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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里和圈外
——谈女性的心情
沃罗夫斯基
（1912年）
〔说明〕本文大约作于1912年（这篇文章是因尤什凯维奇发表在1912年《土地》文集第10卷上的一个中篇而写的），沃罗夫斯基生前这篇文章未曾发表过，由麦谢里雅柯夫将其首次发表在1929年第2期《红色处女地》杂志上。
一
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加利奇从圈子里走出来了……
“她忽然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手拉着手，绕全球围成一个大圆圈，做一种什么游戏……于是她放下手，从圈子里走了出来，——于是这条链子就在她面前合上了。大家都在旋转，戏耍，她却站在一边，已经不再受他们的规律、观念和幻想的束缚了。”
自从她离开人的圈子，她就成了一种特殊规律——盲目的、不可捉摸的规律的俘获物。这个规律使她经受了许许多多的考验，由堕落、痛苦的牺牲最后自杀了事。但所有这些考验，——不管是她的堕落也罢，死亡本身也罢，——都不过是一个无生命的躯体的命运的无谓游戏，因为叶莲娜“早就死了，从离开人们，走出他们的圈子那个时候起，她就死了……”
总之，离开人的圈子，就意味着叶莲娜·加利奇死了，而生理上的死亡不过是结束这个女性灵魂中早已完成了的过程罢了。
但是，叶莲娜为什么要离开人的圈子呢？为什么一离开这个圈子，她就死了，不再存在了呢？为什么仿佛只有在人世的圈子里，她才能生活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叶莲娜那种无限美满的生活。她正当风华之年，又很有姿色，人们羡慕她，嫉妒她，周围的人都对她赞美不绝，正是在这种背景上，才更显出她对丈夫的那种永远洋溢着青春的、永不枯竭的爱情。加利奇已经有一个十二岁的上中学的儿子，可是他们还是像“初恋”时那样互相地爱着。这种爱情就是他们的一切，它充实着他们的生活，它盖过一切生活上的关心，胜过朋友和熟人，甚至胜过亲生的孩子。这种爱情在我们时代是太少见了。知识分子圈子的生活是精神失常的、神经过敏的；人们易于多愁善感，容易激动和偏执，但是他们的感情是不深沉的，不牢靠的。屠格涅夫曾讲到过罗亭：冷淡的人最容易偏执。冷淡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主要角色”的特点。他们对各种印象的反应很敏锐，很迅速，但也同样很容易厌倦，感受变得迟钝，容易产生出对新的、鲜明的和比较富于敏感的事物的欲望。他们像电灯泡那样燃得快，灭得快，他们就是在这种灯光下感觉和思考的。因此，现代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不巩固的、不稳定的。但凡只消有一些不相干的情由就可以使一对夫妇不能一起生活下去，甚至使他们散伙；但凡人们只受感情的支配，而不受“清规戒律”或“舆论”的束缚，则父母包办的“终身”婚姻的事就早已成了传说。凡是为了迎合那些腐败的偶像，诸如舆论、不合理的伦理、社会地位，等等，硬把人们相互结合在一起，则在表面安宁的下面总潜伏着深刻的悲剧、破灭的幻想、痛苦的失望、忧郁和不满，或者是潜伏着怨恨、暗中的敌意、不贞和最下流最庸俗的失节。
在这里，原因既不在于“我们时代的道德沦丧”，也不在于新文学的“腐蚀”影响，因为新文学本身毕竟只是奴仆式地把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表现出来而已。道德沦丧的现象哪个时代都有，现在也有，甚至比起过去更层出不穷；新文学——不容讳言——是很糟糕的，它没有舵盘，没有篷帆，它随着不稳定的社会情绪的意志在飘流；但是，灾难并非由此而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内心发生巨变的时代，革命的时代，虽然在我国表面上笼罩着一片异样的寂静。但是现在正进行着巨大的破坏，黑暗势力越是顽固地抗拒和阻碍新事物的生长，社会面貌就越显出它的病态，被糟踏得也就越厉害。
凡在转折时期，伦理概念总是紊乱不堪和黑白难分。新社会从旧社会里产生出来时，并不是完全现成的、纯洁的和可爱的，像傀儡戏里蹦出来的年轻美人那样。未来的深厚的物质基础碰到了落后的、与其相矛盾的意识形态体系，特别是那些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道德概念。它们像春汛冲击积雪那样冲击着这些基础。但是，在与新的生活制度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念，以及一般思想观念还没有形成和确立起来之前，到处都是一片混乱，被暴风吹折的旧的树林和新的幼芽混合在一起，没有巩固的伦理原则，没有指导个人和群众活动的内在的善恶标准。伊万·卡拉玛卓夫说，要是没有上帝，一切都能发生。叶莲娜·加利奇也几乎用同样的话说：“既然人类创造道德，是为的使生活有秩序，那么，道德和上帝是各不相干的，因为在人类法律中，道德并不感到是神圣的，所感到的只是人的、卑鄙的人的东西，人的利益……不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人的利益。”对法律，“人的”法律的治罪刑具的恐惧，只能防止小人，它可以制止小偷或窃贼，或者迫使他们销声匿迹。但对君子来说，他本人的道德意识，心里的上帝却胜于外界吓人的草芥。他心里的上帝会告诉他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了这种意识，人可以毫不踌躇地犯法越规，而他只消一触犯法律，人类法典中规定的种种刑罚就会落在他的头上。
但是，在转折时期，平庸之辈都有双重性。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旧的上帝，把先前一清二楚的固定的善恶界限弄得混淆不清。可是新的上帝还没有找到，还没有在自己身上产生出像对待过去旧的道德意识那样坚定的、理所当然的、“绝对的”新的道德意识。也正由于这种双重性，人失去了依托，东奔西走，去寻找上帝，创造上帝[1]，拼命寻找外界的准则，却忘记了他们所需要的唯一准则就是内心的自觉。
不言而喻，这种双重性和这种内心斗争比什么都更剧烈地和深刻地影响着感情容易激动的人，他们主要是习惯于受感情的支配，这种人身上遵守纪律的理智和抑制意志器官的控制能力是很差的。而妇女和少年就是这样的人。在这种人中间，旧道德基础的破坏过程来得特别迅猛而急剧，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昨天的偶像遭到唾弃和贬斥，不久以前的热烈信仰被嘲弄得一文不值，旧道德的全部基础荡然无存（虽然新的道德还没有代替它），甚至生命本身的价值也受到怀疑，常常被坚决地否定掉。总之，那种通常总是在革命时期才会出现的道德混乱状态出现了。这时脱离了旧生活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生活轨道的广大群众登上了舞台。尽管那些死死抱住依然非常巩固、非常陈旧和十分下流的原则的卫道者叫得多么厉害，尽管他们对道德沦丧、伦理败坏、胡作非为、世风日下喊得多么凶，而造成这种“胡作非为”的原因之一，正在于他们的那些原则是动不得，碰不得的。
但是，伊万和叶莲娜·加利奇并没有犯伦理上“胡作非为”的罪过。在夫妇的爱情上他们是极端保守的。他们的全部生活都是围绕着爱情旋转的，就像地球围绕着轴心旋转一样。
“对于他们生活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伊万的工厂好好生产；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一切都不用操心；十二岁的大儿子和六岁的小儿子生活得愉快、健康；老年人，伊万的父母无所匮乏；仆人不用更换，不打乱他们习惯了的安宁。而更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爱情。”
这两个自由自在的大人物——伊万和叶莲娜，沉浸在这种自私自利和自我陶醉的感情里。整个世界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他们的生活、爱情、需要的附属品。加利奇对妻子说：“除你而外，我什么人，什么东西也不喜欢，对什么也不感到兴趣。在生活中，我仿佛是一部好机器，工作得很正常，但是我对于一切，也和机器一样，都漠不关心。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就是我和你，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什么也不存在。”他们在高山坡上，在远离尘世的地方，给自己筑巢搭窝，建起了幸福欢乐的处所。
叶莲娜想要的东西，她都有。她非常阔绰，她在商店里大把大把地花钱，对于一个社交界的女人来说，这只不过是最重要的享乐条件之一。对于她，丈夫不是一个普通的“同居者”和孩子的父亲，而是最贴心的朋友，他同她分享自己的思念和最亲密的感受。他向她发挥自己的哲理，它的结果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而她则用莫扎特的音响把自己的心情倾诉给他；为此她甚至把钢琴安置在卧室里，以便随时可以弹奏。早晨，她常常一起来，就穿着一件衬衣在钢琴前面坐下来，沉在冥想的境界里。她有孩子，她非常爱他们。诚然，她的母爱有一点异样，这是社交界的女性的爱，她爱自己的孩子，就像爱她的钢琴、她的小狗、她的日本餐具以及她所珍贵的、使生活愉快而丰富多彩的其他东西一样。孩子，当然一切全由佣人照料，她只是在偶尔想跟爱子谈心的时候，才失望地想到自己：“我对孩子多冷淡呀！我对他们多么不关心……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是爱他们的呀，我很疼他们……”但是，除了这几分钟的苦恼而外，——当然，这很快就会过去的——她有一切理由满意自己的生活，她还希望什么呢？还缺少什么呢？看来，正像巴扎罗夫所说的，要吃就吃，要喝就喝，要享乐就享乐。然而，然而叶莲娜终于从圈子里走出来，毁灭了。可是为什么呢？
很明显，她躲在与世隔绝的悬岩上的象牙之塔里，这对她并没有裨益。很明显，那种把她同代人的灵魂弄得空空荡荡的有害的时尚，还是透过层层屏障传染给她的灵魂了。很明显，生活在这个分崩离析和转折的时代，过不了那种逍遥自在的生活，逃避不了“可诅咒的问题”，高墙大院也挡不住它们，——到头来，这些问题还是会以某种形式像旋风似地钻进你们那最神圣的地方来，把你们殿堂里精心布置的塑像吹翻在地，犹豫和疑虑会使你们中毒。这是任何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同时也是任何一种宁静、享受和舒适幸福生活的终结。一个人越有闲暇来想自己的心思，他对新的印象越敏感，他的理智和意志的克制力越弱，这种犹豫和疑虑也就越危险。
二
所有这些如此利于培植犹豫和疑虑的种子的条件，在叶莲娜·加利奇身上都有。她过的是一个空虚的女人的生活。由于伊万有工厂，也就是说，由于有人不得不在他工厂里工作，叶莲娜才能尽情地享受。她无所事事，一切事情都有别人替她做。有佣人料理家务，他们会在一定的时候送来午饭、茶点、晚餐；有佣人照料孩子，会给他们洗脸，穿衣，喂奶，教他们读书，安顿他们睡觉；有佣人给叶莲娜拿名贵的化妆品、时髦的帽子、华丽的衣裳和鞋子；一切事情都有用人替她做，因为她有福气生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时代，而且她特别有福气不是伊万工厂里的工人的老婆，而是伊万这个工厂老板、企业家、资本家的太太。这种地位就确定了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当然，这不是叶莲娜个人的罪过，这是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太太们的不幸，虽然她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种不幸，她们生在世上无所事事。广义上的工作有两种刺激，一种是谋生的需要，也就是不幸必须为了挣钱而劳动。这是该死的劳动，它是亚当的后裔的职责，是注定要流汗才能填饱肚子的。还有一种刺激，就是从事有趣的、愉快的、引人入胜的工作的渴望，这种劳动能使人的内心感到满足。这种“称心如意”的工作，通常就是指广义上的那种创造性的工作。无忧无虑的资产阶级妇女同这两种刺激都是无缘的。她们当然不会由于谋生的需要而工作。但是创造性的工作，对她们也格格不入。在资产阶级的妇女中，当然也有个别有才华的人，但这并不能改变一般的规律。就拿叶莲娜来说，她是一个很懂得音乐的人，但是，难道这能充实她的生活并使它有意义吗？她勿须专门去搞音乐，还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她不需要用这个来赚钱，而在她的音乐天才中根本没有创造的素质，因为她差不多和所有的女音乐家一样，其中包括女职业音乐家，只会再现别人的作品，而她本人却不能创作。
在富裕的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环境里，你们会碰到不少有才能有趣味的聪明女子，但是她们的生命毕竟还是浪费在一些琐事上，浪费在硬来填补生活的空虚上。她们读书，画画，弹琴，唱歌，甚至思考，但是，这一切始终只限于怎样在狭小的圈子里愉快地消磨时光，这一切都由于她们缺乏人生的目的而失去了价值。然而，这一切又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展完整的和谐的个性。很好。不过这首先就需要做一个自由的个性，而不是丈夫的附属品，不是住宅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女性步步离不开丈夫，处处依赖丈夫的财产和职位，随时随地都跟丈夫升官发财的念头联系在一起，如果她根本不能突破家庭生活的圈子，不能按照她的内心意愿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这能算是自由的女性吗？她可以自由支配住宅的设备，按照自己的趣味布置家具，选择一色的餐具，——但是只要问题一涉及到她自由支配自己的个性时，她就会痛苦地感到有一条锁链把她牢牢地锁在丈夫的生活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当花瓶，当丈夫的消遣品和他客厅里的摆设以外，还能表现出什么个性呢？
在旧时代里，有钱阶层的生活要求妻子具有另外的品质。那时需要主妇严格监督和主持复杂的家务。在奴仆如云，甚至有农户作牛作马，家庭主妇总还是要干许多活和知道许多事情的。这种稳定的、牢固的生活，就需要有同样稳定的、牢固的伦理，需要有简单明了和并不复杂的种种规矩、各种“清规戒律”都会对生活中的一切做出现成的答案。
在现代的制度下，妇女的这种家务活动，只在至今仍抱有“富足之家”这种理想的小市民和旧商人当中还保留了下来。而富裕阶层的知识妇女就不同了。当厨师厨娘比你更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当百货公司设有储藏室和地下室，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订购你所需要的各种东西的时候，当任何东西都可以买现成的或向工匠定做，而在家里什么也不做，只是消费的时候，那还有什么家务呢？那么家庭主妇该做些什么呢？她只好想方设法打发日子。
为了适应这些新的、荒诞的和不健康的生活条件，便产生了女子的新的心理。女子的意识适应她的无用。她本人也把自己看作玩具、花瓶、奢侈品。这种地位在她看来，是完全正常的、合情合理的。不仅如此，她还甘心把自己当成宝贝。“任何人都会说，人是为人工作的，可是叶莲娜知道，人只是为她工作的。全世界也是为了满足她的一切愿望而存在的……甚至太阳也是为了她才出来，晒热土地，照亮街道，就是她什么也不做，只是尽情享受。”只是由于女人的内心世界同她的外在地位这样地和谐一致，她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享福、而不会感到她的致命的空虚、无聊和卑贱。只要她一天不发生犹豫，只要她一天没有疑虑，这种生活就会过下去。诚然，由于作为玩具的女人的教养和生活的种种条件，其中很少会有人产生犹豫和疑虑；也许，一千个里头有一个，就像家里出了奇人似的，出现了一个有思考能力、有上进的心愿、有行动的意志的人。“在那些狡猾、胆怯、放肆、娇惯的小孩子中间”也会有这种天赋很高的人，这不过是例外罢了。就是他们也要受到环境的影响，过着那种同样的生活，崇拜同样的偶像，满足于这种存在的空虚和无聊。不过要用一件什么，即使有时是无所谓的事情使这种女人失去平衡，震动她那麻木的灵魂，就要让犹豫和疑虑的蠕虫去咬蚀她的脑子和心脏。那时，——她是悲痛的——只要还没有使她走到毁灭或复活的地步，它是不会停止它的腐蚀工作，撇下它的牺牲品的。对萎靡不振的女人来说，爱情就常常是这样的精神动力；但是，在社会发生大转折的时代，女人的灵魂由于现实生活中那些突出的事件，也能觉醒过来。不妨回忆一下屠格涅夫笔下的那些生活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变革时期的女性，她们都大大超出了她们的生活圈子。
叶莲娜·加利奇先前也过着平静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世界上一切合乎人情的事物对她都有价值。她相信上帝，她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有用，什么无用。”她过着同样空虚无聊的生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愁，——出门作客，在家接友，兴致来的时候拿莫扎特和贝多芬开开心。但是，在五年以前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由于受了丈夫高谈阔论的影响，由于读书和思考，叶莲娜渐渐失去了自己从前的伦理基础。她确信没有上帝，失去了对人类的信心，丧失了善恶的标准。“既然她看穿了这一切，知道什么都一定会像一个小蚊子，一棵矢车菊那样死去，在这亿兆年间和亿万里中，善与恶、追求与信仰能起什么作用，她该信仰什么呢？”叶莲娜从前那种保守的、顺从的心理遭到破坏，当然，有它好的一面。这在她心中产生了犹豫和疑虑。但是，同时这又孕育着极大的痛苦、毁灭的萌芽。没有了精神上珍贵的东西，一个人顶多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他也就不能活下去。这种珍贵的东西首先就是衡量世界的道义尺度。如果你夺去了一个人的伦理标准，又不给他树立新的标准，那你就是把他这个盲人推上了绝路，你就是打算把他毁灭。而伊万的那种非常表面的，庸俗的，但却具有特别破坏力的、毫无益处的哲理，只能把叶莲娜灵魂中先前珍贵的伦理观念腐蚀掉，却不能给她什么新东西。在叶莲娜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另一个人，他朝气勃勃，怀着对未来的信仰，有豪放的思想，——他本能地引她登上高峰，用他灵魂中的火花烧掉她旧日陈腐的信仰，在她心中燃起新的火焰，领她——诚然，要离开丈夫，离开她那十分阔绰的生活和安宁，——走向新的、丰富的、积极的生活。然而，她的导师是她的丈夫，是一个走上了绝境，看到自己的唯一前途即死亡的一辈代表。他把死当作存在的必然归宿，把它当作存在的源泉，把它当作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他就用这种尸毒腐蚀了叶莲娜的灵魂。她还是在她那种庸俗的、无聊的社交环境里留了下来，她精神非常空虚，同时又非常犹豫和疑虑。
她沉思：“我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呢？我一想到自己和回顾自己的生活，我就看到我始终是一个寄生虫……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无论对于人，对于世界都没有带来一点什么东西，我没有给任何人一点好处，没有给谁做过一点事情，没有做过一点牺牲，没有尽过一点心力，没有做过好事也没有做过坏事，没有尝过勤勉的愉快，没有尝过成功的欢乐，——我的存在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要活在世界上呢？”
只要一个人给自己提出我——正是我这个活的、具体的某一个个人，而不是一般的人——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那你就会相信，这个人在精神上已经崩溃了。每一个在社会上各得其所的人，即使是一个最小的人物，都清楚地知道他存在的目的，虽然他在一生中一次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不管这个目的怎样，——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是想升官发财；是想从事科学工作，还是混个一官半职，生男育女，等等——它总会使生活有意义，使生活有内容，使生活成为合理的和需要的。
但是，那种提出为什么我要存在这个问题的人，是痛苦的。这就是说，他的生活失去了意义，没有合理的内容，已经变成不需要的了。叶莲娜·加利奇的生活，在她失去了自己先前信仰的上帝，而又还没有在生活中找到新的指路明星的时候，也是这样变成不需要的和毫无意义的了。过着没有内容的空虚生活，是不能理解犹豫和疑虑的作用的。建立新的生活吗？但是什么样的呢？建筑在什么上面呢？用什么才能使它有意义呢？这还是那个永无休止的问题：“‘我的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她什么都有……也正由于什么都有和什么都不需要，所以她才倒了霉。她是不幸的，她又是幸福的，而这比任何不幸都更不幸……她要怎样就怎样，她可以坐在镜子面前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可以笑，可以哭，可是灵魂静止了，僵化了。”除了那唯一的东西，即生活目的外，她什么都有。
只要一个人的生活失去了意义，生活对他或者对别人成了不需要的，——因为有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目的就是为别人服务，而这在我们中间还不是很坏的——那他就只剩下死亡了。叶莲娜的祖母早就成了一个无用的人，她活着只是由于一种惰性，像腐朽的东西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等待偶然的一震，把自己弄得粉碎。但是，她已经死了，对一切问题只能简短地回答说：“我走了。”自从叶莲娜对生活失去了自然的、不自觉的兴味以后，自从她提出了“我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呢？”这个可悲的问题以后，她也“走了”，走出了人的圈子，在精神上死了。她活着再也不是为着什么了。只剩下死了。但是，一个年轻而健康的女子，一个有着一切被人叫作幸福的东西的女子，却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生命的。需要经过许多考验；需要同这种幸福一刀两断；需要使她无法再有恢复这种幸福的可能，只有这样，死神才会是她知心的朋友和救星。
三
叶莲娜的丈夫传染给她的那种腐蚀剂，也使他自己的灵魂空虚了。“难道我心里一切都是平静的？”——他沉思着。“我们活着为了什么？为什么生在地球上呢？也许，死倒是最重要的事情？谁一旦明白了死亡的权力，则对这个人来说就什么也不存在了，再也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了，无论是大的或小的，无论是虚幻的或无形的，无论是善的或恶的，都是如此……我算是明白了。”但是，如果你把伊万的这个公式和叶莲娜对于她的生活意义的沉思对照一下，就会立刻看出他们两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有根本的区别。叶莲娜关心的是她的生活意义，在她看来这是一个个人问题，因为展现在她，叶莲娜·加利奇面前的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使她感到了毁灭的危险。相反的，她丈夫是从一般的、不是从个人的形式提出问题的，——“我们活着为了什么”，我们，人，人类，人种为什么生存。这样的问题任何人都可能提出来，甚至连完全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个人生活目的和意义的人也可能提出来。在叶莲娜的“我”和伊万的“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别中，包含着现代社会中的妇女心理和男人心理的根本差别。伊万的厌世哲学一点也不妨碍他每天早晨到工厂里去，认真地经营业务；关于“亿兆年和亿万里”的看法也不会使他在接受订货时算错几十个卢布；由于他认为世界必然要毁灭，所以他决不放过吃喝的机会，决不放过跟一群朋友及时行乐和同妻子在卧室里幽居的机会。“什么也别想吧，”——他安慰自己说，——“人，世界，宇宙，这是无关紧要的。她，叶莲娜，这个与自然界隔绝的小小生物就是真理；她的温存，你对她的爱情，她的玫瑰般的手就是真理。”这就是他对厌世主义的理论公式所作的实际修正。由此可见，伊万不会由于精神上的矛盾，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讲求实际的生意人——而任何一个在人群中给自己开辟道路的人都是如此，——必然是一个投机分子，他的商务生活，就是一味在原则和实惠之间寻求妥协，而这种条件又必然造成投机这种两面性的心理，在这种人看来，问题始终是问题，而实际生活始终是实际生活。工作时候工作，玩乐时候玩乐，两者互不妨碍。
但是，叶莲娜是个女性，而女性又不参与商务生活，因而她没有生意人那种特有的辩证心理。他们能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能容纳不能容纳的东西。女人——应当把正义交给她们——是很少考虑存在和义务的问题的，但是一旦有什么东西把她们的思想从惰性中引导出来，她们就会把事情想得很绝对，很简单，很彻底，没有一点保留，没有自私的打算。是就是，非就非，除此而外，都是鬼话。因此，她们在理论上是这样地无能为力，但是她们在实际的道德问题上，却往往更真诚更诚恳。在我们的文学中，在始终如一的伦理问题上，妇女典型往往比男子典型多得多，这不是偶然性；这些妇女典型在艺术上也更有价值，这是耐人寻味的。这更好地证明我国文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伊万沉思的结果，是崇拜“温存”和“玫瑰般的手”，而他的妻子叶莲娜却从同样的前提出发，走到否定任何伦理、任何舆论的地步，走到否定生活意义，其中包括自己的生活意义的地步。因而她由言论彻底走向了行动。
当一个人失去了支配他的伦理标准的时候，他就会推翻昨天的偶像，他过去对这些偶像捧得越高，他今天把它们就贬得越低。即使是昨天最可贵的东西，今天也遭到最大的唾弃。变节的人通常不单背弃从前的信仰，而且特别痛恨它的学说，并且把它踩到污泥里去。叶莲娜就是如此。她失去了那种曾使她把自己对丈夫的爱情摆在自己生活首位的坚固信仰以后，为了不顾一切地从伊万献给她的学说中得出实际的结论，她应该让这种爱情去接受最严重的考验，遭到世人的咒骂。
爱情在女人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不管男人爱得多么强烈和热情，他绝对不会为了这个不出去做事，不去勤恳地细心地工作，不去极其严肃地履行自己的一切职责。内心的转变不会打破他外部生活的常态。相反的，在女人生活中，爱情会发生大革命；不但在她的隐秘的感受上，而且在她的外部习惯和生活方式上都是如此。为了爱情，女人可以抛弃自己的事业，可以背弃自己的信仰，可以撇下自己的父母，甚至可以忘掉亲生的儿女。现代妇女，尤其是有钱阶层的妇女的全部生活都是这样的：性生活的领域远远超过自然规律给她规定的范围，并在她的整个生活中打上它的明显的烙印。几乎妇女的一切战役，考验、胜利和失败都是在这个战场上进行的，这原是不足为奇的。而在这里也就往往决定了她的毁灭。
当叶莲娜精神上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之后，这立刻就影响到了她的性的生活。她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新奇念头。
“你不奇怪我只是属于你的吗？——有一天她这样向丈夫问道。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伊万回答说。
可是，我有这样的看法，并不是我的罪过！有时我想参加一点什么活动。我该用什么来充实我的日子呢？有时我很痛惜，我要是这样死去，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也不知道了。我不能欺骗自己。我们的生活不是美满的，你也不是美满的，有时候我想走到窗子跟前，打开小通风窗，探头望望。”
你们看，在这些话里，犹豫和疑虑的积极因素同最隐秘的念头多么荒唐地交织在一起呀！叶莲娜想“参加一点什么活动”；这很好。她已经认为他们的生活是不美满的了；这前进了一大步。她想走到窗子跟前，打开小通风窗；这也很好，不仅是通风窗要打开，整个窗子都应该打开，让新鲜的空气吹到这死气沉沉的幸福家庭的沉闷气氛里来。不过这一切只是分析的健康种子。这种分析已经不止把一个人从自私自利的生活绝境中引上了人生的康庄大道。但是，你们亲眼看到这些健康的种子落到贫瘠的土壤上了，落到滋养过多的性感领域里了。因此，这些种子产生的不是对人生的合理追求，而是不健康的性的好奇心。她对丈夫的爱情一点也没有减少，不过只和一个男子发生关系的女性所保持的那种贞操、贞节也随着曾使她崇高的伦理标准一起失去了。自从在追求她的男子的社交界里度过那个晚上以后，叶莲娜承认：“她同他们在一起觉得很有趣……她甚至说不出这是什么意思。的确，格林斯基和鲍洛豪夫的每一句话都是不堪入耳的、不好听的、无用的，如果完全往侮辱人的方面去理解的话；但是正由于是侮辱人的，不堪入耳的，所以她才体味到一种什么特别的、从未体味到的快乐，才体味到稀奇古怪的和激动人心的东西。”在这里，先前的贞操同新的好奇心之间显然存在着斗争，前者由于社交名流的庸俗追求而受到了侮辱，后者渴望吞噬这种“稀奇古怪的和激动人心的东西”。叶莲娜和一切处于她这种地位的女子的悲剧就在于：当她要打开小通风窗，探出头来的时候，结果通风窗是朝着一个庸俗而肮脏的小胡同开着的。从她客厅的窗子里，看到的不是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人生的广阔天地，而是同样的空虚、庸俗、腐化、堕落的人们的小世界；从打开的通风窗里向她吹来的不是新鲜空气，而是一股令人昏旋的浓郁的香水气味，她在每次舞会上一闻到这种气味就头晕；透过打开的窗子，她听到的不是各种生气勃勃的谈话，而是陈腐庸俗的恭维。这种恭维已经由成千成百个男子向千百个妇女异口同声地讲过千百次了，可妇女总是听得津津有味，把它当作一种“稀奇古怪的和激动人心的东西”。叶莲娜的处境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她命定要生活在这种社会里，她没有勇气离开这儿，她从这个圈子里一走出来，也就从人的圈子里走出来了。她既然失去了均衡，就只好沿着陡坡一直往下滑去。
而在这里还有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稀奇古怪的和激动人心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照例激起叶莲娜的好奇心。她的女朋友柳芭·玛林诺夫斯卡娅抛弃了她先前爱过的丈夫，和别人同居了。请看她怎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既然只有爱情才使生活美好，那末，为什么只停留在一次爱情上呢？另一次爱情一定会使生活更美好，更有趣，更丰富。重要的不是爱几次，而是爱得真实。每一次新的爱情都更深地打开自己的心扉，使它更开阔，更快乐，更爽朗。当我只爱丈夫的时候，我仿佛是一个少女，可是现在，爱上另一个人以后，给我打开了新的天地。以前我受着清规戒律的束缚，被人的圈套套着，可是当我挣断这条锁链而奔向自由的时候，我明白了我从前听信了谎言，过着不真实的生活。我不愿意服从人的清规戒律，我的灵魂就是我的信条。天主指示的爱情给灵魂堵死了一切出路，这是可怕的，不堪忍受的……”
这种独特的逻辑，在失去了贞操观念、沾染了性的好奇心的叶莲娜看来，是极有说服力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既然一块糖甜，那两块糖就更甜；既然一次爱情使你得到欢乐，那两次爱情就使你得到双倍的欢乐，三次爱情就使你得到三倍的欢乐。关于男子，福音书上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欲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奸淫了。关于女子，说得就更妙了：凡动欲念的，这人就是犯了奸淫了[2]。诚然，不是每个女子都能由于动欲念而走上肉体的堕落，很少的女子才没有欲念和邪念；如果可以窥视最讲贞操的女子的隐秘思想，她可能比男子更堕落。但是，女子有克制力，首先是害怕，害怕这决定性的行为，害怕自己的丈夫，害怕同“别的”男子在肉体上的接近，害怕舆论，害怕扰乱自己的安宁，等等。我们已经看见，叶莲娜没有伦理上的抗毒素：既然没有上帝，什么都会发生，而她就没有上帝。但是，她有另一种克制自己的东西，这就是她的贞操观念，她对“别的”男子（不是对丈夫）的纯少女般的恐惧。“我设想别人处在你的地位，”——她对丈夫说，——“太可怕了，——她甚至闭上了眼睛，——可怕极了！……我不能！……”少女们对于同男子的接近总有一种下意识的恐惧心理。性爱本身，在她们看来，是一种什么隐秘的、肮脏的、厌恶的事情……因此只有强烈的感情，热烈的、理想的爱情才能消除这种恐惧心理，才能使她们把那种除了理想的爱情以外似乎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东西，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跟一个男子发生关系的女子也会处于同样的地位，自然，这得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男子还没有腐蚀她们。她们既然把性爱看作是精神恋爱的自然结果和继续，那也就自然保持少女所特有的贞操观念。在她们的观念里，爱情的生理和心理是分不开的，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硬要把它们分开，就会伤害女子的心灵。要是只限于心理，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就会产生不满，使思想充满“稀奇古怪的和激动人心的”形象，使女子“动欲念”，玷污自己的灵魂。若赶掉爱情的心理，让生理单独存在，爱情就会变成游戏、运动，变成冒险的消遣，这样自然就会产生柳芭·玛林诺夫斯卡娅的问题：既然只有爱情好，那么，两次爱情岂不更好，三次不是更加好吗？世界上有些事物是分不开的，否则便会根本改变它们的性质，在这些事物中居于首位的便是专一的、始终不渝的爱情。
柳芭·玛林诺夫斯卡娅，看来是一个果断的女人，她抛弃了她跟他在一起时感到自己是个少女的丈夫，而同叶列茨基同居了。在她看来，她丰富了自己的灵魂，但这是自欺欺人的。她只是丰富了自己的生活经验，有了材料以及对男人学的兴趣；如果她一年以后甩掉叶列茨基，又研究新的材料，那也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她的灵魂却是非常空虚的。因为真正的爱情，是一种包含一切、没有界限的感情；它的范围可以与人的灵魂相比拟，能容纳的它都容纳得下。因此，对于爱情再也不能补充什么了，不能用它来丰富、扩大灵魂，正像即使再用十个无限也不能再扩大一个无限一样。所以，柳芭·玛林诺夫斯卡娅用性的好奇心，用对“更美好、更有趣、更丰富的东西”的追求（其实这是爱情的结果，而不是它的目的）来代替这种巨大的爱情，也就是输掉、缩小和阉割自己的爱情。柳芭·玛林诺夫斯卡娅不但同这种生活相安无事，而且还在其中寻找特别美妙和有趣的东西。叶莲娜·加利奇不会走这条道路；她是一个更深沉和认真的人。摆在她面前的问题她一定要彻底解决。或者是她的生活，她的一切——对丈夫和孩子的爱情、莫扎特和库诺-费希尔[3]、舞会和心爱的香水，都有意义和依据；或者她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益处的，这样，无论是伊万的爱情、莫扎特，还是她的孩子、香水，都不能使她的生活有所依托。叶莲娜的心里已经乱成一团，因为她失去了自己以前明确的道德基础，所以她什么都能做出来；但是，她强烈地爱着丈夫，而这仿佛是她的生活的主旨，因为她的思想虽然已被性的好奇心所腐蚀，但她还是非常忠贞的，即使在接受格林斯基的抚爱时，也是不无厌恶的。然而她已经失去了平衡，在她意识范围以外的地下实验室里已经决定了她的命运，一种自发的力量给她指出了堕落的道路，你既然失去了善恶的标准，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意义的信心，走出了那个离开它就不能存在的圈子，你就应当毁灭；生活的诱惑在勾引你，你要想“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就得尝一尝犯罪的滋味，而它会扼杀你对生活的渴望；对丈夫和孩子的爱情虽然使你留恋这个世界，但你一定得把他们推开，把这种爱情踩到污泥里去，那时你才是自由的。所以当你通过了这些考验，而什么东西都不会把你锁在这种生活上的时候，那你就要死了，甚至会高兴地死去。
四
对叶莲娜来说，“从打开的小通风窗向外张望”的第一次试验，就是格林斯基的追求。这是一种最坏的试验。格林斯基是一个身广体胖的登徒子，专事勾引那种浅薄而又自甘堕落的沙龙美人。从真正的爱情来看，他是最坏的一类男子。他是最常见的典型之一，在他们这种人看来，“爱情”这个字眼就是用来描绘可以满足肉欲的漂亮的女性的肉体。的确，格林斯基的追求是粗鲁的、无耻的，它在叶莲娜身上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感觉，但是这种污泥里有一种东西却使她恋恋不舍。原来，小通风窗是向男子灵魂中最坏的地方开着的；从这个小通风窗里，叶莲娜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她周围的男人对女子的兴趣所在，他们的“忘我精神”、追求和崇拜是基于什么东西。于是她开始感到厌恶了。但是，她发现的特点既然在她见到的一切男子身上都有，所以她立刻看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丑恶的共同点。当新来的那位对美丽的夫人发生兴趣的家庭教师来商量功课并细细窥视她的时候，她在这里又察觉到了男子的那种共同点。她想：“多么可怕呀，当他注视我的时候，简直同格林斯基和伊万一样。我知道了过去不曾知道的新东西。我仿佛打开了一扇过去一直禁止我接近的门。”
经过这次不祥的试验之后，叶莲娜本应把小通风窗猛然关上，回到自己的深闺里去，求救于伊万、孩子和莫扎特。本来任何一种震动都可以挽救她，使她用“积极的、充满了忧虑和惊恐的生活”代替空虚的生活，用日常需要的实际的小真理来代替已经失去了的小真理。而这样的机会是有过的。伊万病倒了。“一霎那间，无论是不可理解的或罪孽深重的东西都不存在了，这些东西曾经产生了思想和良心上的痛苦，她同无限的世界、同千万里、同永恒的联系消失了，格林斯基的形象在她心灵中也淡薄、消失了。”但是，夏天过去了，伊万复原了。生活回到原来的框子里，而叶莲娜又在小通风窗前出现了，她没有从这里退到往日的那种安宁状态。因为伊万·加利奇有许多朋友，除格林斯基，还有鲍洛豪夫；除鲍洛豪夫，还有萨维茨基，还有……还有……。其中每个人都以勾引友人的妻子为能事，主宰生活的这个精神世界就是这样的。叶莲娜有一些反抗精神，她也曾经竭力想从她越陷越深的泥坑里拔出来。但是，由于她的，更确切些说，由于他的丈夫的哲理、“打开的小通风窗”的模糊念头、性的好奇心以及她心中形成的一团混乱，在她走出了那个圈子以后，她便麻醉自己，开导自己：要体味没有体味过的东西，要得到那种使她心绪不宁的无形东西，但她只能通过爱情来达到。她用爱情或爱情的代替品才能使自己摆脱不堪忍受的双重心理。但是，她尽有的一点抵抗力常常同她的这种不明显的、本能的渴望发生冲突，结果便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合力：叶莲娜委身给萨维茨基了。萨维茨基已是一个年岁不轻、有了白胡子、眼皮浮肿、身肥体胖的堕落的人，是一个最不适合谈情说爱的人。但是他温存、文雅，狂热地爱着叶莲娜；他的爱情对她仿佛是痛苦少一些，羞耻少一些，委屈少一些，总之，对她仿佛是祸害少一些。可是这种爱情对她并不是欢乐，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考验，最后的牺牲。她应当把她对伊万的爱，对孩子的爱抛到她灵魂里已经形成的那个裂缝里去。她带着这种灵魂的裂缝是不能活下去的。可是萨维茨基比任何别的人强，他把这次考验弄得轻易地就应付了过去，并使这种牺牲受到的痛苦和屈辱要少。有病的女人往往喜欢求助于间接的、但是善良而热心的医生，不愿意求助于高明而严厉的医生。女人需要爱抚，就像花草需要太阳一样。
叶莲娜爱上了萨维茨基：“她什么也没有向他倾吐，一次也没有谈过自己的感情，可是他还是知道她爱上他了……”当他请她上他家去的时候，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她用这种点头的动作把问题不可挽回地决定下来了。
请看她在萨维茨基那儿的心情吧：“她那苍白没有血色的、修女般的严峻神情，表示出一厢情愿的样子。她到这儿来仿佛不是为了爱情，而是要做出最后的牺牲，也许是提出最后的问题……”叶莲娜老是使自己保持着麻木状态。她仿佛曾向谁答应过要做出命中注定的行为，恳求给自己困难最少的条件，现在正诚心诚意地履行自己的诺言。无论是萨维茨基或者爱情，此刻再也不需要了，现在只是必须牺牲自己。“她清楚地听到莫扎特幻想曲里的庄严的、和谐的音响：……我做了不可挽救的行为，……不可挽救的……，又是······但是已经够忧伤和沉重的了，……不可挽救的……”她做了不可挽救的行为之后，便躺在床上，目光盯在一个地方，无声无息地吞泣起来。
当然，萨维茨基一点也不了解发生的事情。他和那些习惯从这个女子转到那个女子身边的男人一样缺乏敏感，不去揣度她们的心理，不去细心地注意她们复杂的心理活动。他一开始就不了解叶莲娜的爱情意义。他只知道叶莲娜是个“异乎寻常的”女人，他只是在这一点上把她同他拥抱过的其他几十个女人区别开来，因而他心安理得。他所以殷切地期望她到来，是为了想看透她的灵魂，可是女人的灵魂对这个圈子里的男人是没有“消费价值”的。现在，在她做了牺牲之后，他感到虚伪，但是他毕竟什么也不了解。“他在房门和窗户之间来回地踱着，思索着方才就像跟一个少女发生的那种讨厌和不好的事情。没有那种想睡一会的快适和陶醉，而是痛苦和抑郁。她老是默默地哭着，她已经属于他了，可她还是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的遥远、陌生、异乎寻常。”“异乎寻常”——在这一点上，萨维茨基无疑是对的。他那个圈子里的“平常的”女子不会由于失去对上帝的信仰和善恶标准而闹出悲剧来，不会向自己提出生活意义的问题，不会因为灵魂的毁坏而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们不是过着“忠实的夫妇和善良的母亲”的生活，就是轧姘头，以这来使自己没有意义的生活成为有意义的。
当叶莲娜穿好衣服，已经在前厅停下来的时候，她本想对萨维茨基说：“快，快到这儿来！我在这儿才呆了一个钟头，可是我觉得，好像我已经度过了一生似的……我和过去隔着千万里路。”本来，这次到萨维茨基家来，就是注定要跨过一生的边界的。在这之后，死是容易的，甚至是愉快的。但这一步也是最难走、最痛苦的。要是她没有走这一步而死去的话，在她看来死也许比这种牺牲容易。那时即使悬梁自尽，如果能偶然得救，她还是可以复生的。但是，现在从她牺牲到死亡只有一条路了。也许，临死以前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因为经过这次牺牲，她“明白了那种谁也不想明白的事情，并且不再需要爱情了，不再需要活在人间了。”但是，在生活面前，叶莲娜仿佛感到就是她活下去，也是一具行尸，一个灵魂死了的人。“她现在是这样地平静，就像听从必然和需要而到萨维茨基家去一样；她死得是这样地平静，就像她在那里看到死亡之后无声无息地吞泣一样。”
“瞧，她去了，她无忧无虑地玩耍和游戏，可是一忽儿便把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一个人把它——人的真实——丢掉了，就不能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去了，玩着玩着就不知不觉地丢掉了。后来她的种种表现：无论是她为孩子们的操劳，无论她可能产生出来的一切念头，无论格林斯基，也无论是犯下滔天大罪的种种幻想，还是海边上小昆虫的生活，对萨维茨基的感情，牺牲自己对伊万的爱情，——这一切，她只不过是为了使自己免得掉进无底的深渊，恢复自己以前的真实。”
她为了“玩耍和游戏”而把真实丢掉了。可是别人却不拿真实当儿戏，拿真实来戏要，它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要是把它当作玩具，一旦落在地上，它就会变成一块石头，碰得丢掉它的人感到痛；恢复已经失去的真实是不可能的了。失去了一次真实，也许——不是永远——还能找到另一次真实，但是为了这个就要走出自己的圈子，不是走出一般人的圈子，而是走出虚构那种已失去的真实的人的圈子。这一点叶莲娜是无能为力的。她是在自己那个狭小的圈子里生长大的，她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她未必知道还有别的圈子和别的真实。在她看来，全人类的圈子都被她那个圈子淹没了，因为走出自己这个圈子，也就等于走出了人的圈子。她面前本来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奴仆般地遵守清规戒律，什么也不闻不问；或者是抛弃你所继承的真实，不假思索地奔向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倘使她是一个听话的人，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行走，像生活的预言家和教师指点的那样，她就不会失足了。”她给自己的生命做了这样的结论。可是她不听话，一霎那间便走出了人的圈子，从而毁灭掉了。
她临死前安慰自己说：“我见过了世面，我被这个世面碰得头破血流，然而我是快乐的，我所以快乐，是因为我不需要自己的安乐，我不愿意在黑暗中行走……我是这样非常幸福的……”
一个人有时即使是对自己，即使是在临死的时候，也是完全真挚的。一个人总有一种“高尚的”自我欺骗，可是在灵魂的深处多少会听到无情的真实的声音。难怪叶莲娜这样原谅了自己以后，便立刻使自己的意志听从了这种内心的声音：“我为什么哭呢。”她仿佛听到了最后的真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她还是哭她的命运是这样的不好……”
（陆梅林 译）
注释：
[1] 现代的寻神主义和造神主义在俄国生活中是有其根源的，这就是渴望用新的道德内容来填补旧的伦理毁灭以后所形成的空虚。——作者注
[2] 见《马太福音》第五章。
[3] 库诺·费希尔（1824-1907），黑格尔派哲学家，《近代哲学史》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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