表。
中国革命不应遭到掩盖、封锁和禁锢。
[1] 因边境海关的税签通用于边境双方，故此借税签讽喻两面手法。——译者注
[2] 参看《列宁全集》第23卷第313-314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