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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
托洛茨基，等
（1927年10月1日）
一、关于反对派的印刷厂以及同军事阴谋的“关系”
9月12日夜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对许多党员进行了搜查。9月1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听取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关于部分联共（布）党员和非党分子一起参与秘密的反革命组织活动的报告”，并决定：“认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动是正确的”。
9月22日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向各级党组织下发了关于发现印刷厂的通知，通知中说：
“部分被捕的非党分子确与某些军界人士有联系，这些人士企图在苏联搞一次类似皮尔苏茨基政变的军事政变。”
通知中多次重复的这一论点，其根据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9月13日的通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此援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通报的主要内容。
“1927年9月12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获悉，原工厂主的儿子、非党分子、姓谢尔巴科夫的公民向原弗兰格尔手下的一名军官提出搞一台改良胶质版胶印器；几乎同时又得到情报说，一个姓特维尔斯科伊的人也找过那个军官，此人是个职员，非党分子，同谢尔巴科夫关系密切，他向军官通报近期在苏联要搞军事政变的消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根据上述情报于12日当天夜间对谢尔巴科夫住宅进行了搜查，结果在该处发现了地下印刷厂及党禁止印刷的反对派的反党文件。国家政治保卫局认为有责任扣留这些出版物并在弄清谢尔巴科夫同特维尔斯科伊的关系后逮捕所有与此案有牵连的非党分子。鉴于此案（组织军事政变）的特殊性和必须紧急进行调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得不立即对一些党员进行搜查，结果查明他们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的秘密组织有直接联系。当然一个党员也没有逮捕。
因为与谢尔巴科夫和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一案有牵连的党员甚多（格林施泰因、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奥霍特尼科夫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认为有责任把此案的详细情报以及全部材料转交中央监察委员会。
鉴于被捕的非党分子的供词证实有一个以策划上述军事阴谋为目的的集团，此案的侦查工作仍在继续。”
根据这个通报可以得结论：确曾参加反对派印刷厂工作的谢尔巴科夫为改良胶质版胶印器一事找过原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与反对派印刷厂没有任何关系的特维尔斯科伊也找过这位军官“通报了近期在苏联要搞军事政变的消息”。
这样一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案件：反对派的印刷厂案件和军事阴谋案件。这两个案件是通过什么或者什么人联系起来的呢？就是通过原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这个人物，谢尔巴科夫为改良胶质版胶印器一事找过他，特维尔斯科伊也向他通报了即将发生的军事政变。
9月23日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致信各党组织，提出如下问题：
“这个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是谁？他姓什么？为什么不提姓名？
他是否被捕？
为什么正好同一个时间既有人找他搞胶印器，又有人向他通报‘近期’在苏联搞军事政变的消息？这种通报是出于什么目的？
‘近期’谁要搞军事政变？是哪个团体？哪个组织？哪些人？”
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9月27日致各组织的新通知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明仁斯基同志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回答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信中的问题。明仁斯基在信中说：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并未逮捕本局在1927年9月27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通报中提到的那个‘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因为这位公民（只有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直接要求下我才能说出他的姓名）已经不止一次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揭露白卫分子的阴谋。例如曾根据他的指引查清萨文柯夫反革命组织的武器库。他曾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揭露同最近一次军事阴谋有牵连的人。
我们所进行的与本案有关的搜查和逮捕，目的就在于揭露这一军事阴谋。
地下印刷厂是逮捕同搞军事阴谋活动有关的非党分子时附带的意外收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过去和现在均未对有党员牵连其中的反对派地下印刷厂一案进行侦查，已将此案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
可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9月14日通报判明与反对派印刷厂搞军事政变的阴谋分子之间存在着由原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来体现的联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9月27日的通报承认，这位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并不是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而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于是，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新的解释，反对派印刷厂和军事阴谋之间的所谓联系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来体现的。这是惟一的联系。无论是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通报还是在其他文件中只字未提其他任何联系。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显然不能视为反革命分子。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说法，谢尔巴科夫向这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探“提出搞一台改良胶质版胶印器”。显然这句话应该理解为谢尔巴科夫试图通过一位公民搞到胶印器，而这位公民又决不可视为反革命军事阴谋活动的参与者，因为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如果不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位特工变成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中就是这样做的），那么印刷厂与军事阴谋之间就搭不上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一位姓特维尔斯科伊的公民也找过这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探，向他通报准备“近期在苏联搞军事政变”的消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只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侦探介绍为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同反对派印刷厂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位姓特维尔斯科伊的公民向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通报了关于军事政变的消息，显然是为了把这位军官拉入政变活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二个通报对事情的说法则截然相反。
特维尔斯科伊向这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侦探“通报关于组织军事政治变的消息”，显然是为了及时揭露这次政变。那么反对派印刷厂与军事组织之间联系又何在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这位侦探想必是把特维尔斯科伊提供给他的关于军事阴谋的情报向主管机关作了汇报。这位侦探想必也把同谢尔巴科夫就胶印机一事的洽谈情况向主管机关作了汇报，至于洽谈是谁主动提出的并不重要。可见，反对派印刷厂和军事阴谋之间惟一的“联系”便是对白卫分子和反对派进行监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即使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位侦探碰上胶印机纯属偶然，那他也仍然是反对派印刷厂和我们不知道的军事阴谋活动之间的惟一“联系”。
不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只是附带地提到特维尔斯科伊同谢尔巴科夫关系密切，并未说明是亲属关系、住户关系、政治关系还是组织关系。不错，第一份通报也提到了“查明”一些党员“同谢尔巴科夫和特维尔斯科伊的秘密组织有直接联系”。
但是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是怎么回事，我们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文件和第二份文件，均不得而知。在关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地下组织”的印刷厂一案的材料中也只字未提。与此同时，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这份通报中我们知道谢尔巴科夫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侦探谈过胶印机一事。特维尔斯科伊则向该侦探通报了关于酝酿中的军事政变的消息。为什么称“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呢？是反对派的印刷厂吗？但是特维尔斯科伊同这个印刷厂毫无关系。是军事阴谋吗？但关于谢尔巴科夫参与军事阴谋活动一事只字未提。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组织”是干什么的？从通报中我们只知道他们二人找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同一个特工，不过事由全然不同：一个是为胶印器问题，一个是通报关于阴谋的消息。
现手头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关于秘密组织的说法可以间接地依据一个事实，即他们两个人尽管事由不同，找的是同一个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或者说，同一个白卫分子。不过这种观点自然是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二份通报彻底推翻了。该通报证明，这里所说的不是弗拉格尔手下的军官，而是为了苏维埃国家的利益执行秘密任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而并不存在任何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地下组织。正是为了维持这种组织的假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才不得不把自己的侦探冒充为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事实胜于雄辩。
9月27～28日，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审理了参与反对派印刷厂的共产党员的案件。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在9月29日进行了审理。其中没有人坚决支持关于这些党员“同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有直接联系”的指控。被告和参加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此案的中央委员叶夫多基莫夫、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与托洛茨基一再坚持必须说清楚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以及一些共产党员同这个组织的联系怎么回事，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却愤怒指责提问者，说他们竭力把案件审理引入歧途，说被告把问题搞乱，以便逃避回答关于印刷厂的问题，如此等等。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所谓的印刷厂一案的决定指控一些党员“同非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建立拥有自己地下印刷厂的秘密反党组织”。至于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称反对派为“秘密的反党组织”，那么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了。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反对派印刷厂问题14名党员负有责任，其中12人被开除出党。但是这些党员同军事阴谋活动的联系哪里去了呢？“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反革命组织”又哪里去了呢？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个通报是这样说的：
“因为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一案有牵连的党员甚多（格林什泰因、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奥霍特尼科夫等），国家政治保卫局认为有责任把此案的详细情报以及全部材料转交中央监察委员会。”
这样做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秘密情报”和“全部材料”哪里去了呢？当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奥霍特尼科夫等受到指控的同志要求宣读“秘密组织”（上述党员据说均属该组织）的创建者之一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断然拒绝，理由是，特维尔斯科伊及其供词与所审理的反对派印刷厂案件毫无关系。这样一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就已宣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谓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奥霍特尼科夫等人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有牵连的第一份通报是错误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无关于此案或详细或简短的任何情报，并无任何材料，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未将这类材料转给中央监察委员会，他们自己就没有。若是有这类材料，那么就不必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充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了，也不必以此装假为基础去编造似乎一些党员均已牵连进去的“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了。
但是并没有妨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完成他的第二个通报，该通报用下面一段话彻底推翻了关于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的神话：
“如果说反对派的非党知识分子同盟者与图谋发动军事叛乱的军人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那也并不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过错。”
这是什么意思？“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迫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那封信的压力被迫透露那个弗兰格尔白卫军官并未被捕，因为此人并非白卫分子而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不过局长企图维持以这个莫须有的白卫分子为依据的对共产党员的指控的假象。
当时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9月22～27日的两个通报已下发到各级党组织，直至最基层的党支部。而且，在以所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对党进行欺骗一事揭露后才起草的第二个通报是用下面一段话作为结尾的：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表示，他们要用铁的手腕粉碎使谢尔巴科夫和特维尔斯科伊一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追随他们的力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军事叛乱分子参与联共党内事务的任何企图。”
这些话是不容置疑的：反对派受到的指控是他们不但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使其追随者军事阴谋分子参与联共党内事务。这就是说，反对派企图使军事阴谋分子参与联共党内事务。9月27日在揭露反对派印刷厂时是这样写的。而9月29日，签发上面那段话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又对受到指控的共产党员说，特维尔斯科伊及其供词与整个政变一案一样，同反对派印刷厂一案毫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下发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州委、省委、区委以及联共（布）各级监察委员会的通知上的签字又意味着什么呢？
综上所述，便引出了以下问题：
（1）9月15日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说，“一些联共（布）党员参与秘密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当时他是否知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这个反对派印刷厂同军事阴谋之间的惟一“联系”，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
（2）如果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不知道此事，那就是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他起了误导作用。那么应当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中查清罪人，以便严惩。
（3）如果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知道此事，那他为什么不向书记处通报？书记处在决定中承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对书记处起了误导作用呢，还是如上所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雅罗斯拉夫斯基起了误导作用？
（4）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是何时知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的实情的：是发出第一个通知时，还是在收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的公开质问作出的第二个通报时？
这几个问题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莫须有的反对派同军事阴谋的联系问题发出的通知已欺骗了党。时至今日党尚未摆脱这一骗局。恰恰相反，这场骗局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扩散开来，并具有日益粗暴的性质。是谁在这场骗局中扮演了自觉而积极的角色呢？谁受派别的迷惑而卷入这场骗局？谁因疏忽大意和不经心而纵容了这场骗局？最后，谁是这场骗局的真正组织者和策动者？这些问题必须彻底弄清楚。如果不搞清楚的话，就连真心实意地筹备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是不可能的。
二、关于军事阴谋问题
于是在党内以至党外流传着一个两个版本（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卑鄙神话，似乎反对派“企图使力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军事叛乱分子参与联共党内事务”。
这些叛乱分子何许人也？军事阴谋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听说这个军事阴谋同反对派印刷厂毫无关系。我们还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那里听说有关军事阴谋的案件仍在审理之中。只有寄希望于军事阴谋受到揭露、对罪犯绳之以法了。
但我们即使在现阶段也不可对军事阴谋问题熟视无睹，不仅因为曾有人企图通过一个莫须有的、仅靠一名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实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来维系的“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使一些共产党员卷入此案。这个方面我们在上面已尽量简要地进行了研究，把许多细节都抛在一边，其实每个细节都值得独立研究。而“案件”还有其另一方面，这个方面同样颇有教益，而且使人对未来有所认识。
我们已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获悉，除了谢尔巴科夫外，一个姓特维尔斯科伊的人也是反革命秘密组织的参加者，就是那个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通报“近期在苏联要搞军事政变”的消息的人。这个通报的严肃性无须评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9月13日的通报还说：
“被捕非党分子的供词证实有一个以策划上述军事阴谋为目的的集团。”
于是，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得到了证实。供词内容是什么呢？供词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转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材料中。诚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拒绝公开这些供词，因为供词与案件毫无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从该主席团获悉，特维尔斯科伊供出的那些阴谋分子被反对派拉来参与解决党内问题。我们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得知，格林施泰因、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奥霍特尼科夫等人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组织有牵连。这一切足以证明我们对特维尔斯科伊供词感兴趣是正当的。现在我们援引他供词中的主要部分，只是用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代替本人的名字，仅限于使用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报中已经说出的名字。请看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
“女公民H极其秘密地告诉我她同公民M的谈话内容。公民M对她讲，军界有一个以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显然是军人）为首的运动，这个组织很活跃。没有说这个组织准备搞政变，不过这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女公民H的谈话我断言所指的是反对派，但当我向她提出这个问题时，她说并非完全如此，尽管为首的是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由此我又断定该组织有个独特的人物。没有说公民M是该组织的成员，但从整个谈话看来这也很清楚。”
这就是特维尔斯科伊关于“近期将在苏联要搞军事政变”问题的供词。这里我们不再援引公民H和公民M的供词了，因为除了公民M推说关于军事阴谋的情报是一个离莫斯科很远的人告诉他的而外，这些供词并无任何新的东西。特维尔斯科伊，公民H和公民M对军事阴谋均无直接的了解。特维尔斯科伊是从公民H那里知道的，公民H是听公民M说的，而公民M则是听前面提到的不在场的证人说的。特维尔斯科伊对这个阴谋作了最具体的描述，因为他至少说出领导这一阴谋活动的是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明仁斯基进行了谈话，明仁斯基十分肯定地说，目前尚无任何有关军事阴谋案件的其他材料。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意见，正是这些供词，也只是这些供词证实，不但有一个把组织前面提到的“军事阴谋”作为自己目的的集团，而且有“许多党员”（格林施泰因、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奥霍特尼科夫等人）加入这个集团。
谢尔巴科夫和特维尔斯科伊均于9月12日夜间被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9月13日当天即已致函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及有人策划“近期在苏联搞军事政变”、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和“在搜查时查明同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有直接联系”的共产党员。然而从现有的材料可以看出，作为与“近期在苏联组织军事政变”有牵连的惟一的一个党员是托洛茨基同志。
我们向明仁斯基同志提出既然他认为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为什么不让托洛茨基同志知道这些供词呢，明仁斯基回答说，他“不记得”这些供词中是否提到了托洛茨基的名字。这里要提醒一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个通报是在9月27日发出的，而谈话是9月28日进行的。谈话时在场的亚戈达同志解释说，只要侦查人员指出党员与案件有关，那么有关材料都要转给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次也一样。的确，我们已经了解到，特维尔斯科伊、公民H和公民M关于军事阴谋案件的供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归入反对派印刷厂一案的材料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样什么都没有通告托洛茨基同志。叶夫多基莫夫同志偶然看到了这些材料，随后请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中央姜员注意这些材料。
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我们暂时不作政治评论。
三、必要的结论
我们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以便拟订新的第三个告全党书，驳斥前两个通报中的错误论点。换句话说，我们建议通告全党，要非常明确、准确、坚决地向全党说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作出的那个拒绝公开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的决定，即反对派印刷厂案和所谓的军事阴谋案两者毫不相干。
我们建议向全党通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前两个通告对党起了误导作用。
我们建议通过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并在这两个机关的反对派成员的参与下彻底调查此案，以便查明罪犯并尽快绳之以法。
只因我们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满足我们正当的、最起码的要求抱有希望，我们才不在这里对上述事实和情况作出相应的政治评价。
我们坚决请求通过电话于今日内商定召开这样的会议的问题。
伊·斯米尔加
伊·巴卡耶夫
格·叶夫多基莫夫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7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