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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波拿巴主义
──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和苏维埃波拿巴主义
托洛茨基
1935年3月
有些批评家抱怨说，我们使用波拿巴主义（即拿破仑式军事独裁政策或政治体系──译者）这个词语过于广泛，并且时有不同。那些批评家没有注意到，我们在用上其它政治词汇，诸如“民主”、“专政”这些词语时，也存有着相同的状况，乃至于，更毋须说到我们在使用“国家”、“社会”、“政府”等词语时，更是这样。我们谈昔日的民主（建基在奴隶制上的），中世纪市政府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在国家意义上的），并且也谈到政党内民主、工会民主、行会民主、等等。马克思主义不能拒绝那些已经确立起来的经济概念，也无法拒绝将之应用到新的现象去，否则人类思想的传递一般而言便会不可能。马克思主义得冒着犯错误的苦恼，为每一种概念的社会内容，其每一次演变所朝着的方向作出界定。让我们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吧，他们不仅对拿破仑三世的政权定性，并且也给卑斯麦的政权定性，把两者都界定为波拿巴主义者。恩格斯在1890年4月12日致佐尔格的信写道：“不管愿不愿意，今天每个政府皆变成为波拿巴主义者。”在农业陷入危机而工业一蹶不振的时候，这句话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具有或多或少的真实性。资本主义从1895年间开始的新跃进挫弱了波拿巴主义的倾向，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衰落对这种倾向则有相当可观的增强。
切尔诺夫在其著作《俄国大革命史》中带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声明，那些声明把克仑斯基政权形容为波拿巴主义的雏型；切尔诺夫拒绝这项定性，并作出格言式的脚注：“波拿巴主义以光荣之翼飞翔”。这种理论上的“飞翔”全然是切尔诺夫其人的风格，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是用肢翼而却是用特定的阶级关系来为波拿巴主义作界定。
所谓波拿巴主义，我们的意思是指这么的一种政体：在其间，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原是具有行民主政府的方法所必需的各种素质，但它为了保存本阶级的所有，不得不容忍一个冠以“救主”之名的军方和警察机器不受控制的指令骑在自己头上。这种局面由阶级矛盾变得愈发尖锐的时期所开创；波拿巴主义之目的是为了阻止冲突的爆发。资产阶级社会不止一次经历过这种时期，但那些时期，打个譬喻来说，不过是彩排而已。资本主义在当前的衰落肯定地损害了民主，并且还不止此，它更揭示出旧有形态的波拿巴主义的完全不足之处；在波拿巴主义原有的位置上，遂有了法西斯主义的到来。然而，作为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桥梁（在1917年的俄国，则是作为民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桥梁”），便出现了升高到民主之上和钉在两个阵营之间的“个人政体”；这种“个人政体”同时并守卫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充分地解决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以上所作的定义便堪可足够。
无论如何，我们观察到以下的状况：
1）在针对我们的评论家中，并无一人费神来展示前法西斯政府特定的属性，如意大利的焦利蒂政府和法克塔政府、德国的布吕宁政府、巴本政府和斯莱歇政府、奥地利的杜尔富斯政府，及法国的杜梅格政府和弗朗丹政府；
2）迄今仍没有人提出另外一个名词。在我们方面，是认为没有这个需要；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运用的这个名词，我们完全称心满意。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为何这么坚持不舍？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和政策方面有着十分巨大的重要性。可以说，在一国之内，当两个分裂为敌对阵营的阶级所爆发的冲突，一旦把权力的轴心调离到议会之外，一个革命前期（或法西斯前期）便正式开始。因此，波拿巴主义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为征讨权力而把火力集中起来的最后的一个时期。斯大林主义者出于不理解波拿巴政权的本质，给出了以下这个论断：“这不是革命局势”；他们由此而对一个前革命局势视而不见。
当我们用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套用在斯大林政权，称之为“苏维埃波拿巴主义”，问题便变得复杂起来。我们的批评家们宣称：“啊呀，你们用上太多‘波拿巴主义’了，这个字给扩充到无可接纳的地步”，诸如此类。这一类反对声音──抽象的、形式性的和咬文嚼字式的──往往就在人们对这个题目无话可说的时候发出。
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从不曾对工人国家用上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机遇（譬如说，列宁的用语“苏维埃国家的资本主义”，显示出他会在作出必要的保留之余，会毫不犹豫地把对资产阶级政权使用的名词应用到工人国家方面）。对于老本子上没有作出指示的事，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尝试运用一下自己的头脑吧！
斯大林的“个人政体”意味到什么？这个政体源出自哪里？分析到最后，这个政体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下的产物。在官僚和警察机器的协助下作为统治阶层的人民的“救主”的权力及官僚的仲裁者升高到苏维埃民主之上，把苏维埃民主矮化为它的阴影。这个“救主”的客观功能是守卫新生的财产形式，其方法是通过篡夺统治阶级的政治功能。社会主义政体这个准确的特征，不正好同时是社会学对波拿巴主义的科学定义吗？
这个名词的无与伦比的价值，在于它能让我们立刻发现它在历史上极具指导性的相近性，并且能确定形成它们的社会根基，令它们原形毕露：平民或是无产阶级势力反对执政资产阶级的攻势，就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势力反对执政无产阶级一样，有可能以完全相类（对称）的政治政体告终。这是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最能带出的无可争辩的事实。
当恩格斯写出“不管愿不愿意，每个政府皆成为波拿巴主义者”，他的脑海中诚然只是想到发展的倾向。在这一点上，犹如在其它事情一般，是从量变而成为质变。所有资产阶级民主都具有波拿巴主义的特点。人们并且有得当的理由从斯大林治下的苏维埃政权中发现波拿巴主义的元素。然而科学思想的奥妙之处，乃在于确定量变是在哪一个特定的时刻变为新的性质。在列宁时代，苏维埃波拿巴主义仍然是一个可能性；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可能性成为了现实。
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误导了天真的思想家（切尔诺夫式的），因为它令人联想到拿破仑这个历史模范，犹如西泽主义之令人联想到裘力斯·西泽这个模范。事实上，这两个名词早已脱离了源出于其名的那两个历史人物。当我们不附带界说地谈到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我们心中想到的，不是其历史模拟，而却是其社会学上的定义。同样地，沙文主义这个词是带有一般的民族主义特性，尽管它们本来出自法国资产者沙文其人，以及民族一词。
不过，在有些时候，我们在说到波拿巴主义时，脑里是有着历史上具体的相近性。因此，斯大林政权之作为波拿巴主义在苏维埃国家的对译语，也就同时披现出近乎于执政官政府（或帝国，但都是无冕的）这种政体的若干补充性的特点；而这并非出于机遇巧合──这两种政权都是随着大革命而来，并且都篡夺了革命。
我们从中看到，正确地使用──也就是说，辩证地使用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不仅不会把我们引到先验图式这个思想毒瘤的方面去，而是相反的，倒是能容许我们对感到兴趣的现象作出必须而尽可能具体的界说，不把现象孤立地作为“事物本身”，而是将之和其它无数有关的现象作出历史的联系。对于一个科学性的名词，我们舍此尚有何求？
（史丹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