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发生了甚么？如何发生的？[1]
托洛茨基
（一九二九年二月廿五日）
轰动一时的新闻，是政治事件的必然的影子。关于我被苏联放逐的这件新闻，这个影子却变得太奇形怪状。而危言耸听对有伟大目的的政治事件是不利的。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创造更轰动的新闻，而是以提供客观的资料来冲淡危言耸听的气氛──只要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达到客观性的话。
为了冲淡危言耸听，让我首先说明，我们对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和布尔塞维主义[2]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我们不以个人的命运这个尺度，来衡量历史的进程。
是的，从我的政治生涯中惯用的方法看来，我现在所用的向社会大众说话的方法，是不寻常的。但是，这是因为我现在所处的情况也是不寻常之故。
对我个人的命运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的揣测、臆造和幻想──如果这些揣测对我的事业没有损害的话，我不会觉得苦恼。我没有理由把我的个人命运变得神秘莫测，特别是我的命运跟一些一般性质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正好相反。现在比过去更需要把事实的真相呈现给公众──不但给朋友，而且给敌人。我的目的不是宣传，而是提供资料。我与新闻界预先谈好的条件，就是我有叙述我的观点的完全自由。我的文章一定要字字照登。
苏联轮船伊里奇号于二月十二日把我从敖德萨带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我现在就在君士坦丁堡写这篇文章。我并没有选这个地方作我的居留地，虽然好几张报纸是这样说。我的德国和法国的好友猜得对，我被送到土耳其是违反我的意愿的。
警官登上停在布尤德埃码头的轮船，检查乗客的护照；其实，除了我与家人及几个格别乌[3]特务以外，别无其它乗客；我把以下的声明要他转交给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卡梅尔·帕夏[4]：
「先生：在君士坦丁堡入口，我敬向您表明，我并不是自愿地来到土耳其边境的，我之越过这个国境乃受暴力所迫不得不然。总统先生，请接受我的适宜的敬礼。里昂·托洛茨基。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
因为我是在我的强硬的抗议下被流放的，我自然宁愿到一个我熟悉的语言、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国家去。但是被流放者的利益与下放逐令者的利益很少一致的。
譬如，一九一六年法国政府把我赶到我一点语言也不懂的西班牙去。但是罗曼诺夫先生的自由派的西班牙政府望却不给我时间学习西班牙语，赶快无缘无故地把我抓起来，送到大西洋彼岸去[5]。如果幸灾乐祸在政治上是可容许的感觉的话，人们可以说，我不久得到不寻常的满足的机会：把我从法国赶走的激进的内政部长马尔维，自己不久也被克利门丘政府[6]赶出法国。但是事情还不止此。法国政府之赶我出境是根据它的政治警察长比德先生的报告。可是这位比德先生却于一九一八年在俄国由于进行不友善的任务被抓起来。当他被送到战争委员部去审问时，我问他「这事怎么发生的？」他的答复虽然含糊但是很妙：「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从上次大战开始的新时代，很明显地是一个大变动和政治急变的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且在以后的长时间内还会看到更多。在想到所有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时，这位警察哲学家的警句倒是非常有用：「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我决不掩蔽以下的事实，即我认为我这次被苏联放逐并不是历史的最后一句话。这当然不只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历史的进程是曲折的。但是，从历史的客观性中，我学到了怎样去应付事情的真正发展过程。
为了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首先，让我提供一些事实。
在一九二八年一月，苏共第十五次大会（事实上这是斯大林派的官僚的大会）不但把反对派开除出党，而且批准用政府力量来镇压反对派[7]。不久，几百个──现在就有几千个──反对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去。
他们之中有赖可夫斯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和驻法大使，他有四十年在法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的工人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拉狄克，最出名的国际马克思主义作家之一；斯米诺夫，在被捕以前，还是人民委员，而且是一位老党员；斯米尔加，十月革命和红军的组织者之一；普里奥甫拉津斯基，受过极良好的教育的经济学家，而且是对法谈判时的财政顾问；莫拉洛夫和莫拉可夫斯基，红军的组织者和革命战争的元帅；贝洛波罗多夫，内政部人民委员；苏斯诺夫斯基，他以记者及社会评论家的资格，用笔杆光辉地替党服务；卡斯珀罗娃，是东方妇女中替党和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个领导人；波格斯拉夫斯基，「初级」人民委员会的前任会长，等等[8]。
这些人及其它几十位我没有提出名字的反对派的一生，与一九○五年、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三次革命[9]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之中的很多人的命运，可以作为伟大戏剧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这些被流放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贡献，比下放逐令的人们，不知道要大多少倍。
我的流放地是阿尔马阿塔。这是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新首都，是天山脚下一个有地震与洪水而且有瘴气的城市，离最近的铁路一百五十哩，离莫斯科二千五百哩。在这里，我的妻子、儿子[10]和我，在书堆中，而且在美丽的大自然中，过了一年。报纸与信件要二十天、一个月或二个月以上，才到达这里，而且要看是那个季节与莫斯科当局的情绪。
虽然我们每一步都遇到不愿公开露面的朋友，我们与一般人民还是完全隔离的，因为要与我们接触的人会受处罚，而且有时是相当重的处罚。我们与外面世界的唯一连系，是我与儿子所作的，由格别乌人员陪伴的，狩猎旅行，在这些狩猎旅行中，我们在含盐的平地和半沙漠的草原上过着几个星期的游牧民族的生活，在星光下或者在吉尔吉斯人的帐蓬中宿营，而且骑着骆驼旅行。这个区域以大量的野山羊、野猪、鸭、鹅及其它猎物著名，但是也以毒蛇、蝎子和蜘蛛出名。今年一月来了一个电报，通知我三条老虎在阿尔马阿塔的一百五十哩的周围内出现，而从巴尔哈须湖向伊犁河上走动。我与儿子在考虑是否应该宣战──这当然是防御战──还是向凯洛格反战公约[11]呼吁。这几条机灵的、有经验的老虎一定会采取完全同情凯洛格公约的态度──我们只要举出克利门丘的例子就可看到这点──因为归根到底是脚瓜的力量决定事物的后果。
我与儿子还没有对巴尔哈须的会吃人的动物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命运突然被事件的新转变所改变了。
这要从我们的通讯谈起。在我们的流放的头十个月中，我们的信件，虽然经过检查，但是有一半到达目的地。流放者之间的通讯所受到待遇非常广泛。有时候信件被当作政治论文看待，被广阔地翻印，到达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且超越国家的边界。信件还会被人出版而用种种方法来传播。去年十月底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我们与同思想者、朋友、甚至于亲戚的通讯都被突然停止；我们不再接到信件及电报了。我们用特殊的方法得知，莫斯科电报局堆积了几百封我们的电报，特别是在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及其它的革命节日。包围我们的圈子愈来愈紧。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不但是底层人民，甚至是斯大林的机构中的干部，都觉得很难接受对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物的报复行动。他们的不满，因以下的上层份子的论点，才平息下去：严苛的行动会保证党的思想上一致，使党能够安心地工作。斯大林派相信，或者至少允诺，把反对派领导人在国内流放的话，可以停止「托派」的活动。
但这事没有发生。第十五次党大会开后的一年是党的历史上最麻烦的一年。事实上，只在第十五次党大会以后，党内的广大层份与工人阶级才开始对上层的斗争真正地有兴趣，而且觉得这个争论一定牵涉到基本的原则的不同，因为几十位、几百位、甚至几千位全国出名的人物、或者至少是在他们的区域、地区、或者工厂中出名的人物，甘愿为了他们的思想而遭到了党的开除与流放。在一九二八年，虽然镇压继续不断，但是反对派却发展得很快，特别是在大工厂中。这就导致镇压的加强，而且特别是禁止流放者的通讯，甚至禁止他们之间的通讯。我们相信当局还会用其他方法。我们的推测果然不错。
十二月十六日，一位格别乌特别代表从莫斯科来，以格别乌的名义给了我最后通牒：停止领导反对派的斗争；否则的话，将采取行动孤立我的政治生活。并没有说要送我到国外去。据我所知，要在国内采取行动。我写了一封列有基本原则的信给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主席团[12]。这里似乎有必要引该信的片段如下：
「要求我脱离政治活动，等于要求我放弃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所作的斗争。在我的一生中，我为这个斗争已不断奋斗了卅二年。我要在国际无产阶级之前，指责那些说我这个活动是「反革命」的人，践踏马克思和列宁
[13]的基本学说，损害世界革命的历史利益，破坏十月革命的传统，不自觉地而且因此是更危险地准备热月反动。」
[14]
这里我略去列有我们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的主要的歧见的部份。接着，那封信说：
「不但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能够发生反动的时期。我们在苏联已经在反对十月革命与准备热月反动的情况下过了六年。对于这个反动的最明显的及最完全的表示，就是迫害和在组织上消灭左派。」
「最近斯大林派为了抗拒公开的热月反动派，企图依靠一下反对派思想的『残骸』。斯派的这些思想一点创造性也没有。反对左派的斗争已使斯派的思想失去了稳定性。它的实际政策已无主要内容；是错误的、矛盾的、不可靠的。反对右倾危险的吵闹的运动一大半是假的，是用来向群众隐瞒它的要消灭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的真正目的。」
我的信的结论是：
「在我们送给第六次世界大会的宣言上，我们对于搞派系活动的指控回答说：只有那个不公平地对付我们的第五十八条决定
[15]被取消，而我们不要作为悔过的罪人，而要作为不出卖他们的旗帜的革命斗士为党恢复党籍，这个派系活动才会停止。而且好像我们早已知道给我的最后通牒，我们写下以下的字句：
『只有确定地腐化的官僚，才会要求革命家放弃这种工作（放弃政治活动，即放弃服务于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工作），只有卑鄙的叛徒才肯接受这个要求。』
对于这些字句，我不能作任何修改。
各行各路。你们要继续实行那些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鼓励你们去做的事情。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完尽自己的责任到底。里昂·托洛茨基
[16]，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于阿尔马阿塔」
（一九二九年二月廿五日）
扼要地重说一下：对于要我停止一切政治活动的要求，我的答复是：只有腐化的官僚才会作如此的要求，只有叛徒才能够同意这要求。斯大林派不能期望不同的答复。自从那信发出去以后，一个月过去了，没有意外事发生。我们与外面世界的联络已被完全切断，包括年青同志所安排的不合法的联络网。这些年青同志克服了最大的困难，而且直至一九二八年底还凖确地供应在阿尔马阿塔的我一大堆从莫斯科与其它中心来的资料。今年一月间，我们只接到莫斯科的报纸。他们愈写得多关于反右派的斗争[18]，我们愈觉得他们一定会打击左派。这是斯大林的政治方法。
莫斯科来的格别乌代表，佛林斯基，就留在阿尔马阿塔，等候训令。一月廿日他带了一大队武装格别乌人员，来到我家，把前后门都封锁起来，递给我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格别乌特别会议的记录：
「兹因：公民托洛茨基，里昂·大卫道维奇，组织非法反苏政党，其最近活动指向引致反苏行动及准备以武装斗争反对苏维埃政权，根据刑法第５８／１０条文，犯反革命活动罪。由此决定：公民托洛茨基，里昂·大卫道维奇，应该被驱逐出苏联国境。」
当我被要求在一张声明收到这个裁决的通知上签字时，我写道：「格别乌的裁决──本质上是犯罪的，形式上是非法的──已经宣读给我听了。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托洛茨基」
我称这个裁决的本身是犯罪的，因为它指控我准备以武装斗争反对苏维埃政权，这完全是谎言。斯大林需要用这个方式来替放逐我的行动辩护。但是这个方式本身却有以最恶毒方法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倾向。因为，如果反对派，在帮助组织十月革命与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的人的领导下，准备以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话，那末这事件本身表示国内的情况已相当悲惨。如果国内情况真的如此，即使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友善的反革命特务也会说：「不必急于与苏联建立经济关系；不如等一下，看看武装冲突的结果如何。」
但是，幸运的是格别乌的这个方法是个露骨的警察谎言。我们深信苏维埃的统治有深厚的生命力和极大的伸缩性。我们的路线是内部改革的路线。我藉这个机会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这个看法。我这样做，至少可以局部地防止斯大林所指使的格别乌这个方法对苏维埃共和国利益的打击。不管苏维埃共和国今天的内部困难有多大（这内部困难不但是客观环境的结果，而且是无能的弯弯曲曲的政策的结果），所有那些再度希望苏维埃政权早点垮台的人们又严重地失算，正像他们过去的失算一样。
张伯伦先生[19]倒没有这种幻想。他是比较实际。假如人们可以相信在好几张报纸上登出的报导，特别是在美国杂志《民族》（THE NATION）上的报导，张伯伦先生的意见大意是：一旦托洛茨基被（正如他说的）「逼入绝境」时，与苏联建立正确的外交关系就有充份的可能。这条像宝玉一样的公式的确给这位保守党大臣的性格带来了荣誉，因为当他谈及美国海军时，他是以素食主义者的语调发言的。
虽然我没有被赋以外交权，但是为了我们革命的利益（部份也是我自己的利益），我大胆地建议英国外交大臣不要太刻板地坚持他的要求。斯大林已经把我赶出苏联来表示他准备满足张伯伦先生的希望。如果他还没有做得更多，倒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以这种做法作为处罚苏联经济和英国工业的理由则是太笨了。除了那点以外，我还要指出，国际关系是基于互惠的原则上。但是因为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很不同的意见，我还是不要再谈吧！
我在收到格别乌的裁决书的声明上，不但说这裁决的本质是犯法的，而且它的形式也是非法的。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格别乌可以让一个人选择离开国境或者留在国内受处罚，但是它不能不经过那个人的同意把他驱逐出境。
当我质问驱逐我的方式及到那一国家，我所得到的回答是，等我到了欧俄以后，一个被派去接我的格别乌代表会告诉我的。第二天就花在急忙地包装行李上，几乎全是包装我的书和手稿。我的二条大猎犬惊讶地看着这个平常是平静的家庭来了这么多的人。这里我要提一下，格别乌的代表们一点仇视的暗示都没有。刚好相反。
一月廿二日大清早，我的妻子、儿子和我自己，在格别乌的护送下，坐上一辆公共汽车，沿着一条盖着平滑的雪的公路，走到库尔载山关。在那里我们遇到大风雪。那辆本来要拖我们车子过关的强有力拖拉机，连同它所拖的七辆车子，统统给吹来的雪埋在雪堆里了。在这山关的大风雪中，七个人及很多匹马给冻死。我只好换坐雪橇，七小时只走了廿哩。沿途我们见到很多被抛弃的雪橇，（它们的车扛竖起来），很多堆给建筑中的土库斯坦至西伯利亚的铁路的材料，很多箱煤油，统统埋在雪中。人和马都在附近的吉尔吉斯人的冬令营中避雪。
我们在关口的那一边，又坐上公共汽车，而且在皮须佩克（现称弗伦兹）坐上火车。我们在路上读到莫斯科报纸，看到他们正作舆论准备，为了把反对派的领导人物驱逐出境。
在阿克图宾斯克地区，一封电报告诉我们流放地是君士坦丁堡。我要求与住在莫斯科的两个家人[20]见面。他们却被带到赖亚斯克车站与我们见面，与我们一样受监视。新的格别乌代表波拉诺夫企图说服我去君士坦丁堡。但是我断然拒绝。波拉诺夫与莫斯科直接通电话商量。在那里，除了我可能拒绝自愿离境以外，什么都想到了。
我们的火车离开了正道，慢慢地在一条支道上退进去，最后在一个已经废用小车站附近停下，在二个小丛林之间停止。一天一天地过去。火车附近空罐头愈积愈多。来赴盛宴的乌鸦和喜鹊又愈来愈多。就是没有兎子，因为那年秋天一次大流行疫症，死了很多兎子。因此狐狸在夜里作了一条正规小径，一直通到火车。
火车头带着一节车箱每天到火车站去买主食。我们在车箱里都得了感冒。我们重读法兰斯与克鲁车夫斯基的俄国历史。天气冷到零下５３度。我们的火车头怕车轮被冻结在铁轨上，一直开来开去。远处的无线电台彼此呼喊，在寻找我们的下落的新闻。我们听不到他们的问题；我们在玩国际象棋。但是，即使我们听到，我们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们是晚上到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那里──只知道在考斯克附近。
这样就过了十二天。在那边，我们听到了新的逮捕──几百个人，包括一百五十位所谓「托洛茨基中心」的成员。包括在公布的名单上的，有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卡夫塔拉兹，苏联驻巴黎的前任贸易代表姆地凡尼，党的最好的文艺批评家佛朗斯基，及乌克兰革命中最英勇的人物之一德鲁布尼斯[21]。所有这些人都是党的中心人物，帮助组织十月革命的人。
二月八日波拉诺夫宣布：「虽然莫斯科作了最大的努力，德国政府坚决地拒绝你进入德国。我的最后的训令是把你送到君士坦丁堡去。」
我说：「但是我不会自愿去的；我会在土耳其边界上发表声明。」
他说：「这改变不了事情，你还是会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去的。」
我说：「那末你们已经与土耳其警察交涉好，强迫把我遣送到土耳其去。」
他说：「我们不知道那事，我们只执行命令。」
停了十二天以后，我们的火车又开动了。起初车卡很短，以后当护送的人增加，火车就愈来愈长了。自从皮须佩克以后，整个路程中都不准我们离开火车。现在我们全速向南开行。只停留在小站上取水和燃料。这样特别的小心，是避免重演一九二八年一月把我赶出莫斯科时莫斯科车站前的游行。那次游行强迫地阻止火车开向塔什干，只好第二天秘密地把我送走。
沿途收到的报纸登出反「托派」新运动的反响。在字里行间，显露出高层为我的流放问题发生很大的争执。斯大林派很匆忙。他们有充足的理由：不但有政治的困难要克服，还有物质的困难。加里宁号轮船本来被指派到敖德萨来接我们，但被冻结了。破冰船怎样弄也不行。莫斯科很急，迅速地命令伊里奇号轮船来代替加里宁号。我们的火车在二月十日晚上到达敖德萨。通过窗口，我看到熟悉的地方。我在这城中做了七年的学生。我们的车箱被直接带到轮船旁边。天气非常冷。虽然天已很晚，码头还是被格别乌人员包围起来。这里我们要与两个家人道别，他们已经在火车上与我们一起被关禁了两个星期。
当我们穿过火车窗口凝视等待我们的轮船时，我们不禁记起另一艘带我们到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目的地的轮船。那是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在加拿大的哈里发克斯港，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在一大群乗客面前，把我们从挪威轮船克里斯琼福特号上硬拉下来，我那时带有充份的文件与签证坐此轮船回彼得格勒去。我的家人也是同样，只是年轻十二岁而已。我的大儿子那时只有十一岁，他用小拳头打英国兵，天真地希望能争取我的自由，而且使我能直立。我的目的地却变为集中营了。
没有货也没有乗客的伊里奇号，在早上一点钟开船。破冰船替我们开了六十哩的海路。在那区域狂暴的大风只轻轻地掠过我们。二月十二日我们进入波斯普鲁斯港。我向接待我的土耳其警官递了一封声明书，说我是被违反我的志愿而带到君士坦丁堡的。但没有用。轮船照原方向开行。经过了廿二天的旅程，走了四千哩路，我们终于到达君士坦丁堡。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五日）
这怎么会发生的？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用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描写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的实在情况；另一个方法是指出背后比较深远的社会力量。两个方法都有用处，而且是互为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读者自然首先会问，领导层内部的激烈改变是怎样发生的，斯大林是用什么方法变成机构的头子，再利用机构来对付其它的人的。与阶级力量的重新安排和几个革命阶段的进展这个主要问题比较起来，个人的集团及组合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但是就事论事，这个问题是必须解释清楚的。
斯大林是怎样一个人呢？如果要对他作简洁的描述，我们可以说他是我们党中最突出的庸才。他天生有实干能力、坚强意志，和追求目的的坚持精神。他的政治眼光非常狭隘，他的理论水平也很低。他在论文集《列宁主义问题》中打算对党的理论传统作恰当的评价，但是这本书却充满了自以为是而实际上非常幼稚的错误。因为他不懂任何外国语言，所以他只好间接地了解其它国家的政治情况。他的思想非常经验主义，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对于党的领导圈子（在大一点的圈子里，他根本没有名气）而言，他总是好像注定要扮演次要的或者更辅助性的角色。今天他之扮演领导角色这个事实，并非反映了他的个性，而是表现了目前这个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的过渡时期。正如赫尔维梯斯所说的：「每个时代都有其大人物，如果没有的话，它也会创造几个出来。」
正像所有的经验主义者，斯大林充满了矛盾。他很冲动，从无前瞻。他的政治路线是弯弯曲曲的。对于每次的弯曲，他总是创造了一些特别的理论滥调，或者指定别人这么做。他对事和对人的态度很随便。他可以把昨天说是黑的东西，今天说成白的，而毫不尴尬。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斯大林的矛盾的声明编集成一个令人震惊的目录。这里我只要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比较适合于一篇报纸文章。我事先要道歉的是这个例子跟我个人有关。最近几年来，斯大林集中精神来进行所谓丑化托洛茨基的运动。新的十月革命史、新的红军史、与新的党史被匆忙推出。斯大林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宣称「托洛茨基在党中或者在十月起义中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扮演特别的角色」，这是修改历史的讯号。从此以后，在每一个场合，他都重复这个断语。
有人提醒斯大林他自己在革命一周年纪念日所写的文章：「所有的起义的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卫戍队之快速地转到苏维埃一边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党主要地和首先地要归功于托洛茨基」。
斯大林怎样解决这个尴尬的矛盾呢？很简单：加紧对「托派」的打击。这种例子有几百个。他对于齐诺维也夫和卡明尼夫[23]二人的评论就明显地含有矛盾。我可以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斯大林会用最恶毒的方式对赖可夫、布哈林和汤姆斯基[24]发表同样的意见。到现在为止他说这些意见是反对派的恶意的诽谤。
他怎样敢公然地表现这些矛盾呢？这是因为他的演讲或者他的文章是他的对手被剥夺了答复的机会以后才发表的。斯大林的争论只是它的组织手段的迟缓的回音。斯大林主义主要是官僚机构的工作的自动的反映。
列宁，在他的遗嘱[25]中，提到斯大林的性格的两个特点：粗暴和不忠诚。只有在列宁死后，这两个性格特点才充份发展。斯大林一心一意要在党内斗争中尽可能制造恶毒的空气，然后利用这方法使党面临分裂的既成事实。
列宁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已警告党：「这厨子只会做棘菜」[26]，格别乌之宣布反对派在准备武装斗争，并不是斯大林的唯一棘菜。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当时反对派还在党内，它的代表还在中央委员，斯大林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反对派是不是真正地反对苏联在与帝国主义的将来到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不用说，这种含沙射影是一点基础也没有的。但是这厨子却已经开始准备一盘叫做第五十八条文的菜。因为反对派对保卫苏联的态度这个问题有国际的重要性，我觉得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有必要从我的一篇答复斯大林的问题的演说中引出几段文字来：
我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管制委员会联席年会上的演说中说：「让我们暂时离开这问题的厚颜无耻的方面，让我们这次不要细谈列宁对斯大林的手法的慎重的描述──『粗暴与不忠诚』──我们就照已经提出的字面来考虑这问题而且对它作一答复。只有白卫军[27]才会反对苏联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斯大林的心中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反对派真正认为斯大林的领导不可能保证苏联的胜利吗？」是的，反对派认为斯大林的领导使苏联难以得到胜利。……所有反对派……在战争发生时，会拿起党指派他的职位，在前线或在后方……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放弃他们的权利与责任来改变党的错误的方向……总结起来，我们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但反对斯大林的路线。」
甚至在今天，虽然环境变了，这几个字仍然有效。
连同所谓反对派的准备武装斗争的问题以及我们的所谓对保卫苏联国家的消极态度，我不得不指出斯大林所爱好的菜单上的第三盘菜──恐怖行动。当我到达君士但丁堡后发现，某些瞹眜不明的报导已经在世界的大报上出现，说到恐怖主义的阴谋牵涉到某些「托派」反对派的团体。这些谣言的来源对我是非常明显的。在阿尔马阿塔发出的信中，我常常警告我的朋友说，当斯大林已经走上他要走的道路以后，就会觉得极有必要在「托派」中发现「恐怖阴谋」。
如果把武装斗争的计划归因于反对派，说其领导是具有充份经验的、负责任的革命家，这样做后果未必理想。较容易的做法，就是把恐怖主义的目的归因于一些无名的「托派」团体。那明显地是斯大林今天所要走的方向。事先指出让大家听，人们也许不认为斯大林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但是，至少人们会使他的任务难以实现。那就是为什么我这样做。
斯大林的斗争方法是如此：早在一九二六年，我感到有义务对他说，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28]他把自己变成为革命与党掘墓人的候选人。我今天加重地重申这个警告。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们正像一九二六年一样深深相信党会打败斯大林，斯大林不会打败党。
（一九二九年二月廿五日）
当一九二二年列宁还在生的时候，斯大林就被选上总书记。在那时候，这个职位的技术性质多过政治性质。但是，即使在那时候，列宁也反对斯大林作为候选人。就是在这事上，列宁才说斯大林是只会做棘菜的厨子。但是列宁在这点上（虽然不热心地）顺从了政治局其它成员的意见：「我们让他试试看吧！」
列宁的病完全改变了情况。在生病以前，他握着权力的中心，作为政治局的首脑。次要的工作，即执行中央的决定，委托给总书记斯大林。政治局的所有其它成员都有他们自己的特别工作。
列宁的离开，自动地令中央任务交在斯大林手上。这本来是临时的安排。没有人提议政变，因为大家都希望列宁快速痊愈。
在那时候，斯大林特别积极于在机构内提拔他自己的朋友。当列宁的一九二二至二三年第一次中风好了一些而暂时回来工作的时候，他震惊于机构官僚化的程度，以及官僚相对于党下层的无上权力。
列宁坚持我应该在人民委员会中做他的助手，并与我讨论如何发动联合斗争，反对斯大林官僚化。我们的任务就是以对党的最少的激变和震惊来完成这个斗争。
但是列宁的健康愈来愈坏。在他的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所写的《遗嘱》中，他坚持地建议党把斯大林从中央工作上撤下来，因为斯大林太粗暴，而且倾向于滥用权力。但是列宁又病倒了。暂时安排斯大林掌舵的意见又重新被提出。同时，列宁恢复健康的希望很快地消失。由于他可能要完全从中央工作的岗位上撤退下来，这就把党的领导的问题提出来了。
在那个时候，原则上的分歧还没产生。反对我的派别仅基于个人的个性。齐诺维也夫、斯大林那一帮人的暗语就是「不要让托洛茨基取得党的领导位置。」在以后的齐诺维也夫和卡明尼夫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的斗争的过程中，这个早先时期的秘密却被阴谋的参与者所揭露了。它确是一个阴谋。
秘密的政治局（七人执政）成立了，其成员是除了我以外的所有政治局成员加上国民经济最高会议的现任主席克依比晓夫[30]。所有问题事先在此秘密中心里决定，它的成员一定要严守誓言。他们彼此之间不要有争论，而且同时找机会攻击我。在地方组织中也有同样的秘密中心，而且他们是被严格的纪律与莫斯科七人执政团联结在一起。他们通讯时用密码。这是个组织很好的党内的非法集团。原先目标是反对一个人。党内职位的选人标准没有别的，只是根据是否反对托洛茨基。
在列宁生病的长期「空位期」，这个工作虽然被人不倦地但小心地、掩护地推行着，以致在列宁恢复期间埋着炸弹的桥梁仍保留完整。阴谋者以暗示行事。职位的候选人被要求猜测要他做什么。「猜」对的人得以上升。因此，一种特别的野心家产生了，他们日后获得「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公开的标示。列宁的死放松了阴谋家的手，让他们公开地活动。
表示抗议这种阴谋的党员，变成奸诈的攻击的受害人。这些攻击建基于最牵强的籍口，常常是纯粹虚构的籍口。在另方面，在苏维埃政权的头五年一定会无情地被赶出党的道德上不稳定的那类人，现在却用表达反对托洛茨基的谈论来作为职位稳定的保险。从一九二三年底开始，同样工作在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党中实施，以至有些领导人被推翻，而代替人的任命完全看他对托洛茨基的态度。选择的过程是非常紧张与人为的，选出来的人不是最好的，而是最能适应的。一般的政策是以平庸的人来代替独立的有才干的人。这些平庸的人完全靠行政机构才得到位置。斯大林自己就是平庸的人的最明显表现。
到了一九二三年底，四分之三的职位已经被挑选出来及排列好，准备把斗争带到党员之间去。每种武器都已准备好，在等待攻击的命令。不久以后，命令下来了。一九二三年秋天及一九二四年秋天这两次公开的反对我的「讨论」运动，与我的生病时间相合，这就阻止我在党的任何会议上发言。
由于中央委员会的猛烈压力，教育改造党员的运动从各方面一起进行。我与列宁的旧日的歧见，不但发生在革命以前，而且在世界大战以前，而且已在我们的共同工作中消失。现在这些歧见却突然被翻出来，被曲解，被扩大，而且被提给党中未被发动的党员作为最迫切的问题。这些党员大吃一惊，失去判断力，而且受恐吓。同时，选择人员的方法往下移。现在，如果不推荐自己是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话，就不可能继续担任工厂经理、商店委员会书记、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簿记员或记录员。
我尽可能避免作这种斗争，因为它的本质是无原则的阴谋，用以反对我个人，至少在第一阶段是如此。我很清楚地知道，这种斗争一旦爆发，必然会有尖锐的形式，而且在革命专政的情况下，一定会导致危险的结果。这里我不想讨论是否应该以我个人的让步来换取集体工作的共同基地，或者应该采取攻势，虽然缺乏进攻的政治基础。事实的发展是，我采取了前一方法，而且不后悔。胜利有时会导入死巷，失败有时也会开启新道路。
甚至于当深刻的政治分歧明朗化，把个人的诡计推入背景以后，我还是把争论限制在讨论原则的问题上，打算抵抗或者阻止强作结论，让不同的互相矛盾的意见与预测可以经过事实与经验的考验。
与我的做法比较起来，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与在开头小心地藏在这两人背后的斯大林，以他们的全力强要摊牌。他们根本不要党慢慢地考虑双方的分歧，然后在经验中考验。当齐诺维也夫和卡明尼夫两人与斯大林破裂的时候，斯大林自然而然地用同样的反「托派」的诽谤运动来反对他们，用这三人在三年时间在一起所搞起来的强大的惰性力量。
以上并不是斯大林的胜利的历史的解释。以上只不过是斯大林如何得胜的一个概略的大要。这更不是对诡计的埋怨。一条把它的失败归因于对方的诡计的政治路线是一个盲目的与悲惨的政治路线。诡计是一个任务的特别的技术运用，它只有次要的作用。巨大的历史问题是由巨大的社会力量来解决的，不是由小的权谋来解决的。
斯大林的不稳定、不确定的胜利，表示革命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动。它是某一阶层或某一集团对其他阶层的胜利或半胜利。它反映最近几年来所发生的国际局势的改变。但是这些问题的题目太大，需要另行处理。
在这里只有一件事需要讲的。虽然全球报纸都有错误与混乱的观念，而且对布尔塞维主义敌视，但是在评价苏联内部斗争的不同的阶段与事件时，它还能够穿破外壳，看到那个斗争的社会内核──那就是斯大林的胜利是较稳健、较保守、官僚的、有财产心理的、受民族局限的倾向对支持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及布尔塞维克党传统的倾向的胜利。对于那点，我无必要对资产阶级报纸上常常看到的对斯大林的现实主义的赞扬表示抗议。这个胜利的基础有多巩固和能维持多久，而且将来的发展采取什么方向──这却是另外一个命题。
苏维埃共和国往那里去？
（一九二九年二月廿五日）
自从十月革命以来，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离开世界报纸的专栏。在目前，这个问题与我之被苏联流放的问题，正在受人讨论。对于我的流放，布尔塞维主义的敌人认为是等待很久的「收场」的象征。我的流放的重要性不是个人的，而是有政治意义的，这点我不否认。但是，我决不忠告任何人过急地作出这件事是「末尾的开始」的结论。
这里并不需要提醒大家，历史的预测跟天文的预测不同，它永远是有条件的，包括选择的可能与去舍的抉择。有人如说他能准确地预测活生生的力量之间的斗争的结局，是极可笑的。历史预测的工作是分辨可能与不可能，然后从所有的理论上可能的东西中分出最可能的东西。
如果有根据的话，对苏联往那里去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要把它的，所有的内在力量以及革命所处的国际局势作一个分析以后，才会有结果。研究的结果就是一本书。在阿尔玛阿塔，我开始写这样的一本书，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就能完成它。
这里，我只能提供几个回答的大纲：苏联是否真的在崩溃的边缘？它的内在的资源已耗尽了吗？如果它被消减了，接着而来的是什么呢──民主？独裁？或是皇朝的复辟？
革命过程的方向比山上流水的方向复杂得多。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似非而可能又是的改变方向事实上是正常的，换句话说是合于自然规律的。我们没有理由期待人为地或图式地符合自然规律。我们必须从水的流量、当地地势的起伏和主要的风向等等因素所决定的自然的正规性方面来考虑。在政治上，意思就是能够超越革命的最高的变动来预测突然的、有时延长的沉降时期的可能性，而且在另一方面，在最衰退的时候，譬如在史多里宾反革命时期（１９０７－１９１０），能够辨别重新兴起的先决条件。
俄国在过去２５年中所经历的三次革命，事实上，沟成同一革命的几个阶段。在头两个阶段之间，１２年过去了，在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只有９个月。
苏维埃革命后的１１年也可分为若干阶段，其中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分界线约莫为列宁的生病及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开始。在第一个时期，群众起决定的作用。在历史上，我们还没有看到其它的革命像十月革命那样，引起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但是今天还有一些偏执的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个冒险。照他们的想法，他们所要保卫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因为这个社会制度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它能被「冒险」所推翻的话？事实上，十月革命的成功──它能在最困难的几年中在好几个敌国的进攻下坚持下来──是因为几百万、几千万的城乡群众的积极干涉与创意力所造成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政府机构与红军才能够临时准备起来。这就是我从这方面的经验中所得的主要结论。
第二个时期产生了领导层的急激的改变。它的特征是群众的直接干涉的程度有着明显的减少。溪流再度被堤岸局限在它的范围之内。在群众的头上，中央行政机构的地位愈升愈高。苏维埃国家，像军队一样，被官僚化了。统治层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机构的性质愈来愈自足了。政府官员愈来愈相信，十月革命的目的就是把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上，而且保证他有一个特权的位置。
我想，这里没有必要解释，我们指出苏维埃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真实的、活生生的矛盾，并不是用来作为赞同无政府主义「排斥」国家的论点，即一般性的简单的、无建设性的，对国家的「排斥」。
在一封写得极好的讨论国家机构与党的堕落现象的信中，我的老朋友拉科夫斯基突出地证明，在夺得政权以后，从工人阶级中，会衍生一个独立的官僚层，而且这个崛起在开头是由于工作技术的需要，但是以后却变成社会的现象。当然，官僚中的发展的过程与国内的深远的发展过程有密切关系。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城镇中新出现或重新出现一个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层份，自由职业复苏了。在农村，富农抬头。官员中的极大部份，正因为他们升得比群众高，靠近资产阶级份子，而且与他们建立亲戚关系；慢慢地，群众的创意力或批评被官僚认为是干涉。机构能够更容易地向群众加压力，因为，上面已说过，群众的心理的反应是由群众政治活动的减少所表示出。在最近几年，工人常常听到官僚或新的财产拥有人向他们大叫「这已不是１９１８年了」。换句话说，力量关系已经转向为对无产阶级不利。
与这些过程相应的就是执政党自己的内部变化。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在今天的几百万党员中，绝大多数只模糊地了解党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什么样子的，更不必说在革命地下运动时的党了。我们可以说，７５％至８０％的党员是１９２３年以后才加入的。在革命以前加入党的党员不到１％。从１９２３年开始，党已经人工地被半成熟的新党员冲淡了。这些新党员成为行政机构专业人员手中的顺从的材料。党的革命核心被掩没，就是行政机构战胜「托洛茨基主义」的先决条件。
让我们在这里特别提一下，党与政府机构的官僚化使腐化和专横的事件大为增加。我们的敌人以恶毒的欢欣指出这些事情。他们不这样做就很不自然了。但是，当他们企图以缺乏议会民主来解释这些现象时，我们只要指出一连串的「巴拿马」就足以答复他们。在这一连串的「巴拿马」中，最初的一个已经变成这种事情的轻蔑的名词，而最后一个「巴拿马」牵涉到《巴黎报》与前任法国部长克洛兹。如果有人辩说法国是一个例外，但是譬如在美国，政治家或政府官员的腐化不存在，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但是让我们回到主题上。在这些已经凌驾群众之上的官员中，大多数是极保守的。他们倾向于认为，人类福利所需要的事情都已经做到，而认为不这样想的人就是敌人。这些人对反对派的态度是有组织的仇恨；他们指责反对派在群众之间散布对他们的不满，而说反对派所用的方法是以「不断革命」的幽灵来批评、破坏政权的稳定及威胁十月革命的收获。这个保守层是斯大林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最有力的支持者，它倾向于比斯大林自己或他的派系的主要核心走得更右，方向是走向新的有产者份子。因此才有斯大林与右派之间的斗争；因此党内才可能有新的整肃，不但是对「托派」──自从开除党籍与流放以来，「托派」的人数增加了很多──而且也针对官僚中的最堕落的份子。所以，斯大林的半吊子的政策已经发生一连串的摇摆，其结果是党的左、右两派更为强大，削弱统治的中派。
虽然反右派的斗争还没有从议事日程上除去，但斯大林的主要敌人还是左派。今天这不再需要加以证明。对于反对派，这在早些时已很明显。早在反右派运动的头几个星期，我在去年１１月１０日从阿尔玛阿塔给我的同思想者的信中，就写道：斯大林的策略性目的，就是当时机成熟时，「当右派被吓够了以后，就会把火线突然转向左派……反右运动只不过是积聚力量来发动对左派的新攻撃。谁不了解这点就什么都不懂。」这个预侧比预期的更早及更全面地变成现实。
当与革命有关的人还没有与支持革命的社会基础决裂就开始后退时，这个后退的人被迫称他的后退为前进，称右手为左手。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斯大林主义者称反对派为「反革命」，而且不顾一切地把右派与左派的反对者均堆在一起。从今天开始，用「流亡者」一字的目的也是同样的。事实上，今天有两种流亡者：一种是被革命的群众蠭起所赶走的人；另一种则可用以显示仇视革命的力量所享受的成功程度。
当反对派说到热月反动，以十八世纪末的古典〔法国〕革命作为类比时，它意指，从已经指示出的现象与倾向看来，斯大林反左派的斗争有危险变为苏维埃政权的社会性质发生隐蔽的改变的起点。
热月反动的问题在反对派与当权派之间的斗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前任法国总统哈里奥特最近表示，苏维埃政权已经依靠了整整十年的暴力，所以这个事实就是对它自己作出的判断。他在１９２４年访问莫斯科时，据我当时对他的了解，哈里奥特尝试采取一个较同情的（但也并非太明确的）对待苏维埃的态度。但是现在，１０年过去了，他认为现在正是收回对十月革命的信任的时候。我承认我对极端派的政治思想不太了解。革命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发出短期的期票。法国大革命需要１０年时间──不是建立民主，而是把国家带到波拿巴主义去。但是，毫无争论地，如果雅可宾派对吉龙德派没有采取报复性的暴力行为，而且没有向世界显示一个如何极端地对付旧秩序的例子的话，人类今天所缺少的只不过是一个人头而已。
革命从来没有发生了而不在人类命运上留点痕迹的。但是，基于同样的道理，革命不会常常保持在最高的上升时期所得到的收获。在某些阶级、集团或个人完成了革命以后，其它的人开始收获。只有无希望的拍马者才会否认法国大革命的世界性的历史意义，虽然大革命以后的反动是如此的深，致使该国要复辟波旁王朝。反动道路上的第一阶段就是热月反动。新官员和新的财产拥有人要和平地享受革命的果实。旧有的雅可宾派的不妥协者是他们的障碍物。新的有产阶层还不敢在他们自己的旗下出现。他们需要从雅加宾派的内部得到掩护。他们找几个第二及第三等级的雅加宾派作为短期的领袖。随流而前进，这些雅加宾派替波拿巴的到来打开了路。波拿巴用他的刺刀和他的法典巩固新的财产制度。
热月反动的过程的几个因素也可以在苏维埃的国土上发现。它们在最近几年已变得特别明显。今天当政的那些人或是在革命第一时期决定性的事件中扮演次要的角色，或是革命的最初的反对者而且仅在革命胜利以后才参加进去的。他们现在极大部份是扮演掩护的角色，所掩护的层份与集团，是仇视社会主义的，但他们要进行反革命颠覆运动则力量太弱，因此寻求一个和平的热月反动的转变以便走回资产阶级社会的道路上去；他们寻求「一边煞掣一边滚下山」──正如他们的一位思想家所说的。
然而，以为所有这些过程都已完成，则是很大的错误。对一些人来说是幸运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不幸的，那点还远得很。历史的类比是一个吸引人的也因此是危险的方法。假设天下有一条特别的革命周期法则，而这条法则常常逼使革命通过波拿巴阶段，从旧的波旁通到新的波旁，那就是想得太表面化了。任何革命的过程是由国内及整个国际的力量的特有结合所决定的。固然，所有革命会有共通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作类比，而且事实上命令式地要求我们建基于过去的教训，而不在每一新阶段从头开始历史。我们可以用社会学名词来解释为什么朝向热月反动、波拿巴主义及复辟的倾向会在每一个胜利的革命中发现。
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些倾向的力量，他们结合的方式，他们发展的条件。当我们谈到波拿巴主义的威胁时，我们决不认为那是必然的结论，是被某些抽象的历史法则所决定的。革命日后的命运要被斗争本身的过程所决定，要由社会的活生生的力量一决雌雄。将来还会有低潮与高潮，它的持续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欧洲与整个世界的局势。在我们的时代，只当一个政治趋向不能了解失败的客观原因，而觉得的是洪水上的无力的木片──如果那木片能够有感觉的话──它才可被视为无希望地被击成碎片。
[1] 《事情就是这样的》和以后几篇文章，都是从《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这本小册子译出的。这本小册子是托洛茨基离开苏联到达土耳其后写的第一批文章。英译文原先登载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廿六日的《纽约时报》及世界其它大报上。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能够公开和自由地谈论列宁以后的苏共内部的斗争，所以大家对他的说明极感兴趣。像列宁一样，托洛茨基的著作的对象，大都是革命组织的成员和急进报纸的读者。但是这本小册子的对象却是更广大的、更一般的读者。
[2] 布尔塞维主义是列宁所组织与领导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倾向。在１９０３年开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形成一个派别，与孟塞维克派对抗；以后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组织，名布尔塞维克党，而且以这个党的名义，领导了１９１７年的十月革命；于１９１８年改名为共产党；１９１９年帮助成立共产国际，而成为它的俄国支部。托洛茨基于１９１７年成为布尔塞维克党党员；在列宁死后，他认为左派反对派是真正的布尔塞维主义的继承者。
[3] 格别乌是苏联政治警察（特务）的简称。
[4] 卡梅尔·帕夏是１９２３－１９３８年间的土耳其共和国总统，他在土耳其实施西方化，被称为是近代土耳其之父。
[5] 托洛茨基于１９１６年底被西班牙的罗曼诺夫政府驱逐出境，翌年一月到达纽约，三月离开纽约，在加拿大被拘留，于１９１７年五月回到俄国的彼得堡（即列宁格勒）。
[6] 马尔维于１９１４至１９１７年任法国内政部长，１９１７年因疏忽之罪被克利门丘政府流放至西班牙。克利门丘于１９１７至１９２０年任法国总理，成为凡尔赛和约的主要制订者与帝国主义干涉苏联的推动人。
[7] 托洛茨基记错了苏共第十五次大会的会期。事实上它是在１９２７年十二月开的。斯大林于１９２２年被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宁于１９２３年要把他从这个位置上撤掉，因为他利用这个位置来使党和国家机构官僚化。１９２４年列宁死后，斯大林从打垮托洛茨基开始，逐渐消灭他的主要政敌，直至１９３０年代，成为事实上的苏联独裁者。左派反对派于１９２３年在苏共内部成立为一个派系。斯大林派及其它人称左派反对派的成员为「托派」，但托洛茨基不喜欢「托派」这个名称，而要用时总是用括号将它括起。当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土耳其，接触了其它国家的反对派团体以后，他于１９３０年成立了国际左派反对派，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在１９３３年以前，国际左派反对派的任务是要改革共产国际；在１９３３年以后，认为共产国际无可挽救，才朝向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第四国际于１９３８年正式成立。
[8] 几乎所有这些反对派的领导人，经过开除出党与流放以后，受了斯大林派机构的压力，抛弃他们自己的观点，要求恢复苏共党籍。但是，虽然他们投降了，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的莫斯科审判案还是揑造事实去迫害他们，把他们枪毙或囚禁。
[9] １９０５年革命是一次不成功的推翻沙皇政权的尝试。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则推翻了沙皇政权，但建立了资本主义的临时政府，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则推翻了临时政府，而创立了一个新形式的政府，建基于布尔塞维克党所领导的苏维埃之上。
[10] 托洛茨基的妻子名叫娜塔丽亚·塞道瓦，她在学生时代参加革命运动；革命以后，出任苏俄博物馆长及教育委员会艺术部部长。伴随托洛茨基流放土耳其的儿子名叫里昂·西道夫。西道夫是个很重要的政治人物，与托洛茨基合编反对派公报。他在第四国际建立以前，死于巴黎一间医院，那时的情况显示，他是被格别乌所暗害的。
[11] １９２８年的凯洛格公约是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所策划的，主张抛弃以战争为国家政策的工具，这公约有六十三个国家签署，包括苏联在内。托洛茨基这里的讽刺话，表示他对这公约及苏联的签署持反对的意见。
[12] 共产国际，或称第三国际，是在列宁领导下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继承第二国际。在列宁生时，它开过四次世界大会，从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２年，每年一次。托洛茨基认为头四次大会的纲领是国际左派反对派与第四国际的政纲的基础。第五次大会是在１９２４年召开，由斯大林、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三人集团所控制。第六次大会在１９２８年召开、第七次大会在１９３５年召开。斯大林为了向帝国主义同盟国表示友好的姿态，于１９４３年解散了共产国际。
[13] 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第一国际的领导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及机会主义者的曲解以后，恢复成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他所领导的布尔塞维克派是领导工人阶级革命的党的第一个模型。他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充份地了解与解释殖民地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重要性。列宁在１９１７年领导了第一个成功的工人革命，成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首脑。他建立了共产国际。他在死前准备与苏共及苏联国家的官僚化斗争，但死亡阻止他实践这个使命。
[14] 根据法国大革命所启发的新历，１７９４年热月九日（７月２７日）是罗伯斯比尔所领导的急进雅可宾派被革命阵营中的右派所推翻的日子。虽然热月反动派开启了一个政治反动的时期，其结果是拿破仑于１７９９年雾月十八日（１１月１９日）夺取政权，但是他们没有恢复封建制度。托洛茨基称保守的斯大林派官僚层为热月反动派，因为他相信斯派的政策会替资本主义反革命铺平道路。从１９２９年开始的以后六年中，托洛茨基用热月反动的类比，来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真正转到另一个阶级，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反革命在苏联的胜利。到了１９３５年，他修正了他的理论，以热月反动的类比指出「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所发生的一个反动的发展，因此没有改变国家的阶级性质（见托洛茨基１９３４－３５年文集中的《工人国家，热月反动与波拿帕主义》一文）。
[15] 苏维埃刑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是用来处罚从事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反革命活动的人们。但是斯大林却把这个条文改变为派系斗争的工具，监禁、流放、放逐或处决共产党中反对官僚机构的反对派。
[16] 托洛茨基（１８７９－１９４０）于１８９６年成为一个革命家，１９０２年成为《火花报》中的列宁的合作者。翌年他因革命党的性质问题与列宁破裂，而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孟塞维克联合一起。他于１９０４年又与孟塞维克派决裂，而在其后的十年之中企图把俄社工党内的各派重新联合起来。在１９０５年革命中，他是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并发展了不断革命论。在１９１５年，他写了〔第二国际〕反对派的青梅瓦尔特宣言。他在１９１７年加入布尔塞维克党，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组织十月暴动，这暴动使苏维埃国家成为现实。他的第一个政府职位是外交事务委员长。然后他担任战争委员长，组织了红军，而且经过三年的内战与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他领导红军走向胜利。他于１９２３年组成了左派反对派，而从那时起的十年中，为了使苏联及共产国际回到列宁主义国际主义及无产阶级民主而斗争。被斯大林派打败以后，他被苏共及共产国际开除，而于１９２９年被放逐到土耳其。在１９３３年，他放弃了改良共产国际的努力，而呼吁创立一个新国际。他认为替第四国际所做的工作，是他一生中极重要的工作。
[17] 《从苏联流放到国外》一文译自《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这本小册子。
[18] 这里所提及的右派，是指苏共内的一派，所谓右派反对派。托洛茨基是右派政策的毫不动摇的反对者。他相信右派政策增强了苏联的亲资本主义的倾向，但是他认为右派的领袖是共产主义者，不提倡把他们开除出党或开除出领导层。自从１９２３年以来，右派已与斯大林派（托洛茨基称之为中派）联合起来反对左派反对派。在１９２７年底，左派反对派被开除以后不久，斯大林派与右派反对派的领导人（布哈林、赖可夫、汤姆斯基）之间的歧见尖锐化了。１９２８年，斯大林派发动了反对右派偏向与偏向者的吵闹的斗争，但是直到１９２９年才公开地把布哈林、赖可夫、汤姆斯基等人与右派联系起来。
[19] 张伯伦（１８６３－１９３７）是英国保守党的政治家，曾担任很多政府职位，包括外交大臣。
[20] 住在莫斯科的二位托洛茨基家人是他的小儿子塞其·西道夫与里昂·西道夫的妻子。塞其·西道夫是科学教师，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也于１９３４或１９３５年被捕，作为对托洛茨基的报复。据说，他由于不愿意指控他的父亲，死在集中营。
[21] 在这些左派反对派人士中，前三人在格别乌狱中失踪，第四个人于１９２９年投降，在西伯利亚担任一工业职位，但是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中受审，１９３７年被处决。
[22] 「这怎么会发生的？」一文也来自《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这本 小册子。本文曾在《纽约时报》１９２９年２月２８日刊登，题为「托洛茨基评价其政敌斯大林」。
[23] 齐诺维也夫（１８８３－１９３６）与加明尼夫（１８８３－１９３６）都是老布尔塞维克，在列宁时代担任高职，齐是共产国际主席（１９１９－１９２６），加是列宁副手。他们于１９２３年和斯大林联合起来发动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但于１９２６－２７年与托洛茨基结盟（联合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他们在１９２７年被开除出苏共后，向斯大林投降，于是又被重新入党。他们于１９３２年再被开除，又公开认错，但于１９３５年被判刑１０年，在１９３６年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案中再被审判而被处决。
[24] 赖可夫（１８８１－１９３８）、布哈林（１８８８－１９３８）和汤姆斯基（１８８６－１９３６）也是老革命家、老布尔塞维克。他们在１９２３至１９２８年与斯大林联合反对「左派反对派」。赖可夫是１９１７年被选为内政委员长，而在列宁死后，担任人民委员会的主席（１９２４－１９３０）。布哈林在１９１８－２９年是《真理报》主编，１９２６－２９年则担任共产国际主席。汤姆斯基是苏联的出名的工会领袖。他们三人于１９２９年向斯大林投降，获准扮演次要的角色，但是这并没有救了他们的命。汤姆斯基在１９３６年莫斯科审判案中自杀，赖可夫和布哈林在１９３８年的莫斯科审判中被判有罪，然后被处决。
[25] 列宁的遗嘱是在１９２２年１２月与１９２３年１月写的，对苏联的领导人们作了最后的评价。因为它呼吁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位，所以在斯大林死前，被禁止公布。列宁遗嘱现在收在列宁全集第３６卷。
[26] 托洛茨基曾一贯地指出，斯大林之被任命为总书记以及列宁对此作出评语的年份是１９２１年。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者将此年份改为１９２２年。斯大林是于１９２２年４月３日，紧接着苏共第十一次党大会以后被选为总书记的。在托洛茨基的自传中，托洛茨基说斯大林之作为总书记的候选人是齐诺维也夫在１９２１年的第十次党大会上提出的，斯大林之被选上是在大会以后。其实，斯大林已经在第十次党大会上伸张了他对党的组织上的控制。虽然他在当时尚不是书记处的成员，三个书记处的成员已被他的支持者──莫洛托夫、雅洛斯拉夫斯基，米盖洛夫──所取代。当他于１９２２年参加书记处，他就成为它的「总书记」。根据ROBERT C TUCKER 所写的《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STALIN AS REVOLUTIONARY)一书，第十一次党大会后的选举，只不过把１９２１年所开始的局势形式化而已。
[27] 白卫军是十月革命以后俄国革命军队之称谓。
[28] 在列宁时代，政治局是从属于党中委员会的组织。第一届政治局是１９１９年成立的，其成员包括卡明尼夫、克里斯汀斯基、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这里所指的会议是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５日召开的。那年的政治局成员有布哈林、克里宁、莫洛托夫、赖可夫、斯大林、汤姆斯基、托洛茨基、维洛希洛夫和齐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于１９２９年被流放时，政治局成员有布哈林、克里宁、克依比晓夫、莫洛托夫、鲁得朱塔克、赖可夫、斯大林、汤姆斯基和维洛希洛夫。布哈林和汤姆斯基于１９２９年被排除出政治局。赖可夫在１９３０年被排除出政治局。
[29] 《斯大林的胜利》一文也来自《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这本小册子。本文曾在《纽约时报》１９２９年３月１日刊登。
[30] 克依比晓夫（１８８８－１９３５）是个老布尔塞维克，曾担任许多重要职任，最后担任国内主要经济局局长。他是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的神秘死亡的详情尚待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