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部稿子写成于二十年前。当时曾经由几位好友代为抄缮，油印二十余册，流通于少数读者间。因为写作时的环境关系，那里可资参考的文献绝无仅有；几乎一切都凭记忆，自不免有一些事实上或年份上的错误。多年来幸承不少读者指出，得以在这“再版”时一一改正。

　　书的内容，并无改变或增添。无论记事与议论，都仍止于一九五七年。凡发生于那一年以后的中国内外大事，均未涉及。在理论方面，当时所作的某些推测，都不就后来发生的真实情况而加以改写。所以如此者，一来为了难改，牵一发将动全身；二来为了存真，也不愿事后窜改，冒充先见。

　　本书大抵将和它的英译本（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面世。英译本由于出版的预算关系限定字数，以致我不得不将最后一章（《在寂寞中思索》）割舍。其他各章，也有或多或少的删节。二书间倘有若干出入处，当以中文本为准。

　　临了，我愿趁此机会，向二十年来关心本书，曾为它抄缮，油印，提出意见以及目前出钱出力使它得以问世的几位好友，表示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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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些话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间写的，到现在已有十四年了。我不曾想到我还能活这么多年；也不曾想到这本书还会在香港重印；更加不曾想到的是：我在书中实际上给他们写了“悼词”的国内朋友们，还有几位能活着见到这本书，特别是我在书中一再提到的郑超麟，不但能活着见到它，并且还能给它做了校勘。

　　读者们将在这个新本子里见到不少条“校者注”。这位校者便是郑超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七九年六月，郑超麟于被囚二十七年之后终于活着出狱了。一九八O年，北京的“现代史料编刊社”翻印了《回忆录》，供内部参考。也许因为超麟被指派去“抢救党史”的缘故吧，他居然也有资格看这本书。他边读边校，结果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给出版者编写了一大张校勘表。这张表，我终于也辗转获得了一份。

　　超麟的记性特别好，加上他的细心，他的校勘指出了我书中不少有关年份与事实方面的错误。它让我在这次重印此书时得以校正。许多明显的小错误，干脆在正文里改正，不加说明。一些比较重要的出入，那就不改正文，而把校者的原注附在下面——借以纪念上述那一段文字因缘。

　　除了校者注之外，这次增订还添了几项补注。那是十四年来，主要是我离开澳门来到欧洲之后，由于接触到新的资料而增补的。

　　附录原来只有一篇：《牛津大学版英译本自序》。这次添了三篇：一、《回忆录》的法文译本自序；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英译纸面本序文；三、各家书评摘译。此外，还新加了当年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写给国际书记处与托洛茨基的两封旧信。它们是几年前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

　　其余内容，完全与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本子无异。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日作者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