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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论文《统一与青年》[1]
On the theses "Unity and the youth"
托洛茨基
（1934年夏天）
译者：展望 校对：阿芬
本文旨在纠正所谓“有机统一”（organic unity）的口号。这不是我们的口号。“有机统一”的提法空洞无物，既无纲领，也无具体内容。由于物质世界的性质排斥真空，这个提法便日益为模棱两可的、甚至反动的内容所填充。社会党所有的领袖，从加斯特（Just）与马修·皮韦尔（Marceau Pivert）[2]起，一直到福罗塞德（Ludovic-Oscar Frossard）[3]为止，都自命为“有机统一”理论的信徒。这个口号最热烈的倡导者，要数列巴士（Jean-Baptiste Lebas）[4]，此人的反革命倾向众所周知。共产党的领袖们也越来越乐于操弄同样的口号了。难道我们的工作就是帮他们拿这种空洞且迷惑人的提法去和工人们开玩笑吗？
两党（社会党与共产党——译者注）领导层就行动纲领问题互致公开信，是讨论工人政党的目标与方法的良好开端。在这点上，我们应当积极介入。（政治组织的）统一与分裂，是从属于纲领与政治任务的两种方法。既然这些讨论已愉快地开启了，我们就应机智地打破将“有机统一”当作灵丹妙药的幻想。我们的观点是，只有在一个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这个基础就是我们自己的纲领。
如果明天两党合并，我们就将在统一的政党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那么合并就会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散播所谓“有机统一”本身有其价值的幻想——这样一来，群众就不是作为列宁主义鼓动员的日益广泛、日益合适的听众来了解这个口号——我们将一无所成，仅仅更加便利了两党官僚们在群众面前把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说成是阻止达成“有机统一”的主要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两党的）统一很可能会在压迫我们的基础上出现，而成为一个反动因素。我们决不能随便使用本身不含革命内容的口号。这种口号在不同的局势下，在不同的力量对比之下，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并不是害怕“有机统一”。我们公开声明，统一可能有进步意义。但我们的任务在于向群众明确指出，在什么情况下它才真正有进步意义。总而言之，我们不是坚决反对两党官僚所操纵的“有机统一”的思潮。但在支持这一思潮——在群众中这一思潮是真心的——的同时，我们应当加进批判性的意见，划分界线的标准，纲领性的阐述，等等。
克利浦与卡蒙（Yvan Craipeau and Elie Kamoun）[5]同志说：“没有什么比受惑于‘不实现统一，所有的工作都无用’这样一种观点更危险的了。”这当然对，但不够。必须明确地理解到，把“有机统一”与革命任务分开的观点，只会驱使工人去迁就两党的被动性。
为了搪塞“有机统一”口号令人瘫痪的催眠效果的问题，这篇论文提出“以最低限度的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作为统一的纲领”。这简直就是向机会主义斜坡滑下去的典型开端。它首先给社会民主党人或斯大林主义者的娇弱的肠胃服一剂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药。如果问题只是为了增加听众，为自己打开通向共产主义工人之路，又何必提出什么“基本原则”当幌子（真是很基本，唉！）？如果问题是为了党和无产阶级的话，那么一个最低限度的——而且还是——“基本原则”又怎么够？
紧接这之后，这篇论文坚称，需要向工人们解释“除非把马克思主义党造成一个有凝聚力和纪律性的团体，否则不可能达到真正革命的统一”。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并不知道，在下一步的发展中，两党是否会尝试合并，还是相反，在两党内部发生一系列新的分裂。我们不会把时间耗在抽象的定义与分析上。
自从2月6日以来，《真理报》（La Verite）[6]把时间花在了重复“统一战线”的提法上（不过在当时它总比现在的所谓“有机统一”口号有内涵得多）。我们批评纳威尔（Pierre Naville）[7]没有把统一战线的革命内容具体化，结果两党官僚们就可以无大风险地利用这个口号。在当前更为严重的形势下，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那么对青年人呢？是一样的。不应当有两套政策，一套给青年，另一套给成人。只要青年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政策就与成人无异。有太多因素会将缺乏经验的革命青年吸引到斯大林主义者那里去。“统一”的提法便利了这种倾向，加大这种危险。我们的符合于无产阶级先锋队最高利益的武器，就是统一的实际内容。在使自己立足于趋向统一的潮流时，我们要展开讨论；我们要深化它；我们把两党最先进的分子集中在我们“最高度的”（绝不是“基本的”）政治纲领周围；我们加强我们的组织。这样的话，无论今后会发生什么，合并或是分裂，革命先锋队都会从中得益。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篇论文：“统一的青年组织（Jeunesse Unique）不能以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谁说的？改良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不，恰恰是慷慨大度的列宁主义者们自己。每一个思考的，并从整体来理解事物的工人都会说：“如果你们的纲领无助于实现革命的统一，它就一无是处。”我们慷慨大度的列宁主义者们接着写道：“如果因为某些问题而达不成协议的话，我们就让步。”既然这些列宁主义者只有最低限度的原则，他们又何需做出某些原则让步？完全不可理喻。
有人会对我们说：“但我们只是很小的少数派呀！”好吧，那两个多数派——或是不如说，建立在两个多数派之上的两党官僚们——无论我们让步与否都将实现（或不实现）统一。由于他们本来就是多数派，他们无需让步。论文的作者们更像是全人类的施主，而不是列宁主义宣传者。他们想让斯大林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和解，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更糟糕的是，他们早在为形势所迫之前，就预先这么表态了。他们不战而降。他们的让步出于柏拉图式的慷慨大度。这整个矛盾的推论——在此，作者们既自居一个小小少数派的代表，又自居为历史的总监——是他们剔除了“有机统一”口号的全部实际内容或赋予“最低限度”内容而为自己挖下的陷阱的不幸结果。
假如社会党人不打算接受苏维埃式政权，论文的作者们将负起责任，奔走于斯大林主义者中间（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主义者成了最合乎逻辑的中间人！）为了说服他们放弃那个列宁主义者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口号。这不荒唐吗，亲爱的同志们？如果你们在社会党人面前捍卫（按我们所阐述的）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你们可以赢得一部分社会党人的支持，和一部分斯大林主义者的同情。与此同时，你们忠于自己，也保证了你们的未来。但这满足不了你们，因为你们是 “（政治）统一”的献媚者。如果多亏你们的居中斡旋，达成了这种统一，那么斯大林主义者将视你为叛徒——而这次是不无理由的。而革命的社会党人们将会转到斯大林主义者的左方道路上去。没人会对你们有好感。这就是所有在政治上献媚者的下场。
我想要同志们注意第二段，其中谈到需要“在第三国际废墟与苏联仍在利用的吸引力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上重建革命的党。这个提法应当说是罪过。苏联“仍在利用的”吸引力被说成是建立革命政党的一种障碍。对于从未收到过官僚们邀请参加周年庆典的免费车票或其它任何形式好处——像几位众所周知的“苏联之友”那样——的广大群众来说，（苏联的）吸引力何在？群众想的是：苏联是唯一由工人革命所产生的国家。这种看法是极其革命的。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再次强化了它。把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收获评判为一种障碍，对苏联和对西方工人都是罪过。
有人会反驳道：“这只是措辞上让人不快罢了。作者想说的是苏联官僚影响于全世界一部分无产阶级的有害结果。”如果问题只是用词过于拙劣，那就不值一辩了。不幸并非如此。在青年当中，特别是在非无产阶级当中，往往通过散布对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怀疑，通过把共产国际等同于苏联官僚，尤其是把苏联官僚与整个工人国家划等号，而造成一种廉价的激进主义的表现。这种错误，比起将茹奥（Leon Jouhaux）[8]等同于工会组织，或是将布鲁姆（Leon Blum）[9]等同于整个第二国际法国支部（SFIO）之类的例子，还要严重十倍。谁要是对这个基本问题没有清楚和确切的认识，就无权在工人面前发言，因为他只会散播思想混乱与怀疑主义，把青年工人推向斯大林主义一边去。
这些造作的乃至模棱两可的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呢？它们来自社会党青年中那些不佳的社会成份。学生太多，工人太少。学生满脑子太多的自我，对工人运动则关注太少。青年知识分子（应）受工人环境（worker-environment）的训练。工人想要学到基本的和扎实的东西。他要求确切的答复。他不喜欢这些异想天开的玩笑话。
塞纳区（Seine District）[10]的政治出路在于动员学生从事争取工人的艰苦工作。谁不愿全心去做，他在社会主义组织中就将一无所获。无产阶级的组织需要知识分子，但只能是作为帮助工人群众兴起的工具。另一方面，真诚的革命者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一定会从工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青年（组织）的内部制度必须适应这个任务；需要安排合适的分工；必须把具体任务交给扎根工人区的学生和学生团体，等等。这样，思想动摇将少得多，扎根在无产阶级基础中的组织将更加巩固。
[1] 《关于论文〈统一与青年〉》（On the Theses “Unity and the Youth”）一文发表于1935年美国工人党的一份未署日期和刊期的内部公报上。文章署名为克鲁克斯（Crux）。本文是托洛茨基针对1934年夏天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关于法国共产党和第二国际（即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可能的合并而发表的看法。
[2] 马修·皮韦尔（Marceau Pivert，1895 – 1958），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领导成员，教师、记者与工会活动分子。
[3] 路德维西·福罗塞德（Ludovic-Oscar Frossard，1889 – 1946）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领导成员，1920年代到1930年代，在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游移，曾担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后又回到社会党内。1930年代曾任法国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政府宣传部长并曾短期在德国占领期间的法国贝当政府中出任公共服务部长一职。
[4] 让· 列巴士（Jean-Baptiste Lebas, 1878 – 1944）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党务人员。
[5] 伊万·克利浦与伊利·卡蒙（Yvan Craipeau and Elie Kamoun），两人都曾是法国左翼反对派在社会党青年组织中的领导人，后离开第四国际。
[6] 《真理报》（La Verite），1930年代当时法国左翼反对派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机关报。
[7] 皮埃尔·纳威尔（Pierre Naville，1903 – 1993），法国社会学家和超现实主义作家，曾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后加入托派，之后转为中派主义的联合社会主义党（Unified Socialist Party）成员。
[8] 列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 – 1954），法国总工会领导人，工联主义职业工会官僚，1951年因参与发起创立国际劳工组织（ILO）曾获诺贝尔和平奖。
[9] 列昂·布鲁姆（Léon Blum，1872 – 1950），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曾经参与19世纪末德雷福斯事件，担任过三届法国总理，是法国第一位社会党籍总理，也是第一位犹太裔总理。
[10] ]塞纳区（Seine District），法国巴黎塞纳河沿岸以南地区，又称“左岸”，当地以座落众多大学、书店、画廊和咖啡馆等文化行业而知名，集中居住着大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