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原本是我另一部稿子中的四章。只为了出版方便，才单独拿出来先行付刊的。
我的另一部书是“毛泽东思想论稿”。那是一个相当大的企图，企图对毛泽东思想作一种全面的，客观的与历史的研究。全书共十六章，本书乃是它后面的四章——专门讨论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和中苏冲突的关系。
“论稿”开始写于1961年之春，草成于1964年8月。因此，文中所涉及的毛泽东的言行，自只能以发生在1964年秋天以前者为限。
自从那时到现在，不用说，“桥下已有大量的水流过了”。同时在那个思想本身，似乎也有了“飞跃发展”，似乎也有了新的意义。
那末我们这几篇数年前的旧稿不加改作地拿出来付印，是否合适？是否有用呢？
我想是合适的，因为这几章里叙述的是中苏共冲突的历史，所研究的是冲突之深远的原因。近三年来新材料的出现虽于史实有所增添，但基本上不能改变我们的叙述；这几年中的事实发展，更不会影响到我们关于原因的论断。同时我想这也不会无用的，因为中苏冲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乃是他“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不小范围内，却正是那“反修斗争”的结果，或者可以说，毛泽东这个对内斗争，多少也就是他对外斗争的产物。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所以要正确与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反对“中国赫鲁晓夫”斗争的原因，必先正确地知道他和苏联赫鲁晓夫们斗争的意义。
可是为了知道其经过并了解其意义，我相信，本书是可以——至少在相当限度内——满足人们要求的。
临了，我希望以本书为其中一部分的我的那部《毛泽东思想论稿》，不久也能和读者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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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几句话写于1966年11月间，因为当时曾经有将本书出版的计划。计划终于没有实现，一耽搁，转眼又将五年了。
现在，离稿子写成竟已有七年之久，却真的有了出版机会。在接受出版者的提议之前，我不免有多少疑虑：是否真的还值得付印呢？于是将稿子再读了一遍，结果，答案倒是肯定的。
如果，我这几篇东西是新闻记者式的报道，不用说，到了今天只配抛进废纸箱了。如果它是所谓“中国观察家们”半逞幻想半卖情报式的作品，那更不用说，毋需等到今天，本就应该付之一炬的。
但我这书既不同于前者，更不同于后者。它是严肃的研究——虽然也还只是一种企图，是作者对于当前世界的巨大事变，对于今后人类的某些根本问题，以毛泽东思想作引子，配合在中苏共冲突的史实中，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上，全面思索之后所提出的一份报告书。
这样性质的作品（好坏正谬是另一回事），决不会在短短数年中变得不合时宜。因为这里的时间尺度不是十年八年，甚至不是数十年，而竟是上百年的。
当然，如果读者中有谁只愿将它当政论读，当史料看，我想也不会一无所得吧。
1971年9月
三原 序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