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7年夏秋之间到1962年冬天，这五个年头是中苏分歧由暗斗到明争的时期。用中共文章中那句形象性的话来说，这乃是“三尺之冰”，在日趋酷冽的寒冷中逐渐冻结的时期。
关于这个时期，现在中苏共都已经发表了不少文字。它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描绘了一幅由交好到交恶的经历图。根据这两幅图画，比对双方互相指控的所谓“诽谤”与“伪造”，参证当时的客观事实，我们原已可以确立一个比较信实的与比较全面的真相了。
这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是值得做的。
但是我们这里不能做。我们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所限制，只能从毛泽东思想的传记角度，只能从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史和发展史角度，来看中苏分歧。甚至，我们还不得不把自己的探讨范围规定得更加狭隘些，即无论谈事实，或者谈问题，都首先从下面这两个考虑出发：那就是：在上述这个时期内，究竟是哪几件事情，使这位平素颇有涵养而又能忍让的毛泽东变得忍无可忍，挺身而出，从事战斗的？究竟是哪几个问题，使这位从来只重实力，鄙视教条的现实政治家，忽然看重了理论，为反对“修正主义”竟不惜搞坏中苏邦交呢？
这样一种有限度的研究，使得我们无法用“编年”体形式来全面叙述那段“冰冻过程”。我们只能从中选取若干最主要的问题，把它们和当时的事实联系起来，作一种姑且可以称为“纪事”体的简略评述。
在中共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那篇文章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错误，不自今日始。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这段话我们觉得相当有意思，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的那种毛泽东式的犹豫，让我们看到了现实政治家在投入理论原则斗争之前所感到的彷徨。它告诉了我们：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毛泽东曾经长期苦闷地考虑了怎么办；他曾经想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希望把苏共的新路线简单看成苏联的内政；他曾经考虑到苏共领导的报复性的打击，怕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严重损害，因而想“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即“不干涉别人内政”之谓）：——这些都说得很好，因为都符合于毛泽东精神；同时这些又都是真话，因为有事实为证（这些事实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相当充分叙述过），而且事实上表现的还比说的更甚哩。
在另一方面，文章说他，毛泽东（当然也指中共领导），为了不愿意让自己“也变成修正主义者”而决心不跟苏共走；说他为了不肯“放弃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因而终于打破了对苏共的沉默；又说他为了“坚持真理”，为了不肯“拿原则做交易”，因而不怕苏共的打击，不怕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损害，毅然放弃了只扫自家门前雪的立场——这些，说得也不算坏，因为它们虽然不是事实，或不完全合乎事实；但是符合于毛泽东作风的，符合于“名正而后言顺”这个古老教训的。
我们自然不想说，原则性的思想问题根本不曾是中苏争执的原因。我们也不想说，中苏分歧中一切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都不过是幌子。我们只想说，使中苏两党发生严重分歧，使毛泽东忍无可忍，使他摆脱一切顾虑，挺身出来与苏共领导战斗者，其中在意义上起决定作用，在次序上居于前列的，并不是抽象的与原则性的理论问题，而是有关乎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一些具体的利益问题。
细细观察中苏分歧的经过，我们觉得，下面五个问题才是一切分歧的直接原因。它们是：反对“个人迷信”问题；解放金、马、台湾问题；中印边境冲突问题；经济技术援助问题；党与党，国与国之间的平等问题。至于其它问题，几乎全部是由这五个问题，直接间接地引申出来的。
先谈反对个人迷信问题。
所谓反对“个人迷信”问题，实即斯大林问题。中共有时又称它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问题。
斯大林问题如何会变成了毛泽东问题；斯大林崇拜如何牵涉到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崇拜又如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这些，我们在上一章里讲过了。毛泽东如何在这个突然发生的问题上感到尴尬苦闷，如何在言论与行动上初拟追随．继而迟疑，终于决定反对的情形，我们也都在上一章里叙述了。
总之，在1957年秋天，当“鸣放运动”在纷扰与狼狈之中结束之后，毛泽东便完全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确乎丝毫都放松不得；定于一尊的领袖制度片刻都放弃不得。他决心要把斯大林时代的全部方式保持下来．不管苏共领导人的容许或反对了。
这样做，自然要叫赫鲁晓夫们不高兴的，必然要与苏共发生冲突的；但不曾立即引起冲突。因为对苏共的新领导集团说来。最关重要的在于中共对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的声援，却不在于这个声援的真实程度。只要是声援，就有利于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的地位；至于中共在响应了“反对个人迷信”之余，实行的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独裁，对他们，对赫鲁晓夫们，那就无关宏旨，至少没有直接害处的。他们尽可以优容。其实，首揭“个人迷信”的赫氏自己，又何尝真能推行“集体领导”呢？
在1957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由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根本就不曾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至少，它不曾在会议上争论过。在该次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有趣的、外交式的、因而绝非马列主义的妥协。一方面，中共让《宣言》写下了这样的字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中共在“法理上”支持了苏共的反斯大林运动。另一方面，苏共则让中共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即关于中共意在替斯大林专制作理论辩护而规定的五点规律，扩大成为九点，写进共同文件。这是苏共在“理论上”默许了中共的亲斯大林行为。
这是一笔典型的“原则交易”。照我们所知当时发生的情形看，这交易完成得并不困难。[1]
莫斯科会议以后，反对或拥护斯大林崇拜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非但听不见这个声音，而且，在赫鲁晓夫的口中，居然还听到过不同的调子，类似“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话。毛泽东方面，则将“个人崇拜”始终表演得比较隐蔽与克制。中共文章每当提到大师们的时候，总只限于马恩列三人，对斯大林的颂扬至少从公开宣传中消失了。
就这样，那个反斯大林问题或反个人迷信问题，虽然是发生于毛泽东与苏共新领导之间的第一个分歧问题，也是最使他头痛过和困恼过的问题；但若没有后来更现实更有关中苏两党（亦即两国）实际利益的问题发生，那么，这个问题，很可能始终不成为中苏争吵的事端之一，可能始终以“内政”问题来看待，双方各行其是，互相不加干涉。
是什么新的利益问题使中苏关系再度紧张呢？这且待后面再说。这里要指出的是：每有一次新紧张，就要重提一下这个旧“分歧”。新紧张积聚得愈多，这个旧“分歧”就叫嚷得越响，旧“分歧”叫嚷得越响，自然又制造出更多更新的紧张。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影响极其直接。所以然之故，因为紧张到了某个程度，双方势必都要发生“颠覆”对方的同一愿望。要颠覆对方，那么在共产国家的特殊情形中，很自然地企图与对方的“反党分子”建立联盟，企图号召对方的群众起来，反对上层领导。要实现这样的企图，那么在赫毛斗争的具体条件下，赫鲁晓夫一边的最佳武器自是“反对个人迷信”，进一步反对“独夫”斯大林，以此打击“独夫”毛泽东，而在毛泽东一边，当然要强调“领袖权威”的重要，以此替死去的斯大林恢复名誉，替倒了台而仍活着的“反党集团”撑腰助势，同时给自己的个人膜拜制度固基培土。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的。
就中共方面说，个人迷信问题从“内政”问题再度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大致在1960年夏秋之际，即当中共在罗马尼亚京城各国共党会议上遭到“突然袭击”之后。1960年9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以此作为因由，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又高高举起，毛主席的颂赞又响彻云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当作一个战斗信号推行出来。
这个战斗信号正确地标志了中苏共紧张的程度，它表示了两党两国之间的分歧已达到不再能够妥协的地步。
在是年11月举行的莫斯科国际共党大会上，中苏共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所达成的有关个人迷信问题的妥协，完全被破坏了。会议所发表的《声明》，特别提到了《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的克服》，特别强调：“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又特别指出了“不允许有束缚共产党员发挥创造性思想和主动性的个人迷信”。同时，《声明》还把《宣言》上关于“共同规律”的部分，干脆删去了。这些都显然是针对着毛泽东的，是赫鲁晓夫利用“个人迷信”这个题目来打击毛泽东。
斗争继续下去。等得到了1961年11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大会上，中苏两党关于“个人迷信问题”的争论，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论，那就发展到了白热化、甚至戏剧化的程度。斯大林的尸首成了一出胡闹剧的中心道具：周恩来向它献花致敬，赫鲁晓夫连忙将它挖掘出来，焚化改葬。大会上苏共领导人指着阿尔巴尼亚霍查那个和尚，大骂毛泽东这个秃驴，说他犯了斯大林犯过的一切罪恶，说他企图建立比斯大林当年还要丑恶的个人迷信。从此以后，“个人迷信”问题不仅成了中苏共之间的大分歧之一，而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派系分裂的重大问题之一。从这个问题出发，又牵涉到整整一系列的分歧问题。例如，对斯大林的估价问题，民主与集中的比例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家机器的加强或减弱问题等等。
那么，从1957年莫斯科会议到1960年的罗京会议，亦即从“个人迷信”的暂时妥协．直到为这个问题再起争执，这三个多年头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究竟是什么问题，使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以致使那个原已相当妥协的“个人迷信”问题再度被提出来，而且成为中苏共之间难于和解的一个重大分歧？
据我看，首先是1958年的解放台湾问题。这是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的第二件大事情。
在中共发表的那篇《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长文中，1958年项下，提到了一句话：“1958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仅仅是这样一句话。这里没有说明要求的内客．也没有说出它被提出时候的具体情形。
同样，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1964年2月对苏共中央全会所作的所谓“反华报告”中，我们也看到了一句有关1958年的话，他说：“但是，遗憾的是，中国政府从1958年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采取各种破坏苏中友谊的措施，并且以自己的未经协商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不仅给苏联，而且也给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困难。”这句话也说得没头没脑。也是只有罪状，却无事实的。
不过，我们如果将1958年发生的大事，稍稍精细地研究一下，却不难找出双方互控罪状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那些双方都不明言的争执．却正是那些公开争论的理由与基础。
因此我们得在可能范围内，填补这一页空白。
1958年7月的中旬，美英帝国主义者为了干涉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革命，突然出兵黎巴嫩与约旦，引起了紧张的国际局势。在中近东，更造成了迫切的战争危机。为要解决这个危机，赫鲁晓夫在7月19日提出了意见，主张召开“五大国首脑”会议。即主张由苏、美、英、法以及印度的五国政府首长举行“高峰会议”。这个提议非常奇怪。当时美国原本主张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来解决问题，苏联表示反对。它所持的反对理由，是说安理会里没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可是它自己提出来的办法——“五大国首脑会议”，却一样不请中国参加，而且建议由印度来充当亚洲大国的代表。
是否在那个时候的中苏歧见，就已经使赫鲁晓夫企图拾高“中立执善的”尼赫鲁印度，藉以平衡或牵制不易就范的毛泽东中国，因而有意提出这个轻视与侮辱后者的提议呢？据我们看还不见得。诚然，即使在1958年秋天，赫鲁晓夫都已经有这种企图和用心了。但是这种心意，至少在当时还不至于以如此露骨方式表演出来。当时克里姆林宫所以要用印度代替中国，最重要的理由，多半是这样的：如果提出中国，美国绝无考虑余地，美国拒绝考虑，那么所谓五大国首脑会议势必变成纯粹的宣传，毫无实现可能；但是赫鲁晓夫提出这个建议，却是希望实现的；不但希望实现，而且希望真能解决危机，真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更甚至真能跟着解决东西方的其他许多矛盾，因而大有裨益于和平共处的。赫鲁晓夫的这样一种想法，在北京看来，比之于中国未被列为“五大”之一，也许具有更严重的政治意义，因而更为不满。
当时北京对于中近东局势所采取的态度，在7月20日，即当赫鲁晓夫提出“五大国会议”的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不能袖手旁观》）里表示得很清楚。它说：“帝国主义者从来就是欺软怕硬，只承认力量的。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教训这些惯于进行侵略、干涉和战争冒险的帝国主义强盗，迫使他们接受和平。”
显然，北京非但不赞成由印度代替中国作亚洲的发言人（关于“五大会议”根本不提），它而且根本反对向侵略者表示软弱，根本反对和侵略者谈判，它主张“坚决斗争”，叫帝国主义者在力量前接受和平。
中共究竟预备采取怎样的“坚决斗争”？如何反对那正在遥远的中近东侵略的美英帝国主义呢？问题因为牵涉到军事秘密，当时不曾明言，后来的争论文件也不曾说明。但从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判断，中共当时主张的办法，多半是要乘机解放台湾，首先攻取近海岛屿。这个实际行动，当然与赫鲁晓夫所追求的以任何代价避免战争，用一切手段缓和局势的主张，正相反对。
这样，一个新的中苏共之间尖锐冲突形成了。为要解决分歧，协调步骤，赫鲁晓夫于7月31日亲自飞到北京，同毛泽东作为时三日的谈判（这是赫鲁晓夫的第二次访华，也是毛赫二人的第三次会面）。至于他们如何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双方迄今并无任何透露，我们只能作如下的推测：
毛泽东多半是这样提出问题：反对侵略战争，单靠大国会议来商量是没有用的，至少是不够的。要有效而切实地反对侵略战争，只有用革命的解放战争。目前美国正在中近东发动侵略，苏联应该支持中国，先攻取靠近大陆的金门马祖诸岛，然后进而解放台湾，倘美国回师东顾，防守台湾，则此举至少可以缓和中东局势，援助了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革命。赫鲁晓夫自然不同意这个做法。在他看来，这样干不能缓和危机，只能加重危机。这是将中近东的战争扩大到远东，并且大大增加了世界大战的危险性。这和他全面缓和国际关系的主张，特别和他缓和美苏关系的主张，根本冲突的。但是毛泽东坚持他的主张赫鲁晓夫也不肯让步，于是问题就很自然地发生了：如果因台湾海峡的局势而引起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作为中国同盟的苏联，究竟应该怎么办？依照互助同盟条约而介入战争呢？还是违背条约而站在一旁？介入，自非赫鲁晓夫之所愿；袖手旁观，则恐势有所不能。在此情形中，苏方多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中苏互助同盟条约之下，组成一个联合机构，该机构由中苏平等组成之，但由苏方保持决定权力。这也许就是中共指控的所谓“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要求。结果，当如中共的文件所说，毛泽东给它以“正当的与坚决的拒绝”。
毛赫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虽然也“坚决主张立即召开大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中近东局势”，但不指明由哪几个大国来代表，更不曾提出由印度来代替中国充任亚洲代表。至于实际如何反对美帝侵略，则公报只字不提，也不曾提及收复台湾之类的问题。很可能，那次会谈没有在任何一个争论问题上取得妥协。
可是中共方面却不管苏方态度如何，在会谈之后不满一个月，从8月24日开始，便以行动来实现台湾解放，首先炮轰金门马祖了。台湾海峡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美之间全面战争的危机变得非常迫切。这时候，我们看见赫鲁晓夫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他表示“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他同时声明苏联忠于中苏互助条约上所规定的义务，“将尽一切可能……来维护两国的安全，维护远东和平的利益和世界和平时利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上同意过毛泽东的办法？难道中共之进攻金马事先获得苏共的充分支持？
据我们看，都不是。事情多半是这样：问题根本不曾有过一致的决定．或仅仅有过一个模棱两可的协议，或者是赫鲁晓夫只做了一个极其虚伪与不切实的、乃至有条件性的承诺。可是北京则明知莫斯科在解放台湾问题上所持的反对态度，或误信了有条件同意的勉强态度，却尽照自己的计划干起来了，致使莫斯科在既成事实面前，不得不出来为盟友撑腰。
事情如果是这样（我们相信是这样的），那么，赫鲁晓夫此次的被迫声援，该是莫斯科不满意北京的最大导因之一，该是二者之间所发生的最早与最现实的不愉快事件。
苏斯洛夫所谓“中国政府从1958年开始……以自己的未经协商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不仅给苏联，而且也给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困难。”主要当指此而言。
勉强而被动的支援声明，当然不会认真切实地见诸行动；这，自然又会反过来激怒毛泽东。如果在北京的毛赫会谈上，后者对此做过虚伪而闪烁的承诺，但当事实展开后却不肯将承诺兑现．那么毛泽东的恼怒将更加理直气壮了。
观乎那次解放台湾之役的有雷无雨，观乎那次进攻金马之以闹剧（“单日开炮”）收场，我们相信，毛泽东确是有理由责备赫鲁晓夫“背信弃义”的。
无论如何，1958年秋天所发生的事情，对于往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具有莫大影响。由于这些事情，苏联责备中国只顾一己的局部利益，不顾世界的全局利益；责备它只为沿海几个岛屿，竟不惜将盟国拖入战争，甚至不惜引起世界大战。由于这些事情，中共责备苏共企图与美帝拉扯交情，不援助反帝斗争；责备它的支援徒托空言，事实上却暗中拆台。甚至责备它想混水摸鱼，想利用台湾海峡局势来军事上牵制中国。
一切关于反帝斗争，援助殖民地解放斗争。乃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种种理论问题，可以说都从这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引出来，或因此问题而加剧了争论。
自从那件事情与那个时候起，中苏共的关系便急剧地恶化了。越来越不能妥协了。此后不到一年，即到了1959年6月间，苏联政府片面废弃了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一部分的原因，也正就是中苏在台湾海峡局势上所形成的军事歧见。
这个歧见，到了1959年下半年，又因为中印边境冲突而加剧了。
中印关系的恶化，看来与苏联原不相干，可是事实上，中苏关系大大受了中印关系的影响。两种关系的恶化几乎同时进行，彼此间让人看到异常密切的联系。
中印两国如何为了西藏问题的处理而失和，它们如何从“本查希拉”发展到兵戎相见，这些我们不想追叙。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来的，只是中印关系如何牵涉到中苏关系的一些简单事实。
1959年3月发生“西藏事件”，中印关系开始恶化；同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地废弃了中苏有关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同年8月，中印军队在朗久地方首次发生冲突；苏联政府于9月9日经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偏袒印方。9月底，赫鲁晓夫以此声明作为“见面礼”，飞去美国，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议。10月初，赫鲁晓夫乘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之便，与毛泽东举行他们二人之间的第三次会谈，叫毛泽东不要“用武力去测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尤其要对印度和解与让步。印度政府显然从苏联态度得到了鼓励，在毛赫会谈之后不出一个月，便在中印边界西段造成了更严重的武装冲突。1960年7月，中苏之间直接发生了边境纠纷。此后，经过一年之久的酝酿和进一步恶化，在1962年4、5月间，新疆伊犁地区爆发了“难民出亡”和与之有关的中苏边境事件。接着，从10月下旬开始，中印边境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苏联公然给予印度政府以军事上与经济上的援助。
这一串简单的事实，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中苏纠纷是如何紧密地与中印纠纷牵涉到一起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
原因据我看不外乎下面三个：第一，苏印两国在对华边境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中苏边境比中印边境长，历来有争议的地点又比较的多。中印之间既然有了问题，则中苏之间迟早也会有问题。莫斯科显然要想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造成一个能令北京克制的先例。第二，莫斯科觉得北京为了“几公里荒无人烟的土地”，不惜与朋友翻脸，不惜以兵戎相见，大大妨碍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特别妨碍了美苏关系的改善，而且将中立的印度驱入美国的怀抱，影响了国际政治的全盘形势。第三，为了对付难于就范的毛泽东，赫鲁晓夫早已采取了“口称中国是兄弟，却把尼赫鲁当亲人的政策”。（例如我们上面谈过的“五大国会议”的提议。）不过自从中印边境纠纷爆发之后，那个“捧疏抑亲”的立场，立即转变为“远交近攻”，甚至“借刀杀人”的办法了。他最初在政治上，继而在经济上，终于在军事上实行公开的助印反华。
赫鲁晓夫既然采取了如此肆无忌惮的，公然沙文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政策，藉以压迫中国，毛泽东岂是好惹的？别说毛泽东，就是换过比较没有那么多民族主义的领袖们，也一定要起来反抗，也一定要造成“分歧”。
许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便由此发生，它们是：阶级性质不同的两个国家发生了战争，处于第三者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应该受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原则的决定呢，还是应该让自来强权政治的均势观念来决定？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边界纠纷，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来决定？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主要是为了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其它国家应该放弃一切为民族独立或领土完整的斗争？以及诸知此类问题。
第四，我们要谈经济与技术的援助问题。
在谈到中苏两共党如何为经济与技术援助发生冲突之前，让我们先列举一下赫鲁晓夫当家之后，有关这方面的几件大事：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北京。结果是，改订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所签订的一些政治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条约，此外还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订了建筑分别自兰州至阿拉木图，自集宁至苏蒙边境两条铁路的协定；苏联予中国以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政府再建15个工厂，并对以前供给的141个工厂添供设备；还赠送了一座国营农场的全套机器和设备。
1956年4月，米高扬访华，签订了一个新的经援协定，苏联援助中国再建55个（总值25亿卢布的）新工厂。
1957年10月，中苏签订（有关原子弹的）国防新技术协议。
1957年11月，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出席召开于该地的81个共产党及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关于经援方面，没有任何结果。
1958年8月，中苏间签订了一项协议，苏联助建47座工厂。
1959年6月，苏联片面撕毁了原子协议。
1960年7月，苏联片面决定，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
1961年10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二次大会。苏联曾向他提出提前偿清朝鲜战争时期所欠的借款。
上面这一个非常不完全的事实排列，却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明确印象：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好像是一条界线，它把苏援的意义划分出两个时期。在此以前，赫鲁晓夫们主要是以经技援助作为诱饵，或当作贿赂，从中共方面取得政治上的“照顾”。在这条界线以后，苏联当局却主要以经技援助作为武器，或当作要挟，藉使中共领导人在政治上让步，在理论上顺从。
1954年赫鲁晓夫、1956年米高扬，两人前后来华所做的“慷慨”事业，它们所含有的政治意图，它们所藉以成交的政治交易，我们在前一章里已详细讲过，不赘。在这里，我们只想联系着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比较详细地谈谈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为何与如何会发生了转变，它为何与如何从“香饵”变成“要挟”，以致激恼了毛泽东，并使中苏“分歧”进一步地恶化起来。
我们知道，自从1957年7月，中共大张旗鼓地反对右派以后，毛泽东终于决定走上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的相反道路。这个态度，当然为苏共所不喜的，但不曾立即影响到苏联对华援助的方针。所以在十月间，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谈判，即关于苏联答应让中国分享原子秘密的谈判一经成熟，双方便签订了协议。
到了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在中苏关系的全盘检讨中，这个援助问题才让人觉察到了有所转变。但因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事情绝非单独为了援助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一般地谈谈莫斯科会议以及表现在那次会议上的中苏矛盾。
1957年11月举行于莫斯科的世界共产党及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会，不但对于中苏关系，而且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这是斯大林逝世以后，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共产党大会，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经过一度纷争而建立了新中心以后的第一次国际大会，也是赫鲁晓夫们的新路线在国内外遇到种种挫折和考验后所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大会。苏共新领导利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来召集那次会议，显然具有这样的企图，那就是要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上所完成的人事与政策上的改变，在世界共产主义者大会上获得正式批准；并且经过这次大会，将此改变从一国范围，合法地、彻底地推广到国际范围去。
可是由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却是怀着不同企图，前来参加会议的。这位中共的头号领袖，我们知道，对莫斯科从来就不怀着至诚虔敬的心情。后来中共胜利，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为了党内斗争前来求救，以及苏共的“解脱斯大林”运动在东欧引起的连串波澜：所有这些事实，又逐次减低了毛泽东那份原不很高的虔诚。因此当1957年冬初，毛泽东第二次前赴莫京，他的情怀和1949年岁末的第一次赴俄，该是非常不同的。第一次，他如果还是以学生资格，以朝山进香者资格，来到这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祥地，从斯大林那里上了所谓“共产主义”现实政治的一课，那么，第二次，他却是主要以教师和前辈资格，以正确路线的坚持者资格，来向斯大林的“不肖门徒们”，向那些只会跟随克里姆林宫指挥棍跳舞的可怜革命家们，上堂授课了。换句话说，毛泽东是要利用他生平第一次参加国际共产党会议的机会，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把所谓毛泽东思想，亲自带上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舞台去。
就这样，苏共和中共，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从两个正相反对的方向，怀着两个难于和解的企图，聚首于莫斯科会议厅中。究竟谁的方向与企图能够在大会占据上风，能够为大会所采纳呢？这就得看两者地位的谁强谁弱了。在共产党国家与共产党领袖之间时所谓地位强弱，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普通意义的强弱，即是要看谁所统治的国家，在经济、军事以及一般文化上所达到的程度。谁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强些，那么这个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所发表的言论就响亮些，有分量些；他们在共产党人的行列中的地位也就排得显著些，前面些。这方面，跟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治家们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惟一不同，只是共产党人有时把这种关系表现得更加露骨罢了。第二个方面，另有一种强弱关系，却是为共产党集团与“社会主义阵营”所独有的，那就是：某一共产党巨头（因而也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强弱，还要看他在自己党内与整个国际上所享有的革命威望，看他所享有的革命政治的力量。
当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地位和力量对比，在第一种意义上说，当然相差甚远；但若就第二种意义说，前者却强过后者多多。这就是说，双方各有所强，各有所弱。彼此都不能说处于绝对优势，没有一方能轻易屈服对方。虽然，归根说来，第一种意义的强弱毕竟能最后决定问题；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个第二种意义的强弱亦自有其不可轻视的力量，它是能够变弱为强的。就这样，我们看见，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议上，处于微妙的势均力敌的地位上。
可是一切均势总须打破；似是而非的、勉强形成的均势则更须打破，也更易打破。苏中、史毛之间原不曾有过均势。二者强弱分明，后者是注定着要对前者“一边倒”的。赫毛均势的形成，既然由于苏共党内的斗争，由于东南欧诸“卫星国”的反苏，由于毛泽东在这些纷争中所能发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那么到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候，“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政治气候已相当不同。第一，赫鲁晓夫一系在苏共内部的地位业已稳固，第二，以匈、波为首的反苏政治风暴已经过去，相互间的关系已经好转。赫鲁晓夫是仰仗过毛泽东的政治“照顾”的，为此，他曾经付出了代价。可是气候一经转变，“照顾”的时价也就不同了。它不但跌了价，而且根本不需要了，因为从苏联和苏共的真实力量和传统威望看来，毛泽东的继续“照顾”竟成为侮辱了。因此，从赫鲁晓夫的立场出发，需要在莫斯科会议上打破与中共之间的均势，要重新建立苏共的片面优势[2]。毛泽东则从他自己的立场出发，却想在那次空前盛大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把他已经享有的政治威望巩固起来，并且在范围上推广开去，使他原来对苏共的一党照顾，扩大成对所有共产党的普遍领导。
这，自然意味着中共对苏共的国际领导权的挑战。这个挑战，刚巧又碰上了苏共要重建与巩固这个领导的努力，激烈的冲突于是就无法避免了。
不过在莫斯科会议上，我们却看不见中苏之间发生认真激烈的斗争。两党虽然在几个问题上有了分歧，为了这些分歧彼此发生过一些争论；结果却是客客气气地妥协了，甚至这是赫鲁晓夫作了较大让步而妥协的。
然则两党的激烈斗争又在哪里？赫鲁晓夫的态度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
据我们看，它不表现于业已发生的事情上，却表现于未曾做出来的事情上。什么是未曾做出来的事情呢？经济与技术援助是也。
我们知道，莫斯科会议的举行，离开中国第二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实施，已不足两月。毛泽东此番亲自出马，不可能不和苏联当局谈到这个问题的，不可能不谈到在新的计划中苏联所能给予的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帮助。过去，每次中苏最高领袖会面，接着总带来一批新的协议，这次又值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关头，理应在这方面有更多成就。可是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当时有这种谈判，事后也不见有任何协议．毛泽东空手而去，空手而回。原本应该发生的事情却没有发生，这儿便是冲突，这儿也就是变化。
这样推断，我们是否犯了“想当然”的毛病？
我们相信还不致于。当然，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在中苏共的任何文件中找到证据，证明双方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讨论过经技援助问题，也不曾见到过任何材料，透露出此种会谈的经过[3]。不过从会议的全盘形势看，从会议的结果看，我们相信下面的想法不致与事实相去太远。
毛泽东来到莫斯科，主要就“和平过渡”问题与“个人迷信”问题，提出了与苏共的不同意见。但他提出不同意见的态度是非常妥协的。譬如在《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的结尾处，中共声明：它的不同意见“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地方提出修正。”
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态度呢？那个同一提纲就给了解释：“为了种种考虑”。是什么考虑呢？其中重要的一个，也可以从中共的文件里找到回答，那就是：为了怕“遭到报复性的打击”，怕“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换句话说，怕激恼了苏共领导人，从此拿不到经济上与技术上的援助。
那么毛泽东根本不提出不同意见不更好吗？这却又不行的。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相比，其强处在于他享有的革命威望，其价值也在于这个威望。如果他想抵消赫鲁晓夫所享有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优势，并使这个优势转过来为他所用，他就得保持与加强业已享有的革命威望。但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他绝对不能表现成别人指挥棒下的跳舞者，而必须继续扮演苏共新贵们的政治上的保护者。
所以毛泽东的态度是无法不矛盾的。他必须一方面在政治上保持独特的主张，藉以抬高身价；另一方面又要表示出充分的和解可能，以此换取援助。
赫鲁晓夫自然不会喜欢这个态度。只要他发现自己“已经好了”，立刻就会对中国朋友“狠”起来。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时期，据我们的看法，赫鲁晓夫是已经狠了的。虽然这个狠不曾表现在政治讨论中，而主要表现于援助问题上：他根本拒绝谈判这个问题，或者，谈判了而不曾有任何结果。
凭着三年来和毛泽东的交道，赫鲁晓夫认识到他的对手跟自己一样，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对于这样的政治家，用钱来讲话，自然比用论据讲话要方便得多。过去他曾经用钱买到了中共方面颇为悦耳的“声音”；现在，他想用同样的钱，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即用靳而不予的方式，压下中共那个不再悦耳的“声音”。赫鲁晓夫相信这是他走了最狠的一步棋，也是最容易叫对手清醒，叫毛泽东屈服的一步棋。
可是照往后发展的事实看，当时赫鲁晓夫这样做法是打错了主意的。
毛泽东诚然看重实际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不很计较“茶杯里的风波”；但是，他代表着一个古老而巨大的民族，更重要的，他代表着一次潜力深厚的革命，而且他本人又是一个睥睨一世而雄心万丈的人物，怎么肯“食嗟来之物”呢？显然，赫鲁晓夫那次的手法是弄巧成拙了。用钱讲话而不得其法，往往比用论据讲话更易激怒对方而非安抚对方。那次的情形也正是如此。
毛泽东正是在那次亲自领教了赫鲁晓夫的手法以后，我们相信，才开始由“一边倒”的想法移转到“自力更生”立场。
1958年5月间，中共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8月间，它提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些措施之所以采行，自然有很多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是不能否认，其中一个不小的理由，就是要给赫鲁晓夫的要挟态度以一个答复，是要尽可能用土力量土办法来代替洋力量洋办法的一种企图。
不过这个转变，无论就赫鲁晓夫或毛泽东方面说，都还不是最后的。
1958年8月．我们看见苏联的钱袋又松过一次，它向中国提供了47座工厂的新的援助。原因为何，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了，那是为了当时因中近东局势所引起的国际紧张关系，赫鲁晓夫想取得毛泽东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再迁就一下：不但登门拜访，而且还完成了又一次的“无私援助”；可是结果，我们在上面也已经讲过，在这宗新的“政治与经济交易”后不出一个月，台湾海峡出现了新紧张，为了对付这个紧张局势，毛泽东非但没有满足赫鲁晓夫的希望，而且几乎将他拖下了水。
从此以后，赫鲁晓夫便决定勒紧“钱袋”了。此后与中苏歧见的发展同时，他便愈勒愈紧，而且愈紧愈勒，与这些歧见的加深互为因果。其间最出名的是1959年6月的片面撕毁原子协议，以及1960年7月的撤退全体苏联专家。后一行动可说是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与技术制裁，对于中国经济建设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打击其实已经超过了想使毛泽东屈服的目的，而竟是旨在逼迫毛氏下台，或搞垮整个中共的统治了。如此煎逼，如此压迫，则其结果自然只能是非此即彼：或者毛泽东在制裁之下倒下去，或者，他终于渡过了难关，那就从此恩断义绝，直奔“梁山”而去了。
苏联当道凭藉其经济与文化上的优势，常想以经技援助作为手段，使“兄弟国家”永远保持于“卫星”地位，永远对克里姆林宫百依百顺。这套办法，有时虽然见效，有时却适得其反。当年斯大林曾经用以逼反了铁托，现在赫鲁晓夫也因此与毛泽东彻底闹翻。
今次事件之曲在苏方，咎在赫鲁晓夫，那是不待言的。可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在他寻求援助与接受援助的态度上，是否完全正确呢？不，并不正确，而且并不符合于马、列国际主义立场。
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上，关于援助问题，是以这样的话来开头的：“我们对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开始提供的友好援助，从来给予恰当的评价……”接下去，文章一转，说道：“近年来，苏共领导惯常以恩人自居，无数次地吹嘘什么‘无私援助’……”这里的意思清楚表示：斯大林在援助问题上是正确的，只是“近年来”，在赫鲁晓夫领导之下，在援助问题上才出现了不正确的态度和办法。
这，我们知道，并不与事实相符。在上一章的叙述里我们看到过，当斯大林与毛泽东签订第一批中苏之间的条约时，根本不曾以平等相待。同时，我们知道：“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当时苏联借给中国用以购买军事物资的贷款，还得付很高利息。又须于短期内归还——这些，也都是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之下干出来的。至于赫鲁晓夫，我们看见，他之与毛泽东拉上交情，却正由于他在这方面改正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自己在1957年就曾说过：“在中国问题上，消除一切不愉快事情和芥蒂，应该归功于尼·诺·赫鲁晓夫同志。”
毛泽东只为的要建立和维持自己的个人膜拜制度，便不得不维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为要维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竟不惜在任何方面，即使在为他自己所身受的方面，也违背一切历史事实，替斯大林文过饰非。甚至洗刷罪恶，竭力在独夫与屠夫的身上画上全不相称的荣光。这实在是毛泽东冲上国际舞台，全身披挂中所暴露的一个最大破绽。
其实，赫鲁晓夫“近年来”在经技援助问题上对中国所耍的种种无赖与无耻，一切都是师承斯大林的。斯大林当年对付南斯拉夫的一套，便是赫鲁晓夫用以对付中国者。毛泽东不把这个事实指出来．反而颠倒这个事实，这非但由于他在斯大林问题上所采取的错误态度，而且由于他在国际援助问题上，根本也采取了非列宁式的立场。从毛赫往来的记录看，每次总只见一方面的政治“照顾”，另一方面的经济援助，这里进行着赤裸裸的交易，其现实不下于普通商人的买卖。本来嘛，政治这种东西，反动也罢，前进也罢，都是十分现实的。谁不现实，谁便是书呆子，而书呆子的政治家，常常要演出他个人的悲剧，或酿成他所当权的国家的悲剧。话虽如此，历史却终于给我们证明了：正是在这个现实主义上，伟大的革命政治家与比较小型的革命政治家之间（更不必说与渺小的革命投机家之间），暴露了极大的差别。二者的差别，当然不像我们中国儒家所说，前者只知“义”，后者但言“利”。现代的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大革命家，最懂得大众的与物质的利益的重要，不仅为了破坏旧的，而且为了创造新的，都必须要顾到此种利益，甚至以此种利益为依归。否则要流于空想，要脱离群众。不过为要满足或者获得这种利益，他们却不是不择手段的，决不肯以原则来做买卖的。有时候，为要从某一方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无论从人民内部的矛盾或人民外部的敌对者方面）取得“利益”而不得不作出让步，他们总是公开说明，说明这是不得已的让步，说明非让步不可的理由；更重要的，他们决不会因此种不得已的让步而给那个让步的对手涂脂抹粉，也不会将退让说成为前进。因为这种做法，在那些大革命家看来，是有意欺骗群众，会麻痹群众的意识，要瘫痪群众的斗志．所以是一种对革命的背叛，至少是对于革命原则立场的放弃。至于另一方面，在予人以援助的方面，那么他们即使为了最崇高的革命目的，也决不肯拿物质利益当作贿赂，或以经济支援作为武器，去诱使人接受自己的主张，或当人不听话时以停止支持作为惩罚。马克思与列宁，特别是列宁，曾经有过不少机会，以实例告诉我们：当我们为了革命之“利”而必须对朋友或敌人作出让步之时，应如何维护与坚持革命之“义”。至于如何在思想与物质两方面真正无私地援助国际无产阶级，那么在列宁一生中，特别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曾经以最完美的例子昭示了我们的。可是等到斯大林一当权，事情便反其道而行之。当他不得不对敌人让步，或从敌人那里接受援助时候，他可以将希特勒说成为“民主主义者”，可以把丘吉尔恭称为“百年才出生一次的大人物”，甚至可以称日本的松冈洋右为“道德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在政治上，对以上各人（及其所代表的势力），当然停止了一切批评和攻击。另一方面，当他处于援助者地位的时候，那么一分钱都要派一分钱的用处，任何给予都要看对方是否“跟着他的指挥棒跳舞”。他本人是可以因“利”忘“义”的，因之对他人也要求以“利”易“义”。如果他付了钱而不能达他所追求的私愿，则第一步的对付是停止“付钱”，然后则纪律随之，如有可能（即如在他权力直达范围之内），则拘禁随之，刀斧随之，务使那些不肯以“灵魂”的屈从为“受援”代价的人，以肉体毁灭来偿还他所使用过的“援助”。
从上面的正反例子看，可见，无论受援者的毛泽东，或援助者的赫鲁晓夫，在这件事情上都不是堪与列宁齐肩的大革命家，而是只能与斯大林为伍的较小型的政治家，不管他们两人中谁是欺人者，谁是被欺者，只要他们的基本立场仍是斯大林主义的，那就叫“易地则皆然”，能欺人时便欺人的。不过，今天毛泽东既然处于被援者地位，因而是受害者的身份，是利于记起列宁立场的，所以他提出了一连串有关这方面的原则性的问题：兄弟国家的经技援助是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责任呢，还是片面施恩？赴援与被援两方是互相帮助呢，还是单方负担？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应否藉经济压力来解决？国家关系应不应该被利用来解决党的关系？争论再深入和扩大下去，便发生了例如这样的问题：援助是否可以凭借其有利地位，指挥或代为规定受援国的经济建设？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如何才能一方面打破落后的民族单位，一方面又不妨碍诸落后弱小国家的民族利益？
从这些问题，很自然地就牵涉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问题，特别是党与党之间的平等问题。这个问题，事实是从苏共第二十次大会决议案对各国共产党的有无约束力而来的。按原则（列宁时代规定下来的原则）各国共党当然平等。没有一个党能指挥另一个党，各个民族的党，只能听命于最高司令部——第三国际。但因事实上，第三国际，无论在列宁时代或斯大林时代，都主要是受苏联共产党推动的，因此，诸凡苏联党的重大决议必然会反映在第三国际的决议上。列宁时代是凭精深的思想，道德的威望以及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使第三国际，通过它又使各国的党，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苏联共党的领导；到了斯大林时代，第三国际事实上已成为联共党中斯大林一系所操纵的工具，它凭了雄厚的资力，精选过的代理人以及列宁时代革命权威的余荫，通过这个工具，把联共的任何决定，强加于各国共产党。等到第三国际解散后，联共便直接地对各国党“舞动指挥棒”了。所以苏联共产党是“上级党”，其它各国党是“下级党”，那是由来已久的事。联共的一切决定，甚至苏联政府所采取的任何一个内政外交的措置，对“兄弟党”都是有拘束力的。毛深东一向默认这个事实。他虽然常常“阳奉阴违”，却从未对它公然提过异议。第一次公开反对这种办法，那是从苏共的第二十次大会开始的．
不过在最初，我们看见，毛泽东还是想服从“苏共领导”的。即使二十次大会的一些决议使他不满，他也宁愿就个别问题，与苏共领导进行秘密协商，藉以解决歧见。他绝不想公然出来争辩，更不想直接向苏共历来享有的事实上的领导权挑战。在1957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怀着问鼎领导的雄心，却仍旧承认这个领导权。苏共大会决议对各兄弟党具有不言而喻的拘束力，这件事根本不曾引起争辩，所以在会议宣言中，并不需要确定这个早已确定的事实，而只指出它“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党与党的关系问题以特别尖锐的方式被提出来的，乃是在1960年6月召开于罗马尼亚京城的共产党会谈上。当时赫鲁晓夫“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绝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赫鲁晓夫采取了“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这才逼使毛泽东挺身而出，直接向苏共的领导权挑战。在三四个月以后召开于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党和党的关系首次被正式提出讨论了。结果以如下方式得到了暂时的妥协：一方面，会议“声明”规定：“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另一方面，“声明”却又强调说：“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经验和久经考验的队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先锋队。这是一方面宣布父子独立与平等，另一方面却声明父子终归是父子。这是一种多少滑稽的腐败的妥协。它仅仅使斗争双方达成表面休战，冲突随时可以复发，而且复发时双方都有权力指责对方破坏“莫斯科声明”的。
这样，我们看到了使中苏两共党走到目前那个地步的，主要是上述五个现实的具体问题，我们又看到目前提出于中苏共党之间的全部思想问题．实际可以归结到这五个问题，归结到政治与经济的问题。我们看出这些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根本的，起始发源的；而其它的意识形态问题，不管它们具有多么重大的原则性，却是派生的，是在争论中拉进来的。我们这样说，用意当然不在于指那些抽象的思想问题都不过是幌子，是借口，因而完全虚伪，不足重视。非也。思想争论常常掩饰着利益冲突，这是事实；但是思想争论一发生，那它们就跟一般的思想一样，会自己取得其重要性与存在权利，且会受其本身逻辑发展的支配，同时回过来影响那些促其发生的利益问题。还有，越是代表着历史上进步利益的阶级或个人，对于那些思想“幌子”（旗帜）越是严肃，越是郑重；反之，越是自觉到反动与腐朽的阶级或个人，便越把思想当作简单的幌子，当作骗人的宣传。今天，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比起马克思、列宁时代来，虽然已经向现实政治走得很远了，在理想主义方面是大大地堕落了的，但是一般说来，若比之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竞选纲领或口号，甚至比之于改良主义工党的政纲政见，都还不能够同日而语。至少这些党的普通党员群众们，他们仍旧严肃地对待理论问题，严格地把它看作行动的指导，而不会像领袖们那样随意拿来作幌子的。所以中苏共之间的理论分歧，即使其中大部分问题为实际的与狭隘的利益（民族或国家的利益，甚至个别领袖的利益）所引起，其中某些还是临时抓取来凑合的，但它们同样会发生作用，会相当影响到中苏两国的命运，也会多少影响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世界革命的进展。
我们自应注意所有这些问题，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