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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产国际的第七次大会
托洛茨基
（1935年9月）
1．史大林派的转变
关于第七次大会的批评，虽然有许多人提醒过我，可是一直到现在才来着手，这对于我们这本国际刊物的读者，要表示歉忱的。迟延至今的原因，倒并不在于我的缘故，一方面，大会上的辩论是极其模糊不定而且是有意混淆，另一方面则此种辩论完全具有戏剧的性质。各种问题的讨论与决定，全在幕后进行，常时在克林姆宫与外交人民委员会间的电话中进行了的。在那狭隘的官僚层中，似乎发生过一次意见上的冲突。不过等到政治局中最后决定以后，被指定的演说者，一定要用这样的态度去报告的，仿佛共产国际的上层对它（政治局的决定——译者）完全坚持，而且，决不可把领袖的动摇透露出一丝阴影来。其实大会上所经过的讨论，只是一出冗长而又怪异的喜剧，剧中的角色都是预先安排好的。同时，这些演员又尽是些腐败透顶的优伶。
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对于那些讨论的报告，一定得像对付外交文件那样地研究，步步都得向着这样的问题：演说人心目中的真意是什么？他所粉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粉饰？但是外交文件普通总是简单的，而大会报告人的演说，却又长又臭。这种讨厌的报告方式，也是官僚们自己保险的一种方法，因为他们的说话中必须容纳极多不明确的论断，同时又要不使人们对于他们的矛盾性发生厌弃。至于在这些论断中，将来究竟是那一个会对他们有利，那是谁都不能肯定地说的了。除此之外，报纸上的记载，也就坏到极点。在那可以获得清晰思想与政治意志的地方，假如发生公开的思想斗争（这斗争当能帮助思想之确定）则其表现的方式是清楚的，好的与可信的；但当那职业的演说者忙于掩饰他自己的路径，及其上级的路径时，或当职业的新闻记者总是狼狈地（因为生怕遇到暗礁）记载那些乱七八糟的演说时，那末报纸上的记载，正是如此。例如我想根据着这些报告，约略地知道一点在目前的远东危机之日本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日本共产党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可是我只能得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人对于领袖的热爱，是用『万岁！』这两字来表示的，但我以前已经晓得这一点了，因为崇敬天皇，也正是用『万岁！』两字呢。在大会上，史大林也偶尔学着天皇的样子，在沉默之中保持了他的庄严灿烂。
所谓『讨论』也者，那是围绕着两个问题而进行的，即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政策（这是目前仅有的一个政策了），与那二而一的反战政策。报告人的演说，无论地米脱洛夫那个完整而呆板的报告或埃尔可利的耶稣会派式的诡辩，对于那些近几月来充塞于共产国际的，特别是法国的刊物上的那些庄重的言论，并没有增添一点新的东西。法国共产党的经验成为大会讨论的中心，而且自诩为值得竞争的一种榜样。但正是对于那大会上所讨论的基本问题，第四国际中的各个组织已经很恰当地表示过了。由莫斯科的辩论中来看，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以前关于战争，法西斯主义，『联合战线』与『人民战线』诸问题所说的一切，无须做任何修改。
这决不是说我们可以不理第七次大会。决不是的，无论这些辩论是充满着意义的也好，或是空洞的也好，那大会的本身总代表着工人阶级某一部分在其进化中的一个阶段。假使只从这一个事实来看，即大会将法国的机会主义转变加以合法化，它立刻又要把它移植到世界的其他各地去，那末大会也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了。大会既然允许——当然是在纸上——各支部有自由的自主权，甚之还命令他们去独立思想，去适应他们本国的情形，但同时又宣布在世界各国中，不问是法西斯的德国或民主的挪威，是大不列颠或印度，是希腊或中国，一概都需要『人民战线』，而且无论在那里都还需要有人民战线的政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官僚思想的古怪标本。大会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共产国际经过一时期的动摇与摸索之后，进入其『第四时期』的标志，这时期中的口号有——『政权给达拉第！』；它的旗帜是三色旗；它的赞美歌——是马赛曲压倒了国际歌。
无论如何，决议案比那噜苏的讨论，总使我们更能估计那转变的深度及其关于各国特殊情形中的具体内容。不过，决议案的草案，在某一问题的讨论之前并不公布。讨论并不是围绕着某些确定的文件而进行，乃是无限制地扩大开去的。特别委员会只当所有的演说者声嘶力竭地赞美了这个领袖，而且整装待发的时候，才匆匆忙忙地起草决议案。正式的大会□会之后，仍不能得到任何决议，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些工作是留给那些新领袖来干的，这些领袖在大会之前就已经指定了（地米脱洛夫！），他们尽可能地要来考虑那些尊贵的代表们的语气与愿望。因此，这一大会的本身结构，就使我们极难对它的工作加以及时的批评与估计。现在，大会的主要材料总算公布出来了，我们总算可以得出它那理论的与政治的比重来了。我将尽我的可能，赶快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或几篇论文来执行这个任务。在目前，我想首先要约略地把大会上核准的关于共产国际转变的几个政治结论，加以叙述。
在我们这方面，假使以为『第三时期』的理论与实际，已经整个地与干脆地被领袖们的『自我批评』所取消了，而且以为那机会主义的与爱国主义的转变，已经保证了它风平浪静的前途，那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官僚们自己对于那万丈火焰，虽然是那样无耻地随便的不当一回事，但群众却并不如此。他们对于口号的态度是比较的郑重与真挚。『第三时期』的情态，在那追随着共产国际的工人之意识中，还是十分生动的。在土伦与白来斯脱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中，显然还保留着这种情绪。在某一时期之内，领袖们要和缓普通同志的反对，只能『秘密地』保证他们的誓言，即是说，我们现在正应用一种狡猾的手段，目的在蒙蔽激进党人与社会党，等我们夺取了他们的群众，到那时，……『那时我们将表示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在另一方面，共产党之转变到拥护联合政府与爱国主义的立场，吸引了许多与工人阶级很远的阶层，他们极爱国，而且极不满意于财政法令，他们把共产党只看成为人民阵线中之最有力的一派。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内部及其周围，继长增高地在积集着许多矛盾的倾向，它们一定会爆发出来，或者会爆发好几次。因此就发生了第四国际各组织的一个任务即须极度注意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以便援助其革命的无产阶级倾向，反对那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爱国主义派。此派在将来会越来越陷入于阶级合作的陷阱中去。
我们的第二个结论就要谈到中间主义的各派及其对于共产国际战略转变的关系。右翼中间主义者分子必然会被这一转变所吸引，像磁石吸铁一样。人们只叫一读鄂托·鲍威尔，齐朗斯基，以及俄国门雪维克但所写的关于战争的提纲，就可以看出正是这些『可贵的中庸之道』的十足代表们，比地米脱洛夫，与埃尔可利更能表示出共产国际新政策的本质。不过还不仅是他们。磁力所及的区域，还更远的达到了左派。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的机关报『新阵线』，在其最近的两期中，很小心地藏在许多批评与警告的幕后，实际上却在称许那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转变，说它从教派的硬化中解放了出来，又说它转变到『更现实主义』政策的路上。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还说在一切原则问题上和我们一致，只在『方法』上不赞成我们，然而当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多么的昏乱。其实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原则立场与我们的总是冲突的。迫切的战争危机，使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立刻提出了那个『解除军备』的颓丧口号以反对我们的口号，其实这口号甚之连鄂托·鲍威尔，齐朗姆斯基与但都认为它是『非现实主义的』而拒绝了的。他们在对于共产国际之进化的估计上，暴露出他们的立场之自相矛盾。当『第三时期』的气焰达到最高点时，我们曾经绝对明确地预告过，这个极左主义的创伤，将不可避免地引入到机会主义的曲径中去，它比之于一切过去的机会主义行动，其危害之烈与程度之深，不知将增加到几千百倍。当共产国际还在玩弄『革命的失败主义』之一切花样时，我们早已警告过了，从『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必不可免地会发生社会爱国主义的结论及其一切叛变的后果。共产国际的七次大会，真是很卓绝地证实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预测。可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些什么东西都忘记而什么东西都不曾学得的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的领袖们，对于这个在征候上早已发见的，一个不治之症的新的与最沉重的阶段……却欢欣鼓舞地称之为现实主义的痊愈。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在我们面前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立场？
从上面指出的观点看来，到底以前对于共产国际最亲密的左翼中间主义政党，即英国的独立工党，对于七次大会将发生怎样的反动，却成为一个最有兴趣的问题了。究竟它将被七次大会的卑下的『现实主义』（『联合战线』，『群众』，『中等阶级』，等等）所诱惑，或者相反的，将因其事后的而更加致命的机会主义（在『反法西斯主义』这面空洞的旗帜之下进行阶级合作，在『保护苏联』的掩盖之下宣布社会爱国主义等）而发生厌弃？独立工党的未来命运，即系于这一转变的关头。
一般地，我们可以说：大会所核准的共产国际的转变，不问其单另的与部分的阶段与插话如何，它总是将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形简单化了。它团结了社会爱国主义的阵营，使第二和第三两国际的各党接近起来，不管一切地进行组织上的统一。它加强了中间主义各派中的离心的倾向。这对于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即对于第四国际的建立者，展开了更大的可能性。
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
2．俄国与世界无产阶级
对于地米脱洛夫论法西斯主义的报告之决议案，现在总算到了此地。这还是和那报告本身，一样地冗长与杂乱。本文只想谈谈决议案的第一节第一句，它在人道报上一共印了十二行，同时它却构成了那所谓共产国际的全部理论的与政策的结构之基石。让我们更亲切些来考察一下吧，究竟这基石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兹将该句全文摘引于下：
『苏维埃国家中的社会主义之终极的与不可回复的胜利，这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它大大地提高了苏联的权力与重要性，使其成为全世界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的堡垒，而且推动了劳动者去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资产阶级反动与法西斯主义而斗争，去为各民族的和平，自由与独立而斗争。』
这句句子中所包含的论断，仿佛坚决得很，实际上却荒谬到透顶。它的所谓『苏维埃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终极的与不可回复的胜利』，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官方的理论家企图着给我们解释的。决议案的本身也竭力避免对于这一论断所基的标准加以丝毫指示。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的ABC了。社会主义的胜利，特别是『终极的，不可回复的胜利』，只是指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平均生产力，必须高于资本主义工人的生产力。可是苏联是否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那恐怕连第三国际中最勇敢的理论家亦不敢加以肯定吧。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希望能用统计数字来证明苏联之国家的与个人的收入方面，仍然是很落后的。至于我们目前这个工作，却并不需要这样的证据。只看苏维埃政府一定还要坚持着对外贸易的垄断，就足够证明苏维埃经济虽有很多的成功，但仍旧是落后的。因为，如果国内的生产消费较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那末对外贸易的垄断将成为赘瘤。最近关于对外贸易的改革，一切浅薄的观察者以为放弃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实际上只是一种技术的与官僚式的改革，丝毫没有动摇到垄断的基本支柱。一方面自从五年计划与集体农业实行后，苏维埃的官僚制度是建筑于生产工具国有之基础上的；但在另一方面，苏维埃的生产品却仍然贵于资本主义的，因此苏维埃官僚为要保持其自身的存在，不能放弃对外贸易的垄断。这一个具有决定作用的事实，即苏联劳动生产力之低下，给我们以解决其他一切秘密的锁钥。
假使苏联的国家收入，能达到北美合众国那样的高度，假使官僚制度又不那样寄生性地浪费一大部分的收入，那末民众的生活程度将比资本主义国家——连美国在内——都会优裕到无数倍。但实际情形决不如此。俄国的农民，即占全国人口之大多数，仍旧还陷于深刻的贫困中。就是大多数工业无产阶级的境地，也还不曾有美国的样子，甚之还不曾达到欧洲的水平。当然，我们诚实地指出这一事实，决计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情形中，我们所指的是一种解体的制度，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则只是一种初初开始的形式。但我们不应该以发展的一般倾向而自满，而一定要很明确地指出所到达的阶段，否则我们将陷于毫无意义的庸俗之中。
假使社会主义的社会能给他的成员以半保证的好生活，同时又具有一个个人生活不断改善的前途，那末关于个人存在的焦虑就会消失，而贪婪，焦灼与嫉妒这些恶德，将愈益减少，经济的集体团结，将自原则转变为日常的习惯了。可惜实在情形决不是如此，这是用不着证明的；在享有全部特权的苏维埃官僚之下，造成了一个半特权的劳动贵族；竭力将人与人的关系翻译成金钱的语言；保障国有财产的严酷的法律；最后如反对『有罪』儿童的野蛮的法律，这一切都是以不可否认的方式证明了社会主义在那具有决定意义的场合中，即在民众的意识中，还远不曾达到『不可回复』的地步。
假使真像决议案上所肯定的，社会主义已经『终极地与不可回复地』胜利了，那末为什么政治的独裁还要继续存在？而且为什么这独裁还要日益僵化成为官僚的拿破仑式的制度，成为不可忍受的，粗暴的，独断专行的与腐败的制度？一个有保证的，根深蒂固的『不可回复的』社会主义，不能要一个全权的，顶上踞着绝对统治者的官僚制度，因为一般地说来，独裁只是一种方法，它保存与保护那被威胁的而不是有保证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许多『理论家』很勇敢地企图指出外来的危险以辩解其存在的理由，但这就更加矛盾了，假使我仔细加以考察的话。一个社会，假使其社会主义的结构已经得有保证，它的内部关系完全基于最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之上，那就不需要一个内部的独裁来保卫其外敌的袭击了，而只需要一个技术的军事机关，正如为保持国家的生计只需要一个技术的经济机关一样。
再就苏维埃官僚所生息着的，且决定其整个国际政策的战争的恐怖，也只能由社会主义建设（苏维埃官僚的基础），就历史的观点说来，尚未得有保证这一事实来加以说明的。工人国家反对那垂毙的资本主义的斗争，至少得成为国际工人阶级之阶级斗争的一个构成部分。因此，战争之对于国家，至少与革命之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具有同样的意义。当然，我们反对任何『不成熟』的动乱，人为地引起革命，因为一种不顺利的力量关系，只能使我们失败。而于战争亦然。工人国家只当『不成熟』的时候，即当社会主义还未终极的与不可回复地保证之时，才去规避战争。那末目前的那种论调，以为社会主义在国内是已经有保证的了，但也许能被军事力量所摧毁，这简直是毫无意义的说法：因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力的经济制度，是不能被军事方法所推翻的。半封建的欧洲联盟虽然战胜了拿破仑，但并没有破坏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加速了欧洲其他部分的发展。历史教训我们：假使战胜者的经济与文化地位低于战败者，那它仍然要接受后者的技术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所以能威胁苏维埃这样的社会主义的倒并不是军事力量，而是跟在胜利的资本主义军队脚跟后的廉价商品。再则假使苏联的社会主义真像上述那样地得到保证，即是说，具有较高的技术，较高的生产力，全体民众较好的生活，较优的团结，那末内部破裂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谈不到战胜苏联。
就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七次世界大会上的最重要的，实际上具有最决定意义的论据，是多么的完全荒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这么说：苏联的技术成功是很大的，经济的成功却落在后面。即令要保证像先进资本主义国中的『好生活』，及重新教育民众，都还得经过许多年。其实还有内部的矛盾与苏维埃官僚那种日益增长的破坏作用，其本身尚能把那还未得有保证的社会的成功化为乌有。资本主义的解体，法西斯主义的突进，日益增长的战争危机，这一些过程的向前迈进均比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为速。只有那心胸窄狭的宣教师与官僚主义的虔诚信者才能以为这样坦白与忠诚地确立问题，会窒息国际工人阶级的『热情』。革命的热情是不能永久滋生于谎骗上的。可是谎骗却形成了共产国际战略系统的基本支柱。只要世界无产阶级帮助苏联，使它和平地生存，那末全世界六分之一地面的苏联，已经保证了社会主义了。因此，他们的口号不再是准备国际革命而是『保障和平』。从这里就发生了与『和平之友』的联盟，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与财政资本的激进党建立人民战线等等。就是这些方法的本身，早已不能延长和平，更不谈和平的保障。但是共产国际的整个和平纲领，战略上是建立在内部已有『保证』的社会主义之前提上的。第七次大会在这个前提站起来而跌倒了；它如上面所提出的，是不可改正地错误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