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相关链接：在中国和无产阶级中的农民战争（1932年9月26日）
论中国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
——译自The Millitant周报，五卷四十二号——
托洛斯基
（1932年9月26日）
说明：中译的原标题为《托洛斯基论中国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是不完全的译本。
中国农民运动，已组织了它自己的军队，占据了广大地域，并制定了宪法。如果能再得到更大的成就，这运动要与城市和工业中心联系起来，这样便与工人阶级正面接触。这种接触的性质怎样呢？其本质会是和平的和友谊的吗？
乍看起来，这问题好像是多余的。领导农民运动的是共产主义信徒和同情者。在接触时工人和农民一定要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不是很明白的吗？
不幸问题决不这样简单。让我引证俄国的经验。在内战的几年间，全国各地的农民组织了自己的警备队，这队伍有时且发展而或成为军队。这种队伍中，有些自认为是布尔希维克，且常有工人作领导。有些保持着它的不党的地位。大多都受以前的在农民中间的未受任命的军官的领导。还有一种『无政府主义者』的军队，受马克诺（Makhno）的指挥。这些警备队活跃在白军的后方时，它们是革命的。有些且以特别的英勇与可靠出名。但在城市中，这些队伍常常与工人和地方党部起冲突。游击队与正式红军相遇时也常起冲突，有几次冲突的形势非常严重。
内战的可怖的经验，使我们在红军从白军手里占领了某省份以后，不得不立即解除该地这种队伍的武装。最好的，最有阶级意识和受过训练最多的分子，有时吸收到红军中去。但很多的游击队伍，却定要企图保持其存在与独立，并常和苏维埃政府发生武装冲突。马克诺的军队的无政府党人，精神上完全是富农，便是如此。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许多农民军队，会极英勇的反抗地主势力的恢复，但胜利以后却都变成了反革命的武器。
武装农民与工人的冲突，每次个别的原因不管是受了白军有意的挑拨，或是共产党员的笨拙，或是不好的环境的影响，但在根本上只有一个唯一的冲突的社会源泉：即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地位与所受教育的不同。工人从社会主义观点去对付问题，而农民的观点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工人想把从剥削者手中得来的财产社会化；而农民则想加以平分。工人想把皇宫和公园改为公用，农民则因为不能平分，便想焚烧皇宫并捣毁公园。工人想从国家范围内并依照一个计划来解决问题，而农民则从地域的范围来对付问题，并不遵守中央所规定的计划，等等。
我们知道农民的观点是可以提高成社会主义的观点的。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大量之农民都受教育而在社会主义精神中生长起来。但这是需要时间的，几年甚而几十年。在我们所谈的是革命的初起阶段时，无产阶级与农民的个人主义的冲突，常是被看作有极其严重的意义的。
但这不是事实吗，领导中国的红军的，除了共产党员没有别种分子。单这一点还不能消除农民队伍与工人团体之间的冲突的可能性吗？不，这是消除不了这种可能的。共产党员个人领导农民军队的事实，绝不能改变农民军队的社会的性质，即使这个共产党员的底子上有牢固的无产阶级的印记，并且中国的情形怎样呢？在红色队伍的共产党员的领袖间，无疑的有许多人是失掉了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他们未受过无产阶级斗争的严格的教育。二三年来，他们所过的是农民游击队的命令者与特派员的生活，他们从事战争，占据地方，等等。他们已经被环境的精神所浸透。现在，红色队伍中的共产党员群众中间，无疑的已含有富农分子，他们虽然诚恳的热烈的取得了共产党员的名义。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是革命的无赖与革命的小利用者。总之，以名词与标号而不以社会的事实来判断政治，无有不失败的。
真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员坚决的依赖着城市无产阶级的精华，经过工人而去领导农民的战争，是一回事。几千个甚而几万个革命者取得了农民战争的领导权，他们或实际是共产党员或仅挂名，但却无无产阶级的坚固的拥护，这完全又是一回事。这便是中国的确切的情形。这种情形极能增长工人与武装农民中间的冲突的危机。无论如何，不须担心，阶级的挑拨者是决不会缺乏的。
在俄国，在内战时期，无产阶级在国内大部分地方已握了政权，战争的指挥权是操在一个强壮而有训练的党的手里；集中化了的红军的整个命令机关是握在工人的手里。虽然如此，较之红军弱得不能相比的农民队伍，当红军胜利的移入农民军队的驻区的时候，还常常与红军冲突。
在中国，情形根本不同，而这些不同都形成对于工人阶级为不利。极多重要区域里，政权是在资产阶级军队的手里。其他地方，在武装农民的手里。无产阶级的政权，现在还没有。工会软弱。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不足道。农民军队在第三国际的卵翼之下成功了胜利的知识分子之自傲。他们自称为『红军』，即把他们自己对等于苏维埃的武力。因此，中国的革命的农民，经过他的统治层的中间人，好像已预先增长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的和道德的价值，这价值天然是应当属于中国工人的。这样，事变的转移，会使这种价值在某时期造成反对工人的运动，不是很可能的吗？
通常，农民因所处的地位是中间的，调和的与左右摇摆的，在紧急关头是可以追随无产阶级，也可以追随资产阶级的。他追随无产阶级的路子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的，只有经过一些严重的错误与失败以后才可以找到。作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桥梁的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他们通常是在社会主义甚而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表现自己。
中国『红军』的发令阶级，无疑的已经养成了他们自己的命令者的心理。强健的革命党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之不存在，使要想统治这种命令者层，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命令者与特派员既表现得威权高于一切，因而在占领城市时，会很容易看不起工人。工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或许是不重要的，或是无见识的。像这样的『琐事』，也不应该忘记，即在城市里，胜利的队伍的参谋部司令部并不是设在无产阶级的贫巷里，而是设在最大的房子里，在资产阶级的房屋和别墅里；这些情形使农民军队的上层，更容易觉得自己是『有知识』的与『受教育』的阶层的一部分，而绝不是无产阶级。
所以，在中国农民组成而受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冲突，不但没有消灭，并且一切情形都使这种冲突绝对可能，并甚而不可免。
在过去中国农民革命每次胜利，都组织一个新朝代，因而组成一队新的大的剥削者，以作结束。在现在的情形下，没有无产阶级作直接领导的农民自己的战争，只能把政权转递给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