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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annon, Shacthmann and early US Trotskyism:
Bryan Palmer 's talk to the Havana conference on Leon Trotsky
坎农，沙赫特曼和早期美国托洛茨基主义：
布莱恩·帕尔默在哈瓦那“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加拿大﹞布莱恩·帕尔默（Bryan Palmer）
杨吉姆 译、季耶 校
图片：马克斯·沙赫特曼（左）和詹姆斯·P·坎农（右）。
下面是（2019年）5月6日至8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的为期三天的会议上，加拿大历史学家布莱恩·帕尔默的演讲笔记。这次会议是为了纪念第三国际成立100周年而开的，主题是“列夫·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主义”。帕尔默撰寫的坎农传记系列《詹姆斯·P·坎农：1890-1974美国的革命连续性和阶级斗争政治》（James P. Cannon: Revolutionary Continuity and Class-Struggle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 – 1974）的第二卷《詹姆斯·P·坎农与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的出现，1928-1938》（James P. Cann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rotsky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8-1938）将于2019年底由布里尔学术出版社（Brill）出版，之后不久将由干草市场图书公司（Haymarket Books）以平装本出版。
在哈瓦那托洛茨基会议上的讲话
1．感谢弗兰克（Frank García Hernández）、墨西哥托洛茨基博物馆（Trotsky Museum of Mexico）以及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其它赞助者和组织者。感谢所有在场者的到来，大家分享想法、差异、观点，并允许我们所有人——每个人都献身于继承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遗产——来表达我们与古巴革命的团结，并维护这个努力反对美帝国主义且受到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威胁的社会的成就。
2．在我的演讲中，我将尽力运用布尔什维克的纪律，这与其它节目所标榜的有所不同。我不会谈论北美的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话题太宽泛了。我要讲的是美国托洛茨基运动的两位非常重要的领导人，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1]和詹姆斯·P·坎农（James P. Cannon）[2]，以及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的兴起。这些必要的简要评论可以被称为《关于坎农和沙赫特曼的论文：美国托洛茨基主义，1928-1938》（Theses on Cannon & Shachtman: United States Trotskyism, 1928-1938）。这让人回忆起早期的一系列论文，其中一篇宣称，‘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关键是改变世界’。
3．首先，我要逆传统而行。有关沙赫特曼的论述实际上比坎农的更多，而且在标准叙述中他更讨人喜欢。沙赫特曼常被视为美国革命社会主义移民的代表人物，他通常被描述为世界主义者、掌握多国语言者、老练之人、国际主义者，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和译者。
4．坎农是土生土长的英语母语革命家的代表，人们认为他更加狭隘，对国际问题不感兴趣，而且他把革命政治翻译到美国语境中时有些呆板和机械。
5．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这两位人物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地描绘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走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竞争和冲突的，他们的实际贡献也不同于通常对沙赫特曼之先进性和优越性的神化描述。
6．事实上，坎农是共产党内部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他在1919-1921年帮助建立了共产党。1928年，沙赫特曼与马丁·阿伯恩（Martin Abern）[3]、艾伯特·格洛策尔（Albert Glotzer）[4]、莫里斯·斯佩克特（Maurice Spector）[5]以及其他人都是坎农手下的年轻新兵，他们与斯大林主义决裂，拥护托洛茨基主义，最终被逐出了共产党。
7．但从这些人和坎农的搭档罗丝·卡斯纳（Rose Karsner）[6]组成美国托洛茨基运动（American Trotskyist movement）和美国共产主义联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的那一刻起，坎农和沙赫特曼就发生了冲突。
8．在大萧条早期的艰难岁月里，沙赫特曼领导了对坎农的个人攻击，谴责坎农的懒惰和理论先进性的缺乏，以及他对国际问题的无知，因为这些问题与努力建立托洛茨基运动有关。沙赫特曼和艾伯特·格洛策尔精通欧洲多国语言，他们在30年代初在欧洲与托洛茨基会面。坎农没有这样做，他不得不对托洛茨基进行了多次书面交流和挑战，以确定托洛茨基不会像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那样对待他运动中的美国部分。
9．这加速了沙赫特曼、格洛策尔、斯佩克特和坎农之间几乎弗洛伊德式的裂痕。坎农是一位父亲式的人物，现在似乎被一群要求在领导层占据一席之地的年轻人取代了。公众对坎农的谴责是恶毒的，在沙赫特曼和他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网中，绝口不提坎农作为运动中的高层人物要养活三个孩子，并面临艰难的物质和个人环境。罗丝·卡斯纳所遭受的痛苦只能被理解为个人的崩溃，而被开除党籍只是使情况恶化了。
10．如果对坎农的批评（其确有一定基础）是完全正确和公正的，那它将是毁灭性的。实际上，它不正确或不公正。最终，对坎农组织管理方式的个人攻击与政治错误和涣散的组织活动混为了一体，而后两者正是托洛茨基认为沙赫特曼所有的。托洛茨基批评沙赫特曼用“亲密关系”而非政治原则在欧洲组织政治联盟，因为怕弄乱了一些人的羽翼而未能坚持基本的组织任务，以及因个人关系而迁就和掩饰政治上的倒退活动。
11．在托洛茨基对坎农的理解中，他首先是美国运动中更加稳定的政治存在，是顽强、经验丰富且可信任的革命者，虽然仍有些缺陷，而沙赫特曼变幻无常，太专注于文学或新闻性质的问题，无法坚持革命原则指导下必然要十分稳定的政治。
12．坎农与沙赫特曼在1930-1933年间的个人和政治隔阂是相当难看和恶劣的，但在1933-1934年间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13．坎农和沙赫特曼走到一起有三个原因:1）1933年纽约旅馆的罢工使坎农和沙赫特曼走得更近，尤其是坎农在公众煽动中再度发挥了作用，不过最终以两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B·J·菲尔德（B·J·Field）[7]对罢工的机会主义和失败领导告终;2）两人都参与了由坎农的盟友邓恩兄弟（Dunne brothers）[8]和卡尔·斯科格隆（Carl Skoglund）[9]领导的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而罢工大获成功;3）反对德国法西斯发展的反法西斯运动和做好战争准备的必要性，尽管在这条道路上仍有派系斗争。然而，反法西斯斗争最终导致托洛茨基、坎农和沙赫特曼得出结论，是时候把托洛茨基主义从仅仅是共产国际的反对者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革命组织和一个新的第四国际。
14．这导致了坎农和沙赫特曼与美国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 Party）中的马斯特主义者（Musteite）的联合，坎农认为工人党是“法国转向”（French Turn）[10]的变体，实际上的美版“法国转向”——即托洛茨基主义者加入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11]的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坎农和沙赫特曼一起反对胡戈·奥尔勒（Hugo Oehler）[12]的反对派，而沙赫特曼似乎已经和他的年轻盟友格洛策尔（Glotzer）、阿伯恩（Abern）[13]和斯佩克特（Spector）分道扬镳，这些人仍对坎农和他领导的美国托洛茨基运动怀有深深的个人怨恨。
15．但在进入社会党的时候，坎农和沙赫特曼再次针锋相对。沙赫特曼认为，对社会主义党的加入应该是长期的，托洛茨基派最终会接管该组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与党内左翼进行谈判，他们被称为党内的战士（Militants），后来又被称为（Clarityites）[14]。
16．受托洛茨基支持的坎农方向完全不同。沙赫特曼和托洛茨基运动全体纽约领导层，包括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15]、坎农的长期支持者阿恩·斯瓦贝克（Arne Swabeck）[16]、格洛策尔（Glotzer）、斯佩克特（Spector）、青年领袖乔·卡特（Joe Carter），以及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阿伯恩（Abern），则都满足于与所谓的纽约社会党党内的战士派进行无休止的谈判。
17．坎农选择了不同的路线。他周游全国，在各地建立社会党，特别是在他定居的加州。根据社会主义党的说法，在那里他非常危险地几乎接管了社会主义党。与社会党左翼激进分子格伦·特林布尔（Glen Trimble）一道，坎农创办了一份煽动性的报纸，《工人行动》（Labor Action）。他与一个海员工会的名义领袖哈里·伦登伯格（Harry Lundenberg）建立了关系，并通过长达99天的罢工成功地协助了一场大规模的海员斗争，使西海岸港口陷入瘫痪，并使激进的直接行动的海员与哈里·布里奇斯（Harry Bridges）/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海岸工会的投降主义情绪对立起来。坎农赢得了俄亥俄州的地方激进分子，比如经验丰富的马斯特主义者特德·塞兰德（Ted Selender），并巩固了他与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革命领导层的持续关系，后者现在都是社会党的核心人物。他通过运动成功使汤姆·穆尼（Tom Mooney）[17]和其他政治犯获释。虽然他和沙赫特曼关于在社会主义党中要做什么这件事上意见相左，但他们通过组建杜威委员会（Dewey Commission）[18]来保卫托洛斯基活动上进行了合作，其中沙赫特曼和纽约的托洛茨基主义同志，比如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19]，无疑发挥了卓越的作用。
18．在所有事件之中，坎农都在反对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党的等级制度，不管他们是右翼还是表面上的左倾。这一点在他对人民阵线的批评中尤为明显，他批评人民阵线纵容并唆使对在西班牙作战的革命力量进行血腥袭击。
19．所有这一切都让社会党领导层感到尴尬，他们对坎农和托洛茨基派的反对变得越来越激烈。正如坎农和托洛茨基所预料的，社会党最终在1937年驱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沙赫特曼和伯纳姆直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这一点。
20．但随着驱逐事件的发生，数以百计的新成员被托洛茨基主义所吸引，这为193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托洛茨基随后转向坎农，以便首先为在那年夏天建立第四国际奠定基础。是的，沙赫特曼将主持在法国举行的实际会议，第四国际组织就是在那里成立的，但是托洛茨基明确要求坎农与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中积怨已深、分裂的英国部分会面，以将他们塑造成一个整体，并争取C·L·R·詹姆斯（CLR James）。[20]沙赫特曼因为他的语言能力在这些国际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但托洛茨基信任的是坎农。
21．在1938年的这个时候，沙赫特曼和坎农一致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工人国家，只有伯纳姆和卡特（Carter）持不同意见。几个月后，另一个派系分裂开始形成，沙赫特曼宣布放弃俄罗斯不管它有多么斯大林主义的堕落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的观点。事实将证明，这将是一次滑坡。随着他退出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他将在1939-1940年间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关于苏联性质的分歧上与坎农彻底决裂。
22．相比之下，坎农被证明是一股持续不断的红色的延续性力量，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革命工团主义（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到1921年共产党成立，从1928年脱离斯大林主义到193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皆是如此。此后，无论他犯了什么错误，代表革命国际主义的都是坎农而不是沙赫特曼。
23．在当前情况下必要的革命左派重组中，我们将需要和依靠多样化的人才。沙赫特曼为革命的托洛茨基左派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也有很多负面影响。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历史对沙赫特曼是多么友善，而对坎农又是多么严酷。坎农经常被贬为一个理论思维有限、对官僚主义有季诺维也夫式嗜好的人。然而，在美国的托洛茨基运动中，是坎农建立并维持了一个革命组织，并坚持其纲领原则的人，而这些事业绝不是狭隘的。在一个重组后革命左派中，我们需要坎农的决心，他的原则，他对阶级斗争政治的坚定坚持，以及他对朋党政治（clique politics）和朋党联合的拒绝，而这常常可悲地活跃在沙赫特曼身上。
24．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不能捍卫原有阵地的人永远无法征服新的阵地。”坎农坚持了这样的革命决心，既坚持旧有纲领原则，又吸取了革命实践的新的经验教训。
2019年5月19日
原文链接：http://links.org.au/node/5408
[1] 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校订者按：本文注释均采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各志愿者撰写的名词解释，谨此致谢。
[2]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生于堪萨斯州玫瑰谷（Rosedale）。1908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SPA），1911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十月革命后接受了共产主义，并于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当选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开始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并因此在1928年10月底被开除出党。此后，他于1929年5月领导创建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CLA，国际左翼反对派美国支部），1938年领导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SWP）和第四国际，并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1953年辞去全国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74年在洛杉矶逝世。
[3] 马丁·阿伯恩（Martin Abern,1898-1949）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美共中央委员会成员，1928年与坎农，沙赫特曼一起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而遭开除；后与坎农一道创立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40年的派别斗争中支持沙赫特曼的少数派。——译者
[4] 艾伯特·格洛策尔（Albert Glotzer，1908—1999），早年加入美共青年团，担任共产党芝加哥地区的领导职务，二十年代任青年团全国执委。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遭到开除。1929-34年，任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委员，1931年与妻子前往土耳其拜访了托洛茨基，与托氏共同生活了几周。在1939-40年美国社工党的内部斗争中，格洛策尔支持沙赫特曼，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1972年社会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格洛策尔担任其全国委员会成员直至去世。
[5] 莫里斯·斯佩克特（Maurice Spector，1898—1968），原籍俄国，幼年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曾参加加拿大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Canada），后参与创建加拿大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1928年起追随托洛茨基主义，1932年建立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加拿大支部。1936年迁居纽约，在那里领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大会上，他就国际问题发表了报告，1939年脱党。
[6] 罗丝·卡斯纳（Rose Karsner）（1890-1968）坎农的妻子与伴侣，出身于罗马尼亚，1908年加入美国社会党，后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美国共产党开除，她是美国托洛茨基的第一批领导者，与坎农一样，终其一生，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7] B·J·菲尔德（B·J·Field），1931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其纽约支部成员；1932年因违反党纪被开除；1933年又重新回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内；在1934年的纽约旅馆工人大罢工起了突出作用，但因为背叛工人的行径遭到开除；后组织了争取革命工人党同盟（League for a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宣称为工人代言，该组织在二战中瓦解。
[8] 文森特·邓恩（Vincent R Dunne）（1889-1970）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长期领导人。他是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核心领导人 。1941年作为18个卡车司机和社工党的领导人之一分子在明尼阿波利斯遭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被捕入狱。他在明尼苏达的社工党内活动直至去世；格兰特·邓恩（Grant Dunne，1894-1941），活跃在明尼阿波利斯托派组织和工人运动中的邓恩三兄弟之一，在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后来担任卡车司机工会544分会的组织者；与其它29人一起受到政府指控，但由于健康原因，在受审前自杀身亡；迈尔斯·邓恩（Miles Dunne，1896-1958），与他的哥哥们格兰特和文森特一道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领导之一；544分会的主席；在明尼阿波利斯审讯中受到指控，随后被无罪释放。
[9] 卡尔·斯科格隆（Carl Skoglund）（1884-1960）瑞典裔美国革命者，生于瑞典达尔斯兰，1911年赴美，初期在IWW内，后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而遭党开除，帮助坎农创立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30年代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运动中，他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坎农等人一道因反对战争而遭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被捕入狱。直至逝世，他一直处于美国政府的驱逐出境的威胁之下。
[10] 1933年德国法西斯上台，德国工人阶级在毫无抵抗的情况遭到惨败，德国工人运动从此一蹶不振。翌年在德国事变的影响下，法国右翼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对政权跃跃欲试，图谋推翻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2月的图谋夺权引致了工人大罢工；托洛茨基提出了“国际形势的关键在法国”。德国的惨败使得法国社会党组织内的中派主义和左翼力量加强。为对抗法西斯主义，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打算成立统一阵线，而法国社会党组织松散，容许思想流派的存在，也允许他们出版自己的报纸。基于这种情况，托洛茨基首次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法国支部应解散，全体加入法国社会党，这样能避免遭到孤立，同时又能够更有效地帮助社会党内的左翼分子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这种“打入”策略被称之为“法国转向”。
[11] 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1884—1968），1928-1948年六度任美国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1934年是社会党内中派“战士派”的领导人。
[12] 爱德华·胡戈·奥勒尔（Edward Hugo Oehler，1903—1983），曾任美国共产党的堪萨斯地区组织者，1930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1935年因反对同美利坚工人党合并而退党，另建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RWL）。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统工党。1937年彻底与托洛茨基决裂。二战爆发后逐渐泯没无闻。
[13] 马丁·阿伯恩（Martin Abern，1898–1949），美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8年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参与组建美洲共产主义联盟（CLA）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US）。1940年在派系斗争中与沙赫特曼一起被开除出社会主义工人党。
[14] 战士，即社会党内的“战士派”，为中派倾向，由诺曼·托马斯领导，在1934年的社会党大会上赢得了党内的大多数地位。
[15] 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1905年11月22日——1987年7月28日），1933年参与创立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 Party），1934年支持把美利坚工人党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United States），1935年与合众国工人党一起打入美国社会党。1937年托派被开除出社会党后，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但不久后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就因路线分歧，于1940年5月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二战期间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工作，战后积极投身反共活动。
[16] 阿恩·斯瓦贝克Arne Swabeck (1890-1986)，丹麦移民，他是坎农的长期亲密合作者，曾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1960年代成为毛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毛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因违反纪律于1967年被社工党开除。
[17] 汤姆·穆尼 （Tom Mooney,1882-1942）美国政治活动家及劳工领袖，美国社会党人。1916年因 “旧金山战备日炸弹爆炸事件” 和沃伦·比林斯被捕。本被判处绞刑。但因全国声势浩大的声援保卫运动使得统治阶级震惊而让步，被判处22年监禁，于1939年释放。
[18] 约翰·杜威委员会是对莫斯科审判中提出的针对托洛茨基的指控进行调查的委员会。杜威（1859—1852）任委员会主席。他是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委员会在莫斯科对案件作了审理（1937年4月10日至17日），将调查结果刊载在《我无罪》一书中。此外，还在《列夫·托洛茨基案件》一书中公布了审理速记。
[19] 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1905-1992）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属于1930年代转向共产主义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在1929年的资本主义危机中激进化，转向共产主义，1933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莫斯科审判时期，担任美国保托委员会的全国主席，帮助组织了杜威委员会。在1939年-1940年的斗争中，支持多数派。他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着有一系列的哲学著作，内容涉及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分析美国实验主义。——译者
[20] 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1901年1月4日——1989年5月31日），历史学家、作家。生于特立尼达与多巴哥。三十年代中期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积极参加第四国际英国支部和美国支部的活动，1940年随沙赫特曼派退出美国支部，1947年重新参加美国支部，1951年再次退出。六十年代初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