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相关链接：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 1927-5-7（王凡西译本）
中国革命与史太林大纲
托洛茨基
1927年5月7日
录自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学参考资料选辑活页（10）——托陈取消派文件。
原件：杨湛笑译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上海书局1930年2月10日初版第21-58页
史太林的大纲题目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曾于中央会议后数日公布于四月二十一日（一九二七）的真理报。此大纲在中央会议上并未提出付诸讨论，（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并未离莫斯科）史太林大纲的错误，已至脚头颠倒，尾巴主义的精神表现得照耀如同白日。如对此大纲的错误不指出来，实等于莫大的罪恶。
应该了解中国革命给我们的教训
1．不准讨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最近所发表的）他们说道这种讨论帮助了苏联的敌人，易于引起敌人藉口的讨论，自然难以公布，假若因讨论就引起敌人的假造《事实》，假造“证据”，结果不利于讨论，那我们也认为不必要的。然而对于中国革命的动力以及整个的指导路线，换句话说，就是和“史太林大纲”相连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讨论。为什么这个大纲可以公布,而对于大纲的批评就不可公布呢？
说讨论中国问题是妨害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错误。若是这样，不仅联共不该讨论这问题，就是所有一切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共产党都不该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例外。中国革命的利益就是世界革命的利益，并且给了我们很多教训，重大问题尤其是所争论的问题应当公开的，彻底的加以详细讨论。认为这是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利益有冲突,实是绝对的不正确。由此可知拒绝讨论并不是与苏联的利益相反的，而是不利于官僚派的指导。因为他们的不正确的“机械”的指导，一方面使中国革命受了很大的损失，他方面减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2．中国革命四月的失败，不但是机会主义路线破产，同上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党的每一次议案之先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在事实上已经表现出决议案的错误以前是不许批评和讨论的，事实上证明决议案错误之后，则又背党【换】一个新的决议，然而还是机械的，并且比从前更错误。现在史太林的大纲就是一例,这种方法与党的发展绝不适合，特别是给幼稚的党大的打击。我们应该从错误与失败中找出经念[验]。史太林大纲已经公布，最低限度，对此大纲的内容提及中国革命各方面的问题都应该公开的讨论。
史太林大纲是代表中央而发表的，然该大纲并未经中央会议讨论，此事实是绝对不能消灭的。政治委员会的三委员史太林、布哈林、毛洛多夫把这个大纲看过，但经他们三个人的同意就以中央的名义公布。自然对于形式上没有争论的必要。然而由此错误而产生的惨酷失败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有世界意义的问题，无论如何对党及对中国革命的利益都是不适用[当]的。
帝国主义的压迫与阶级斗争
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俄国一九○五年的相比，等一是半殖民的地位，忘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内部生活之压迫是根本自欺的政策，但是只见抽象的民族的压迫，而忘了内部的阶级冲突，亦不能脱出自欺的政策。史太林大纲错误的根本来源一般不正确的指导路线就是犯了这种错误，也就是未能正确的明了帝国主义的作用及其影响中国各阶级的互相关系。
“帝国主义的压迫，应该证明了'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正确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各阶级一致' ”（！） “广东政府是中国民族的政府”（以上见新闻报三月六日加里宁的演说）
这种观点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先生所说——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中国没有主义[阶级]斗争的定律之实质是一样的。
中国是半殖民地，是被【压】迫的国家，为要使中国生产的增加，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必须赶走帝国主义。中国为求独立的斗争，自然是一种进步的斗争。一方面，这种斗争为发展中国经济上所求的，另方面，这种斗争给世界无产阶级发展辟一最容易的道路。
然而帝国主义的压迫并不是机械式的压迫，造成全中国“各阶级之一致”。外国资本主义最大的作用是中国有力的资产阶级官僚与军阀紧相联系，帝国主义的命运若没有这种密切的关系，那末，所谓军阀在中国近代生活中就失掉了作用与意义了。
如果说买办阶级（外国在中国经济，政治上的代表者）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了深渊的鸿沟，这未免太蠢了吧。此两阶级的接近，比资产阶级与工农阶级接近得多呢！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队伍，等于内部的标棍；总是仇视工农群众，常常准备与帝国主义妥协。民族资产阶级之加入国民党并且占了领导地位，那国民党实质上已成了帮助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工具，民族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革命营垒，只有在工农运动很懦弱，阶级斗争不发展，中国共产党不独立并服从于国民党纪律之下做资产阶级手里的戏具等等条件之下。若以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会使中国各阶级联合，在观地[点]上已经怀了错误的胎。这是中国民主主义群立宪法（资产阶级政党）戴季陶的观点，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非但不能减少政治上的阶级分化，而且使这种分化加烈；帝国主义在中国内部势力的根本来源,不是杨子江上停泊的军舰——这是一种补助品——而是经济上政治上中国资产阶级与外资相连。因为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军事上势力之强大，故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须扩大的烈激的中国人民的力量——工农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只有在他们（工农）生活中的切实利益与民族解决[放]利益相连的条件之下，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城市及农村中被压迫民众之暴动，反对高利贷，反对官僚及地方不良的军人，都是下层群众之觉醒与他们的利益相符合的；组织与训练他们，这才是[有]真正革命的前进。也只有如此，中国社会民众才能得到解放。反之若是军事失败与胜利或是右派半右派半左派的军官失败，都不过是浮面的而已。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的兴起，正是推动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公开的军事上的结合，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但不能减轻工农与资产阶级间的冲突。而适得其反，更加剧了阶级的冲突以至于流血的国内战争。中国资产阶级有强健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她永远反对中国的工农，他帮助中国工农的敌人以金钱，物质，枪弹，如果想达到中国的民族解放而用阶级调和的方法停止罢工，农村暴动及否认武装群众等等，是机会主义者妥协者的幻梦。在中国解放的议事日程上希望求得帝国主义者对孝子贤孙一点赏赐，也是一种极愚的幻相[想]而已。马尔丁诺夫（过去是少数派的领袖，现在是史太林的心腹，第三国际的要人！——译者注）所提议的代替罢工与农村斗争而以政府的仲栽机关来解决冲突，这与戴季陶先生蒋介石将军绝对没有什么区别呵！
马尔丁诺夫对中国革命的理论
3．“民族统一战线”或是说“四个阶级联合”的路线，长期的作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的领导，——请看布哈林的报告第十一期“共产国际”第一篇论文。史太林在莫斯科党积极份子会议上未敢发表的演说，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发表的论文（四月十日），三月十六日真理报上的社论，三月六日新闻报上加里宁的演说，三月九日真理报上的鲁来达克的演说等等——他们指出了很远的这样前途，在蒋介石徒变后的最近真理报上反驳反对派说：中国现在的革命政府，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四个阶级联合的政府”。
马尔丁诺夫的理论将使史太林和布哈林的错误走到原则上的错误的极端，这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上丝毫不同的。这是使俄国的和国际的少数派理论的特点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复活。现在少数派的领袖坦在最近的社会主义畏可思杂志上说：多数党也站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上，这个适用直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使命之完成。在四月十三日真理报上马尔丁诺夫虽负有责任的痛骂社会民主党，但是他完全照着少数派的方法很明显的告诉了极左的反对派——拉狄克，须要保存四个阶级的联合,不要塌了这个联合政府。工人与资产阶级在这个政府中是可以致聚首，不要使这个政府太早的执行社会主义使命“。（第八期四页四二，三页）
知道多数派与少数派斗争史的人们，特别是知道他们对于与自由资产阶级的关系争论问题的人们必不能承认少数派的领袖坦的吹嘘他们原则上的正确，马尔丁诺夫的理论与这个原则相符合并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是一种规律吧！若这个理论在第三国际抬起头来，那完全是我们的罪过。
一九○五——一九○七年少数派的政策，蒙蔽的[了]事变的道路，马尔丁诺夫又想此种政策应用到中国去，好像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商人把那些品质不好的在本国不能销售的商品，运送到殖民地去一样。在这种情形之下，商品照旧的运出，原则上与二十年前并无差别，所不同的仅仅在那时【是】沙皇制度统治之下，而现在是帝国主义铁蹄压迫之下。帝国主主义的压迫与沙皇的统治有大的区别，然而少数派所用的罩子则和以前没有一点不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反沙皇的斗争同是阶级斗争。绝不能以长期的“统一战线”为原则。关于这点，四月的流血事变已经明显的很完全的证明了。这种事变完全是由四个阶级联合政策发生出来的。
4．史太林大纲中对【于】过去事变发生的分析，曾有这样的话：“我们采取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事实怎样反映出来这个路线，谭平山在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一二）自己的报告中说，（注）“在国民政府始于一九年成立时，名义上好像是左派手中撑着，但实际上政权落于右派的手中……工农劳动因为受了各方面的阻碍，不能推扩到广大的群众中去。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又造成了军人专政的中心——蒋介石——政治权力还是像以前一样在右派手中撑着，这个政权按他的实质说，应当是属于左派的,但完全失望了。”
（注）谭平山的报告曾出一本小册。名“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在这小册子上还有拉思图的序言，这本小册子给我们的事实，将所有撰出来的路线都推翻了；谭平山自己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混乱，并且相互矛盾。一方面阶级斗争在中国加剧，另方面说与这些事实相反的路线是正确的。在拉思图的序言中，更表示他没明白在中国发生了些什么？中国有些什么？中国日[目]前将要发生些什么？这样，左派应该握到政权，但是他失掉了政府的权力，政权落在右派手中，整个的军事势力落在中派蒋介石手中，便造成了他们的图谋，于是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工农运动不能发展了。
谭平山更进一步的描写出来所谓绝对正确的路线与反映出来的事实，他说。“我们在实际上是牺牲了工农的利益……我们与政府经过长期的谈判，但始终连一个工会条例也未曾见发表……用社会各团体的名义也曾向政府提出很多的农民的要求，但未得政府的允许，当地主与贫农发生冲突时，而政府常站在地主方面。”这个结果是怎样得来的呢？谭平山很严重的指出下面两个原因：
a．左派不能很好的应用权力，巩固和扩充自己的势力。
b．右派乘我们一部份政策的错误，得施行其政策的可能。
5．在这样政治关系之下，还美其名曰“四个阶级的联合”这完全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国会史相同，大资产阶级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跟随在自己之后，小资产阶级主张民族统一的巧言来欺哄工人，并且拉他们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到了一定的时候，妥协主义者则起来作深一层的解释，这就是资产阶级叛变了民族运动。
6．“中国资产阶级曾做了反帝国主义斗争”也是事实，然而这个证据是否可靠么？各国的妥协派时常这样说，自由资产阶级于相当时期是革命的，但是资产阶级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帮助，仅仅是为达到与帝国主义妥协共同来反对无产阶级。北伐的结果，资产阶级比较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了，这个路线产生的结果还不是一个迷路吗？谭平山说：“我们实际上牺牲了工农的利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把四个阶级的联合维持下去？结果怎样？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至得到了大部分的胜利，巩固了将动摇的帝国主义，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是错误政策的结果，这是不能使革命向前一步的政策。
妄想证明其路线正确的大纲
7．将无产阶级政党与大资产阶级放在一个为大资产阶级占领导地位的圈栏内的政策，现在史太林还想证明其正确，大纲中说：“我们的政策是当右派还服从国民党（！）念[纪]律时候，就利用他们政治上的联合和经验”。然而现在我们应明白的看到，资产阶级是怎样的服从纪律，与无产阶级怎样的利用右派；就是大资产阶级同中等资产阶级怎样的与帝主义“联合”，他们消灭和残杀工农的经验，将来中国革命史上一页血书还不是这种利用的结果吗？？此外，大纲中又说：“相继的事变完全证明这种路线是对的”。他只有如此再不能向前走，因为大的反革命事变，史太体仅得出一个很悲哀的结论：现在“孤立”的政策（孤立右派）应改为与右派作“激烈斗争”的政策，这就是说等到右派“同志”已用机关枪向我们说话以后，我们才能与他们【斗】争呢！
8．大纲中还自辩的说：“预先”已料到资产阶级必然的从革命队伍中退出，难道说这种料到对布尔雪维克主义的政策就算够了吗？这种资产阶级必然退出革命队伍的预料，假若不与确定的策略相符合，这还不是一句空话吗？但在上面引用嘉许马尔丁诺夫路线的那篇文章中说：“在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阶级的反抗会要高涨，永远的统一战线绝不可能”（社会主义畏思克）这就是说，坦也承认：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队伍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实际政策少数派则在可能范围内，无论如何要保持统一战线，应用他们的政策直到与资产阶级的政策相吻合。提出口号和积极的群众行动都不能离开资产阶级的范围，甚至要使部份的工人组织——如中国现在服从资产阶级的组织，布尔雪维克政策并与之相反，政治上组织上要与资产阶级分开，在革命的初步即揭破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打破一切小资产阶级为统一战线的自欺。时常与资产阶级为争领导群众面斗争，从共产党中淘汰那些希望资产阶级或为资产阶级粉饰门面的份子。
两个前途与已往的过失
9．史太林想把两个革命的前途相互反证出来，第一个前途，就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在与帝国主义妥协和压迫无产阶级之下，来达到此目的，第二个前途——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反对资产阶级。但是为要使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革命走到第二条路上来不仅是说空话，应公开的说，直接的说。然而直到在现所有的革命路线的领导与此路线尤成反比例。反对派所以反对和批评领导的原故，因反对派在开始的时候，就站在列宁观点上提议，无产阶级为站在民族德谟克拉西革命的基础上以争【取】城市农村劳苦群众领导地位应与资产阶级奋斗。
10．从史太林大纲中得出来的结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离，只是在资产阶级自己把无产阶级抛却，解除他的武装，拳打脚踢的时候才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照这个路去走，一走就是走着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旧路，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旗帜，追随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之后，而后者又追随在自由资产阶级的后面，并且他还把无产阶级引导入加文雅克的刀刃之下，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虽有其伟大特质，可惜于革命过程中又重演了一遍。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根本错误与一九○五年，一八七一年，一九一七年革命，好像没有给我们任何教训一样，又好像没有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国际的存在一样，即重复表演过去的悲剧。
人人知道蒋介石就是自由共和国的加文雅克，蒋介石做了加文雅克所做过的事，反对派开始就这样说，史太林的政必然帮助重演一遍。此外还有补充一点，就是加文雅克若没有福生罗林，路易勃浪等畅论民族统一战线，他是做不到的。这个畅论的作用在现在的中国是谁呢？不仅是汪精卫，共产觉也是这样的人物。中国共产党所有的路线则出自第三国际，假若这种错误不公开的解释出来，那末中国革命两个前途的理论，仅仅作了路易勃浪和马尔丁诺夫一流人物的玩具，换句话说，四月事变的一幕，将要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重演一次。
中国共产党的状况
11．为要使民主革命斗争，要依照布尔雪维克的路线走，先要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为主要的工具，要有自己独立的政党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去斗争，任何时也不能使党的政策组织，和其他政党混合。若共产党没有理论上，政治和组织上独立的保障，所谓两个前途简直是布尔雪维克空前绝后的一种笑话。中共在过去以及现在实际上并不是和一部份小资产阶级相联合，而是服从了将军事和政权都握着在自己手中的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国民党；他在政治上完全服从了蒋介石的纪律，他不准批评小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虽是反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对阶级斗争。党的机关报为独立政党的主要工具，而中国共产党连这种权利都被剥夺了。在这种条件之下，还说是什么无产阶级要争领导地位，不是自欺欺人吗？
12．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服从蒋介石的国民党，失掉本来面目和政治地位之无价值呢？为的是要统一民族战线，认为资产阶级是不能退出革命队伍的——马尔丁诺夫的理论——否认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史太林在他的大纲中仅仅把这条路线作了事变后的假面具。为要证明这个政策；还说什么工农联合，但是中共的依赖状况与“四个阶级联合”政策同样，全使这种联合成为空谈，甚至于使他成为资产阶级发生作用的工具。这种依赖状况成为走到工农运动路上的大障阻，绝得不到【真正的】工农联合。若没有真正的工农联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绝不可能。
13．中共将来应有的出路在那里呢？史太林大纲中对此问题虽有很简单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很容易生出大的混乱和不可救药的损失。史太林说：“与革命的国民党共同奋斗，共产党应该保证自己的独立。”保证独立吗？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是从来有独立的！此错误并不是没有原因，但在史太林大纲中对于这种根本问题竟一字未提，只说到“更应”保障自己的独立，这就是说理论上政治和组织上无产阶级的政党还要依赖会变成资产阶级工具的小资产阶级政党。
14．中国布尔雪维克主义之发展只有在共产党之优秀份子能够毫不客气的批评自己之下帮助他们直接的任务，假若不在很短的时期内不将此种少数派的理论完全肃清而企图掩藏从前的错误不容许尽量的讨论，使中共在最危险的环境中，那么一定要发生分裂的危机，而各派激烈的斗争，并且机会主义的失败会使中国发生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群众运动无前职工运动，虽然不断的和[加]速发蓬[生]农村中农【民】运动不断的起来，假若共产党仍照从前一样成为服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质量上只是一个无力的陪客，加入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政府，那就应该直接了当的说，在中国现在还不是组织共产党的时期，因为不组织共产党是要比它在革命中着[看]着用血换来的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变成一个奇异的传问[闻]吗？
谁估计错了革命步骤？
15．在史太林大纲中特别指责“反对派的错误”，大纲中本提出矫正反对派的左，但史太林自己的错误则走到右边去了，这所谓矫“左”过“右”呢，史太林的主要错误是蒙糊难找到出路并且推动领导路线向妥协方面走去。
16．主要的诬蔑“反对派”为不明了革命步骤之不能很快的发展，不晓得他为什么提出十月革命的步骤，假若提革命步骤问题，那测量比步骤的不是外面的，十月革命的天然所能的，而是应出自中国革命内部的阶级关系，中国资产阶级并设算到中国革命很快的步骤，他在1927[一九二七]年四月完全抛弃了统一战线的假面具，尽其全力消灭革命，中共追随【国】民党左派之后，受这种打击表示出完全没有准备这是什么原因？因为领导者估计的步骤太慢——无希望的落后——有尾巴主义的实质。
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以后，四月二十三日共产党中央和武汉的“左派”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在宣言中说：“我们后悔事前没有准备，现在我们只好一般[声]真实的惭愧吧！”（四月念八日真理报）。
在这几个【忏】悔哭泣的字中，除了作者的原意外已经把史太林对于中国革命步骤的估计无情的驳覆了。
17．在工人自己趋有独立斗争的时候，而我们仍继续并加强与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想起利用“左派的经验”，因此一切工具都握在左派手中，我们采用的政策同驼鸟一样的，把自己的党藏隐起来，1926[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惨杀工农以及一切国民党领导及革命的性质的事实，都不在自己的党报上登载出来，我们忘记了保存自己党的独立，我们没有组织自己的党报，“我们实际上牺牲了工农的利益——谭平山——我们在军队中没有丝毫的进步未能抓着大批的兵士，我们准备了造成蒋介石军事专政的中心，换句话说，造成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事变前我们夸辉[耀]了蒋介石，我们确信了蒋介石服从纪律及我们能干的政策会战胜中国革命右倾的事变”——谭平山的小册拉思图的的序言——总之，我们对于事变的政策都是落后的。在每步中我们为顾全资产阶级的利益，失掉了革命发展的态度，造成了资产阶级及革命的顺利条件，他们左派国民党对于这些事变只说了一声：“真实惭愧”。
18．现在有无革命中心，成是[为]创造个革命中心在中国革命现在情形之下，大纲中说：“蒋介石叛变的意义，就是中国南方形成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个军队和两个中心，武汉是革命的中心，南京是反革命的中心”。他只从表面的和【用】很笨的方法分析中国现在的情形，必难免于错误的，并不是更很简单的把国把党分成两个，而是更实实在在的，应该在新的阶级力量上来分析，倘若认武汉政府是一个现成的中心，他将继续前业继续北伐，这无疑认这次事变（四月十二日）的反革命，为一种个人的“逃跑”或是简单的一回事就完了，如此去看，简直是什么也不懂，工人不是很简单的失败了，而是由于他们的领导者之无能，群众现在认识对于左派国民党和跟他跑，就像昨日他们对整个的国民党一样。能否这样想呢？现在所有的斗争，不单是反对以前与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军阀，并且反对那些因为我们政策错误，而占领所有的军事机关和大部分的军队的“民族资产阶级”。
为更使革命发展到更高和新的阶段，必须把受欺骗的群众拉到自己方面来，唤醒那未觉绝[悟]的群众，为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就要指出那可耻的政策，并且要扫除净尽，无论任何人假若还依“牺牲了工农的利益”——谭平山的报告——帮助那所谓四个阶级联合的政党，徘徊不前，就应该不客气地请他们从共产【党】中滚出去。
经过流血的事变以后，漂泊在空中的国民党旗帜还没有放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我们不要给人夺去”——布哈林曾说这样的话——这种话简直是距了实际不知多远，是多么可怜，要放于九宵之外去才好，群众所希要的只是革命大纲和从自己队伍中组织与群众发生密切关系的，为保证自己内部的战斗机关，上层分子所组成的武汉政府是放弃这种使命的，担负这种使命的只有工农兵苏维埃和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才有可能。
苏维埃与武装工农
19．史太林极力反对苏维埃口号的必要,同时他又几次的声明：“反对反革命的主要工具就是武装工农，他是消毒的良剂”。对于武装工农问题两方都无异义，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为着革命的利益而武装工人农民，只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计算？第三国际的代表实际上恰与武装工农在实际行动上成了反比例，又怎样解释——见四个同志给俄国在第三国际中代表的信——虽然有武装，工农的完全可能，然而在实际中完全没有武装，又怎样解释呢？这还不是我们希望不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不致他受痛苦，不使他向右转的政策所致吗？需要武装工农的时期而没有这种武装的良剂，现在一般的工农群众，特别是装[武]汉的，还没有得着武装起来，为什么呢？为的是不使汪精卫动摇。
20．武装工农自然是很好的事，但必需有个正确的政策，国民革命军实质上不是南方的武装农民么，然而武装农民不是反对反革命的消毒良剂，他到成了反革命的工具，为什么？因为政治领导者（指反革命——译者）仅仅仿效了苏联的政治部，党代表等等的皮毛，而没有阶级的政治训练，实际上这就是因为没有苏维埃作一个中心领导机关，政治部党代表等等，若是没有独立的革命政党，没有兵士苏维埃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欺骗群众的工具。
21．史太林根本否认组织苏维埃，认为苏维埃只是个口号，只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口号”。我们要问：武装工农是要反对那一个呢？是不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呢？
武装工农的口号若不想成为纸上的空谈，不成为欺骗群众的工具，就要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就与工农兵苏维埃毫无二义。难道说武装工农将来忍受他们的敌人政权的压迫，任由仇视他们的官僚放肆吗？实际的武装在现在情形之下，必然的，造成苏维埃政权的形式。
22．再进一步说，谁来武装工农群众？谁来领导这武装的群众？当国民革命军向前进攻，北军被缴械的时候，自然易于武装工农，此时唯有工农兵苏维埃是反对反革命的“消毒良剂”，过去的不幸是不可挽回了，现在的时局更转变愈大，工人自己获得少数军械（是不是他们错误呢？）。而从工人手中没收去了，北伐停止了，在这种条件之下，朗农是极重大，同时也是极困难的任务，认定组织苏维埃还非其时，同时反提出武装工农的口号，这真所谓乱纷恶味已极。殊不知革命前途发展过程中只有苏维埃能在事实上武装群众和领导武装群众的一种组织。
为什么不能组织苏维埃？
23．史太林答覆本题说：“第一、苏维埃何[可]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组织，组织苏维埃只有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假如这句话这是对的，那就延迟了革命发展的步骤，不组织苏维埃于最后剧烈斗争之先，我们已经是错误了，已成不可挽回的过去事实了，假若认中国革命将消沈至很长的时期，此时群众对于苏维埃口号自然没有回声，然而在此时要武装工农的口号，也是没有根据的了。我们认此政策的不正确之结果，还不至于这样的沈重，我们认为在最近的将来，有许多新的革命高潮之顺利与可能，蒋介石被迫不得不与群众掉膀子，允许工人以八小时的工作制，施些小惠于农民，当农村革命向前发展，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蒋介石的场合之下，不难造成更顺利的革命条件，于最近的将来，刚刚失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应重整旗鼓，向前进攻，无论在一月之前后是承[否]进攻，我们总要在议事日程上准备着我们的大纲，口号和组织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要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使之与中国革命前途并进，使之与革命的命运相互反映。
24．大纲中说：“第二、苏维埃的组织，不是一种无益的会议，苏维埃政权应该是反对现存政权和夺取政权的机关”。苏维埃政权不是一种无益的会议，要算是大纲中唯一正确的理论，然而一个革命者提议武装工农也不是无益的会议吧？谁说于现时阶段中组织苏维埃结果是无益的事，而武装工农才是重要的事，那么，他不是向自己开玩笑，就是向别人开玩笑。
25史太林反对组织苏维埃的第三个理论根据：就是因为武汉政府内几个左派国民党上层分子在四月念三日的华美的宣言中对蒋介石的叛变说了几句惭愧的话，于是史太林就认他们是革命的，若组织苏维埃暴动起来反对左派国民党：因为除去左派国民党外在武汉境内没有第二个政权！
以官僚式的关系对反革命政策的问题，从以上这几个字中完全表现出来了。分析某一个政权不根据于阶级斗争之扩大，而根据于对国民党的希望，不啻某阶级加入和退出革命队伍，与革命前途毫无关系，国民党的政权，依然是继续存在着似的，就使[是]这种观点是正确，也不能说这是革命中有了保障，国民党右派已经有了反动的买办官僚而左派的国民党有什么呢？可以说差不多什么也没有，苏埃维口号是号召群众起来组织实际的政权机关，一一经过两个政权的过渡时期。
26．苏维埃对于“武汉境内唯一的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应该取什么态度呢？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下列的方式：苏维埃对于革命的国民党的关系将要以革命的国民党对苏维埃的关系成正比例，换言之，就是根据苏维埃怎样组织起来，怎样的武装和巩固起来，所以为民众而成立的政府，必须白[自]愿的采[受]它裁判，因为苏维埃制度之所以可贵，特别是在革命时代就是他能够保障中央与地方的一致。
27．史太林于1925[一九二五年]曾称国民党为“工农政党”（？）——史太林著列宁主义问题245页——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相符合，据史太林观察国民党的基础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殊不知这种观察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实际的情形是工农跟着国民党跑，而使他们向前跑的，则是资产阶级，并且我们还知道，资产阶级使他们向自己跑，这样的党我们把它叫做资产阶级的党，而不叫做工农的党。现在资产阶级得到“休息”以后——就是它打散了没有武装的工农与没有准备的工农以后一一据史太林的意见，已转入了新的阶段“工农政党”的左派国民党，就在这新阶段中应该占领导的地位，那未[末]，我们就要问国民党既是工农政党，为什么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又是反对国民党的政权呢？
28．史太林反对组织苏维埃的第四个理论根据：“组织苏维埃，就是给了中国民众的敌人以新的攻击中国革命的工具，便[使]我们的敌人有新的造谣中伤的可能，他们可以说中国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莫斯科苏维埃化'的人造品”。
明显些说吧！史太林以为我们发展扩大，和全国民众运动，那末，中国民众的敌人将会以他们所有力量去造谣，中伤为能事，此外无其他的意义，必然就是毫无意义。
中国民众宁怕真正的莫斯科苏维埃化吗？不会的，史太林既不是中国民众的敌人，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论据呢？这种论据，在中派右派左派等不同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政治之中都装饰成莫斯科的保护色了；他们组织起党代表，政治部，宣传部，中央会议，监查委员会等等。中国资产阶级并不怕把莫斯科的形式搬到中国去，他们为达到他们的目的，尽力的穿戴上这些装饰品，他们之所以原用这些形式自然不是他们敬爱莫斯科而是因为这些形式在民众中已“通俗”，中国的农民会知道苏维埃将给参加苏维埃的农民以土地，不知道的还想求知道呢！中国的工人知道苏维埃所以保证苏联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蒋介石叛变的经验中，先进的工人应该知道：没有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机关，没有保证无产阶级与城市中农村中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的联合机关【，】革命是不能胜利的，组织苏维埃是纯粹出于中国民众自己的经验，怎能说是“搬运莫斯科苏维埃化呢？”——我们的政策应该是群众的革命和客观的需要而不要根据敌人的言论或是怕敌人造谣中伤。
29．有人说：武汉政府，冯玉祥，唐生智操纵了武装的力量，这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而武汉政府，冯玉祥，唐生智，都不愿组织苏维埃，若组织了苏维埃就会与这些同盟者断绝关系，大纲中虽直接的没有理论，关于武汉政府，我们从史太林口中听到的是“革命中心”与“唯一政权”，同时在党的大会上替冯玉祥大吹大擂：“工人出身”，“有希望的革命者”“稳健可靠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重复过去的错误，果如此作下去那就要失败。武汉政府和军事首领们，自然要反对组织苏维埃？他们不愿意解决土地问题。因为他们与地主有藕断丝连的关系，他们要向右转而奖地主，与资产阶妥协，而我们之所以要组织与苏维埃之重要也就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够推动武汉政府向左走将反革命逐出。
30．如果苏维埃不与“唯一的武汉政府”斗争，这岂不是形成两重政权的基础吗？虽若想不只在空话，而要在实际上巩固工农政权，就不能不明白这种政权时期之延长与否，他们的相互关系如何，是要按“唯一政府”之实际表现如何，共产党之独立及其工作和苏维埃发展前提之速度如何而定，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力增加两个政权中之工农成份，这就是准备着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德谟克拉西的纲领共同发展到底。
31．在扬子江中数十支帝国主义的军舰，随时可以开到上海、汉口等处的条件之“组织苏维埃不是【痴】人说梦吗？”这个论据确实在史太林的大纲中没有，然它是在广大党内会议上巡行着，（马尔丁诺夫、牙洛斯驶基等这样说）马尔丁诺夫想大不列颠之军舰恐吓和消灭苏维埃的意义，这并不是他的创造，在1917[一九一七年]社会革命党和少数派曾恐吓我们说，苏维埃【要】夺取政权，会引起协约国占据卡限斯坦得和比得格勒。我们的答覆明[则]认为只有广大的革命运动，才能拯救革命。外国帝国主义者承认中国革命，只有这种革命才利于与中国资产阶级妥协，他们才能够在中国对于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条件之下；因为整个的国民革命都会分裂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基础，引起与帝国主义的冲突，自然必不可免，过去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并未使帝国主义炮声[击]南京的事件免除，及人民死于蒋介石机关枪之下。由此我们过去的经验证明：中国革命只有渡到广大群众基础之上，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加深革命的社会大纲才能够纷乱外国的军队及唤起他们的同情与苏维埃真正保证革命于外来打击之下。
史太林应用什么来代替苏维埃呢？
32．史太林以“建设革命农民委员会，职工会和其他将来的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实质上就是准备苏维埃政权的基础”然而这些是什么呢？我们在他的大纲中一字也找不到，所谓“准备将来苏维埃的基础[”]这便是一句空话而已，没有国际意义的。这些组织应有的作用，现在是什么呢？他们应当指导罢工排外货折断官僚机关的推[腿]骨打倒反革命的军事强盗消灭地主，废除高利贷者及富农的武装，来武装工农解决所有的农村中民主的任务，推进以至于夺取地方政权，实际上这还不是苏维埃？然而史太林不能正其名的执行这些任务；反而提议——如果从总的方面看来这个提议是重【要】的——替代苏维埃的苏维埃的代用品。
33．所有以前职工会【所】执行的任务，已近于苏维埃的作用（香港、上海、武汉等地），然而要完成这种任务，职工会是不能的，他包含的工人太少，他不能完全的与无产阶级接近的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要实行指导罢工、怎样能使下层群众少受损失，分配粮食参加征现[收]的政策，参加武装组织的任务（指导农村革命是不可少，只有在指导机关不但使包容整个无产阶级并且要密切的在日常生活中与城市农村的劳苦群众相连系的场合之下，从蒋介石政变每个明白革命者的脑前所受的打击中就应该觉悟到军队与职工会在过去是分离的，假若存在了兵士代表苏维埃，就与此情形完全不同，敌人仇视职工会与农村委员会是反对敌人的攻击都比苏维埃里弱得多。无产阶级与城市农村被压迫的群众联合，除了苏维埃以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能够实现这种联合。否认这种事实的人们就都相信那些上层分子妥协分子，不相信下层的革命群众。
与左派国民党破裂吗？
从上面所说的已经很明显的看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分裂只是一种恐惧。大钢中说：“这是等于从战地退出，丢掉自己的同盟者，国民党敌人所愿意的事”。这种漂亮的话完全不与实际相合。不是说与国民党分裂而是准备着与国民党联合，但是不是站在服从的原则上而是实际的平等，革命的国民党还正在组织中，我们主张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工作是要渐渐的把工农拉到自己一方面来，训练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不要跑在步步动摇的国民党之前而应分[公]开的直接的，用自己的名义修自己的旗帜，把工农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事实上给国民党以（例如共产党）变成群众的党，帮助国民党前进，毫不放过的指导他们每次的摇动，与向后能造成与国民党联合的真正革命基础，这是造成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
34．无原则的造成与认定反对派赞成政治上“孤立”中国共产党，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与说反对派赞成退出英俄委员会相同，这两种诽谤都是拿来做与国民党右派及叛卖工人阶级的英国总工会联合的假面具，反对派尽所有的力量来巩固和发展与革命的国民觉分子联合拥护工人与城市农村的劳苦群众密切的联合【，】为革命的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政权而奋斗。
（1）当共产党牺牲了工农利益，具了空想的目的而与资产阶级同留在革命的营垒内，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联合，形式是不妥当的，是违反列宁主义原则的。
（2）极端否认这种联合的形式就是直接的间接的拯救党于其他阶级监视之下，使自己的党完全独立。
（3）共产党取消自己的旗帜，为同盟者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影响与权威这种联合形式应该反对到底。
（4）联合应该明显向着公共的任务的基础上，而不应该在这种暧昧的、外交的、动摇的形式上。
（5）创造完满的正确的群众周知合作条件及任务。
（6）保留共产党批评同盟者的自由，监视同盟者同监视敌人一样每分钟都不要忘记，若同盟者依附了其他阶级，他就成了敌人的力量
（7）与小资产阶级群众联合，应高出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
（8）最后应注意到自己，注意到自己的组织，注意自已的武装和力量，保有这些条件，才不仅是与动摇的而可以开倒车的上层分子联合，而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真正革命分子联合这种联合是应依靠于城市农村被压迫群众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指导之下而形式的。
德谟克拉西革命抑是社会主义革命
妄加以诬蔑之词，说反对派认中国革命目前直接就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阶段，这种批评，也没有什么稀奇1905[一九○五]前后，少数派不止一次的毁骂多数党。如果目前俄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那列宁的政府才算正确，列宁则对他们说，多数党的政策为使德谟克拉西的革命彻底完全唯一道路是在某种适宜条件之下，这种革命就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
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列宁是有条件的提出，列宁对于我们都很明显的知道仅仅中国革命本身的力量而无已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苏联和世界革命先进无产阶级的帮助，则中国革命只能给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以宽阔大路，给工人运动以优良发展条件。
37．中国共产党之是否能独立存在，他是否需要与国民党联合或服从国民党，苏维埃是否能继续巩固起来以及其他。全要看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与速度而决定。中国完成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议会式的可能，中共也会称赞国民会议这个口号。如果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革命不在最近的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则工农代表苏维埃将要从舞台上退出而代以资本主义制度。再等到世界革命历史的路程上开一新阶段，则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方能实现。
38．第一，完全不能证明资本主义之不可免。第二，这种论证对于我们很重要——因为解决资产阶级的任务，有各种不同方法，国民会议本身是一个空洞口号，一种骗人的东西，如果不说明怎样在什么政纲之下去组成蒋介石明日可以退出国民会议，反对我们与今日提出工农大纲反对我们一样，组织国民会议不经过蒋介石而经过工农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才是庄重的正确方法。
39．布哈林企图证明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是正确的，故认中国的“封建残余”作用在经济中占优势，岂知这是根本无用的企图，如果布哈林站在经济观点上。分析中国革命而不是空想，“封建残余”总是不能证明四月事变政策的正确，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山穷水尽的形式，帝国主义依据海关来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及限制内部的市场，就是说诞生或保护落后的农村经济的生产形式及旧式的剥削与剥削的残酷压迫形式，过剩人口的增加【加】速了穷困及奴隶的情形。
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封建”成份，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够消灭，就是说不是与资产阶级联合而是与他直接斗争，愈在最染病态的农村制度资本主义互相交错形式之下，则解决农村问题不能用上层立法的方法，必须使农村群众密切的与城市工人及贫民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进攻才能解决，若与资产阶级地主同盟，而忘掉了自己在群众中工作，服从四个阶级联合政策的错误，不仅是准备了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联合，同时也就保存了野蛮，残忍的剥削形式于农村经济的生活中。
反对组织苏维埃于资产阶级性的中国革命中，等于忘掉一九○五年、一九一七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给我们的教训，当时革命目前的根本任务是推翻沙皇及消灭农奴制度，这未尝不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然而他要求武装工农及组织苏维埃。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曾说：“为着真正反对沙皇，保存自由，不是空说白话，唱资产阶级的漂亮高调所可能的，不是工人应当帮助新的政府而是政府应当‘帮助’工人，因为自由的唯一‘保障）[’]几使沙皇制度破坏到底这唯有武装工农巩固“扩大发展工农兵苏维埃的力量，作用及其意义，才有可能。此外则为自由资产阶级的激进者政客自欺欺人之说。帮助武装工农不但能进入历史的使命而且促成进于完成俄国再无人能够战胜自由，君主不能复辟共和国得到保证，反之，那就是欺骗群众给他们以一钱不值的报酬“革命给人民以粮食的口号在所有资产阶级的革命中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手段，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工人应当帮助资产阶级——取消派的人们是这样说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则说：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工人还该启开民众的眼睛看清资产阶级的欺骗政策，训练他们不相信资产阶级的空话，只有依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团结自己的武装”（列宁语）。
中国革命者应该从他的脑子内将现有的决议案弃掉，深刻的思考那四个阶级联合政策与这段简截而着实的话不照一下，才不至于错误才能完或[成]目前的任务。
中国革命与英俄职工联合委员会
39．中国革命的领导不仅是局部的政策错误，而是根本的路线不正确。从上面所说的，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假如将中国革命的领导路线与英俄委员路线相比较，那就更明显了。英俄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路线，虽不能说与在中国演出来的一样，然而大体上都是领导路线的机会主义倾向。
40．在英国与在中国所有的路线都是“巩固”与上层分子的个人的联合，外交上的联盟，实际上是放弃了扩大革命与左倾民众和卖阶级的领袖中间的划分。追随在蒋介石之后，使中国的共产党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最奇[苛]的条件，追随在斯夫列、喜克司、喜特林（都是英国黄色工会领袖——译者）之后，苏联职工会在原则上是在职工运动中取的中立的态度，承认英国总工会是英国无产阶级唯一的代表，并承认不干涉英国工人运动。
41．英俄职工委员会在柏林会议的决议案，不办[啻]说我们在将来拒绝帮助罢工和反对工贼的意志这个决议的中心又是将职工运动的少数运动（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是革命的成份——译者注）完全弃掉。因为我们承认为英国工人运动中唯一的代表【，】正是俄工运动少数运动所视为卖阶级的东西并且还大声的声明“不干涉”英国工人运动，在原则上这已经是投降于工人运动的民族自限的范围再向极端走步,即有为保守的形式。
42．蒋介石说，我们干涉中国的内政，喜特林说，我们干涉英国工联的内政，蒋介石，喜特林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的诽谤，都是反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众有利益的工人国家，在这种情形，或一种情形之下蒋介石与喜特林固然有条件的不同，地理的不同，有时会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然而他们同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去与这种领袖同走，我们不能不被截断了与群众结合的可能。
43．英国全总卖掉大罢工以后，我们用了不正确的政策，不但维持了他的动摇地位，而我们根本的去接受这种要求，在漂亮好听的“领袖地位”之下，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与英俄工人运动，好像是操必胜之权，结果则准备了物质的失败，机会主义的动机常常归于相信自己的路线。
44．英国职工会的领袖们，从全苏联职工会中得了不干涉英国工人运动的期票向张伯伦（英国外交总长——译者）夸耀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斗争的能干，比哀的美敦书的恐吓更有效力，张伯伦并用一方面是全总的外交政策另方面有大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政策。
45．以鲍尔温（英首相——译者）和张伯伦愿意英俄委员会关系断绝为前提来攻击反对派，说反对派实际上是帮助了他们。实际上是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手腕。鲍尔温恐怕苏联职工运动强烈的影响了英国的工人运动，英国资产阶级未尝不抑制总工会，但是对那些总工会领袖们的抑制，资产阶级从各方面得着胜利，总工会的卖阶级领袖接受苏联职工会捐助英国罢工的矿工工人我们还与他们帮助矿工工人问顾，英国资产阶级压迫总工会经过总工会压迫苏联职工会的柏林会议中，英国资产阶级从苏联的职工代表得了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的让步，这样英俄委员会对英国资产阶级是有利而无害的，——见泰唔士报宣言——张伯伦、鲍尔温愿意英俄委员会之断绝关系，是想更进一步的经过英俄委员会来压制苏联职工会，英国资产阶级从各方面都能胜利而我们无产阶级则无意义的失掉了一切。
46．也曾听道过无稽的荒论，说蒋介石“同意于反对派主张中共应退出国民党，不办[啻]曾经对他的将领说过似的，其实这个论据，只可证明蒋介石的欺骗技俩和虚伪，为自己粉饰，好从背后来专打工农群众，根[想]蒋介石无时不是反对与共产党联盟，而反对派无时不是反对与蒋介石联盟，所以马尔丁诺夫得到一个反对派“一般的”政策是由反动的结论来。难道这是怪的吗？不奇的，布尔雪维克的发展是随着孟雪维克（即少数派——译者）的诽谤而发展，他们说布尔什维克反动，布尔雪维克帮助贵族反对资产阶级反对社会革命党反对孟雪维克等等的话。列诺迭克说法国共产党希望分裂进步觉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帮助了普安开采，法国社会民主党不是一次的声明，说苏联不加入国际联盟实与帝国主义非常有利的工作等等的话。
蒋介石以为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应该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断绝，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应该与大资产阶级断绝，这样的事实不是证明他们同情于反对派，而是证明这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的仇视。儒弱的妥协派站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说两个极端相反的阶级为分裂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帮助了反动派骂反对派的政策与蒋介石，张伯伦，托姆斯的相同其实这些妥协派未能彻底的了解，不自觉的承认了反对的路线为无产阶级革命性质。
47．英俄职工联合委员会的柏林会议，正是当帝国主义对中国施炮舰政策之时，然而并未坚决的，晃出实际的方法，实际去反对英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惨杀就使这坚决的方法也通通未加以采纳，难道这一个英俄委员会不能找到反对战争任何方法的明显证据吗？英俄委员会不但不见其利，反而成为革命运动的大障碍。因为他们可以说他们与苏联职工会同是为“争和平”。这种诡诈方法愈使英国工人受着催迷术。苏联职工会在其中的作用更促成了英国无产阶级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保护本国职工总委员会变节的国际政策。这不是减弱与和缓英国革命分子反对职工总委员会的力量吗？白列亚利、喜克思和他们的党徒麦克唐纳尔、托姆斯、英国工人阶级处于催迷术状态中，直到战争临头还没有觉悟，而战争开始后，就号召工人阶级起来保护德谟克拉西的祖国。托马斯基（苏联全总书记）——译来与新闻记者的谈话中，批评托马斯及其他是资产阶级的佣用者——真理报五月八日的关于麻醉工人白列亚利、喜克司，则一字未提到好像是没有他们一样。为什么？殊不知没有他们就没有托马斯的政策存在的可能。帮助那个与我们联合的白列亚利，实际上是帮助英帝国主义；加强了他压迫中国革命，每个学过列宁主义的革命者。详究那些发生了的事件不能不明白，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念，促成了四月政变，实是与蒋介石联盟自己结果。
48．阶段论。一个国家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根本趋于机会主义的动力。自夸的“阶段”论，史太林已不止一次的声述，要求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须有完全自己的独立，是越过了阶段，要求组织苏维埃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国内战争，是越过了阶段；要求与卖掉工人阶级英国职工会总委员会断绝关系，也是越过了政治的阶段。保守的民族资产阶级国民政府，军事专政的蒋介石，英国职工总委员会一切统治阶级的特权组织，障阻革命运动发展的组织，都代以越过阶段的观点来观察，岂知广大群众还未走到这伟大的历史阶段的时间，他的先锋队就应该很能干的应用自己的政策，破坏这个阶段。我们过去所有的政策是落在革命之后，以而[至]于变为尾巴。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事变，英俄职工委员会的命运，就是给了我们严重的警告。
49．去年英国总罢工的失败，现在中国革命未能影响国际工人运动，不啻一九二三年德国工人失败，未曾给我们的教训一样，此种政策的结果会一时灭弱了革命运动，完全有害于自己，如再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正确的国际策略，这种损失还要继续下去。现在革命潮流退落之时，比以前更应激烈的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民族自限的倾向，为着国际主义而奋斗。
原则上承认不干涉政策，就是证明引导工人阶级趋向于保守。一部分落后的工人会想出无须帮助英国大罢工和中国革命。他们会相信他们的领袖告诉他们的话：“没有其他国家革命的成功，我们也能在我们的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假若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所以我们应当用和平政策不用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我们帮助中国革命和英国【工】人运动，不仅得不到实际的利益，反会推动世界资产阶级用军事来干涉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我们的命运是很危险的。”
无丝毫疑义，当新的国际革命运动失败以后，一个国家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的创造者，根本是限制革命潮流高涨而趋于民族自守。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错误为产生另一种错误，造出布尔雪维克以外的路线，而我们的总批评与警告视为眼中钉；自己走到右边去了，反而给左边一个打击。依照这种路线走下去，那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前途将有莫大的危险。对于这种危险若默而不言，不告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叛贼。
我们亳无疑义的说，错误是可以更改的，我们可以找到无危险和无损失的路线，事实与过去的经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的党（苏联的党，国际的党），自由的慎重的估计事实，从事实中求得符合事实的结论。那我们坚决的相信，我们的党会做到革命的统一的精神。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