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斗争小丛书之二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
托洛斯基 著
1938年10月10日
李信如 译
〔说明〕此译本是中国托派出版的《斗争》丛书中的一本油印小册子。
译者序
本文是写于慕尼黑会议及捷克被分割之后的，在时间上仿佛是过去太久了，足足五年，但它的内容尚十分新鲜，且在战争中表现出非凡的价值来。托洛斯基在文中主要致力于暴露第二次大战的性质，『民主法西斯主义』公式的欺骗与反动性，并顺便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两方面来观察民主主义（包括民族问题）的历史含义，指出帝国主义『民主主义』政纲（包括『保卫祖国』）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只有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中，民主运动（包括民族独立）才含有进步性；接着托洛斯基把第二、第三国际及伦敦局中派国际的阶级根源、作用和政策加以彻底地解剖，尤其是对第三国际的『共产——狭隘爱国主义』的分析对我们有非凡的帮助，因为他远在一九三八年已指出战争中第三国际瓦解的深刻原因。现在史大林之解散第三国际已辉煌的证实托洛斯基的分析与预言了。第四国际的胜利就在于它有预见的才能、有实践的勇气。现在我们的地位也不出托洛斯基的预料，一时在社会狭隘爱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污流中孤立了，国际组织的连系也被打断了，但我们的共同观念和政纲——国际主义却保证我们能够于最孤立中经得起试验，并保持我们国际党的团结精神。国境和战线虽然分开我们，但妨碍不了我们实施共同政策——打倒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全部统治，以革命终结战争，完成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论第二次大战
——一个新鲜的教训——
完全破坏了『民主』幻想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已过了二十年之后，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却希图证明资本主义已根本改变了它的性质；证明帝国主义在我们的星球上已不复是决定的因素；证明世界的冲突并非由独占资本的掠劫的利益，而是由一些抽象的政治原则来决定；又证明人民的新的大屠杀将是纯洁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反『法西斯侵略者』的防御战争。人类的记忆一定是很短促的，否则在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第三国际的冒险主义者就不敢将第二国际的叛贼们在上一次战争中用来欺骗群众的思想拿来散布了。
但这并不是单纯的复演，还有更多的意义。因为在一个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达到了没落的最终末的阶段，则第三国际的谎言较之上一次大战的社会爱国主义学说，取得更无比清晰、无耻和卑鄙的性质。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已对『民主主义』公式的效力失去信心且正濒于极端绝望之境，他们现在对共产国际的意外的援助大大惊讶，而且起了一个新的希望。一部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跟着他们，把目光投向那些共产主义的爱国份子。这就是那个腐臭而又不名誉的『人民阵线』政策的主要根源。
每一个深刻的恐慌——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抑或军事的——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他把所有各种各式的传统的尺度和公式加以试验，将那些用来掩饰『和平时代』诸般矛盾的东西的腐败性，加以暴露，因而促进一般的发展。捷克斯拉夫的外交恐慌卓异的完成了这个进步的任务。现在留给马克思主义者做的，只是从新进的经验中引出一切必须的政治结论罢了。
上一次战争的经验
让我们开始做简单的回顾。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战争，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为民主的战争』。法、英、意和美国的联盟使协约国的社会爱国派能够无耻的对第五个同盟者，沙皇主义闭上眼睛。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尼古拉二世之后，民主阵线明确的划定了。此后，只有冥顽不灵的布尔塞维克派才能依旧大叫什么帝国主义。难道因为自由派米留可夫和那位假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攫夺加里西亚、阿米尼亚及君士坦丁堡，便值得吹毛求疵么？结果，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解释道：布尔塞维克派只是鲁登道夫（当时的『希特勒』）的间谍而已。
那次战争结果是民主国大胜利，虽然苏维埃的俄国在布尔塞维克的领导之下，已放弃了他们的神圣阵营。胜利的结果是凡尔赛和约，不错，这个和约是几百万生命换来的，但他的目的在于一次而永久地，在这个地球之上建立民主主义的统治，万国的自由发展，以及在普遍的裁军之基础上，建立各国人民的和平合作。国际联盟成为一个战争底胜利的最高成果，这个战争，人民认定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威尔逊和第二国际都如此应允过。
但一个乐园并未实现，实现的只是非常类似地狱的东西。凡尔赛的和平窒息欧洲。经济生活为保护主义所窒息。『为民主』的战争却开创了一个民主主义最后没落的时代。这个世界变得更贫困和局促受限了。一个一个国家先后走上法西斯或军事独裁的道路。国际关系愈来愈带威胁。裁军采取军国主义纲领的形式出现。这种军国主义纲领在上一次大战的前夜，会宛如一场噩梦的。新的流血战争的最先冲突在世界各地发生。共产国际却选中了这个时机来放弃国际主义的最后残余，并宣布新时代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与正在崩溃的帝国主义民治国间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的联盟。在这个世界上，疫病的最大根源就是那个一度曾称为共产主义国际的尸体，这个发臭的脏东西。
拥护和反对世界新分割
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如像考茨基，设法去寻出某种远景，表示一种希望，以为帝国主义者在人民的大屠杀中较量过他们的力量之后，他们便要迫得在他们自己中间取得一致，采取合股公司的形式，建立和平统治于世界之上（『超帝国主义』学说）。这种庸俗的和平主义的学说——国际联盟的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阴影——想对这两种进程闭上眼睛：第一，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力量关系的不断变化，除了借武装力量之外，便不可能实行测量这些变化；第二，宗主国中心地无产阶级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这种斗争是扰乱平衡的最重要因素，而且由于这个因素的本性，他又排斥了『和平的』帝国主义掠劫的可能性。恰好由于这些理由，裁军的纲领才始终成为可怜的空想。
英法（姑且不说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与他们底殖民地地庞大面积间的显然恶劣的与愈来愈大的不均衡，与『法西斯』侵略者们的无厌足的贪心，同样是世界冲突与新战争的根源，说的更好一点，这两种现象只是同一块银元的两面。『和平的』英法民主国依存于亚洲和非洲几千百万人底民族——民主运动的镇压之上，而实现这种镇压为的是从这些人民身上抽取剩余利润。反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加上日本——译者）则答应，如果他们获得充足的殖民地，他们就来得『温和』一些。
美国由于他差不多完全占有一个具有无穷天然富源的大洲，由于有利的历史条件，已经非常之『和平』又非常之『民主』的伸张其支配权于全世界，假如我们把这些小事，如像消减印第安人，劫夺墨西哥的最美好的部分，压服西班牙，参加前一次大战等置之不问的话。但现在此种『牧歌』的剥削方式属于过去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而又可怕的没落，采取愈来愈明显的军事形式，把生气问题提出于他的面前。从威尔逊的和平主义的十四点，胡佛的？？？（国际的慈善组织），罗斯福的改良主义的『新政』，孤立的学说，绝对中立的法律等等，美国正不可避免的一直走向一个世界未之前闻的帝国主义大爆炸去。
德国被凡尔赛和平抛回老远的地方，他便采取『民族统一』的任务作为他的帝国主义纲领的基础。在这个口号之下，法西斯主义，这个魏马民主主义的正统继承者，便出世和强大起来。这是何等的奇运啊！在他的历史生长的时代（从拿破仑战争至一八七一的凡尔赛和平），晚生的德国资产阶级证明无能借他本身的力量来取得民族统一。卑士麦仅仅完成这个任务的一半，全部封建的和特殊主义的废物差不多原封不动。不错，一九一八年的革命废除了德国的皇朝（仅仅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无力拯救他们！），但革命被社会民主主义出卖于贵族地主、银行家、官僚及军官们的手中之后，他不仅无能确保一个集中的、较大的日耳曼共和国，他甚至还无能地集中荷漠索伦的德国。这两种任务都落在希特勒身上。这位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以其自己的方式登台，装作卑士麦的继承者，卑士麦往日当权时曾经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破产者们的受托人。但毕竟这也只是事情的表面。他的社会内容已根本改变了。民族国家久已在先进国中，后进步的因素转变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制动机制了。一千多万日耳曼人留在德国境内没有改变民族国家的反动性质。帝国主义者以其自己的方式，十分了解这一点。希特勒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当做一个独立任务而『统一日耳曼人』，问题却在于为未来的世界扩张而产生一个更广大的欧洲演武场。关于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危机，或者不如说关于苏台德山的危机，只是走向争夺殖民地之路的一个插话。
帝国主义的四部合奏代替『民主阵线』
欧洲民主国的羔羊们的驯服并非出于爱好和平，而是出于薄弱。薄弱的原因并不是民主政制，与其说是民主政制，还不如说是宗主国中心地的经济基础与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殖民地帝国间的不平衡。除了这种不平衡之外，还加上殖民地的解放斗争，这种斗争，尤其是在战争时代，大有突发为革命火焚之虞。在这种情形中，没落的『民主主义』实际成为老帝国主义列强底薄弱的一个补充根源。
法国的公开反动无疑获到人民阵线投降的实益。我们可以确实不移的预见法国法西斯主义取得军队上层庇护之利，将巩固起来。在英国，保守的资产阶级当权，工党反对派在下一时期大概要比法西斯主义获得较多。但考察全部历史的情势，工党掌握权利只是一个插话，或更准确的说，只是到更急激改变之路的一个阶段。无论阿德里少校或乐尔泰·雪特林勋爵都敌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恶鬼！
不知什么原故，『人民阵线』的江湖骗子们应允的『民主国世界阵线』却被德、意、英、法的四强阵线代替了。在慕尼黑会议中，英法经过墨索里尼的常常双关的斡旋，投降了希特勒，会议之后，四国的首相以民族英雄的姿势出现于自国的人民之前：希特勒已统一日耳曼人；张伯伦和达拉第已挽回战争；墨索里尼——帮助了双方。四巨头万岁！格别乌常常替各种各式的和平主义大会煽动小资产阶级的友爱，现在这种友爱已开始倾向那些和平的新弥赛亚们。法国社会党人在批准受特别权力于达拉第，这位投降的英雄，的问题上，戒避起来。但这种回避只是从莫斯科阵营转向四巨头阵营的过渡步骤。在参众两院，史大林党卫士的孤立象征了克里姆林宫在欧洲政治中的孤立。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说，慕尼黑的四部合奏和那个从来未实现过的『民主阵线』一样。难能维持和平。英法将捷克斯拉夫丢入希特勒的胃中，暂时给他一些东西消化，把殖民地问题延缓下来。张伯伦和达拉第做了非常含糊和不确定的谎言，称关于一切争执的问题将要订立一个共同的协定。希特勒在自己方面答应在欧洲不再提出领土的要求。因此，他无论如何以表明他企图于世界别些部分提出领土的要求。至于阿尔萨斯——罗兰、雪尔斯维格等地，希特勒充其量也不过把这些问题的解决延缓到新的世界大战。如果在下一两年内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工党在英国取得胜利，这些政治的变化将在世界棋局上很少改变帝国主义棋子的安排。法西斯的法国将和『人民阵线』的法国一样不愿割让阿尔萨斯——罗兰于希特勒，或与他平分殖民地地。充满帝国主义精神的劳工党不能在地中海缓和与意大利的冲突，也不能制止德英两国利益的世界对抗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中，四强的结合，如果真的实现了的话，将只有招致一个新的危机，对这个危机，我们还不用久待的。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又不可抗拒地走向一次世界的新分割。配合着改变了的力量关系。为了防止这个灾劫，帝国主义必须加以绞杀。此外，一切方法都是虚构、幻想、慌骗。
捷克斯拉夫政府改变的意义
法英之拒绝保卫捷克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不仅招致捷克的分解，而且招致他的政制的崩溃。这个经验以化学的纯净的形式暴露捷克的民主主义并不是『民意』的表现，只是捷克独占资本主义用来迁就其保护国的工具。军事的庇护一旦失去，民主的机构便立即证明不仅仅不必要，而且还有害，因为这个机构有唤起他与希特勒底不必要摩擦之虞。捷克资产阶级领袖便立即采取军事独裁的形式，产生一个帝国主义迁就环境的新工具。这种政制的改变，不用人民丝毫过问，不用新的选举，甚至不用征询旧国会的意见便完成了。那位人民选举的总统，老『民主派』，贝奈斯召请共和国的将军掌握政权。这次召请最初有点向人民让步的模样，这些人民正激昂起来，抗议，示威。要求抵抗希特勒，武装起来。抵抗吗？这里就是一个充当民族领袖的将军！完成这件事之后，这位总统便退隐了。于是，这位将军，往日武装力量的首脑，而且又可以说是民主主义的利剑，竟宣布他为了与希特勒修好，企图设立一个新的国家政制。事情不过如此！*
*到达英国之后，前任捷克总统，贝奈斯立即向报界宣布捷克落在『可靠的一双手』中。这就说明一切了。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一切界限都消失了，当它变成了资本主义基本利益的问题之时。贝奈斯，这位民主派和亲法派，公开承认薛卢维将军，这位法西斯派和亲德派为捷克命运的一个『可靠的』指导者时，并不觉得羞耻。最后分析起来，他们两者都是同一主人的总管。
一般的说来，民主主义在自由竞争时代对资产阶级是必须的。对于那并非依存于『自由』竞争而依存集中指挥的独占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就没有用了;他受尽前者的妨碍和困扰。帝国主义可以把民主主义当做一件必需品的恶事，到某一点上加以容忍。但它的内在的推进力却向着独裁。在上一次战争中，二十二年之前，列宁写道：『共和民主的与君主反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间的不同之消失，正因为他们双方都在腐烂。』进一步，他又说：『政治反动彻头彻尾是出自帝国主义的』。只有无望的白痴才能相信帝国主义的世界矛盾乃由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间的不可调和性来决定。事实上，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都把民主主义、军事独裁、法西斯主义等视为令本国人民屈服于帝国主义目的的许多不同的工具。而且，这些政制中之一，即，民主主义，最初，比方，便在总参谋部的形式中，把另一种政制——军事独裁政制包括于自身之中。
在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取得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帮助，把奥登堡陆军元帅当作反法西斯主义的保护者，抬入总统府中。奥登堡又转而邀请希特勒登台，之后，不错，这位陆军元帅没有辞职，死了。但这只是一种技术的，年龄的问题。实质上，捷克政权的颠覆再生产德国政权颠覆的主要特色，因此暴露出帝国主义政治机构的主动发条。捷克政制的问题无疑在幕后，在捷克、法国、英国和德国资本主义大王们，连同总参谋部诸领袖及外交家们的会议中决定了。在改变国境时，主要关心的是尽可能对财政寡头贵族的利益引起少一点伤害。方向之后英法转换到德国实质上是表示股本的交换，史可达工厂军事订货的新分配等。
没有人关怀社会民主党及有名无实的共产党的地位，因为在捷克，他们并不比较他们的德国大哥们更有能力抵抗。屈服于『国难』之前，这些极端腐败的组织用全力去瘫痪工人阶级的革命抵抗力。政权颠覆已告大成之后，财政集团大概将举行一次『全民投票』，即，给予那些被驱入死巷的人民一个宝贵的机会，让他们在薛卢维的枪口之下了，『赞成』那些不经过他们，反对他们的变革。
捷克的『民族独立』值得保护吗？
在九月那个严重的星期当中，我们获得情报，据说甚至社会主义的左翼也提出这种意见，认为捷克和德国间如果发生『单独的战争』，则无产阶级要迫得帮助捷克，拯救他们的『民族独立』，甚至和贝奈斯同盟。这种假设的局势没有发生。捷克独立的英雄们，不出我们预想，不经一战便投降了。但为了未来的利益，在这里不指出这些『民族独立』的过时的理论众们的巨大而危险的错误，是不可能的。
即使将其国际的连系置之不问，捷克也是一个绝对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独占资本主义统治该国。在政治上，捷克的资产阶级统治（或者不久，我们就不得不说，惯常统治）几个被压迫民族。一个战争的发动，即使在孤立的捷克方面，也一定不会是为民族独立，而是为保持，又如果可能的话，为扩张帝国主义剥削的国境。
即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立即卷入战争，也不容许我们抛开欧洲和世界帝国主义关系的模型来观察捷德战争，像这样一个战争，一定是这种关系的一种插话。在一两个月内，一个捷德战争，如果捷克资产阶级需要而且能够作战的话——差不多不可避免的把别的国家卷入去。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根据这个战争背后的社会力量的一般性质。而根据插话性的外交和军事结合来规定他们的立场，一定是一个大错。
我们已几千百遍反复申说，克劳塞维茨的无可代替的，无价的命题：战争只是借助于其他手段的政治的延长。为了在每一个特定的例子里，决定一个战争的历史和社会的性质，我们一定不要受印象和猜测指引，而要受科学的政治分析指引。政治先行于战争却是它的前提条件。这些政治，从拙劣补缀的捷克斯拉夫形成的第一天起，便具有一种帝国主义性质。
也许人们要争辩说，像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或者又使斯拉夫分离之后，希特勒是不会停顿不前，不将捷克人本身加以奴役的，在这个场合，他们的民族独立斗争就有权利要求无产阶级的支持了。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无他，只是社会爱国派的诡辩而已。帝国主义矛盾的未来发展将采取什么途径，我们不知道。捷克的完全摧毁当然是十分可能的。但在这次摧毁完成之前，欧洲战争爆发，新克也许参加这个战争的胜利一方，并参加对德国的新分割，这也是可能的。那末难道一个革命政党的作用就是一个看护的作用，去把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弄成残废』吗？
非常明白：无产阶级建立他的政策，必须如实地以某一特定的战争为根据（所谓如实的，即是说，把他们当作由全部先行的发展过程规定的），而并不依据于对战争的可能的战略后果的假设忖测之上。在这类忖测中，每一个人将老是选择那些非常配合于其一己欲望，民族之爱憎分明，的变形物。像这样一种政策，其性质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主观的，不是国际主义的，而是狭隘爱国主义的。
一个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不管它发生于什么角落，不会为『民族独立』，只是为各个财政资本私党的利益而重分世界。这并不排斥这一点：帝国主义战争可以顺便改善或恶化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地位；或更恰当的说，牺牲他国而改善某一国的地位。因此，凡尔赛合约瓜分德国。一个新的和平，也许要瓜分法国。社会爱国派正好乞灵于这个未来的可能的『国难』，把它当作拥护目前『他们的』帝国主义强盗的论据。捷克斯拉夫一点也不成为这个剥削的例外。
实际上，所有这一类忖测的论据，以及为拥护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抬出邻近的国难的妖魔来，通通都是出于默然放弃革命远景与革命政策。自然，假如新的战争仅以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军事胜利而告终；假如战争不招致革命的爆发，也不招致无产阶级的胜利；假如一个新的较之凡尔赛和约更可怕的帝国主义和平把新的锁链数十年的加在人民身上；假如不幸的人类沉默和驯服的忍受着一切——那末，不仅捷克和比利时，就是法国也可能被抛回被压迫民族的地位里去的（对德国也可以引用同样的假设）。在这种万一发生的结局里，资本主义的更进一步的可怕的崩解将把各国人民拖回许多年代去。当然，假如这个消极、投降、失败和衰落的远景完结了，被压迫的群众和全体人民将迫得重新往上爬，偿付他们的汗与血，靠他们的双手和双膝把往日已经一度走过的历史道路重走一遍。
像这样一个远景不可能吗？假如无产阶级无穷尽的忍受社会帝国主义者及共产狭隘爱国主义者的领导；假如第四国际不能找寻一条到群众中去的道路；假如战争的恐怖，没有驱使工人和兵士去叛乱；假如殖民地人民继续耐着性子为奴隶主的利益而流血者。那末，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化的水准就不可免要低落了，而普通的退化和瓦解也许又替欧洲把民族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面了。但那时，我们，或不如说我们的现存，就不得不根据新的形势，决定他们关于未来战争。我们是牺牲帝国主义而不是牺牲无产阶级的失败主义者。我们并不把作为民族的捷克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命运问题与帝国主义新争闹当中军事阵线的插话式的变化连系一起，我们把这个问题与无产阶级的蜂起及他对一切帝国主义者的胜利连系一起。我们往前看，并不是往后看。第四国际之政纲说：所有欧洲大小民族的自由只能在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范围内得到保证。
再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民主
所有上述这些话，当然并不是说在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间一点区别也没有，或是像史大林主义者不久之前所主张的一样，认为这种区别于工人阶级无关（史大林党一九三三年以前在德国就拿这种主张把希特勒捧上台——译者）马克思主义者与这一类廉价的政治虚无主义毫无共通之点。只不过，我们在每一个特定的场合，都必需清楚的了解这种区别的真正内容及其真正的界限。
就没落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家而言，民主的斗争，包括民族独立的斗争，代表历史发展的一个必需和进步的阶段。正是为着这个理由，我们才认为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的『祖国保卫』不仅是这些国家中工人的权利，而且是他们的义务，当然，他们的参加是在这个条件上的：他们保持他们的阶级组织的完全独立及进行无情的斗争反对狭隘爱国主义的毒素。因此，在墨西哥与煤油大王及其执行委员会（这就是大不列颠的民主政府）冲突中，全世界的阶级自觉的无产阶级都完全站在墨西哥方面（这一点当然不能应用到以英国工党为首的帝国主义奴仆身上）。
至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它的生长不但久已超过了旧的财产形式，且已超过了民族国家，因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也是一样。当代文明的根本危机正在这里。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还在腐烂和崩溃。先进国『保卫民主』政纲是一个反动的政纲。在这个地方唯一进步的任务是准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他的目的是摧毁就民族国家的梏桎，按照地理和技术的条件建立经济，废弃中世纪的捐税。
再者，我们上述的话还并非表示对帝国主义的现行政治方法采取一种不分皂白的态度之意。凡是反革命力量企图从崩解的『民主』国家引退，走向省分的特殊主义，走向君主政体，军事独裁，法西斯主义，凡是在这种场合中——革命无产阶级并不替『保卫民主』负丝毫责任（他是无法保卫的！），但他却以武装的抵抗来对付这些反革命力量，为的是，如果成功的话，一直向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进攻。
但这种政策只能应用于国内的冲突，即，应用于斗争确实牵涉到政体问题的场合，比如西班牙的情形便是这样。西班牙工人之参加反法朗哥的斗争是他们的基本义务。但正因为，也只因为工人不能及时用其自己的统治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统治，『民主主义』才能替法西斯主义清除道路。
但是把同一国家的不同阶级间斗争的法则和规例机械的搬到一个帝国主义战争，即，不同国家的同一阶级举行的战斗中，这就是纯粹的诡骗和蒙混。目前在捷克的新鲜经验之后，似乎已不必要指出：帝国主义者的相互混战并非为着政治原则，而是为这适在和他们目的的任何原则的掩蔽之下支配世界。
依照人们所能推断的，墨索里尼及其最亲切的同僚是无神论者，即是说，他们不相信上帝不相信魔鬼。不列颠国王及其阁员陷于中古的迷信中，不仅相信魔鬼，而且还相信魔鬼的祖母。但这并不是说，意大利和英国的战争是一个科学反宗教的战争。墨索里尼，这位无神论者将竭全力去煽起谟罕默德教人的宗教情感。热心的新教徒张伯伦将乞援于罗马教皇，诸如此类。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书中，一个共和国在地位上高于君主国。但难道这就是说，共和的法国为了殖民地，比方，向君主政体的荷兰宣战，这个战争就是一个共和国反对一个君主国的战争吗？我们姑且将这件事暂置不论，突尼西亚的君主举行一个反法的民族战争时，进步将在野蛮的君主方面，不会在帝国主义的共和国方面。卫生学在人类文化中占一个重要地位。但如果牵涉到一个凶手时，则究竟这个凶手事前有否洗净他的一双手的问题就并不是一个具有决定重要性的问题了。拿政治的或道德的抽象来代替帝国主义交战阵营的真实目的，这并不是为民主而斗争，只是帮助强盗们去掩饰他们的掠夺和残暴吧了。这正是目前第二和第三国际的主要任务呵。
波拿帕主义克林姆林私党的国际政策
这一次直接的打击落在捷克身上。法英也遭受严重的损害。但最可怕的打击还是克林姆林宫所受的。他的说谎、蒙骗和欺诈的制度已遭逢国际的破产。
克林姆林宫私党自压服苏维埃群众及与国际革命的政策决裂之后，已成了帝国主义的一个玩具。在每一件严重的事情中，史大林的外交最近五年来只是希特勒外交的一个反映和补充。一九三三年，史大林拼命想做希特勒的同盟者。但伸出的手被拒绝了，因为希特勒在追求英国的友谊，把自己装成德国和欧洲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救主。因此，史大林便实行向资本主义的欧洲证明他用不着希特勒，布尔塞维克主义并不成为他内部的危险，克林姆林宫的政府是一头驯服的动物，他已训练好能够靠后肢站起来行乞。因此离开了希特勒，或更恰当地说，被他赶开之后，史大林逐渐变成一个奴仆和雇佣的凶手替吃饱了的帝国主义国家服役。
自此以后，在全体主义的克林姆林宫匪棍方面便发生了向患坏疽病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屈膝礼拜的突然的疯狂；自此以后，来了绞杀西班牙革命的人民阵线；自此以后，『反法西斯主义』的饰词代替了实际的阶级斗争。苏维埃官僚与共产国际目前的国际作用在墨西哥的和平大会中（一九三八年九月）特别厚颜无耻的暴露出来，莫斯科的雇佣代理人在这里想说服拉丁美洲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他们所应该反对的不是威胁他们的太真实的帝国主义，而只是反对法西斯主义。
不出意外，史大林经过这些廉价的阴谋诡计既得不到友谊，也得不到信任。帝国主义者之评判社会，已惯于不凭其『领袖们』的声明，甚至不凭其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而仅凭其社会基础。只要受国内贸易独占保护着的生产手段国有尚在苏维埃保持，则帝国主义者，包括『民主』帝国主义者对史大林的信任心仍旧不会比封建君主制欧洲对第一个波拿帕特的信任心更大，而帝国主义者对史大林的尊敬则比封建君主制欧洲对波拿帕特的尊敬更无比的少。拿破仑为胜利的光圈所包围，而且有了一群卓越的元帅，仍难逃滑铁卢。史大林已完成一连串的投降、失败和叛卖，并把革命的元帅成批铲除了，关于他的命运还能够有半点怀疑吗？
阻碍战争的唯一障碍物是有产阶级之畏惧革命。只要共产国际仍遵守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则它连同红军（他与红军有密切的关连）代表和平的最重要的因素。史大林奸污了共产国际，把他改变成为『民主』帝国主义的代理机关之后，又把苏维埃的军事力量砍了头和瘫痪之后，他已完全解放了希特勒的一双手，同时也解放了希特勒敌对者的一双手，推使欧洲接近战争。
莫斯科的谎言家现在大骂他们从前的民主朋友贝奈斯，因为不顾法国的政策，竟过早的『投降』，阻碍红军去压服希特勒。〔注：但几年之后，今天。贝奈斯又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佳客了，为的是，贝奈斯现在和克里姆林宫一样，正是总却夙怨，致力于『民主反法西斯战争』的时候——译者〕这种戏剧式的大发雷霆只是更清晰的暴露克林姆林宫的无能和口是心非。那末，是谁迫使你们去信任贝奈斯呢？是谁迫使你们去制造『民主国同盟』的神话呢？又，最后，在严重的关头，当整个捷克鼎沸起来之时，是谁阻止你们去号召普拉格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派出红军去援助他们呢？显然，反法西斯斗争较之枪毙和毒毙老布尔塞维克党人困难得多啦……所有小国家，尤其是所有殖民地人民一定从捷克的例子里知道他们可以向史大林期待那一类的帮助。
只有推翻波拿帕特主义的克里姆林宫才能使苏联军事力量的复活有可能。只有铲除那个有名无实的共产国际才能替革命的国际主义开辟道路。反战，反帝国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要求举行一个无情的斗争反对罪恶弥天的史大林主义。谁如果直接间接的辩护史大林主义，谁如果对他的叛卖保持沉默或夸大它的军事力量，谁就是革命的最坏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敌人，被压迫人民的最坏的敌人。克林姆林宫匪棍被工人的武装进攻推翻愈快，则苏联的社会主义再生的机会也愈大，而国际革命的远景也愈近、愈广大。
机会主义的社会根基
为了了解社会民主党与有名无实的共产国际的当前作用。我们必须再度回忆一下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所依存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开花灿烂带着不可避免的摆动，一直维持到一九一三年。他使资产阶级能够一方面略略提高某些无产阶级层分的生活水准，另一方面把一些多汁的小块面包丢给劳工官僚与贵族，因而抬高他们于群众之上。工会与议会的官僚，因为他们的『社会问题』大概差不多解决，所以乐得向群众指出：改善他们自身生活的变革开始了。这就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社会根基，所有改良主义，在群众方面是一种幻想的制度，在劳工贵族方面则是一种欺骗的制度。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的乐观在战前〔注：指在第一次大战之前——译者〕最后一次经济繁荣的几年（一九〇九——一九一三），达到它的最灿烂的开花时代。为了这个理由，领袖们歌颂战争，向群众把他描写成一个外来的灾难，这个灾难威胁着方兴未艾的国家繁荣的基础。因此产生了『保卫祖国』的政策；这个政策实际上在群众方面是不自觉的，在官僚方面是自觉的或半自觉的保卫其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
实际上，那次战争证明并不是一个暂时阻害了民族进展的『外来』灾难，而是帝国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的爆炸，这个爆炸的发生就在进一步的进展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已实际上不可能之时。既然那次战争不能扩大我们的星球，也不能使资本主义返老还童，他结果是极端加速了又加重了资本主义的没落的一切过程。与民主主义的没落同时又来了劳工官僚的没落。法西斯主义给工人带来了『仅仅』双倍的奴役；给改良派官僚则带来了极度的破产。
在列强中间，民主主义的政治形式，即使在一种极端受残害的情形中（『紧急权力』、移民法、取消居留权等）也仅只由英、法、美加以保持。这几个强国都是最富足的、在传统上最以掠夺为能事、最享特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久已把泰丰殖民地，把地球的重要资源集中于自己手中。替这种『天然选择』寻出解释并非难事。民主主义之能够维持仅仅当阶级矛盾尚未达到爆炸的状态之时。为了缓和社会的摩擦，资产阶级曾经迫得要圈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之广大一层，以及工人官僚和贵族。饲槽愈大，则愈热中于社会爱国主义。改良主义的饲槽现在仅保存于这种国家中，即，过去靠世界市场的剥削及它们之掠夺殖民地能够积累大量财富的国家。换言之，在资本主义没落的情况中，民主主义政制仅可依附于最贵族的资产阶级（到某一定的时期）。社会爱国主义的根基仍在于殖民地的奴役制。
在像意大利和德国这种国家中，他们并没有从过去继承大量的财富积累，且被夺去了从他们的殖民地中取得超额利润的机会。资产阶级便铲除议会，驱散改良派官僚，把工人放在铁钳中。不错，法西斯派官僚吞没的东西不会少于，只会大于改良派官僚；但他的报答就是：他并不被迫而向群众让步，也不签发没落的资本主义再也不能兑现的支票。被剥夺了饲槽之后，意、德、奥的失势的社会民主党官僚竟高举失败主义的旗帜——在亡命中。
社会爱国主义。或更恰当地说，社会帝国主义政党力量的主要根源就是资产阶级的庇护，资产阶级经过议会、报纸、军队和警察庇护和保卫社会民主党，反对一切种类的革命运动，甚至反对革命的批判，在未来战争中〔注：即指第二次大战——译者〕，由于国内与国外矛盾的尖锐化，官僚与资产阶级间的这种有机的连系将还要公开，还要无耻地暴露出来，或者，更恰当的说，他已经在暴露了，尤其是在人民阵线的叛卖政策中，这种政策在上一次大战的前夜是绝对难于想到的。但人民阵线的创意并非出自第二，而是第三国际。
共产——社会爱国主义
苏维埃机会主义的惊人和迅速的发展，可以从这种原因中寻得解释着，这种原因与在前一代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招致机会主义开花灿烂的原因类似，即，工人官僚的寄生主义，工人官僚在苏联的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之上，成功的解决了他们的『社会问题』了。但因为*他所圈养的饲槽是最出色的，因为它具有几乎是无限的能力，因此，机会主义的苏维埃变种马上获得一种特别背信绝义和卑无的性质，就不足奇。
*下脱：苏维埃官僚较之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官僚更强大，又因为
至于那个有名无实的共产国际，它的社会根基，确切地说，有两种性质：一方面，他靠克里姆林宫的津贴为生，服从后者的指挥，在这一点上，每一个冒牌共产党的官僚都是苏维埃官僚的弟弟和部署。另一方面，冒牌共产国际的各种机关都靠着社会民主党的同一来源，即，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来圈养。近年来共产党的增长，他们之渗入小资产阶级队伍中，他们之受职于国家机关、工会、议会、市政府等，已极端增强了他们对本国帝国主义的依赖性，而牺牲了他们对克林姆林宫传统的依赖性。
十年前，我们预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一定不可避免要招致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增长啊。这个预言已成了一件明显的事实。但直到最近为止，法、英、比、捷克、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狭隘爱国主义似乎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苏维埃外交利益（『保卫苏联』）的一个屈折反射的影象。今天我们可以有把握的预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帝国主义冲突的增长，战争危险的明显的迫近，以及苏联同等明显的孤立，一定不可避免的在共产国际内，加强离心的民族主义倾向。他的每一个支部都将要独自产出一种爱国主义政策。史大林曾经使帝国主义民主国的共产党与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和解。从此以后，共产——狭隘爱国主义者将不得不为自己的外观烦恼，他们的利益往往与『保卫苏联』不相符。
当美国的勃劳达〔注：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译者〕认为可以向上院委员会声明：假如美国和苏联发生战争，他的党将站在其衷心爱护的祖国方面〔注：即美国——译者〕时，他本人也许认为这种声明只是一种策略。但实际上，勃劳达的答复是从『莫斯科』转向『本国』方面去的一种无误的象征。这种『策略』的产生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迁就的必需的。这种策略（从『劳苦大众的祖国』〔注：即指苏联——译者〕转向金元的共和国去）的无耻下贱暴露了共产国际各支部已经发生堕落的深度，又暴露了他们之十足依赖于资产阶级舆论。
十五年不间断地肃清，向倒车和腐化已把冒牌的共产国际的官僚弄到这样沮丧的程度，他竟能够，而且还急于把社会爱国主义的旗帜公开拿到自己手中。史大林主义者（我们不久就得说，过时的史大林主义者）当然并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他们只是掇拾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陈词滥调吧了。但在宣传的时候，他们却把『革命的』暴发户们的疯狂注入其中，这些暴发户们已把全体主义的造谣、敲诈和谋杀改变为『保卫民主』的正常方法。至于旧的古典的改良派们。在每一度狼狈的局势之后，总是洁身自好地洗净他们一双手，他们已懂该如何利用狭隘爱国主义新兵们的支持。
在战争当中恰好与苏联站在同一阵营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如果有这样的国家的话），冒牌共产国际的支部自然要『保卫』莫斯科。但这种保卫没有多大价值，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中，所有政党都『保卫』苏联。（为了不致妨害他自身和他的帝国主义盟友的关系，莫斯科恐怕要命令共产党不要嚷声太大，而且恐怕有可能设法把他完全解散。）反之，在敌对阵营的国家中，即，恰好是莫斯科所最需要保卫的国家中，冒牌的共产党将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祖国方面，这种政策危险无限少，而获益则甚大。当权的莫斯科私党将收获共产国际十五年（ ）的果实。
殖民地国家中之第二、第三国际
社会民主党是这样一个党：他的政策依存于。现在仍依存于帝国主义对落后人民的剥削之上，它的真正性质最清楚地表现于这一件事实中，即，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第二国际从没有任何影响。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官僚，自觉的或半自觉的害怕在殖民地中发动一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一定会摧毁他自己在宗主国中心中的繁荣基础的。
共产国际却两样。以一个真正国际组织的资格，他立即侵入殖民地的处女地。多谢列宁主义的革命政纲，他在那里便获得重大的影响。共产国际往后的资产阶级的堕落，把它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支部转变为欧美帝国主义的左方代理机关。与此同时，殖民地『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也发生变化了。外国资本主义无情的掠劫其亚，非二洲的奴隶及其拉丁美洲的半奴隶，现在，他迫得要在殖民地中圈养一小层贵族——可怜的、凄凉的，但仅是普遍贫穷之贵族。史大林主义。近数年来已变成这个工人的『贵族』的党，同时也是小资产阶级，尤其是衙门官吏中『左倾』部分的党。资产阶级律师、新闻记者、教师等顺应民族革命，利用工人组织来作私人钻营，他们逐发现史大林主义是最合胃口的理论。
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需要勇敢、坚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空谈的小资产阶级英雄们从哪里找得这些品质呢？另一方面，对『民主』帝国主义的迁就容许他们骑在工人背上来干平静而又快活的钻营勾当。在工人面前隐瞒这种迁就的适切的办法就是『保卫苏联』的口号，即，与克里姆林宫寡头贵族的友谊。这就开创了一个机会去出版没有读者的报纸，布置豪华的大会及各种各式国际周知的工作。职业化的『苏联之友』，假冒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靠咶噪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宣言来掩饰他们的社会寄生主义及他们之服役于帝国主义者，他们与克里姆林宫寡头贵族的合作也成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内工人运动的一种真实的疫病。史大林主义——在他所有假面具的遮盖之下——是落后与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殖民地革命的问题从今以后已与第四国际的历史使命不可分离地连接在一起了。
榨干柠檬们的国际协会（第三又四分之一号）
不可药救的中派主义者（凡纳·布洛威，华尔西之流）的伦敦局，与布茵德勒、史尼维累、马尔梭·皮维握手，又得到『脱离所谓第四国际的支部』参加，它基于战争的危险，已联合一致产生——请不要发笑！——战争准备基金。这些先生们并不花点脑筋去想一下『基金』的观念。多谢上苍，他们是唯物论者，不是观念论者哩。这次新联合究竟对帝国主义有什么危险，大启我们的疑窦。但他对第四国际却帮了一个大忙，因为他把中派主义（即与我们的时代精神冲突最尖锐的倾向）一切变种和形态的浅薄性、杂种性与不一贯性联合一起。像所有类似的机械『联合』一样，它将成为新的内部冲突与分裂的根源，且将在行动时刻到来的一瞬间跌成粉碎。
除此以外还能够有别的结果吗？这些组织埋首于『基金』的英勇的创造性，并没有达到一个共同政纲的基础之上，但他们却宛如旧机会主义党派的无家可归的破事，从中派主义政治地图的所有角落跑来，这些破事甚至今天还继续玩弄着机会主义彩虹的一切颜色，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展开，他们在近几年来已通通一贯的没落和变得软弱了，只有马尔梭·皮维那个新分裂的党才算例外，但我们可以预言他将遭遇同样不可羡慕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伦敦局能根据自己的政纲，从年青的、新鲜的分子中产生一个新组织出来。没有一个革命团体拥护这枝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旗帜。在殖民地国家中，伦敦局甚至连一点影响的影子也没有。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视为法则：凡是『革命的』组织在我们这个帝国主义时代不能植根于殖民地的，命定要发育艰难的的。
这些苟延残息的团集是由惰性的力量，并非由思想的力量聚合起来的。其中具有较严肃的革命过去的一个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今天已证明不能勇敢地修正他的中派政策了，这个政策是西班牙革命崩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团集的残存党员甚至还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能力。衰老的玩票精灵翱翔于这整个企业之上。
当初确乎有不少的『残余分子』曾啸聚于第四国际旗帜周围。但这里淘汰、清除和再教育的巨大工作也在一种科学的理论与一个明确的政纲之基础上完成了。在这种工作——其意义和重要性，庸才们是从不懂得的——已经在，而现在还正在一种自由、公开和耐心讨论的大气中进行。凡是无法经得起这种实验的人，已在行动中证明它对建立一个革命国际毫无贡献的有机的无能。今天正是这些筛簸出来的、残废的、被弃绝的『残余分子』已经结合于国际中派主义的『基金』中。是这件事实就证明那整个企业的无望的不中用。
几年前，在神智清醒的瞬间，马尔梭·皮维宣称在工人阶级中凡是反『托洛斯基主义』的倾向都因此而指出他是一种反动倾向。
我们知道，皮维是一个天生的中派主义者，他说的话往往与他的行为相背反的，刚才举出那句话并不妨碍他加入伦敦局。伦敦局是拼命避开『托洛斯基主义』，设法制造其自己的外观的。
但我们不难预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史大林主义者将继续把这些『基金』创造者谥为——『托洛斯基派』或『半托洛斯基派』。
这件事一半出于无知，但主要却是为了迫使他们去剖白、辩解、替他们自己定出区别来。他们将当真拼命的发起誓来，称他们并非托派，假如他们偶然像狮子一样的吼叫，他们就学他们的前驱者的——织工波丹，像乳鸽一样『吼叫』一下。我们晓得他们——他们不是稚鸟。凡纳·布洛威们，华尔西们，勃兰德勒们，史尼维伟们，皮维们与第四国际的被排斥分子一样，已在许多悠久岁月的过程中——有些还经过数十年——设法证明他们在理论上的无望的折衷主义，在行动上的无生气。他们较史大林主义者少带一点犬儒主义气味，并略为左于社会民主党左派——我们对他们所能说的仅止于此。这也就是他们在国际组织的名单中，必须排在第三又三分之一或三又四分之一号的原故。不管他们有没有『基金』，他们也将以一个榨干柠檬协会的资格走入历史中。当广大群众在战争的打击之下，发动革命运动时，他们是不会自寻麻烦去扣问伦敦局的地址的。
前途
上一次大战的一切力量和主动发条又作动起来，只不过采取更无比凶猛和公开的形式吧了。运动沿着陈旧的轨道走，因此采取更迅速的速发进展。现在谁也不会像一九一四年前夜那样，信什么国境的不可侵犯性或诸种政治的稳定性。这一点对于革命政党是非常有利的。假如在上一次大战之前夜，第二国际各支部尚不知道他们明天的行动如何，通过了表面上革命的决议案；假如左派分子只是缓缓的从和平主义的泥沼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并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那么今天一切迅发的阵地都已在战争之前夜准确的占据了。谁也不会期待社会民主党方面有什么国际主义政策。社会民主党自身也仅仅应允『保卫祖国』而已。捷克社会爱国派之脱离第二国际是后者沿着民族阵线正式崩解的开始。第三国际的政策差不多也同样清楚的事先规定好了；只因为交着一点冒险主义的要素，所以诊断，在这个场合，略为弄的复杂一点吧了。如果德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冒牌的共产党人将来成了柏拉图式的失败主义者，那只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准他们做爱国份子的原故。但有是在资产阶级尚继续圈养工人官僚的地方，社会民主党人和冒牌共产党人将完全站在他们本国的总参谋部方面。抑尤有甚者，狭隘爱国主义的第一把提琴将落在史大林学校的音乐们家手中。不仅提琴，就是手枪也是指向着革命工人的。
上一次大战之史，朱安·若累被刺毙。战争之末，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萨·卢森堡又遭暗杀。在法国，法国社会党这位领袖〔注：指若累——译者〕被刺并不妨碍其他领袖加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在德国，两国伟大革命家的暗杀是由社会民主政府的直接参头而完成的。在法国，真正的凶手是一个不知名的小资产阶级狭隘爱国主义者，在德国，则反革命的军官执行暗杀。就是在这一点上，今天的局势也是也过无比更清楚。消灭国际主义者的工作在战争爆发之前已在世界的规模上开始了。帝国主义不复依赖于一种『倖遇』。他已有史大林主义的马菲亚做他的有系统消灭革命派的现成国际工具。若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享有社会党领袖的国际盛誉。路朵夫·克莱门〔按：克莱门乃托洛斯基的秘书，后任第四国际运动总部书记，筹备一九三八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时被格别乌绑架暗杀——译者〕是一个年青的，尚不太知名的革命者。但克莱门因为充当第四国际的总书记而被暗杀却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帝国主义经过他的史大林党的匪棍预先指出，在战时，他将从那一方面受到致命的威胁。
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弄错。上次战争之后，如果他们除了俄国之外得以到处维持自己，那只因为缺少了革命政党。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份子艰难的摆脱了旧思想的蛛网之后，却因为怀着『统一』的拜物教，大多数都没有超出和平主义之外。在严重关头，这一类集团证明制止革命群众运动的能力较强于领导他。在这一意义上，称第二国际诸党的『统一』拯救了欧洲资产阶级也不算过份。
目前，第四国际支部存在于三十个国家中。不错，他们只是先锋队的先锋队。但如果今天，在战争之前，我们就有了群众的革命组织，那末在议事日程上面就是革命而不是战争了。当然，我们缺少这一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怀幻想。但革命先锋队的地位今天较之二十五年前远较有利。主要的胜利就是：在战争之前，在世界上差不多所有重要国家中已有了受过试验的干部，这些以千百计的不断增加的革命家籍理论的统一结合起来，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史大林主义马菲亚最残酷的迫害的学校中受试验。第二、第三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目前不能召集他们的大会，因为他们被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依赖性麻痹了，因为他们被『民族』的矛盾撕毁了。反之，第四国际各支部虽然财源极端微荡，领得护照困难，总书记被暗害及疯狂的迫害，仍能够在最严重的关头召集他们的国际大会，通过一致的决议案，在这些决议案里，当前伟大斗争的任务，已根据一切历史经验，精确的、具体的规定好了。
这些干部将不致被狭隘爱国主义的浪头冲出常执，也不致为史大林派的毛瑟枪和刺刀所威吓。第四国际将宛如一个紧紧团结的单位走入下一次战争中，他的支部将能够不顾分开他们的国境和战壕，采取同一的政策。在战争之始，当盲目的自保本能与狭隘爱国主义的宣传相结合，把工人大众推向他们的政府方面之时，第四国际各支部有可能处境孤立。他们将懂得如何抵抗国家主义的催眠与爱国主义的疫病。他们将以国际主义的原则为保卫抵御从下而来的群众惊慌，及从上而来的恐怖。另一方面，他们将亲切的倾听人民中最被压迫部分及正在流血的军队。战争每一个新日子将有利于我们。人类已较之二十五年前更贫苦，而破坏力则来的更无限地厉害。因此，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对狭隘爱国主义的狂风暴雨式的反响将出现于工人群众中。这种反响的最先牺牲者，除了法西斯主义，就是第二和第三国际。他们的崩溃是公开革命运动的不可少的条件，这个革命运动将只有找到第四国际为他底团结的轴心。第四国际的受过试炼的干部将领导劳苦大众进行伟大的进攻。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考约奥康，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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