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思考——给某些极左派的忠告（托洛茨基，1938年5月22日）

学会思考

给某些极左派的忠告
托洛茨基

1938年5月22日
何伟译　龚义哲校

原文刊载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刊物《新国际》，第4卷第七期，1938年7月号。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7-1938》（探路者出版社，1976年第二版）。

　　某些极左派的职业文贩企图用他们那僵化的偏见来不遗余力地“纠正”第四国际书记处关于战争问题的论纲。他们着力攻击论纲中的这部分陈述，即，战争期间，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党在不可调和地反对本国政府的同时，应该根据国内形势和国际阵营来调整自己的实际政策，对工人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作出显著的区分。
　　一个同苏联^[1]结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充分地和完全地保持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不可调和的敌忾。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政策和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但在实际行动的性质上，可能由于具体的战争形势而产生许多差异。（《战争与第四国际》）
　　事态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证明了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而极左派却认为这是走向社会爱国主义^[2]的第一步。由于这些战略家认为在所有国家当中，对待帝国主义政府的态度都应当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帝国主义国家边界之外的世界毫不加以区分。他们的这种理论的错误根源在于试图为战时政策和和平时期的政策构建一个根本不同的基础。
　　就让我们假设一下，明天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在民族独立的名义下爆发起义，意大利政府出于自身帝国主义利益，准备运送武器给起义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工人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我特意举出爆发了反抗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行动，同时又有一个帝国主义法西斯政府站在起义人民的一边介入这个反抗的例子。意大利工人应该阻止将武器运往阿尔及利亚吗？让一切极左派分子大胆地作出肯定的回答吧。每一个与意大利工人以及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站在一起的革命者都应该以极大的愤怒蔑视这种回答。即使在当时法西斯意大利爆发了海员大罢工，即使在这种情形下，罢工工人也应该破例支持将这些援助运给反抗中的殖民地奴隶；否则他们只不过是无耻的工联主义者，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
　　与此同时，法国海运工人即使没有任何罢工，也必须尽一切力量阻止运输用于镇压起义者的军火。意大利工人和法国工人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是具有革命国际主义的精神。
　　这种情况不是意味着意大利工人放松了反对本国法西斯政权的斗争了吗？根本不是。法西斯主义提出“援助”阿尔及利亚人民，仅仅是为了削弱它的敌人法国，同时贪婪地染指它的殖民地。意大利的革命工人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个事实。他们号召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要信任这个奸诈的“盟友”，同时继续不妥协地反对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敌人在本国”。只有用这种方法他们才能赢得起义者的支持，帮助起义者，以及增强他们自己的革命立场。
　　如果以上立场在和平时期是正确的，那何以到了战争时期就错误了呢？人人都知道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从这个深邃的思想中自然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反对战争的斗争仅仅是和平时期无产阶级一般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在和平时期会反对和破坏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行动和措施吗？即使在一场席卷全城的罢工中，工人也会采取措施保障他们地区的食品运输，确保他们有水可用，保护医院不遭到破坏等等。决定这些措施的并不是同资产阶级有关联的机会主义，而是罢工本身的利益，以及争取困境之中的城市群众的同情等原因。无产阶级在和平时期的这些基本战略原则在战争时期也完全适用。
　　针对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态度根本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反对它们的“本国”军队。至少工人不会干涉士兵救火，营救遭受水灾的人民；相反他们会与士兵站在一起，帮助他们，与他们结成兄弟般的关系。问题不仅仅限于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如果法国法西斯分子今天企图政变，达拉第政府被迫调动军队反抗法西斯，革命工人在保持自身的完全的政治独立的情形下，会和军队一起对抗法西斯。这样，在某些场合下，工人不得不允许、容忍、甚至是积极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实际措施。
　　90%的情况下，工人当然要和资产阶级对着干。但10%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支持资产阶级，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信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政策的反面（真是这样的话，那每个宗派主义者都能当上战略大家）；不是的，革命党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在内外形势中保持自身的独立，做出符合无产阶级最大利益的决定。这种原则在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都能通用。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即将到来的欧洲大战中，比利时工人阶级在法国工人阶级之前夺得了政权。毫无疑问，希特勒会试图粉碎无产阶级的比利时。为了掩护它的侧翼，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也许会被迫用武器援助比利时工人政府。比利时苏维埃当然应该伸出双手去拿这些武器。但法国工人应该在失败主义原则的影响下，阻止本国资产阶级将武器运给无产阶级的比利时吗？只有彻彻底底的叛徒或完完全全的白痴才会觉得应该这么做。
　　法国资产阶级愿意武力援助无产阶级的比利时，只是出于对最大的军事危险的恐惧，仅期望以后能用自己的武器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相反，对于法国工人来说，无产阶级的比利时是他们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最大支持力量。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是由力量关系来决定的，其中，正确的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革命党的首要任务是利用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来挽救无产阶级的比利时。
　　极左学究并不是在具体条件下思考问题，而是在空洞的抽象概念里思考问题。他们将失败主义的理念转换到这样一个真空中去了。他们目睹不到生动的战争进程和革命进程。他们寻求一个没有新鲜空气的密闭的公式。但这样的一种公式是不能给无产阶级先锋指出方向的。
　　失败主义的任务是将阶级斗争推到它的极致，也就是内战。但只有群众的革命动员，即通过扩展、深化、加强包含“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内容的这些革命方法才能解决这个任务。要招致本国政府的失败，无产阶级政党并不诉诸于人为的方法，比如焚毁仓库、引爆炸弹、破坏铁路等等。即使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军事失败也完全不会带来革命的胜利，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才能确保胜利。革命失败主义只表示，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丝毫不考虑“爱国”，因为群众的革命运动所带来或加剧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失败，这种失败同以民族团结为代价而带来的胜利相比，危害更小，后者的代价意味着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屈服于资产阶级。失败主义的整个意义就在于此，这意义是完全充足的。
　　斗争进入了公开的革命阶段时，自然会发生改变。内战是战争，它有着自己的独特法则。在内战中，炸毁仓库、破坏铁路，以及其他形式的军事“破坏”都是不可避免的。纯粹的军事考虑——-内战用其他纯粹的军事手段继续着革命政策——决定了这些破坏的正当性。
　　然而，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可能存在革命党被迫诉诸于军事技术手段的情况，尽管他们的这些行动不是由本国的革命运动所直接产生。因此，如果出现运送武器或派遣军队去对付工人国家或发生起义的殖民地这种事情，不仅要用像联合抵制和罢工这样的方法，甚至直接的军事破坏也切实可行，而且义不容辞。用不用这样的手段是一个实际可能性的问题。如果在战时夺取了政权的比利时工人，有派驻在德国的军事特工，这些特工的使命就是毫不犹豫地使用各种技术手段阻止希特勒的军队。很显然，为了比利时革命的利益，不论德国自己革命运动的总历程如何，德国革命工人也有责任完成这个任务，只要他们有这个能力。
　　失败主义政策，即在战时进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的政策不可能在所有国家都是“完全一样”，就像无产阶级的政策在和平时期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只有共产国际的拙劣模仿者才会建立一种制度：所有国家的党同时迈出左脚。我们在反对官僚白痴病的斗争中，要力图不止一次地证明，每个国家要根据它的内外条件理解革命的一般原则和任务。这个道理在战时也完全有效。
　　这些极左派分子不愿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思考问题，具体地说，未来他们会不知不觉地被战争套牢。他们在战争时期的政策是其和平时期政策最致命的体现。第一发炮击会打得他们政治上不存在，或者将他们打入社会爱国主义的阵营，正如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战前完全否认国家，战争来临时，出于同样的原因，当上了资产阶级部长。要执行一个正确的战时政策，人们必须在和平状态下学会正确思考问题。

科约阿坎，D.F.
1938年5月22日

注释：

^[1] 我们可以搁置苏联的阶级性这个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与一般工人国家或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有关的政策问题。在苏联阶级性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顺便建议这些极左派分子以安·奇利加（A.Ciliga）的《在一个充满弥天大谎的国度》这本书为榜样，照照自己。这个极左派作家，完全缺乏马克思主义学识，他的思想归根到底就是自由无政府主义的抽象概念。

^[2] 西蒙娜·薇依夫人甚至写道，我们的立场与普列汉诺夫在1914-1918年间的立场相似。当然，西蒙娜·薇依有权一无所知。然而，没必要滥用这个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