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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托洛茨基II：防卫组织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
1938年3月24日
译者：史丹。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托洛茨基：我同意加农同志的说法，就是我们必须立刻动用我们手中的力量，动用那些我们信任的力量，不能依靠动摇份子；这么一来，那些外围团体和自由派们便必须做出选择，那时甚至连我们那位了不起的朋友索洛也将看到，他在政治上是独夫一名。倘使我们成功——我们将会取得相当的成功——我们在不久之后便会把那些犹豫不定的份子争取过来。我们现在就可以绝对肯定的知道，假如我们和费达·柯奇韦这类份子搞成一堆——斯大林派将会施加压力，较诸保卫委员会期间更甚——这些份子将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比如说，在战争时期，当我们的同志需要保护的时刻，把我们出卖。此所以，这个委员会必须是一个教育的机构，它善择成员并对他们做出考验。这个委员会与那些在和平时期是和平主义者，在战争来到时，便纷纷主战的自由主义者，不能有相近之处。
聆讯期间，我们在这里讨论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在关键时刻出现了逃兵，保卫委员会仍然成功地完成了其任务——当时，我坚持认为，绝对有必要用工人组织包围该委员会。即使我们只有200个这种工人，也强于1,000名知识分子；假如这些工人通过其代表与〔苏珊娜〕拉福利特或索洛之流打交道；那么这些人的行为便不至于那样反复无常；工人们会管教他们。我们自己的同志应该加入组织，加入来自工会的同情者中。每个自由主义者在和工人会晤时都是有点儿含羞答答的。至于与洛夫斯通份子的交手，我们且放开他们，让他们听天由命吧。对索洛，我们可以说：“你既然不满足于和我们一道，那便创立你自己的委员会吧，届时我们便会和你组成联合阵线——假如你有能力自行创造一个委员会的话。”
沙克曼：事实是，他们寄给我们的信件是很有趣的——这封信有十二个联署人——并且有意义非常重大的东西。他们提到了NPLD（NonPartisan Labor Defense中立劳工保卫组织），在我们加入社会党（SP）时，NPLD与社会主义劳工保卫组织合而为一，他们声称说：因为你们退出NPLD，从而令这个组织瓦解。
加农：是啊，索洛威胁说，他要向《现代月刊》告发我们。
托洛茨基：《现代月刊》？我相信，遵循一个坚定的政策，你们甚至能够把索洛争取过来。
沙克曼：关于如何对待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了你给拉夫的回信。我们正在讨论党对激进知识分子的态度及关系问题。最大的困难乃在于他们没有同构型。他们不是一党：有像薛尼·胡克那一类人，他是十次有九次赞成党的。他的歧见在哲学领域；胡克在委员会内捍卫我们。有趣的是，在一些细节处，即使他不同意我们，但他仍为我们说话。也有些知识分子，同共产党决裂，让他们经历到一些挫伤。另也有一些个别的知识分子，像诺瓦克和莫罗，他们参加党，成为党的一员；但是这类人十分罕见。其他知识分子以索洛为代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有时与我们共进退，有时则不，但他们也参与了呼吁成立保卫组织号召的联署，像〔占士 T.〕法雷尔就是这类人。
我们应该尽多少努力以使他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说话？在多大程度上让他们与我们在杂志上合作？假如他们与我们合作，那么容许分歧显示的限度又在哪里？还有，我们与他们的刊物如《党员评论》该有多大程度的合作？
几乎可以肯定的说，随着斯大林主义运动势所必然的解体，共产党里较好的份子，是会趋于投向我们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以令他们接近我们？前几天，加农就《新国际》提出了一个疑问，而我也是同意这个疑问的，就是：把《新国际》的篇幅从三十二页扩充到四十八页；新增加的篇幅辟设文学部分——并不是刊载诗篇，而是刊载文学批评，书评，对其他杂志的评论。并且，把这个部分交由法雷尔，拉夫和〔占士〕罗蒂这类份子编辑，这种做法是否行得通，正确和可取呢？这样，就能够把像他们的那种人拉近到党来，而且同期刊较为政治性的部分相比，使他们有更加宽裕的空间以表达不同的见解。这么的一种做法，是否会趋于把《党员评论》这类杂志取而代之，或是另辟蹊径与《党员评论》并行运作，而后面这份杂志正在靠近我们？他们所代表的与索洛份子不同，索洛正在离我们而去，而他们所代表的则是曾经与共产党一起而现在正在走近我们的份子。
托洛茨基：我相信，最好的情况会是《新国际》与《党员评论》之间分工。允许马克思主义的业余爱好者进侵到《新国际》内，哪怕只涉及到文学问题方面，是不会免除相当程度的危险性的，因为党将会要为他们的集团、他们之间的小龃龉和摩擦等等负上责任。把这些东西引入《新国际》去，是颇有点危险和妥协的。另一方面，能把《新国际》作相当的扩充，不一定要用八至十二页，至少要有一些，并非用于文学方面，而是用以注视工人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态，都会是非常好的。杂志比比皆是、有德国杂志、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的杂志，若论及它们并且做出批评就很好。对我们来说，这比文学批评更为重要。
《新国际》必须含有可以引起工人运动兴趣的一切事物。可是挪出整整十二页来给文学会是危险的，尤其是我们给与自然科学、工会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篇幅太少时。若是与《党员评论》建立起合作，对他们作友好的批评而又不替他们承担责任，会比较好些。许多知识分子宁可依附于《党员评论》而非《新国际》，而我们将可把《党员评论》视为储备，不时把一些人吸引到党来。
趋向我们的运动，尤其是来自斯大林派的人，如果来势迅速的话，则我们必须设立六到十二个月的察看期；对工人毋须要察看期，但对知识分子就至少是六到十二个月。再就是给他们特定的任务。例如，我们争取到一群十五人的工会份子，那便把知识分子安置到工人处，让他们一起工作，让知识分子为工人寻求材料、统计数字等。但知识分子在工人的会议上只有咨询性的声音；是知识分子被我们的工人成员教育。假如工会工人说那个知识分子派上用场，没有自命不凡，那么我们可以接受他入党。我们若是要有一个工人党，我们便要让知识分子感到，能被我们的党接纳是很伟大的荣誉，而且只当他们是被工人核准才会受到接纳的。然后他们才会明白这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工人运动的党，这个党为其目的可以不时地使用他们。否则的话，我们便会被知识分子入侵，而假如种种讨论是由来自斯大林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展开，工人便会避开我们的党。我们必须为来自其他政党的知识分子建立严格的规矩。我们对待同情者可以有十分弹性和自由的政策；我们可以派出代表到他们的编辑委员会；我们可以接受他们中最优秀的人来我们的报章工作，为《呼吁》工作，如果这份报纸要每周出版两，三期的话。但要让他们保持独立；对于要加入我们党的知识分子，要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假如涉及的是一个已经在我们运动中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另一回事；工人也是另一回事；不过，一个受过斯大林主义党教育的知识分子，对我们却是危险分子。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无情地抨击像麦斯·伊斯特曼和尤金·里昂斯的那种人。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对待诸如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类事情，我们是非常认真的，而且，我们不能允许造成这种印象，即麦斯·伊斯特曼既可以是我们的朋友而同时又凑巧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还有，我们的青年组织在学院内有青年知识分子的核心小组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希望美国会产生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危机将使美国青年思考，而美国青年会产生最优秀的份子。这种核心小组的成员不是党员，但我们可以予以审视，筛选，把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争取到我们的运动来。大部分的老一代人都被斯大林派搞坏了，至于那些直至今天仍然容忍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没有多少批评性。老一代已经心灰意冷，我们必须从年轻人开始。
邓尼：像里斯顿·渥克这种人又如何？
托洛茨基：他现在哪里？
加农：他试图做个独立的激进分子；他到处讲演，到处发表文章。
托洛茨基：我们的报章最好是给他闭门羹。
沙克曼：棘手的是他找上门给我一篇文章，要求刊登在《社会主义号召》。我便拿起了《先锋报》，看他们的一篇文章。
托洛茨基：对，我们应该同他们切断联系。我们对奇里加也是这么办。你们知道他与我们的《俄文通告》合作，然后又跑到孟什维克派那边，我们便立即与他中断关系了。
卡尔斯尼尔：在我看来，对于这些人，我们该有些什么，比如外围组织之类。
托洛茨基：是的，他们可以在NPLD这样的组织内工作。即使我们拒绝他们的文章，也可以向他们解释，工人报刊的报人应该是个导师。假如他自己没有一个思想课纲，他又怎么能做导师呢？他假如想在NPLD之类的运动中帮上忙，这很好，但他不能在报章帮忙，在他知道自己的道路之前，他不应摆出一付导师的模样。就算我们因这种措施而失去一，两个人，但许多其他人将会因此而受教，而他们会变得更认真。
加农：在组织方面，我们现在处于较佳的位置，能实行更为坚定的政策。当我们仍是一个微小的组织而共产党仍未解体，社会党似乎走向左边时，我们便没有那么有利的位置。现在社会党已经毙命，洛夫斯通运动无法扩展，其余所有试图打击我们的宗派团体亦已完蛋。在整个反斯大林分子的战场里，我们现在毫不含糊是确定的领导人。那些向来疑虑到底是工人党还是社会党能够长存的人，疑虑到底是费德分子、厄尼尔分子还是我们能够长存的人，都知道一切尘埃已定。此外，我们有青年运动这个意义至为重大，最有前途的运动。洛夫斯通运动和社会党皆没有青年运动。
托洛茨基：我们从共产主义青年团方面得到新的追随者——这具有最大的历史重要性。
加农：我们的青年有极大的自信——斯大林主义者前所未有地更为处于守势。
托洛茨基：我不了解我们青年组织的结构；有必要设一个知识分子和学生部，还要为工人设立一个组织。
沙克曼：我们的青年主要是学生；现在就如何接近青年工人的方式和手段，在进行热烈讨论。就这个问题，我不同意吉姆的只有一个点。不错，洛夫斯通运动本质上是一个纽约的运动。不过，他们的运动显然在增长，虽然不大：他们在费城的“共产主义青年阵线”曾经有十五个成员。由于他们与荷马·马丁的合作而在底特律有一个小组织，他们在政策上正在经历有趣的转向。他们现在谈第三国际的死亡。他们正在跟整个布兰德勒运动一起向伦敦局靠拢。
在我的想法里，毫无疑问，洛夫斯通运动在纽约的工会中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比我们的更重要。不错，它局限于针织行业，但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我们则没有。洛夫斯通运动召开一次会议，他的人在针织行业吹一下风，就有几百人来到。
我们的同志报告说，洛夫斯通运动的基层同志对我们有了较为友好的态度。其中一人说：“我们现在不支持共产国际了。我们反对莫斯科审判；我们为什么不来一个联合组织呢？”你当然明白，我并非提议联合组织；那人的说法只不过是他们基层感受的外露罢了。我们仍然是更为强大的；我们在我们的青年运动中，我们的成员中，我们的运动中，比他们远为强大。问题是在于想要争取他们的一些基层份子到我们的组织来。沃尔夫来参加我们的集会这个事实，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谈话到此讨论到斯大林派基层方面做工作的问题，而这又联系到俄国问题的方面。参见“访托洛茨基谈俄国问题”〕。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