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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nger of Thermidor
特米多的危险
史大林的最近演说的意义之分析
托洛茨基
1933年1月11日
原载托洛茨基《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刘镜园译，新生命书局，1933年7月15日出版。
苏维埃的制度寄托在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上面。无产阶级占人口中之少数，农民占压倒的大多数。然而最集中的生产工具是在无产阶级的手中。农民的力量恰相反，由于他们的经济关系而是分裂的。乡村的技术与经济一日没有完全的变化——即在最顺利的情形下，这一工作也须要一世代的努力——农民将从其自己中分化出一富农层，必然趋向于资本主义。机械地消灭现在的富农，一点也决定不了问题。在声称“消灭了富农一阶级”以后，苏联报纸不断抱怨（由唯物主义过渡到了唯心主义，因为官僚主义者永久是唯心主义者）富农“意识”的力量、富农心理的残余等等。实在，在这些事实之后藏着一下的事实，即是关在集团农场的中等阶级农民，在现在的技术与经济的水平之前，除了提高自己到富农的水平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十月的革命为两个革命交织起来：民主革命之完结与社会主义革命之开始。民主革命废去了佃租以后，省去了农民的几乎五万万金卢布。贫农估计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之价值，是看他一定数量的粮食能换得多少工业品。农民不是空想家：他并不要求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只要五年。但他确实要求社会主义的工业发货给他的条件不比资本主义工业给他的条件还坏。在这些条件之下，农民是准备对无产阶级及他的政党给以无限的政治信任的。苏维埃国家这样即有可能依照国内情状和世界形势去相机付和吸收农民到社会主义经济中。
大群集团化的基础只能是工业的与农业的生产品之等值的交换。我们不用加入那理论经济的细微争论，在我们看来，凡是那种足以刺激无论个人的以及集团化的农民尽可能的多耕田和收获多的粮食，对城市出卖较大额部分以便得到尽可能多的工业品的交换，我们即谓之为“等值”的。只有这种城市与乡村间的相互经济关系（列宁称之为“联盟”）能使工人国家不用暴力手段去强迫乡村实行交换。
只有从志愿的交换实行之时起，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不可动摇的。这样得到的“联盟”是贫农与城市工人最密切的政治联盟，中农的多数群众之坚决拥护，因此是国内的富农和一切资本主义分子政治上都孤立起来。这样得到的“联盟”即是说，红军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表示不可动摇的忠诚，又因为工业化成功和有无数的人——多半是农民做后备，苏维埃国家即能击退任何帝国主义的干涉。
如左派反对派自一九二三年以来所宣言，工业化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提。没有工业化的生长，无论麻布、或钉子，更不用说曳引机，都不能供给农民。但是工业化必须有如此的速度和依照如此的计划使城市与乡村间，货物的量的关系将坚定的进步，即使是缓慢的进步，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标准提高。这一整个制度的安定之最先决条件，使工业化与集团化可以允许的速度受限制。
“五年计划已废止了阶级和实现了社会主义吗？”这句话是无意思的。但我们必须要问：“城市与乡村间的联盟已稳当了吗？”我们的回答是：“没有，它（五年计划）已动摇了和削弱了这联盟。”史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近一次演说吹牛说有计划的集团化已超过了三倍以上。但是除官僚的吹牛家们以外，谁需要这些数字呢？集团化的统计代替不了面包。农业集团是众多，但是没有肉类与菜蔬。城市没有东西吃。因为工人挨饿而工业败坏。城市与农民的关系已从半志愿的经过粮食税的交换转变到强制征发，换言之，转变到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
饥饿的工人不满于党的政策。党不满于其领导。农民不满于工业化、集团化，和不满于城市。一部分农民不满于政治制度。那一部分，我们不能知道，但在现在状况之下，很多明了这种不满只有在生长。
“有计划的集团化超过了三倍以上”！但这正是不幸的所在。被强迫组成的农业集团不仅不走上社会主义，而且恰相反，因其成为农民对城市罢工之组织的形式而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农民对国家隐藏粮食，或有意限制播种，走上了富农的道路。农民说：“让我自由的买卖吧”。从谁买和卖给谁呢？即是和那些出正确的价格的人，无论他是国家、私商或外国资本家，做买卖。农民为国内贸易自由之争斗，立即引到要求外国贸易独占之废除。这是五年计划的错误之选择。
史大林在其演说中给了总数目。关于这，我们在另一论文中讨论。但是在计划经济中，统计的损益结算书与经济的损益结算书之相符合，只是在计划正确时才可以。一个充满错误的计划，恰恰相反，能损害或甚至取消最大的成功。五年计划在技术与生产中已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它的经济结果异常的矛盾。就政治的损益结算来说，它表示出极大的和公开的亏损。但是政治是凝结的和集中的经济。政治是决定的。使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分裂和在无产阶级中散播不满种子的社会主义建设是诓骗的建设。任何数字都不能改变这一客观的估计。真正的结算不在新闻纸的篇幅上，而是在农民的田中，在农业集团的谷仓中，在工厂的堆栈中，在工人的餐室中，和最后，在工农的头脑中。
官僚的中派经过其一切的盘旋、迟延、跳跃，没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恰相反，增加了特米多的危险。只有懦夫才怕大声地说出这结果。事实胜于雄辩。若要与不愿意的事实争斗，我们须就其正当的名词称呼它们。我们也必须喊出那些负责的人的名子：史大林与其党羽。
为什么我们特别说特米多呢？因为他是一最有名的和最完全的历史的例。戴假面具的反革命其外表的形式与仪节仍是革命的，但国家的阶级内容则改变。在此，聪明的人将插言以表示他们的聪明说：“十八世纪的法国那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二十世纪的俄国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条件有大大的改变，世界形势已大有改变等等。”用这种老生常谈，任何庸俗的人可以装出异常渊博的面孔。对于我们，十月革命与雅各宾革命的分别也不是什么神秘。但这不是我们不回顾历史的理由。列宁在一九〇三年，说布尔雪维克是与工人阶级不可分离的联系着的雅各宾。那时我回答列宁，详细解释马克思主义者与雅各宾的分别。我的批评就本身说固是正确，完全不中用。不是每一反革命能与特米多相比：柯尼洛夫、高尔扎克、台里金、兰格尔都是与特米多无共同点。一切这些例子，都是资本家与地主为恢复他们的统治之争斗。这一危险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击退了。这一危险能再起么？成为独立的因素怕难成功。俄国的大资产阶级已连根地被铲除了。其残余只能在舞台上当做国外武装干涉或者特米多的尾巴才能实现。
在苏联的一切反革命运动中，以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克朗斯他特的暴动（Kronstadt），在典型上最近似特米多。克朗斯他特卫军中的一切无产阶级成份为了苏维埃的建设与国内的战争被调走了：他们中间最优秀份子已经丧亡。在兵船中与在军营中剩下的只是未成熟的、半饥饿的农民成份。这些水兵中许多认他们自己为布尔雪维克，但他们不要公社，他们赞成苏维埃，但不要共产党员。这些受损害的，不满的失去耐性的农民的暴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假使小资产阶级胜利了，它在第二天将表示出其破产，它的位置只有由大资产阶级起来代替。在现在的，即是说，二十世纪而非十八世纪的状况之下，这样的代替不用几年，只消几个月，几个礼拜即够了。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还诚实地认自己为革命，不要资本主义的统治，但必须又准备着它的统治——这即是特米多。
在苏联内只有农民能成为特米多的政权。必须农民与无产阶级的裂痕很深了，它才在这样做。乡村与城市间的经常关系之破坏，命令式的集团化，强迫没收农产品。这些使农民对苏维埃国家发生恶感，不下于一九二〇——二一年的冬季。固然无产阶级现在数量上是强些：这是工业化的成绩。但是无产阶级完全没有了一积极地、能行动的和时时警备着的党。表面存在的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另一方面农业集团将农民组织起来，以抵抗苏维埃国家。刚开始形式的“联盟”之废止，威胁着要破坏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盟。正在这里藏着特米多危险的来源。
我们不要这样想象事情，以为这破裂可以精确地用一种社会界限来分开，一面是农民，一面是工人。农民群众从各方面包围工人和与工人交错起来。在无产阶级自身，有数百万初从乡村出来的。最后，领导者政策的公开错误，官僚冒险主义的触礁，缺乏明了的方面，绝对窒杀工人民主主义，这一切甚至使纯正的工人接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压迫。这是特米多危险的第二来源。
但是我们不能以为将在一面是党，另一面是农民和一部分工人二者之间的某处起划分界限。否——特米多的线将必然通过党自身。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写道：“我们的党是由两个阶级支持着。正因为此，它（党）的稳定之被动摇是可能的，假使这两个阶级间协定不能存在时，党的分裂是不可免的：在这种情形下，没有手段能阻止住这一分裂（即党的——托），但是我深信这一可能还太远，这样事变的或然性太小，可无需于此时加以讨论。”列宁在那些日子确定表示说十年至二十年对农民的政策正确，将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上获得胜利。正因为此理由他以为——我们也一样——特米多的前途不仅很远，而且也是或然性十分小。
列宁所说的十年到二十年，已过了十年。在世界革命的范围内，共产国际所收获的是失败。无论今天的客观环境异常的顺利，共产主义，因此世界革命比列宁写他的遗嘱将还弱些。再则苏维埃的专政所寄托的两阶级中间分裂的危险异常地尖锐化了。
无论困难如何之大，国家的经济形势中没有什么不能挽救的。但是需要一件东西做挽救的工作——需要一个党。但是真正的党是不存在的。有一个在形式上包含数百万的党员与候补委员的组织。无论党员与候补党员，都没有权利。在党的紧狭范围之内事实上只有受恐怖的两党——无产阶级的和特米多的——的份子。官僚骑在它们之上。它负责经济政策错误，破坏工农联盟的责任。同时，由于它的政策，它使农民与国家互相仇视，它在政治上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和分裂了它。不仅仅人们的身体由一工厂漂流到另一工厂，但是在政治上，他们也没有安身之所。
假使我们假定特米多的分裂将在史大林的机关与党的右翼之间发生，这是错误的。不是的，它将在官僚机关中间发生。官僚机关中间有多少别塞多夫斯基（Bessyedovskys）和亚格贝可夫（Agabekovs）呢？（别塞多夫斯基曾任驻法使馆代办，曾帮助从党的额小组中肃清左派反对派的工作，以后他投降到反革命方面去为全世界报纸所宣传一时。亚格贝可夫被任为格别乌的职员，就职未久，即公开地攻击布尔雪维克主义，加入白党方面去了——译者）这个连明天叛变的人也不晓得。这一切都依于在官僚机关以外的力量关系。只需小资产阶级作一有力的打击，官僚的特米多主义者即马上认识出自己，跳过将他们与阶级敌人隔着的墙去。这里即是特米多危险的第三来源。
但是史大林主义者或其崇拜者中有人会说，“你没有看见中央委员会正准备清党，清去右派分子吗？这就证明史大林正采取手段反对特米多。”“不是的，”我们将回答说，“官僚的清党只是帮助特米多的工作。”新的清党和过去十年的一切清党一样，将首先是打击左派反对派和一般说来，打击有思想与最批评的无产阶级分子。无论官式的口号，“主要的危险是从右边来”——赖可夫（右派领袖——译者）现在也喊这一口号——监狱与充军地首先为左派反对派的分子所充满。还有，虽然打击落在右派身上，这些打击并不巩固党而是削弱它。在右派中除了真正特米多主义的分子外，有数十万，或者有数百万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刻的敌人，而是从城市与乡村的劳动群众的观点上要求修正全部的政策。这些右派的分子的政纲是混乱的。他们能一时赞助特米多，但是他们也能赞成用革命方法复活党。史大林派的官僚阻止他们了解形势。史大林派官僚用“清党”的方法首先是努力于窒塞批评的思想。这样他们只能巩固右派。
而且是谁在清党呢？在巴黎的，别塞多夫斯基领导一委员会以“清除”拉可夫斯基。让我们总不要忘记这点。在那以后，官僚机关的腐败还要厉害。我们从苏联所得的一切信都有这种悲观的声调：“没有人相信别人，个个人都怕有党员证的阶级敌人就在他的旁边。”权位活动者、冒险家、别塞多夫斯基们和亚格贝可夫们关于清党的需要比任何别人都叫得响亮。但是谁来清除党内的这些清党者呢？不是官僚机关，只是官僚专制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来清除他们。
情形是无望了吗？这种字不属于我们的字典中。争斗将决定。在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有许多历史的可能，消极的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可怕的摔落，帝国主义者如狂的争吵，改良主义的破产和积极的可能：布尔雪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百折不回的干部了解发展的前程，明了的前途。争斗将解决。危险已在生长与在走近——这是绝无可疑的。但是特米多的毒中也伏有解毒的因素。危险愈走近愈直接，抵抗的需要也愈强。史大林的官僚们愈丧失头脑，他们的万能愈证明只是表面的，先进工人的要求，布尔雪维克的领导的声音愈高昂。
史大林的演说——我们回到这点——是向右转的意义。他的官僚的夸大的每一辞句都是暗中承认全部“总路线”的错误，将专政领导得更走近特米多。史大林将在官僚的加倍的恐怖中用新的官僚盘旋来对待病症与危险。加倍的进行反史大林主义的斗争，乃是我们的回答。
感谢 木运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