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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转折的法国共产主义同盟[1]
The league faced with a turn
托洛茨基
（1934年6月）
译者：展望
1、革命者光有正确思想还不够。我们不要忘记正确的思想早就写进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但是这并不能阻止错误思想的传播。革命政党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正确思想与工人群众运动相结合。只有这样思想才能转换为动力。
2、革命组织并不仅仅意味着报纸和读者。有人能每天写和读革命文章但是依然远离现实的革命运动。也有人能在外部给劳工组织献上良策。尽管这些很重要，但却不足以创造一个革命组织。
3、尽管在共产国际内的生存条件很不正常，左翼反对派作为一个派别还可以通过其与群众运动的不间断的联系得以发展。但是斯大林主义体制从反对派存在之初就强硬地孤立它。通过上述方法其达到了两个目标 ：（1）扼杀了反对派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活动；（2） 反对派被剥夺了必要的政治活动领域。
4、共产主义同盟（像其他支部一样）被迫发展成一个孤立的宣传小组。这同时决定了同盟存在积极面（诚实、严肃、坚守原则）和消极面（只能从外部观察劳工运动）。在左翼反对派的原则和方法的细节方面，同盟的积极面发挥着作用。但是当前需要传播所蓄积的资本的时候，消极面会威胁到我们取得更大的成果。
5、同盟领导层将报纸的流通发行委托给了资本家。对于那些文学团体而言流通传播业务是个令人不愉快的负担。但是这对于革命组织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怎么能在认真准备斗争时将如此重要的手段交给敌人呢？革命运动包涵了很多这样的“无聊的”与“技术性的”劳动。没有这些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就不可能组织一支民兵或者发动一场罢工，更不可能发动总罢工或暴动。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不愿意）进行报纸发行的革命组织，也会放弃领导更加复杂的工作。
6、关于我们和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同盟不仅不够主动，而且还表现出顽固的宗派主义。在社会党的危机变得明显的时候，同盟不是承担起在其中建立一个派别的任务，而是要求每一个社会党成员深信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并离开他的群众性组织，加入到《真理报》（La Verite）[2]的读者群中。为了在（社会党）内建立派别，就有必要从事群众运动，使自身适应当前的形势，从事乏味的日常工作。而恰恰在这一非常关键的领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同盟没有能够取得任何进展。大量宝贵的时间就被这样浪费了。在拖延了一年后，政治局现在提出“建立内部派别”的任务。不，——这已经不够了。当前的局势要求有更果断的措施。
7、同盟的批判、思想和口号总体上来说正确，但在当前情势下是远远不够的。革命思想必须通过群众自身的经验转变成日常生活的语言。但同盟在自绝于群众经验之后，又怎能向他们解释这些思想呢？有必要补充一句：有些同志甚至不理解需要群众的经验。似乎对他们来说，在他们所读的报纸报导的基础上形成某个观点，然后通过文章或演讲表达出来，就足够了。然而，假如最正确的思想不能直接反映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话，它们将不为群众所注意。
8、这样的话同盟不就破产了吗？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结论。同盟的成就显然远低于我们很多人的期许；远低于他们能够取得的成就——假如他们不曾受缚于脱离实际的因循守旧。但是尽管面临很多巨大的障碍，同盟还是取得了一些毋庸置疑的成就。同盟已经能够对整个工人运动的思想和口号（统一战线、工人武装、工会的统一）发挥一定的影响。但考虑到整个局势，尤其是官僚机构改换策略，这些成就恰恰要求同盟自身的角色有一个新的、决定性的转变。向何处去？——到群众中去！
9、法国的总体形势使整个觉悟起来的劳工运动面临短期内可见的任务：要么无产阶级用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两年时间消灭法西斯主义并在夺取权力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要么自己被消灭，并使整个欧洲沦为法西斯暴政和战争的竞技场。这一可怕前景的压力迫使两个工人政党都走向统一战线。但严格说来，这一伟大的胜利以其全部的份量将问题提到了同盟面前：生存还是毁灭。
10、七月二日的联合会议[3]极为清楚地表明了当前情势。就像同盟经常预测的一样，通向统一战线的第一步在群众间唤起了巨大的热情。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胜利无疑是可能的。但是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还是社会党人都不利用统一战线来实现斗争目标，相反，他们费尽心机让群众以统一战线本身为满足。昨天，最大的危险是统一战线遭破坏。而今天的最大危险则是对统一战线的幻想。这种幻想，非常接近于对议会的幻想：外交辞令，煽情的演说，握手，不含革命内容的联盟——以及对群众的背叛。在这样象征性的集会上，同盟无法接触到底层。这不是偶然的，我们面对的正是两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官僚们关于即将到来的整个时期的行动纲领。
11、这一纲领几乎得以实现，只是因为同盟依然孤立于群众。企图通过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交涉或参加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会议的方式摆脱孤立，这只是意在掩盖不利的力量关系的外交把戏，对我们毫无意义。力量关系必须被改变，而不是掩盖。需要走向群众。需要在统一战线框架内寻找自己的定位，即在组成其两党组织之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在现实中这意味着选择社会党的组织。
12、这不是向第二国际投降吗？这样的控诉，假如针对的是斯大林主义者，那要正当得多。当他们意识到民主更受追捧的时候，他们奉李维诺夫之令，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宣告放弃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4] 。他们甚至放弃了对新朋友的所有批判。但是我们没有宣布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只是老实承认我们的组织太弱小，无法在迫在眉捷的斗争中确立起自己实际的独立角色。同时作为忠诚的革命者，我们不想置身事外。1848年，马克思和他的弱小的共产主义组织加入了民主党派。为了不置身事外，普列汉诺夫[5]曾试图让他的劳动解放社加入仅仅五年前因原则性分歧而与之决裂的俄国民意党（Narodnaya Volya）[6] 。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及在一个不同环境下，列宁曾建议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7]。我们阵营正在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8] 和荷兰独立社会党(OSP) [9]准备创立一个新的国际。我们建议英国的同志加入英国独立工党（ILP)[10] ，有些同志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这是投降吗？绝对不是。我们正考虑在法国采用和发展同样的政策。
13、然而，我们不是强调过创建新党和新国际的必要性吗？这一计划仍完全有效。但是我们从未许诺在第四国际建立之前要停步和犹豫不决。我们总是说明创建第四国际的手段的复杂性以及在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特点，正如第三国际一样。托洛茨基同志一年前特别向我们提到了法国的例子。在法国尽管布尔什维克从第二国际分离出来，但还是争取使整个支部都加入了第三国际。我们知道并没有哪条定理宣称图尔会议（Tours Congress) [11]不可能重现。相反，诸多条件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14、但那样的话，社会党将不会接受我们的！——那些大人物的确很可能拒绝我们。可是另一方面来说，大多数地方组织将同我们一道。在党内，派别斗争将继续它的进程。左翼将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与左翼的联系会得到加强。事态发展自身将为左翼服务。
15、我们将同意遵守纪律吗？当然，我们将作为其党员进行活动，并遵守纪律。我们应该发展成一个派别。相应地，我们应该与千千万万的群众保持稳固的联系。我们应该取得参与斗争和讨论的权利。特别不可欠缺的是，在日常的群众行动中我们应该有机会支配我们的思想和口号。
16、但是加入社会党难道不是包含着受机会主义同化或堕落的危险吗？确实如此。然而认为能通过自我孤立而摆脱这一危险却是天真的幻想。同盟在目前还保持着独立。但是不幸的是，同盟对社会党政策的立场含着不可容忍的同化成份。对其领导人使用强硬的言辞是没必要的，但绝对有必要揭露发表在《人民报》（或《人道报》）[12] 上的“与法西斯主义做斗争”这类专栏文章的文字游戏的危险性。无产阶级面对的是已准备好应对一切事态、一旦必要就武装到牙齿的死敌。无产阶级先锋应该在自己的队伍里，以及在广大群众中，发展起一种坚定不移的备战状态，一种刚强的意志，一种有纪律的革命精神，一种战斗性。在指定时间游行，经警察批准的示威，以及诸如此类象征性的行动，只会削弱工人们的警惕性和意志力。需要有战斗组织。需要有钢铁般的部队。需要教导员和指挥官。需要解除敌人的武装，把他们从街头清扫掉，对他们采取恐怖手段。无论是保持独立还是加入统一战线中的某党，同盟的任务迫切要求向工人们诚实、清楚、直率地阐明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和由此而来的任务。
17、在这样的场合下，我们对共产党持什么立场呢？通过统一战线，我们应该比之前更加紧密联系共产党。我们要明白地记住，一个只能以这种方式消融于社会党的共产党，对革命毫无用处。英国共产党与独立工党联合的结果就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介入，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且极为可贵的机会去影响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以这样的方式，有望逐步形成第四国际的强大支部。
18、可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独立——确实如此。但是同盟还不是一个政党。它还处于萌芽阶段。为了成长，萌芽需要保护和浇灌。
19、但是假如……那么……又假如？预见一切，并提早为一切准备好解决办法，这是没可能的。需要清楚地理解情势，确定任务，并且继而完成它们。六个月后，我们眼前的机会也许将永远失掉。我们必须观察事态的短期发展。
20、总而言之：《古兰经》说，山朝先知走来，马克思主义者奉劝先知向山走去。
注释
[1] 面临转折的法国共产主义同盟(The league faced with a turn) 一文英文版发表于美洲共产主义联盟（CLA)1934年9月第16期内部公报上。该文应翻译自1934年7月完成的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内部公报上，但是未找到原法文文档。托洛茨基使用了其常使用的维达尔（Vidal) 作为笔名。1934年夏天法国社会党（SFIO, 第二国际法国支部)处于动荡之中，1933年末右翼新社会主义者（neo-socialist)退出社会党，左翼得到加强，尤其是在青年中。中派主义领导层也在政治上变得激进，因此托洛茨基催促法国左翼反对派法国共产主义同盟尽快加入法国社会党。。法国社会党允许成员在内部建立派系组织，而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并不允许。当时法国社会党有12万党员，其影响的法国总工会（CGT) 有一百万会员，而法国共产党至多只有2到3万党员，其领导的法国工会大会（CGTU)只有约7万会员。1934年7月2日，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正在讨论签署协议，进行联合行动，即有机的统一（Organic unity)。如果两者合并成功，将排除其他联盟外的力量，并使法国左翼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更孤立。托洛茨基认为法国的左翼反对派共产主义同盟如果加入社会党能够在其内部组成派系，发展成员和传播思想。但是，部分共产主义同盟的领导人并不同意这一做法。本文的目的即是托洛茨基催促法国左翼反对派尽快加入法国社会党。
[2] 《真理报》（La Verite）是1930年代法国左翼反对派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机关报。
[3] 七月二日的联合会议即是指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领导层召开的讨论建立联盟和共同行动可能性的会议。
[4] 社会法西斯主义（Social Fascism)理论是斯大林发明的一种莫须有的理论，其认为社会民主派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本质区别，是双生子。斯大林主义者用此标签抹黑所有其他的左翼力量，包括自由法西斯主义、劳动法西斯主义和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而这一理论恰恰帮助了希特勒和纳粹在1930年代获得德国的政权。
[5] 普列汉诺夫（George Plekhanov，1856 – 1918)是俄国早期民粹主义者和民意党活跃分子， 后成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开拓者，及列宁与托洛茨基等人的政治导师，但一战前后成为孟什维克分子并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
[6] 俄国民意党(Narodnaya Volya)， 俄国沙皇时代的一个以恐怖主义行动为主的左翼民粹政党，曾屡屡刺杀俄国沙皇、贵族和官员，多数活跃分子遭到处决、监禁和流放。后来其多数成员成为俄国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 Party)创始人和活跃分子。
[7] 参见列宁所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8]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SAP)成立于1931年10月，当时数名左翼反对派领导成员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1932年春天，德国共产主义右翼反对派的领导人和数百名成员也加入其中。当左翼反对派的领导人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后，共产主义右翼反对派掌握该党，其一度宣称成员达到1万4千人，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该党迅速衰弱。1933年8月，该党曾经参与左翼反对派发起的呼吁组建新国际的四方联合声明。当时，托洛茨基要求德国的左翼反对派尽快与社会主义工人党（SAP) 合并，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担心这会影响他们赢得挪威工党（Norwegian labour party, NAP)的努力，而拒绝了合并提议。此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明确反对组建第四国际。
[9] 荷兰独立社会党(OSP)是1933年另一个参与呼吁组建新国际的政党。当其右翼分裂出去后，该党1935年与左翼反对派的革命社会主义党合并组建了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ry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托洛茨基在这里举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荷兰独立社会党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即使左翼反对派不完全赞同某些派别的纲领，也可以与他们一起在一个组织内合作，而且经常不得不这么做。
[10] 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ILP) 成立于1893年， 长期是英国工党的左翼附属组织，并对促进英国工党建立具有重要影响。1930年代其一度退出英国工党，而倾向斯大林主义，之后又回到英国工党内，1970年代正式解散，成为英国工党内部的左倾向压力集团。
[11] 图尔会议（Tours Congress)是1920年第二国际法国支部（SFIO)在法国城市图尔召开的大会。会上多数代表支持加入第三国际，由此创立了法国共产党（French communist party)。而包括包括列昂·布鲁姆在内的少数派则反对决议，要求继续保留第二国际法国支部。
[12] 《人民报》（Le Populaire) 是第二国际法国支部（现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而《人道报》（L'Humanite)则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