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取名《论稿》。顾名思义，可知它不是普通那种章节分明、体裁划一、组织谨严、前后密切呼应、从任何角度说来都已经是完备的一部著作。
一年前，当本书有关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的四章以“三原”笔名先行出版时，我曾经说过，这整部作品只是一个相当大的企图，企图对毛泽东思想作一种“全面的、客观的与历史的研究”。这样说既非自谦，亦非自负。它确是一种郑重与虚心的研究，但确实还只能说是企图罢了。所以然者，第一因为作者体力关系，疾病时常打断工作，一搁往往历数月或半年之久。因此，这本中等长度的书，自从一九六一年一月动手，直到一九六四年八月方才写完，前后耗时共三年有七个月。如此写法，要想作品在体制上如何统一，文字上如何完美，在叙述上绝无重出，那是很难做到的。第二，因为作者被迫居住在一个闭塞的地方，材料搜集困难，参考书不易充分获得，以致有些问题或某些事实，不得不因此而撇开不谈，或暂不讨论。有此限制，当然会影响作品的全面性与完备性。
由于自己对作品的上述不满，稿子虽然写成将近十年，始终任它放置，不曾作出版打算，事实上当然也没有出版可能。
去年秋，经友人怂恿，并得信达出版社协助，终于先将有关中苏冲突的四章出版了。我的一部份稿子，以此总算和比较广大的读者结了缘。其结果，经出版者与销售者的反映，倒不如预料之坏。这本小书似乎还能获得某些读者的欢迎。有些人看了该书序文，知道除此四章外尚有十数章未曾付印，他们竟向出版人或经售者提出要求，催促出版，希望尽早看到全稿。更有些热心朋友，竟付款预定，俾助印刷所需。
这样的热情深深地感动着我。它让我体会到了一件事：一个作品，只要是郑重其事的，本着科学良心的，不怀有别种用心的，真想说些同时只想说些自己确认为真理的东西的，那末，纵然它在体裁上松些，结构上散些，或文字上差些，都会有真心的读者欢喜，甚至还真会有人赏识。这个体会驱散了我多年深陷的孤独感，它让我知道了世间尚有同道在——决心将余稿全部付印了。
不过，这部稿子写成迄今，毕竟已经八年多了。是否应该根据八年多来新发生的史实，将全稿重新校订或补充一下呢？怀着这样的目的，我最近将全稿重读一遍，却发现这样做既无可能，亦非必要。无可能，因为一发动全身，牵涉太广，改不胜改；非必要，因为本书写作的最初计划就是学术性的，就是从问题的根本着眼的，八年来新的史实只能证实我们的基本论断，毋须乎用新的史实来修改我们对根本问题的看法。
因此，本书便完全照八年前写完时候的原样出版了。
从本书完稿到目前付印这段时间内，发生了许多有关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大事。其中最大的一件，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采表现之一。按理，《论稿》中应该为此添一专论，或至少在已有文字中增加一些有关此事的评论。可是一因本书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已另有专文；文字太长，不便用作本书附录；二因在既有文字中增添特殊段落或冗长注释，将使《论稿》更加庞杂，令人无法卒读，所以我都不曾这样做。(编者按：鉴于文革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再版这部书的时候，已特别补充一个附录，即作者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文。)
其实，我们虽然不特别讨论“文化大革命”，本书中所曾讨论的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种种方面，尤其关于毛泽东在文艺、经济以及“人民公社”方面的思想，已经颇足以帮助读者们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甚至可以这样说，只当人们弄清楚像我们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的诸般特征之后，才能正确了解这个“大革命”，才能了解它发生的原因，它所采取的形式，它所经历的过程，以及它的趋向与它的全盘意义。
在这里，我们自然不能具体说明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在各个方面的关系。不过抽象地，我们却立即可以指出来：毛泽东性格上与思想上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时而相辅相成，时而此长彼消，它们交互错综着，迭为雄长地，像幽灵一般飘荡在整个运动之上，或者像灵魂一般作用于全部运动之中。试想想，如果不是想实行“一国共产主义”，如何能在国内造成如此深刻与众多的矛盾？如果不是毛氏的“经济的浪漫主义”想一步登天，如何能造成长达三年的“特大灾害”？如果没有造成这些灾害性的错误，党领导又怎能落入“走资派”之手？失权之后，如果没有敢作敢为、乾坤一掷的气概，谁又能做出如此规模的“革命大彩排”？等到“彩排”变成正戏，“钦定造反”又转变为真正革命之势的时候，始则用枪杆子“平乱”，继而以党的名义制军，如此经营，如果不是策略圣手，权术大师，又怎能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同时，如果不是斥原则为教条，以理论为幌子的人，又如何能这样忽左忽右，出尔反尔？……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以提出一大串的。
当然，我们绝不以为“文化大革命”乃“毛泽东思想”所一手造成，也不以为“毛泽东思想”的特征便可解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我们决不会这样想，因为这种想法是唯心主义的，是“英雄史观”；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共通之点。个人，无论多么重要与伟大的个人，其作用总是有限的。对于一般的中国革命，或对于特殊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无疑都起过作用，都发生了影响，都留下了记印。但很显然，这些作用、影响和印记，纵然十分巨大深刻，却决不能说是决定性的，更不能说是独一无二的。归根结蒂，客观的条件总决定着主观的意图。历史和社会的“形势”总强于任何伟大人物的计谋。因此，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特别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谁要想拿毛泽东的性格和思想来说明其中的许多问题，无论解释其有利于革命的方面或指出其为害于革命的方面，都必须牢牢保住着一个限度，必须时时记住“存在决定思想”那个命题，必须时时懂得从中国与全世界的种种特殊情形和关系，去观看毛泽东思想中此一或彼一见解的正确和谬误。只有站稳在这个立场上，我们才能反过来，正确地将某一或某些毛泽东思想去解释中国革命，特别是去解释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现象与性质。
在全部《论稿》中，作者自信还能始终保持这样一个立场，因而我相信它不但能帮助读者们拿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去了解过去，而且能凭以解释今日一切与毛泽东有关的事变。
稿子写成，曾经请不少朋友阅读过，他们大多给我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或者指出引文上的错误，或者纠正事实上的出入，亦有在看法上表示异见提出来与作者商酌的。凡此种种，都会有助于本书的写成，我谨在此对所有这些朋友表示谢意。
1972年12月7日 双山(王凡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