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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是如何形成的？
托洛茨基给一位法国同情者的信
1929年7月11日
译者：史丹。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亲爱的帕斯同志：
在你寄来的联署函件里——我肯定将会响应其中的大部分联署者（他们出于错误签署了这封信），因此我的答复就不用特意说明这封联署信的适当性——你附上了一封私人信件，这就让我有机会完全坦率地，畅所欲言地，以至于严厉地对你做出回答。
你叫我“老板”，在冠以这个头衔时，你认为你有权利来指导我。处处给我指示和指引。向我指出身为“老板”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应该如何安排时间，应该放弃哪些工作，以便献身给其他人，而这些人是由你指定给他的。也许你会允许我问一句：你意欲作为那个伟大革命任务的“轴心”，那么你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是否也遵照这个任务来安排呢？因为你的信件来来去去只是着意于这一个问题：谁将是轴心？你同周报的决裂，你对这份周报所表现的敌意，你对古尔杰的指责，也都是围绕着这同一个“轴心”而转的。
我不知道我本人是否是“老板”，也不知道我是否就是你认为合适的老板。我宁可认为自己不是。就我与我的朋友们，以及我和我的敌人们的关系来说，我在革命事业之外别无其他考虑。个人偏见于我是迥然陌生的。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希望《反潮流》能成为周报。在君士坦丁时，你就这个计划只提出了财务方面的对立意见。你告诉我——那不过是确证了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反潮流》费用是由俄国反对派组织所提供的金钱来维持的，而随着这些资金的耗尽，让《反潮流》继续作为周报出版会有困难。这种说法让我觉得奇怪。我不能理解。我对自己说：“这是随口而出的说话。我不该夸大这句话的重要性”。你提议出版半月刊，我不得不接受它是正确的。可是这对我来说（在你也一样）不过是一项临时的措施，是在外国维持两个月或三个月的事。在实际中，所作的决定是出版一份周报，并期望它发展成为日报；这点甚至记录在你的笔记本里了。可是你所做的，离日报或周报甚或半月刊远得很呢。现在的《反潮流》较之过去更是一部俄国文件的文集。人们从这份报章里不能得知法国的运动。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也做出了其他一些计划。可是什么也没有落实。我从《反潮流》中看不到有一丝的群众工作的目标。而就在我耐心地等待了四个月后，在我坚持我们必须从关闭的大门后面现身出来之后，你只是拿出关于特兰和苏瓦连的故事来作答，并且在四个月之后，你向我呈现你的笔记本里的一些摘录为你提出的史实作辩护。可是这种作为是法律公证人的作为，而不是革命者的行为。而这正是关键所在。我们的朋友为了出版我们的俄语版文件而付出了他们的所有；他们对事业作出了为事业作奉献的人们所能作的全部牺牲。至于在巴黎，则是不可同日而语。为了出版一份周刊，它全部的要求不过是次等的，无伤大雅的牺牲：牺牲掉时间和金钱。你展开工作，做了一个好榜样，你便开始向他人提出要求——因为你有权以共同事业之名提出要求。可是你一开始就声称缺乏财金基础，然后就把这种缺乏的论调“深化”，你使一个缺乏的论调越发缺乏。到此为止，所有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全是废物，全都行不通。我们必须等待你的小册子出来，才可做些“实在”的事。啊呀，不必厚颜无耻地惺惺作态了罢，假如你不是让自己落到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不必用不惜一切的代价来寻找一个见得人的论证的话，你便不会动用这种闻所未闻的辩白了。
你对那五个“从君士坦丁堡获取启示”的同志，穷尽词汇，都觉得不足以表达对他们的轻蔑之意。这种挖苦既出格又下流。这些同志，尽管为了谋生而汲汲营营，他们却是在非常艰难的时候，主动自发地冒着风险到君士坦丁，来这里帮助我们。他们给与我的帮助，其价值无可估量。所有这一切都正当得宜。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我在经过对他们作近距离的观察之后，对自己说，像这样能够采取主动性和做出这种个人牺牲的同志，就是革命者了，又或是能够成为革命者的；因为，巴斯同志啊，革命者正是这样形成的。可以有知识或无知、聪慧或平庸的革命者，但却不会有缺乏闯破一切难关、缺乏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的革命者。我没有看错。这些年轻同志表明他们完全准备付出他们的时间，力量和所有以出版一份周报，并会发动其他人加入。就这样，他们进行他们所允诺过的工作，而你却是破坏他们的工作，不是帮助他们。这当中的原因，来来去去都是那个“轴心”问题。
可是，必定会在各方造成影响的运动里的一份周报——它最终要成为一份日报——这份周报在你的想象中占有什么位置呢？你是否相信，这项任务难道能够从十分忙碌的法律事务所腾下的余闲间，挪出一鳞片爪的时间来完成？你是否相信，你能够随兴地打理运动，或甚至是打理一份和运动有关联的周报，就像你随兴地打理一项次要的任务那样？对于革命轴心，我有不同的见解。我相信，一位管理一份工人报纸的人士，必须全力以赴，只有一项任务在身；尤其对于像我们这样负有重任的人，更应该如此。自从你来过君士坦丁堡，我首次从你本人的口中得知，你是一位非常忙碌的律师，从那时始，我便无时无刻不想着这个问题。可是我告诉自己，因为你想要管理这份周刊，那么你自然要作出必要的结论。而由于我并不把我们的关系看成是老板和奴隶的关系，我便没有向你指出你应该怎样在革命与法院之间分配时间。我假设你会知道，赫斯当年希望成为德国党的轴心的一分子时，他发现有必要放弃他在柯尼斯堡的律师执业。在耶拿市的大会上，许多人——其中甚至包括了倍倍尔——对赫斯在年俸3万马克方面所作的牺牲赞美不已。我们俄国人——我本人当时在场出席了大会——对这些赞扬相当不快；在我看来，那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我在其中一次发言里甚至谈到这件事，将它作为德国党已缺乏革命精神的说明。然而，赫斯并没有为革命局势和事态的急转直下有所准备。
关于俄国党在非法工作时期的记录，我不作评述了。委身运动的人，不仅在物质方面委身，同时更是倾心倾意，舍身不顾。他公开认同他所为之效劳的事业，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教育过程，创造了众多的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轴心”的战士。
巴斯同志，我坦白说，甚至是严厉地直言，为的是挽救仍能挽救的东西。局面已经过于严重，再不是说客套话的时候了。我不是一个狂热分子，也不是个宗派主义者。我很理解没有脱离他的社会背景但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个人。这类协助对我们可以是非常宝贵的。但是这是一个同情者的帮助。我在致美国朋友的一封信件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伊斯特曼曾经写信给我（他的信没有客套的言辞）道出了如此这般的个人处境。他把自己称作“同路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并不追求在反对派运动中担任任何的领导角色，从旁协助已让他心满意足。他做翻译，把属于他的版权给与〔美国〕《战士报》等等。为什么？就因为他不能把自己全身献给运动。而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你必须明白，一个作为“轴心”的人，也就是说，革命运动中的领袖或其中的一个领袖，是有权召唤工人作出最大的牺牲，包括他们的生命。既有所权利，也要有不下于同样分量的承担。否则，每个聪明的工人势必会问，“某人号召我作最大的牺牲，但其五分之四或三分之二的时间，却被他用来确保他本人的资产阶级生活而不是确保我的胜利；这表明了他对于迫在眉睫的革命没有信心”。而这位工人的想法应是正确的。
请把纲领放在一边！不关纲领的事。关乎的是整个革命行动。马克思曾说过，运动前进一步，胜过纲领十部。而马克思至少同你我一样，是纲领甚至宣言方面的能手！
总括来说，你的信，而更主要的是你政治态度，向我表明，共产主义对你来说，是一个真诚的想法，而不是你生命中盖过一切的信念。然而这种观念仍是非常抽象的。现在的时刻，你有必要（很久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必要了）采取行动，一个推你走向真正目标的行动，这时你便由于双重行为标准而发乎本能地予以反对。当你被邀请参加出版工作的时候，你回答说：“没有资源，而且人力不足”。还有，当别人着手寻找资源和人手时，你则说：“假如我不是其中的轴心，我便反对。”你的所作所为，真是闻所未闻，哪怕你对周报没有信心，你也应该静观其事，而不是加以破坏！你对这些事情全无经验，但你却盲目的一直走向新的困境！明天，你会摆出理论方面、哲学方面、政治方面、以及语言学方面的分歧来为你的立场作辩护。事情将要怎样结束，并不难理解的哩！假如你不想进入〔编辑部〕名单，请保持静观，采取友好的中立吧，不要仅仅出于你个人的理由，做一个无原则的反对派，那个场面可悲呵。
为挽救我们的政治友谊，致以最大的愿望。
L.托洛茨基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 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