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中心，以他的思想甚至性格为着眼点，我们已经研究了中苏共“分歧”的种种方面。最后我们要相当离开这个中心，要从远较深刻的社会方面着眼，要从远较悠久的历史方面着眼，研究这个“分歧”的两个根本原因。把问题始终局限于“传记主人”身上，是无法彻底弄清楚问题，也无法彻底了解这个“主人”的。
什么是中苏冲突的两个根本原因呢？从我们上面的叙述和分析中已不难看出，那是下面这两个：第一，中苏两国之间民族利益上的乃至民族主义上的矛盾；第二，中苏两党各自代表的革命发展阶段的不同。
让我们先谈民族利益的矛盾问题。
依照一般人的想法，仿佛革命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一旦由共产主义者当权，民族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民族利益便不可能成为对外改善关系的障碍，特别在同样性质的国家之间，似乎再不可能发生民族主义的矛盾，决不应该发生民族利益冲突了。其实不然。
民族问题这个十分顽固的症候，其困扰人类之甚，其根本解决之难，非但远远超出于一般人的想像，甚至还大大违反了社会主义大师们的预见，因而使他们所下的诊断与所拟的疗法，在颇大限度内失去了功效。
列宁说过，历史比任何狡猾的人更为狡猾。这句话如果对所有的政治问题说是对的，那么证验在民族问题上也许显得更为正确。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最早与最原则性的立场，发表于《共产党宣言》中。它是以如下方式说明了的：
“工人无祖国。决不能从他们那里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应当夺得政治统治，提升为本民族的主导阶级，确立成为民族，所以它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像资产阶级对于此语所了解的那样。
“各国人民间的民族隔绝性和对立性已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而愈益消逝下去。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这种消逝过程更形加速。共同的努力，至少是文明各国工人共同的努力，乃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一个首要条件。
“人对人的剥削被消灭下去，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也会同样被消灭下去。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间的敌视关系也就会跟着消失。”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里所表明的基本态度是：人对人的剥削，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是起决定作用的；民族对民族的剥削，民族之间的敌视关系，却是被决定的。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前者是根本，后者是枝干。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前者能够消灭，后者便跟着被消灭，只要前者能解决，后者便会自动得到解决。同时，他们又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向深广两面的不断发展，阶级间的对抗是愈来愈明显与激烈，而民族间的隔离性和对立性，却“愈益消逝下去了”。
这些论断，若证之以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显然不是完全合乎事实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征服全世界，固然在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使阶级对抗日趋剧烈，而在另一方面却与他的预断相反，不曾将民族对抗消灭，不但不曾消灭，它们反而更加紧张了。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的发展，其影响之及于民族隔离者，曾经是极为矛盾的，比《共产党宣言》作者所预见者远为复杂。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的形成，确实消灭着“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性和对立性”；可是在另一方面，被外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与资本主义关系所促成的各个晚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为了要保证自己新生幼稚工业的存在与发展，却竭尽一切力量来创造和防卫一个民族的市场，其结果是人为地造成了或加强了民族的隔离和对立。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割和再分割全世界的市场，为了准备战争，更是疯狂地培养本民族的沙文主义。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显然只看重了资本主义消灭民族隔离这一个方面，却不曾注意它促成和巩固民族对立的另一个方面。因此《宣言》作者们不曾把民族问题当成了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根本不成为问题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看法呢？主要自是时代使然。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草成于1848年欧洲革命大浪潮的前夜。那时候，就西欧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说，历史确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其中有的国家虽然还有民主民族任务尚待解决，但是这些任务，放在整个欧洲的劳资两大势力直接斗争的背景上，总仿佛显得是已过了时令的花朵，或竟像是明日黄花了。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有更多地区还处在“古典的”民主民族革命的“史前时期”，但因问题未曾以其应有的规模与充分的明晰性呈现出来，以致这些地区的民主民族斗争究竟能起与将起怎样的作用；它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究竟能发生怎样的影响；它们与先进工业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究竟有与应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即使是大天才都无法解答的。同时，在当时西欧的社会主义者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但是不甚明确的见解，那就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将自动地解决全世界的民族问题。马克思自是高出于这些流行见解之上，他曾经尽可能地密切注意了亚非等地民主民族革命的兴起；但关于我们上面提及的一些问题，他还是不曾来得及解决的。
历史发展的线索千头万绪，其发展过程中的“分子运动”更是变幻莫测。因此，无论哪一位伟大天才的预见，都或多或少要为这位古往今来最狡黠的“老太太”所嘲弄。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看法，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虽然捉摸到了这位“老太太”的基本脾气，但决不能预言她老人家的全部行径。马克思本人也从不对己对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和其它一切真正伟大的思想体系一样，重要的是它的方法及其基本论点，决不是它为某事某物所做出的个别结论。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共产党宣言》所作的结论，一部分确被事实推翻了。首先是它关于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可能性所作的断语成了问题，跟着，它对于民族国家的命运及其作用的看法，也就不得不重新估价。
1848年欧洲工人阶级革命失败之后，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像《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发展”，而且相反，它在那时以后，又有了数十年的大发展。它不但在既有资本主义的地区作深度地增长，而且向未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地区作横面地推广。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也随着起了未曾预见的作用。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问题，马克思自己就作了“修正”的。在1872年他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德文版《宣言》序文上，他写道：“出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大规模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已跟着增长起来，……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某些地方已经陈旧了。”
不过在民族国家方面，对于《宣言》旧立场的“修正”和补充，马克思却基本上来不及作，而是由恩格斯一人完成的。在1892年给波兰文版《宣言》所写的序文上，他写过如下的两段话：
“强盛独立的波兰的恢复，却又不只是与波兰人利益攸关，并且是与我们大家利益攸关的事情。欧洲各民族间诚恳的国际合作，只有在每个民族都成为自己家里全权主人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然而这种独立却是为确立欧洲各民族协和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一当波兰无产阶级把它争到手的时候，那它就会完全有保障了。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是如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独立的。”次年，即在1893年，当恩格斯给《共产党宣言》的意大利文版写序文时，他把民族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间的关系，说得更清楚了。他说：
“若不使每个民族都恢复其独立和统一，那么无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亦无论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与自觉的合作，都是无法办到的。“
这些话，都是《共产党宣言》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对民族问题的旧立场所作的补充，恩格斯这里是以十分明确和肯定的话语，说出了共产主义者对于民族独立斗争的重视和支持。
不过，坚持着马克思和思格斯的基本原则，根据了新时代所提出的条件，更深、更广、更彻底地解决了马克思当年未曾解决、甚至未曾见及的一些新问题，以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发展了它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这工作主要还是由列宁完成的。
列宁所处的时代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倘就特殊的民族问题的角度看，有一个根本不同点。这个根本不同点曾经由托洛茨基以极精简的话来说明了的。他说：
“在十九世纪，战争和革命的根本任务都还在于如何替生产力保证一个民族市场；至于我们这个世纪的任务，则在于如何替生产力解除民族的疆界，因为现在民族的疆界已变成生产力的铁的桎梏了。”（见《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第二章。）
这个不同，主要就是自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不同。帝国主义将世界经济，整个说来，带到了在私有财产基础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发展阶段，这使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界之间的矛盾加剧到最大的紧张程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实质上乃是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大爆发，也是这个矛盾的大暴露。所以在那时以后，别说像列宁那样的天才，就是于世界经济政治略有认识的普通人，也看得出世界经济已经将世界联成一体，其不可违抗的趋势必然要造成世界一体的政治了。
问题只在于：由谁来造成它？由哪一个阶级来造成它？由帝国主义者，由某一个或某几个最强大的资产阶级统治者，通过无穷无尽的战争，终于在废墟上造成世界一体呢，还是由无产阶级，由各国无产阶级推翻本国统治者着手，由民族内部的革命发展到国际间的革命，以此缔结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再由此进入真正的大同世界。
列宁是后一道路的最坚决与最彻底的倡导者与实行者。因此他绝不妥协地与形形式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因此他最坚决地反对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他主张在战争中对“各自民族的统治者”倒戈相向，以此进行革命，争取革命胜利。等到革命胜利之后，他又最坚决地反对“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要把业已夺得革命政权的国家不成为一个自足的单位，而把它仅仅看作走向世界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起点。总之，列宁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和战略，无论在十月革命之前或之后，都是以打破民族国界这个“铁的桎梏”为其主要目标的。
这，在基本的原则上当然承继自马克思，即承继了马克思最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若从斗争实践的观点看，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形形式式的民族国家主义作斗争的观点看，从进行此一斗争而确定下来的策略和方针看，我们却不能不指出列宁是大大超过了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旧立场和旧方针的。因为在马克思，生产力之冲破民族疆界，多少是一个历史的“自然过程”，他没有见到那个人为的、必须由革命来突破的铁的桎梏；对于无产阶级的趋向国际主义，也多少被看成为理当之事，他不曾充分估计到即使在工人阶级乃至社会主义者中，也会发生顽固强大的民族主义。因此，如何为打破民族疆界而斗争，如何为反对各种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而斗争，也就不会在策略上详尽地去考虑它们
列宁正是在这个方面补充了，甚至修正了马克思。
不过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贡献还远不止此。他的坚决反对民族国家主义，他的坚决反对社会沙文主义，不过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意义上同样重要的，在于他看出了某些国家，即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的进步性，看出了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进步性，并对它们作了坚决而有力的支持。
历史踏进了二十世纪，整个说来，民族国家诚然已成为人类前进的主要障碍。因此，打破民族国界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之一。但是，整体中有局部，主流外有旁支。民族国家对于工业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虽然成了“铁的桎梏”，成了战争与其它祸害之源，可是对于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民族国家却正如它在十九世纪时候对于欧洲的某些国家的作用一样，能够促进并确保其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是进步的。不过列宁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运动，却并不为了（至少并不单单为了）这个进步性；在更大程度内，那是为了这些民族运动能够给予帝国主义国家以致命的打击，为了它能够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为了它能够帮助完成世界革命，亦即为了它能够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配合到一起，去共同完成世界革命。
这样，我们看到了列宁辩证的、全面的、深刻而灵活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和态度。他一方面十分坚决地去打破“民族国界”；另一方面他却以同样的坚决去支持为“确保民族市场”而作的斗争。一方面，他以万分鄙夷的神情斥责了那些“文明国家”的保卫主义；另一方面，他却以无限诚恳的态度鼓励了“野蛮国家”的“民族主义”。这种表面上矛盾的态度，却是为了一个统一的目的，即为了要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为了要实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这个又矛盾又统一的态度，最初表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共产党前身）的党纲上。由于列宁的坚持，党纲上主张沙俄境内一切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的条文得以保存下来。这规定承认即使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少数民族都享有这个权利。只要真是某一民族最大多数人的意思，他们甚至可以从革命的国家中分离出去，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不应该用暴力将它强留在一国之内。可是另一方面，党纲却严格规定：凡是一国之内的工人阶级，不分民族或种族区别，都必须组织在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之内，绝不允许组织以民族为单位的多个工人党。（甚至不容许组织任何分裂成为民族的一般工人组织。）
列宁的这个立场曾经引起了不少来自左边或来自右边的批评。甚至那位杰出的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都曾经说“民族自决权”是列宁的一个“癖好”，说这个权利其实“不是别的，只是一句空洞的小资产阶级的废话与欺人之谈。”
可是历史证明：列宁的这个立场，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与实际存在的民族问题结合了起来，使两者处于最最合适的地位，是完全与唯一正确的立场。它曾经帮助了一个最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组成，它又曾助成了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所以托洛茨基说得好：“无论苏联的命运如何，列宁的民族政策总是永远登入人类宝物库的目录中了！”（见《俄国革命史》卷三第二章。）
列宁政策中的这颗珠宝，等到十月革命一经胜利，立即开始从一国范围扩大应用到国际范围中去。首先，他把党纲上的民族政策兑现。几乎在胜利的翌日（11月15日），列宁便以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联同当时担任民族人民委员长的斯大林，发表了《俄国各民族的权利宣言》。它确保俄国境内各民族的平等与主权；重申了“俄罗斯各民族享有自由自决的权利，甚至享有与俄国分离而自组独立国家的权利。”（《宣言》第二点）在《宣言》的序文中，列宁还特别指出了新政府要推行“俄国各民族间自愿的与诚实的联盟”政策。这个政策不但规定于文字，而且立即见之于行动。自从1919年正式成立了巴什基尔共和国起，一直到1922年3月成立横贯高加索的社会主义联邦止，在短短三四年内，列宁政策或者体现为同意原有小民族的分立（如芬兰），或者体现为扶助国内诸弱小民族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或自治区，一共有13宗之多。同时列宁又把“各民族间自愿的与诚实的联盟”这个原则，从俄国内部扩展到了俄国外部：他使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那短期存在过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芬兰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拉脱维亚共和国之间，都实现了“联邦式”的关系。这些关系，依列宁自己的话来说，“都已在实践上显示了自己的适当性”。（见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起草的《民族与殖民地提纲初稿》。）
这是列宁民族政策中有关民族自决权这一方面的进一步的发挥。第一是让各民族自决，其次是将各个自决了的民族组成为“自愿的与诚实的联盟”，再然后，以“联邦制为过渡形式”，“走向各民族劳动者的完全统一”。
列宁民族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即关于共产党与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之绝不依民族为基础这个原则，此时也跟着扩大了。它从俄国的一国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的范围。他发起和成立了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的任务当然在实行世界革命，在于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不过就特殊的民族问题说，这个组织在列宁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恰恰和俄国布尔雪维克党一样，其观念与原则也都是在补民族自决权的不足，而与之相辅相成的。为要克服民族分立和对立这个历史事实，为要使民族情感逐渐消逝于国际主义的团结中，必须把全世界劳动者的先锋队立即组成为一个国际。组成为一个全新的、真正能实现世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新国际——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组织是彻底国际主义的，它不许带有任何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的色彩，也不理什么民族之间的差异。它虽然由各国共产党合组而成，但决非各个民族党的联盟。在这里，“联邦制”完全不合适，也根本不能容许。各国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则是世界革命的领导机关。各国党对国际的关系，正好像各个民族党内部各支部对中央的关系。
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布尔雪维克党，列宁认为，作为过渡形式存在于各个苏维埃国家之间的“联邦”，便可以“走向各民族劳动者的完全统一”。因为有了共产国际，便可以“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用经验来检查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发生着的这些新的联邦。”（见《提纲初稿》）
以上是列宁国际主义的民族政策的两个矛盾因素的统一。这也是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同时发挥了的和实施出来的民族政策的全貌。
自从列宁这个政策确立和实施以来，已经半个世纪了。这是一个狂风暴雨的时代，是战争和革命交织的时代。这中间不但许多民族的命运起了兴衰离合的大变化，而且整个人类的命运都遭受了存亡绝续的大考验。在这些变化和考验中，究竟列宁的民族政策起了怎样的作用？它得到了怎样的证明？现在是可以作个小小总结了。
首先得指出，它是收获了巨大成果的。十月革命以后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迅速展开，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客观上与基本上固然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但若没有主观上与思想上的推动却也决不能致此，而此种推动，可以说唯一地来自共产国际，也可以说，它主要导源于列宁那个“国际主义的民族政策”。至于苏联内部各少数民族政治地位的改善，它们经济文化程度的提高，因此而巩固了并且加强了整个苏维埃国家的力量，那就更加不必说。是直接拜列宁这个政策之赐的。
不过这些成果十分明显，我们毋须多说。这里需要我们比较详细地说明的，倒是关于问题的另一面，关于问题的消极的或“不幸的”一面。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共产主义的影响诚然是大大扩张了，受共产主义者领导的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诚然是蓬勃兴起了，其中有的而且已经成功了；但同时我们却无疑看到了不少令人沮丧的事实，它们表示出列宁的革命立场变了质，以致这个立场所获得的革命成果落了空。
列宁逝世以后不久，我们便看见了苏联内部大俄罗斯的狭隘民族主义迅速抬头。民族迫害，甚至种族歧视，不仅再度出现于国内，而且实际发生于党内。国际关系方面，我们看见了强权政治的原则又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指导。
第三国际继续存在，一直存在到第二次大战时期。可是它的性质和作用却曾经不断改变，终于改变成为根本相反的东西。原本是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落到了斯大林一系的手里之后，竟逐渐变成为苏联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勾搭的零找钱；同时更加可恶的，它又终于成了一个幌子和陷阱，斯大林们拿它来奴役各国共产党，控制乃至破坏各国革命，凭一己好恶来选择兄弟党的领导，甚至谋杀各国的优秀革命者，
列宁的最彻底的国际主义，竟这样地被斯大林利用来实行最血腥的与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罪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欧洲先后产生了好几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些新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更显得是一幅对于列宁理想的讽刺画，无情地嘲弄了列宁国际主义的民族政策。按照列宁当年订下的并且实行了一个时期的原则，这些新国家原该与苏联结成“自愿的与诚实的联邦”。这个联邦原该缔结和保持“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密切的经济联盟”，以便一方面“实现被帝国主义所破坏的生产力的恢复和劳动者福利的保证”；另一方面“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整个世界经济……”（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第八条。）
可是事实上，我们在他们的关系中，一点也看不出列宁所希望的东西，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一点也看不出国际主义。人们所见的只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所常见的关系，只是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极端民族主义。人们所见的只是大国（苏联）对诸小国（所谓卫星国）的压迫与榨取，只是诸小国对大国的屈服、争执或反抗。诚然，斯大林曾经组织过共产国际情报局。但它和列宁时代的第三国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它既非领导世界革命的参谋部，亦非调整诸共产党国家关系的一个国际组织。它只是斯大林苏联压榨与臣服诸卫星国的一个辅助工具；它只是克里姆林宫对诸“兄弟国家”所施加的，于军、政、经诸般压力以外的另一个压力——思想的压力罢了。所以结果，当南斯拉夫起来反抗这整套压榨以后，情报局也就悄悄结束了。
铁托宣告独立，东柏林工人暴动，波兰工人起义，1956年10月间的波兰政治危机，以及匈牙利革命，——这一连串事件，都主要地表示出苏联沙文主义压迫下各该国被激发起来的基于民族利益的反抗。今天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争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弱小一方的民族主义和强大一方的沙文主义之间的冲突。
× × ×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体现着列宁民族政策原则的苏联，怎么会堕落成沙文主义的国家？究竟是哪一些主观的与客观的原因，使列宁正确的民族政策变成为斯大林的罪恶的民族政策？
主观原因，首先自是列宁和斯大林在思想性格上的差异，两人在学问见识上的各殊。两人在这些方面的差别真是太大太多了，其大不啻天壤，其多何止千百；不过归结起来，我们却还可以这样说：一个是广阔的世界规模的、天才的革命理论家与伟大的革命战略家；而另一个则是狭隘的囿于一国之内的狡黠的革命实干家和短视的阴谋策略家。这一个基本的不同点，使前者能永远成为客观世界的主人，能主动地改变世界；而后者则只能成为客观世界的奴隶，只能受客观局势的支配。根据这样的不同，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如果列宁不曾过早地为斯大林所代替，如果他能多领导世界革命一二十年，那么纵然世界不一定发展得诸事如意，但至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至少在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不会弄到目前那个地步。不过话说回来，主观原因终究是次要的。历史的行程主要还是让客观因素来决定。早在1925年前后，列宁夫人就很正确地说过：如果列宁未死，他多半会被关在斯大林的监牢里。
使列宁的民族政策让位于斯大林政策的客观原因，也就是使苏联从工人民主国家堕落成官僚专制国家的客观原因。简单说，那就是俄罗斯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以及苏联在长时期内的陷于孤立。俄国的落后是：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苏联的孤立则是十月革命的后天失调。十月革命的一切崇高理想与伟大原则，亦即列宁所主张与所执行的有关世界革命的诸般战略与政策，其所以会逐渐丧失，会逐渐变质，最最根本的原因，应该从这个“不足”和“失调”中去寻找。
不过在这篇文字里，我们不想讨论这两个根本原因，我们这里只想于此二者之外，再略为具体地指出几个比较直接的特殊原因，它们曾经使列宁的民族政策变质而归于失败的。这些原因，据我们看，重要的有如下五者：①，因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爆发于落后国家中，它们是从民主革命不断生长出来的，即它们是从民主民族斗争中发展出来的，故当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方面，仍脱离不了民族斗争的影响，甚至脱离不了民族主义的影响；②，一般讲来，由共同言语，共通的历史文化，共通的生活习惯所形成的民族感情，比政治与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更难消除，它虽在资本主义下便已经大量消除；但其消除程度与消除速度，显然比人们所预料者为小为慢。在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中，非但没有消除得更多更快，甚至在某些地方与某些时候，还被人加以保留和培养哩；③，社会主义革命先后分别地在各个国家中发生，以民族单位组织的工人政党在胜利中执掌政权，结果多少总要造成一个统治阶层，这个阶层以单独国家的利益为利益，以这个国家的保存而保存，因而妨碍着诸工人国家间真实的自愿联盟，延长着民族的分立与对立；④，即令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正确而健康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他们中间的较大一方没有沙文主义，较小一方亦无民族主义，双方都遵循着彻底的国际主义，但究竟如何在政治上合作，在经济上协调，在一切活动上齐一步骤，即使两国毫无抱怨地、真正互利地、因而完全不损害任何一方的民族感情与民族利益地，逐渐合而为一，作为走向世界大同的一步——这在实行上还是有着无数困难的事，决不会像预料那样地顺利方便；⑤，由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世界性质，由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历史要求，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国际组织是绝对必需的。要实行世界革命，必须有世界革命的司令部。所以劳动解放运动的国际组织，与革命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开始，两者的命运似二而实一。但是这个司令部或参谋部，同它所辖的各个部队（各支部）之间究竟采取怎样关系，应该集中到什么程度，应该民主到什么程度，它与各支部之间的分工究竟应该怎样，司令部应该管哪些事情，不应该管哪些事情，各支部在哪样的问题上必须服从国际，在哪样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自作主张，诸如此类的问题，要经常处理得正确恰当，实在是非常难的。不过这还只是“组织上”甚至是“事务上”的困难罢了；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困难，那就是，从来的国际组织，出于明显的原因，总是受着国际中最有力的支部（十月革命后则受着最有力的国家）的维护与领导，因之，它们总是在政治上受着某个党或某个国家的影响，它们总是在或大或小程度内与该党该国共同经历着政治的演变。这情形使得那个国际失去独立，会随领导党或领导国家的健全或堕落而异其作用：在前一情况中它可以推进世界革命，但在后一情况中它却能成为世界革命的妨碍者与破坏者。
上述五种情形，曾否为列宁所见及或预料到？如果是见及或预料到的话，他曾否采取了对策或预防措置？如果他曾采取了对策或预防措置而其民族政策还是因为这五者而出了毛病，我们是否可以说病因毕竟在于列宁政策的本身？
现在我们就想研究这几个问题。
据我们看，上述五者，几乎全部是为列宁生前所见及的。不但见及，他而且还深刻地考虑过，实行了对策，藉以应付或防止了的。它们终于还是使列宁的民族政策“失了效”，则并非由于政策的本身，而是由于列宁死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袖们极不利的客观条件（即上述的“落后”与“孤立”）所促成的种种困难下，不能坚持列宁的政策，而且叛变了这个政策之故。
何所据而云然？其说如下：
在一切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中，列宁是最清楚民族主义的病源的，他最懂得这个毛病之难医；他最懂得这个痼疾必须在长期间，而且还要在正确医疗之下才医得好。他懂得，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的国家中，特别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民族主义这个顽症也还能在长期间发生坏作用，仍能毒害其中原来的统治民族与过去的被压迫民族，因此，列宁不但制订了正确的民族政策，而且还规定了实施此一政策的正确的态度和办法。
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起草的有名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上，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加于殖民地与弱小民族的压迫，引起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对一般压迫民族，同时也对这些民族中的无产阶级，不仅表示憎恶，而且表示不信任。1914至1919年，当这一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正式领袖们按社会沙文主义精神，借口‘保护祖国’而来掩盖其保护‘本国’资产阶级之压迫殖民地和掠夺财政上依赖国的‘权利’时，以致他们这种卑鄙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曾不能不加强这一充分合理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愈是落后，则这国家内的小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而这种情况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成见，如民族利己主义及民族狭隘性特别加强和巩固起来。因为这些成见只有在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消灭之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经济生活的整个基础有了彻底的改变以后，才能消除，所以这些偏见的绝灭过程不能不是很慢的。因此，一切国家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必须以特别的谨慎和特别的注意对待长期受压迫的国家和民族中的民族情感的残余，同样，为了更迅速地克服这种不信任和这些偏见，必须作某种让步。没有全世界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乃至一切劳动群众之力求自愿地联合和统一，则战胜资本主义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这里是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对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表示憎恶与不信任是“充分合理的”，落后民族中的民族偏见“特别强大和特别巩固”；这些偏见的“消灭过程不能不是很慢的”；它们“只有在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经济生活的整个基础有了彻底改变以后，才能消灭”；因此，一切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以特别谨慎和特别的注意”去“对待民族情感的残余”，而且，为了“更迅速地克服这种不信任和这些偏见”，还“必须作某种让步”。
这一个实施民族自决权的态度与办法，亦即谨慎、耐性与必要时须作某种让步的那个态度，列宁充分贯彻在他当政年代的有关事件中。当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从自己一方面出发，如何迅速而诚实地将民族自决政策兑现的事，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我只想让读者们看看列宁从他人的一方面着想，又如何谨慎而缓慢地实行这个同一政策。下面是一个例：1919年12月，红军战胜了白党邓尼金的军队，克服了基辅，坡尔塔瓦等等要地，解放了乌克兰。为此，列宁给乌克兰工人和农民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乌克兰的革命问题，也提到民族问题，特别提到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与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问题。信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它同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有如下的一些：
“我们主张建立自愿的民族联盟，即不允许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施行任何强力的联盟，即基于充分信任，明确了解和亲密合作而完全自愿同意的联盟。这样的联盟是不能一下子实现的。应当以最大的耐心和谨慎态度来逐渐实现这种联盟，以免损害事业，以免引起不信任心理，好使那种由于历来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由于私有财产以及因瓜分和重分这私有财产而引起的仇视等所造成的不信任心理得以泯灭去。”接着他说：
“所以在力求实现各民族统一和无情打击一切离间民族的行为时，我们应该非常谨慎而有耐心，对民族不信任心理采取让步态度。……因为在广大农民和小业主群众中，现有的民族不信任心理常常保持得很牢固，急躁办法从而可以使这种心理加强起来，即是说，反而会危害完全彻底统一的事业。”
列宁充分了解，乌克兰民族对大俄罗斯民族“所怀抱的义愤和不信任心理，业已积累了好几百年。”这种义愤和不信任，在俄罗斯工人政权的合理与正确的对待下，虽“在逐渐消失着，不过要很久很久才能消除下去，而且曾经在长期中充当压迫民族的大俄罗斯人若表现得愈加谨慎，愈有耐性，则这种不信任心理的清除就会愈有保障。”（加重圈是我们加的。）所以列宁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教导：必须谨慎，必须有耐心，甚至必须让步，才能加速民族偏见的消灭而非加强它们。对于大俄罗斯的共产党人，列宁更是谆谆告诫：“应当极端严格地防止自己队伍中有丝毫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因为这种表现，一般地本是叛变共产主义，便会造成莫大的危害，而使我们和乌克兰同志之间发生分裂。……”
在民族问题上，列宁不但要从来压迫人的民族中的共产党人对长期遭受压迫的民族中的广大群众让步，而且还要他们对后一民族中的共产主义者让步哩。关于这，他在那封信上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当有关乌克兰国家独立问题，有关乌克兰和俄罗斯联合形式问题，以及一般民族问题而与乌克兰共产党人布尔雪维克与斗争派发生争端时，便应采取让步态度。……”[1]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为了要解决民族问题，为了正确地实施民族自决，为了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真是考虑得非常周详，可以说无微不至的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又可以看出，斯大林如果能一贯遵循着列宁的态度去实行列宁路线，那么苏联与南斯拉夫不会决裂，即使决裂，也决不会像实际发生的那种情形来决裂。如果斯大林的继承者真能恢复列宁正确的民族政策，并以正确的办法来执行，那么苏联与东欧许多兄弟国家的纠纷可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决不会像实际发生的情形而发生。如果赫鲁晓夫当年真能“纠正”斯大林的对华政策，真能对毛泽东的民族偏见采取“耐性、谨慎与让步”的态度，那么中苏冲突可能避免，即使终于不能避免，也决不会为了民族的或民族主义的利益而冲突的。
由此可见，斯大林及其后继者们不能以列宁的正确态度来实行列宁的民族政策，甚至根本放弃了这个政策。实在是这些年来共产党世界许多纠纷与冲突的一个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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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想略跑一段野马，谈谈中共方面的民族主义，谈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意义上说，正是中国近百年民族独立斗争的产物。它的胜利，在不小程度内，正是依靠了中国民族独立斗争的。这样的党，这样取得胜利的一个党，要它不染上民族独立的过敏症。要它不多少受着民族主义的影响，简直不可能。
中国的民众历尽了千辛万苦，将欺侮他们和剥削他们的帝国主义者赶了出去，当然不准备再受任何外国的欺侮与剥削了，不管那个外国凭的是什么借口，用的是什么名义。所以把中国革命的民族自尊过敏症，归因于毛泽东个人的民族主义残余，显然是不对的。这是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与历史地位所决定，并非任何一个个人所能左右。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感情和见解，不过是那个过程与地位的反映罢了。
当然，反映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人并非自始就能够反映了这个“过程与地位”。把中国人民大众的民族感情郑重地加以考虑，郑重地将它反映到共产党的政纲中去。反映到他们的政策中去，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要想清楚地懂得毛泽东与中共为何得势，要懂得他们得势了又为何如此顽强地抓住民族主义不放，略略谈谈这种曲折的过程倒是必要的。
自从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中国的文化生活中十分明显地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复古运动。古老书籍大量地整理出版，前贤先哲的地位拼命抬高，古代文物的推重，名胜古迹的保存，失传的戏文乐曲纷纷发掘，被斥为“谬种”的旧体诗词又时兴当令。这些情形，和五四以后共产党活动初期那种否定中国一切文化，简单给它盖上封建烙印，要把“线装书统统抛进毛厕里去”的光景，恰恰成了个鲜明对照。有人把这个现象解释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的投降，这解释即使不算大错，却总是极其片面。有人说，这是毛泽东个人嗜好的反映，是他那“中学为体”的表现，这是不适当的夸大说法。“楚王好细腰”，固然能使“国中多饿人”；但若没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就算是至尊所好，也不能在整个文化动向上，起如此巨大作用的。中共的“文艺复兴”运动，显然还有比毛泽东本人更为强大的推动力在。
中国文化，亦可说是汉民族的文化，在其久远性，持续不断性，乃至其单纯性上说，都是非常独特的。在文化本身的质与量方面，它并不高于其它几个主要民族的文化，虽然也并不低过它们。但就上述三点说，即就它的源远流长，就它发展中间不曾为另一较高的异民俗的文化所中断，就它虽然也吸收了其它文化，最主要是印度文化，但也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始终支配着汉民族的绝大多数这些事实来说，却是独特的。这个与封建的及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相结合的、独特的、久远的与深闭固拒的文化，一直自我肯定了两千多年，过着自尊自大的与停滞不前的生活。
一百多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它用廉价商品与坚甲利兵攻破了中国闭关的长城，动摇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与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道路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逐渐由顽固的自夸转入到丧失信心的自卑。它开始被他人否定，旋即也被自己否定了。再后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定局之后，形形式式的外来思想，从唯心的、甚至神秘的各种资本主义的思想流派起，一直到唯物辩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止，像激流，像洪水，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冲进了撤了防的、彷徨摸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田中来。他们一时间被这些洪流冲昏了，被这种五光十色迷惑了，只觉得外来的样样新奇，式式可爱，就不知选取哪一种好。不过在此纷乱惶惑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中国固有的东西是完全要不得了。中国必须以外人为师。所以在一个时候，特别在从“五四”到“五卅”期间，中国一切前进的有志之士，无论倾向于欧美资本主义的也好，或倾向于俄国共产主义的也好，都对中国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态度。
这个否定态度一方面表示出中国殖民地化的益趋深刻，另一方面却表示出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穷极思变，变中求通的情形。因此，除非中国将长期处于某一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那么这个全盘否定态度一定要在短期内再度变为肯定，一定要让位于较高平面上的再肯定的。
事情正是这样发生了。人类的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己开始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所打破。中国变成印度的可能性，几乎已自动地排除了。客观的大势既不利于“全盘否定”，那么“再肯定”也就只差主观上的努力，其实现只是迟早问题。
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自是虚无主义的态度，甚至是买办主义的态度。它虽能破旧于一时，却总不能建新于来兹。它的作用主要是消极的，它的进步意义是短暂的。而它的影响是浮面的，仅仅限于大城市，限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它同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工人，乃至一般下层小资产阶级，仍不曾有过什么关系。不过它在中国那两个主要的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中，却都曾得过势，起过大作用。国民党中有所谓亲欧美派，共产党中有所谓“国际派”，都属于这类全盘否定者。不用说，这二派代表着根本不同的国际背景，代表着国内不同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不能等量齐观；但他们之根本否定或完全抹煞中国文化，他们之“只懂希腊不懂中国”，甚至他们之只精洋文不通中文，他们在中国劳动大众眼里变成了“假洋鬼子”，却是相同的。三十年来国共两党的长期斗争，结果一胜一负，原因当然很多，不过这些“假洋鬼子”在二党内部的不同命运，却不能不说是其中之一。国民党因为依赖帝国主义而亲美派得势，亲美派得势更使国民党迷离了中国文化，因而也远离了中国大众。共产党则因长期和中国的广大民众接近，特别是和农民群众接近，结果就被迫地，逐渐地摆脱了洋教条主义者的统治，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上接了种[2]，因此获得了更广大更深厚的群众拥护，并使它最后走向了胜利。
在这一个意义上说，中共的壮大及其成功，确曾部分得力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肯定。
事情既然这样，那么，当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并牢固了自己胜利之后，这个党，乃至整个民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崇备至，竭力加以表扬，甚至过分地，精华与糟粕不分地，夸大而沾沾自喜地以自己固有的文化，以自己伟大的祖先们自傲，当是很自然的事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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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这个样子的民族主义的自大自傲，不必说，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大相径庭；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述，它是中国革命中自然的、甚至是相当必然的产物。对于中国革命后这种“民族情感的残余”，若依列宁的意见，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假定它仍然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自应以“特别的谨慎和特别的注意”来对待的。虽然中国革命胜利后代表这种“小资产阶级偏见”的是中共，是自命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较高要求，可以而且应该对他们的民族主义偏见作严肃的批判。但是根据列宁当年解决乌克兰问题时的态度，对于那些原来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主义者的民族偏见，进行斗争或进行教育时，也必须谨慎、耐性、而且应该“采取让步态度”。因为只有采取这样态度，总能有保证地消除那种民族不信任心理。
可是事实上，斯大林以及他的后继者是如何对毛泽东进行了“教育”的呢？有关此事的种种，我们在前面的两章里详细叙述过了，不赘。一切都是列宁立场的反面，一切都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一切都表现了比普通沙文主义更加令人恶心、更易引人反感的沙文主义。这样干，又怎能不在中共民族主义的火上加油？这样干，又怎能不引起中共对苏联那些“共产主义领导人”的不信任和反对？这样干，又怎能不促发“中苏分歧”？由于苏联方面对中国施加沙文主义压迫之故，竟使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的偏见，似乎变得进步而合理了。
不过有人会说，斯大林们之所以不能坚持列宁政策，安知不是这个政策在新的客观条件下根本无法坚持之故？亦即根本无法实行之故？如果列宁在，可能也会因不能实行而无法坚持，可能也要采取斯大林政策的。
要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对，只要回忆一下列史二人关于乔治亚（即格鲁吉亚——录入者注）问题的争论就够了。
十月革命胜利后，乔治亚一直处于门雪维克派组成的政府统治之下。这些门雪维克领袖们，当俄国的中央政权操在妥协派手中时，最坚决地反对乔治亚的民族主义，竭力主张乔治亚要成为全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一旦布尔雪维克派夺得了中央政权，这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却于一夜之间变成了最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利用了列宁所宣布的民族政策，要求让乔治亚人自决，要求与俄国分离。当时俄国正陷于内战之中，苏维埃政府忍受着乔治亚政府那种敌视的态度。列宁一直反对对它用兵，主张一方面与门雪维克的领袖们谈它，一方面静待乔治亚内部劳动民众的革命成熟。如此一直等到1921年2月，当时身为苏维埃政府民族人民委员长的斯大林却等不下去了。他隐瞒了红军的最高负责人托洛茨基，他夸大乔治亚工农的起义藉以骗取了列宁的支持意见擅令红军第二军入侵乔治亚，赶走了门雪维克派政府，以此加深了乔治亚人的民族偏见。列宁在入侵这个既成事实面前曾竭力命令斯大林等要“更加温和，更加小心，要准备对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特别对于农民作出让步。”可是斯大林却一味用专断横暴方法去反对乔治亚的“地方民族主义”；不但打击上层，而且打击群众，不但迫害当地门雪维克，而且压迫乔治亚的布尔雪维克。这样，引起了列宁的非常不满。我们知道，列宁逝世之前，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完全破裂了，而造成破裂的原因，乔治亚问题乃是其中之一。
斯大林如此“实行”列宁民族政策的结果，使乔治亚在1924年还发生了暴动，而且使它在长时期内成为最不愿意接受十月革命的一个小民族。
乔治亚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即使当列宁在世之时，即使在他的直接指导之下，斯大林也能把这个政策弄成为“大国沙文主义”的。可见斯大林之背叛列宁政策，并非由于受到“新时代新条件”的压迫之故，而是由于它根本只在口头上拥护了列宁的民族政策，实际上他是以自己的、完全与列宁相反的办法去“实行列宁政策”，藉以弃绝这个政策。
乔治亚事件又告诉了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列宁确认民族自决权这个原则，与他为实行此原则而规定的“耐性、谨慎、温和、让步”的方法或态度是完全不可分离的，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不经过这些方法而赐予或强加于人的民族自决，不是欺骗，便是强奸。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仅目的与手段相互关联，甚至还是手段决定目的哩。
列宁逝世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新的历史证明：为要医治民族偏见这个痼疾，为要使民族主义逐渐消融于国际主义中，我们在原则上将无所加于列宁的立场，更不可能设想出一个不同于这个立场的立场。整个问题，将在于如何严格地进行列宁当年谆谆教导的实施方法，在于我们按照新的历史条件，具体而细致地去贯彻那“谨慎、耐性与让步”的态度。关于民族成见之消亡不能不是很缓慢的这个意见，四十多年的史实并非修正了它，而是以加倍的力量证实了它。因此，当某些人想以简单迅捷的方法来解决民族问题时，更应该记住列宁给“缓慢”所曾定下过的时限：“只有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消逝之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基础激剧改变之后”，民族成见才能泯灭。
忘记了这个“时限”，企图以快速步子解决问题，那么任何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纵使出于最良善的动机，而在客观上也一定会成为大国沙文主义者，并且把对方的民族成见加深和加强起来。
近四十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来，发生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间的民族纠纷，不小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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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反复说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今天各国共产党如何受民族主义的腐蚀，也不管今天民族问题如何毒害着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看法与政策，非但不曾让历史从“人类宝物库”中清除出来，反因得到反面证明而愈益显出它宝贵绝伦的性质了。
于此，我们也就谈过了上述五个情形中的首二项。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其余的三项。
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成功之后，建立了工人国家。这个国家造成了一个统治阶层，它以单独国家的利益为利益，它藉这个国家的保存而保存，因而妨碍着诸工人国家间的真正自愿联盟，延长着、甚至加强着民族的分立与对立——这个情形，是否为列宁生前所计及？它是否完全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呢？换句话说，工人国家之官僚主义的可怕堕落，工人国家之趋于保守，它之趋于民族主义，是否为列宁生前所预料到的？
在如下的意义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官僚主义的深刻堕落，变成了官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可是在经济上，在财产关系上，这个国家却仍旧保持着公有制，仍旧保存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品。换句话说，由于官僚毒化的结果，苏联这个工人国家是可怕地堕落了，但它不曾因之而根本覆灭，它在某种意义上，仍旧可算是一个工人国家。
这是不会为列宁所预料的。更加不曾为列宁所预见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亚两洲先后产生了一些“人民民主国家”。这些国家，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都是一出娘胎便是可怕地官僚主义化的。并且是高度军国主义化的，但它们仍能算是工人国家。这些国家在反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方面，无疑地发挥了革命作用，但它们与马列主义这所预期的理想国家却差得太远：它们既非国际主义的，亦非根本打毁了国家机器的；它们以民族利益为立国之本，以一国的疆界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界限，更以官僚命令与军事强制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不二法门。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工人国家的实际发展会如此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这个问题是极端重要的。一切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曾思索和研究了这些问题，而且已经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其中最主要与最杰出的贡献者是十月革命的二位领导人之一——里昂·托洛茨基）。不过在此地，为了不使我们的讨论离题太远，我们不作这方面的介绍和讨论了。我们在此地所以要谈到这个现象，只为的要说明：由于这个不曾为列宁所预见的事实，即由于官僚化堕落的工人国家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妨碍了列宁的民族政策的实施和贯彻罢了。
不过有一个很自然会发生的问题却仍不能不在此稍稍涉及，那问题是：“官僚化工人国家”这个历史事实，是否无情地否定了马克思，是否最后地否定了列宁最初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说，然后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内所做的，关于新国家与新社会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这样那样的种种主张，这些主张，在今天的现实背景上看起来，竟好像是天真可笑的。它们是否应该当作乌托邦理想而加以抛弃？
如果不堕落与不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根本不可能产生，那么以此为基础的列宁的民族政策，也就根本无从实施和贯彻了。
为要解答所提出的问题，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与列宁二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基本立场：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必须在国际规模内取得，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须世界一统才可完成——这不是愿望，也不是凭空的预言，而是从经济政治发展规律中找出来的必然结论。因为民族国家的划分既已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桎梏，那么它不能作为远较高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地，自不待言。第二个立场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与国际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与任何形式的官僚制度不相容，与各个民族的官僚统治不相容，它们必须靠生产大众的民主自治才能实现——这也不是什么愿望或凭空的预言。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既然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大众福利的增进为前提，以阶级及一切剥削压迫的消灭为目标，那么，它只能由大众的民主来取得和确保，绝不能靠少数特权官僚来赐予，这当然也是自明之理。
不错，迄今为止的事实似乎是违反了这两个立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日见其多了；但是那所谓由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求、由社会主义本性所决定的国际性与民主性，却非但不见其增多，反愈见其减少。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据我看，它们说明了如下的两回事：①，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发展，证明出比列宁当年（更不必说马克思当年）所预料者曲折得多。它们的国际性与民主性在体现之时，遭遇到比预期的远为强大的阻碍。②，目前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怕的内部困难及其相互间的外部纠纷，恰好反证出：违反了国际性与民主性的原则，事情会糟到什么程度。
从第一个证明看，马克思列宁在这方面的预言诚然“错”了；但当我们指出这个错误时候，必须知道，他们的“错误”仅仅在于：把那随无产阶级革命以俱来的国际性与民主性的实现，在时间上料得短些近些，在过程上想得简单些，顺利些罢了。这样的与事实不符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是应有的，而这样的错误是相对的。若从上面所说的第二个证明看，那么他们预言的正确却就完全不容置疑了，是绝对的了。今天“社会主义”各国内政上所以会专横乖戾，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所以会如此紧张敌对，原因固然千头万绪，但其中极重要的原因之一，则不管苏联也好，中国也好，总在于他们违反了社会主义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国际主义，违反了社会主义建设所必不可缺的工人民主。
因此，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人们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不堕落的与非官僚化的工人国家终于不能实现。相反，若能放长眼光看问题，我们倒必须肯定，它们是必将实现的。这个必然过程，不用说，与人的努力和斗争分不开。这就是说，这个过程的实现，必将意味着工人国家中反官僚革命的胜利。要获得这个胜利，必须恢复列宁的全部立场。而其中十分重要的，必须恢复他的民族政策，必须实施和贯彻这个政策。
现在让我们看另一个问题。如果两个新社会主义国家，正确些说，如果两个工人国家，内部都没有堕落的官僚制度存在，它们都是在正确而健全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那么，二者之间，或更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上的合作是否会融洽无间？是否会毫无困难？更是否会在短期内由合作变成统一？对于这样的假设性问题，当然无法给予确切回答；不过根据已有经验，我们的回答与其趋于轻率的乐观，毋宁倾向于“审慎的悲观”。不错，这种合作是必然的，由合作而进于统一也是必然的；但问题在于时间有多长；在于其间的过程如何才能真正免于强制暴力的成分；更在于合作以后或一统以后，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而言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要真正做到自由自愿的结合，又要使这个结合做到让全体成员国在种种方面都获益而不蒙害，那么很明显，即使各国的掌舵手都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都不是官僚，却也得经过较长时间，累积大量正反经验，在不断犯错与不断纠正中，逐渐到达。
有什么办法可以缩短它的过程，减少它的困难，并确保它的实现呢？原则是有的，但细节的规定却不可能。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的理想，便是这个方面的原则上的办法。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上，列宁就这样指出过：
“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就在于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并用经验来检查这些新的在苏维埃制度与苏维埃运动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联邦。……并且注意……第三，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整个世界经济，而这样的一种趋向在资本主义下就已经完全明白地表现出来了，在社会主义下更会无条件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充分的完成。”
但是，国际革命领导机构本身似乎就成了问题的。自从共产国际情报局不光荣地结束以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曾企图恢复一个国际联络机构，更不必说国际性的领导机关了。这些年来举行过的国际性会议，其中最重要的有二：1957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60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现在我们知道，其目的主要为的要解决一些思想问题，特别要解决中苏之间的思想问题。按说，它们一定要讨论到如何调整各国党的关系，如何统一它们的思想行动问题，也就是要讨论到共产国际的复兴问题；但事实恰好相反，那两次会议对于国际联络与国际领导问题绝口不谈[4]，反而谈论了与正式规定了各国党互相独立，各自为政的立场。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规定了有关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所谓五项原则：①，完全平等；②，尊重领土；③，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④，互不干涉内政；⑤，兄弟般的互相援助。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所发《声明》，更以同样精神，规定了党和党之间的关系，文如下：
“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定政策，并且互相支持。……
“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会议来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
“当某一个党遇到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谈和协商，
“……1957年11月会议和这次会议的结果表明：在目前条件下，这种会议是相互交换意见和经验、通过集体努力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确定一致立场的有效形式。”
在这段引文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列宁一贯坚持的世界党与世界革命总司令部的概念被彻底否定了。各国共产党不再是，而且不必是一个世界共产党的支部。它们是独立与平等的，相互不许干涉“内政”的；二党活动倘有牵连时，可以双方协商；为了交流经验，彼此了解观点，以便共同行动，则可以召开各国共党会议，除此之外，据说在“目前条件下”，一切别的办法都不是“有效形式”。在这里，民族共产党的立场被正式批准，共产国际组织终于被宣布为“无效的形式”。
这种思想别说与列宁的立场根本对立，甚至还落后于社会民主党的，因为后者至少在形式上还有个国际存在，至少在口头上还承认有这种组织的需要。
全世界的共产党由国际性的组织，后退成为民族至上的政党，这到底表示了什么？共产国际的理想经过了这样一次实验，人们是否还有理由相信它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有益？是否还应相信它对人类在经济文化诸方面之终能走向大同有利？
目前有很多人认为：今天世界共产党人的唾弃国际主义，充分表示了马克思列宁们所想望的国际主义终于被证明为不实际的幻想；它表示了民族主义是永久的，是不会消灭的；它表示了民族国家是一个永恒的范畴，人类是终究不可能生存于以世界为单位的组织中的。
这个思想是否站得住？它是否可以称为业经证实的历史的真理？
并不。要知道民族主义是否为永久的与不灭的，民族国家是否为一个永恒的范畴，只要看一看它们发生和发展的情形就可自明。无终不应有始，有始必然有终；如果有了发生和发展，早晚必定要归于消灭。有了生灭，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永恒。
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民族是一个历史现象，而民族国家则更是一个晚近的历史现象。以共同语言，共同文化与共同的经济联系为基础的人的群体，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由小变大的，人类为了与自然作斗争，为了相互合作斗争，不得不以群体而存在；这个群体，自从最初的氏族形式一直发展到目前那种国家形式，是经过了不少中间形式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个形式，严格说来，在人类四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其实只占了一两百年，这情形尤其在西欧是如此。正如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说得好：“在西欧，资产阶级民族形成时代，如果除开尼德兰的独立斗争和英格兰的岛国命运不说，那是从法兰西大革命开始的，根本完成于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中间大致经过了一百年。”（见《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第二章）在中国，既然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夷夏之分，后来又有了胡汉之争，再后来又有了蒙古人的统治全国，以致有了明朝的驱虏运动；明亡于清，又引起了民族间的压迫与反抗——所有这些都仿佛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或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且将永续不替了。其实不然。第一，所谓中华民族，实际上早已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姑不论中国境内有许多弱小民族这个事实，便是以汉族论，它也不是纯净的；第二，中华民族真正形成了一个多少带有群众性的民族意识，企图不是为一姓一朝的利益，而是为“全民族”的利益，起来和外民族抗争的，严格说，只能从鸦片战争后的反帝排满斗争算起，因此，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主义，至今也不过一百多年罢了，至于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那只能勉强从中华民国的成立算起。
由此可见，无论中外，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都不是什么超时间的现象，而是相当新近的历史现象。说得清楚些，它们是随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而产生，随资本主义的成长而加强；可是，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一个程度，那就要像马克思在《宣言》上所指出的那样：“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而使“各国人民间的民族隔绝性和对立性”，“愈益消逝下去”。
这是说，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在全部人类的历史上，是与资本主义同起同落，同生同死的。列宁在《殖民地和民族提纲》上所说的：“民族利己主义与民族狭隘性的偏见……只有在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经济生活的整个基础有了彻底改变以后，才能消灭。”只是用不同方式，说着同一道理罢了。
诚然，现在的问题正是关于业已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正是关于经济生活的整个基础有了彻底改变的国家，正是在孤立国家中，我们不但看不见民族利己主义与民族狭隘性的消灭，不但看不见国际主义的发扬，恰恰相反，我们看见了民族主义的猖狂与国际主义的退却。
这难道不是否定了马克思列宁等人关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看法吗？我看不是。据我看，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之反乎预料的发展，一方面乃出于今天世界经济中占最大比重的毕竟还是资本主义，同时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其经济生活的整个基础，差不多又都不曾有“彻底改变”；另一方面，它证明了列宁一再强调的那个道理，即证明了“这些偏见的绝灭过程不能不是很慢的”。它甚至证明了：民族主义与民族偏见的消灭过程，竟比列宁所预料的缓慢过程还要缓慢得多；比他所预料的曲折过程还要曲折得多[5]，这样的证明当然不等于肯定民族主义的永久性。
如果我们不从一时一地的兴替看问题，而从长时期的趋向，从整个世界的全局看问题，那么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逐渐衰亡，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也终于会跟着消灭，其过程反其趋势之必然，正有如在过去的历史阶段上，人类一切较低较小的社会政治组织，总随其相应的经济组织的更迭而让位于较高较大者一样。今天我们如果说民族国家是永恒的范畴，那无异我们的祖先在数百年前说小邦小邑是人类不变的范畴；也正如数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们说氏族或部落是人类最终的社会组织一样。这都是违反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因此，不管今天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怎样被人践踏，也不管国际领导这个观念如何受到揶揄，只要人类发展的总方向确是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我们于此毫无疑问），那么国际主义终将凭其自身的力量，亦即凭其客观的需要，让人去看重与力行出来。
当然，我们不是宿命论者。即使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问题上都不是宿命论者。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离不开人们的主观努力，而主观努力要想不成其为徒然的浪费，则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为尔后工作之助，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为的要维护与恢复正确的国际主义的原则与国际领导的观念，人们自须详尽地研究共产国际的全部经验，特别要研究它在斯大林控制时期的悲惨经验。我们在前面指出过的那两种情形，即， 一，国际领导与各民族支部间如何保持正确关系，二，如何使国际领导能不受一党或一国的控制与操纵问题，更须着意研究，以免再蹈覆辙。当然，要建立和保持一个正确的国际领导，主要是一个世界规模中阶级斗争的政治问题，它不是什么规章或制度问题。只是不断的斗争才能保证那个领导的不断正确；但虽如此，过去经验的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教训，却决非书生的勾当，它有利于今后的斗争。
不过在这里我们显然不能从事这项巨大工作。因为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毕竟是在于指出民族主义与民族成见如何在一般的政治中，以及在特殊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作怪，在于指出中苏共的冲突中民族偏见如何起了作用，在于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如何对待了民族问题，以及他们的看法如何受到了历史的考验；最后，在于指出无论是中苏间的冲突也罢，或共产主义阵营中其它国家间的分歧也罢，要想根本而圆满地解决，总非走列宁当年规定的旧路不可，即非经由真正国际主义的国际领导不可。
所有这一切，我们已尽可能地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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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谈另一个问题了，那便是：中苏两国革命所处不同阶段，如何触发了这个冲突。
说中国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继续与延伸，在比较宽广的意义上，原是正确的。但必须了解，无论就时间的承续或空间的扩大说，都不是简单直接，而是复杂错综，并且极为矛盾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规模内成功，后于十月革命成功32年。32年，在人类整个历史上，即使在某一个单独国家的历史上，都只能是短暂的一瞬。但在革命进展史上，却是一个极长时距。革命的年月，不但是“一年等于二十年”，甚至，一天或一月都可以等于二十年。在极短时间里完成了的某些大事件，常能决定往后数十年，其至数百年的历史行程或面貌。而当革命与反革命搏斗时代，这样的大事件，前进的或后退的大事件，却是屡见不鲜的。自从十月革命成功到中国革命成功的32个年头中，苏联发生了多少带有历史性的大事情？这些大事情对于中国未成功以前的革命运动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决定了俄中两国革命的关系。决定了二者之间继续和延伸的性质。
32年内俄国革命的主要发展，其实是一种反动的发展。所以像“俄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那样的说法，严格说来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应该说的是：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发展，现在已到了什么阶段。打从20年代的后半期起，以斯大林为首的一批人物，驱尽杀绝了整整一辈布尔雪维克党的老战友，实际取消了苏维埃的民主，以官僚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以民族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以“一国社会主义”代替了世界革命：这时候，苏联早已不再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而是处于反动发展的过程中，亦即处于苏维埃国家堕落的过程中了。这一点，当我们来谈中苏二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时，不得不首先予以指出的。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1921年；但它由宣传组织变成为行动的政党，它与苏联共产党发生思想、政治与物质援助上的真实联系，却是在1922年以后，甚至可以说是1925年开始的。那时候，列宁已由病废而至于死亡，以斯大林为首的一批篡夺者已开始出来修改列宁的遗教和败坏他的事业，俄国革命已开始了新的、本质上是反动的一章。这个史实具有巨大意义，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虽然直接因十月革命的影响而产生，但它组织上与思想上的实际形成，却是在反十月革命的一个势力的指导之下。这个史实，与中共在1925—27年革命中所起的可怜与可耻的作用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中共始终陷于斯大林主义泥淖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革命失败，回过来又加深和加速了苏联革命中的反动过程。当初斯大林与布哈林联合起来的中右派，主要就是趁着中国革命失败后在全世界所引起的反动形势，把托洛茨基的左派打败了的。此后，苏联共党内部的反十月革命派，亦即反列宁主义的一派，在国内，同时在整个共产国际内进行着反动的手术，务使一切事物符合于斯大林一系狭隘民族主义的、官僚主义的与机会主义的路线。人事上更进行了无微不至的、以反动派系利益为标准的严厉的清洗。这种反动手术（美其名日“布尔雪维克化”），在中共中也曾切实而长期地进行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克里姆林宫的直系，一度曾经把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共”逼下台去，在几年内控制了中共的党政军大权。只因中国的阶级斗争太过激烈尖锐，斯大林的领导又谬误，又遥远，他的直接代理人又太过无能，毛泽东们才有机会恢复权力，才能给斯大林在中国所施行的反动手术以一个有力的反击，阻止了它的完成。
所以在1935年以后，在有限度的意义内，我们可以说，中共与苏共是走着相反道路的：前者以自己的方式，向革命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后者则以比前更快的步伐，在内政外交两方面，在反对十月革命的道路上走去。
我们说，二者之相反只是“在有限度的意义内”，理由是：毛泽东虽然打败了斯大林的直接代理人，但他没有反对斯大林主义。正像我们上面所叙述，事情恰好相反，从他在组织上战胜斯大林直系之后，却开始认真地来研究斯大林主义，并且在不小程度内，从此他做了真诚的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为斯大林主义所俘虏，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除了当时根据于策略性的考虑，希望以斯大林主义去争取斯大林的恩宠之外，还有如下比较根本的诸点：①，无论就狭隘的世界观，就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就非常现实与渴求权力的性格，乃至就偏于民族文化的教养论，毛泽东均与斯大林颇为接近，而与马、恩、列、托这些真正具有世界规模的，经常以崇高的理想与原则性的理论为指导的人物，有着较大距离；②，斯大林以开明专制式的个人独裁代替了无产阶级独裁，以非常野蛮的手段来实行“社会主义建设”，最投合毛泽东的脾胃，而苏联因贫穷落后所造成的整套斯大林制度，对于更贫穷落后的中共控制区（即解放区），当然也更为合用。
如此，毛泽东从1930年代后半期开始，便成了有意识的斯大林主义者与斯大林的崇拜者。从那个时候起，中共的领导层，在基本的政治思想与组织思想上是十足斯大林主义的；但在革命的策略上，革命斗争的方法上，以及其它许多实际行动的应付上，却有它自己的一套。困处在陕北时期的中共，与斯大林和苏共的关系是颇为奇妙的。物质上并无从依赖，思想上却跟随着克里姆林宫的脚步打转。政治上似乎受着莫斯科的影响，但决非在斯大林的巨棒指挥之下跳舞。尤其在人事上，党、政、军队的制度，延安早已完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一个以斯大林为榜样，但是以毛泽东为事实中心的太阳体系。这个体系比之以斯大林的体系，其显著特征为：一方面是足以供给统治者享受基础的剩余生产异常薄弱，另方面，它们脚下的群众革命情绪却非常强烈。因此，从30年代底到40年代初苏共所经历的那个最深刻的反动过程，并不曾使我们上述的中共那个向革命摸索前进过程停止下来，或倒转过来。与毛泽东的底定一尊过程同时，中共在质量与数量双方，特别在数量方面，大大地发展了。
德苏战争对于苏联发展过程的影响，如果在最初一个时期加重了专制压迫，也就是说，由于一切军事化而加深了反动控制；那么在不久之后，却就显示出相反的情形来了。战争是残酷的，在任何方面都是残酷的。战争一方的目的在于摧毁对方，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摧毁自己方面不符合此一目的的事物。否则，它就得为对方所摧毁。战争是最无情的考验，它是作战双方军力的考验，也是双方政治制度的考验。腐朽透顶的政治制度，战争中绝无幸胜之理，那些虽病而尚有生命力的政制。则战争往往能多少治愈这些病症，其胜负又多少视病症的治愈程度而定。
德苏战争当然没有使十月革命更生；但至少使那个压得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重负轻松了一下，使那架静静地吞噬着革命的恐怖机器转移了一下对象，使那些生活在漆黑长夜里的人们似乎看见了一线曙光，至少使那些无可奈何呻吟着的，将悲惨当宿命来接受的人们似乎看到了变动的可能。同时，战争又使那个从来好像强大无匹而不可违抗的专横统治，尽量暴露了它的无能，因而使那些战斗着的人民，逐渐恢复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逐渐敢于主张自己的权利，提出自己的要求。
在这些意义上，我们能够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苏联的发展过程是从反动的最低点向上回升了一些，逐渐有凭下面压力，遏止其彻底反革命之势。
中共的区域割据政权，自始就处在战火的锻炼之中，上面所说关于战争对于执政党派的考验与清洗作用的话，在中共并不新奇。1935年斯大林的直接代理人在中国失势，首先得从战争的无情淘汰来说明。自从定居陕北以后，中共的统治层确实是较前更固定了，更僵硬了；特别当抗日战争之后，随着整个共产国际的右倾而公开宣布了阶级合作政策，以致中共的发展路线，彷佛又从革命趋向于反动了。事实证明出来却不如此。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太深刻，阶级斗争太激烈，以致不管哪个政党——尤其是长期敌对着的国共两党，即使其中之一的共产党想放弃斗争，“精诚合作”，对手方亦决不会答应的。事实上那时摆在中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是“真正合作”，解散边区政府，改编军队，藉以换取国民政府中几个部长职位，这是彻底投降和被消灭的道路；或者是对斯大林的指示“阳奉阴违”，对蒋介石的合作则“表里不一”；阶级斗争的路线是名义上与表面上停止了，但基本上与实际上却仍不放弃。以阶级标准及阶级教育团结起来的共产党仍旧保持着与发展着；以共产党为主体的独立的军政力量也绝对保持着，并且发展着，如此，一方面进行对日战争，另一方面准备着，实际上也进行着对国民党的斗争。
我们见到，以毛泽东为主的中共领导层曾经采取了后一路向。因此，终抗战时期，由中共表现出来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路线，可以说是以摇摆的、伪装的、蒙蔽的方式在走向更高的阶段。
世界大战结束，任何一个交战国的群众都有革命的酵母在发作。中国固然如此，苏联亦不曾例外。在这个世界规模的革命形势中，中苏共的地位有如下一个最大不同：中共成了群众革命的领导者（在某种意义内亦可以说是控制者或驾御者），而苏共——特别是它的领导层，则成了革命情绪所反对的对象。这个不同，一方面使中共在很大限度内革命化，另一方面则使苏共在作相当让步的同时更加保守了。
战后苏联，自由与民主的要求是十分有力而普遍的，它们汇成了一个暗潮，形成了一个背景。这个潮流和背景，使得以斯大林为象征的那个苏共专横的政权，显得不但可怕，而且荒谬可笑。如果斯大林的恐怖曾经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必然和必需的产物，那么到了四十年代的后期，这个必然和必须性质显然已经失去，不合时代的任何事物都是可笑的，不合时代要求的大独裁者则更是可笑的。可是任何独裁者都不会有明察时代变迁的眼光，斯大林当然也看不见这种改变。因此大战胜利之后，我们看见斯大林在苏联人民争民主要自由的潮流前面，手忙脚乱地，仍然想用秘密警察，集中营，荒唐冤狱与血腥屠杀，来恢复三十年代的“太平天下”。
结果，斯大林死了。如果他不死，苏联是否会发生像后来在匈牙利所发生的革命呢？那是很有可能的，不过这里我们不去作那种假设性的研究，我们只想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战后苏联的整个形势决定了要鞭打斯大林，至于他在生前被鞭或死后被鞭，那并不重要。
如此，从大战后直到目前，若从中苏两国革命发展的观点来看中苏两党关系，可作如下简述：
第一是保守对革命的时期，它开始于大战胜利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在这个时期内，克里姆林宫如何劝延安对国民党妥协，它如何可耻地摇摆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它如何企图乘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之机而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所享受的特权，以及当中共不顾“老大哥”指示而赢取了中国革命之后，斯大林又如何在“慷慨赠与”和“无私援助”的美名之下，愚弄和勒索了毛泽东——这些，我们都已在前一章里讲过，兹不赘。我们现在想讲中苏关系的另一个时期，那就是从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继起，以至目前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如果依照中共的说法，似可称之为正统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时期。甚至，可称之为忠于革命和叛变革命二派分道扬镳时期。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当然不能看得如此简单。有关这时期中苏两党恩怨向背的种种事实，已在上一章中讲过，这里不必重复。在此地，我们想谈谈斯大林逝世前后，苏联党内与国内的势力关系。因为只有明白了这种关系之后，我们才能适如其分地估计赫鲁晓夫“鞭尸”运动的意义，才能确定中苏两党所代表的革命或反动发展的阶段。
早在1938年，托洛茨基就对联共党内的派系与国内民众的分化，作过如下描写：
“官僚内部的革命分子只是极小的少数，他们消极地反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利益。不断生长的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以更大的坚持性来表现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的散漫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自由派的倾向，这些倾向都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归趋。
“在这个所谓‘没有阶级’社会的下层里，毫无问题，也有极类似于官僚的分派的集团存在，只不过表现得较为温和，且其配比也相反：自觉的资本主义倾向主要的是集体农场中兴旺的部分，而且只占人口中微小的少数……”（见《过渡纲领》第十六节。）
这个描写，不管其中有些看法，例如关于法西斯反革命分子的不断生长一点，已为历史证明为不符；但基本上却至今仍然正确。官僚内部与民众内部，以不同的比例，存在着相同的三类人物，即左中右三派。左边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利益的代表，这类人在官僚内部占最少数，在民众内部占大多数；其次是右派，他们想同化于“西方文明”，想根本取消十月革命的成果，这类人在官僚中占大多数，在民众中却占少数；，最后是中派，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统治集团。他们摇摆不定，时左时右，利用左右的矛盾以自重自保，这类人的数量，在党内和国内都介乎两者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前，特别是德苏协议签订之后，右边的法西斯反革命势力显然是飞快增长。但当德苏两国弃盟交战，斯大林面向“民主”以后，右派就停止增长了。接着，正由于我们上述的战争规律，左边力量随着战争的愈加艰苦，随着中右二派无能与懦弱的不断暴露，越来越抬头了。这趋势发展到战争胜利，便形成了苏联党内国内反专制与要民主的有力运动，迫使斯大林一面伪装让步，另一面又加紧压制。斯大林便是在这样的相持中死去的，
斯大林一死，左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势力固然要抓住机会，以便恢复苏维埃的民主与权利；但在同时，右边的想使苏联西方化的那些势力，却也紧紧抓住了民主斗争高涨的机会，以便从中取利，使大众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推向右边，使它解释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使它变成西方国会制的代名词。
左右双方都要求民主。双方要求的民主含义不同；但都向着同一对象去要，都向着波拿巴的最高层的官僚集团去要。无怪斯大林一死，从来似乎拥有空前庞大权力的斯大林一帮官僚，竟突然间发现自己悬在半空，毫无办法了。它原本只有一块小小的立脚石，它貌似庞大实则建筑在社会矛盾的操纵上的。如今左右两方在要求民主的共同要求下“联合起来”，一致对它，它便无立锥之地了。
马林可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诸人，多少年来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而那时却变成了“纸扎老虎”，“神坛猫屎”，既不可怕，而又可厌了。在这情形之下，一个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发生了：统治者中间发生了分裂，其中有一部分与过去的正统较少瓜葛，对群众的情绪较能适应的统治圈内人物，此时便见风转舵，投向下层的反叛势力，并且站在他们的前列，率先反对他们往日的靠山、领袖或盟友，藉以造成自己新的地位，缓和革命的冲击力，以及在基本上挽救旧的统治，赫鲁晓夫便是此类分裂中来的投机派的代表。如所共见，他将这个角色表演得非常出色。
这里让我们看清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赫鲁晓夫的新修正主义原来代表着两个对立着的势力，两种对立着的思想。他一方面固然像中共所指责，代表着党内和国内的右派，反映着国内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国外的帝国主义压力；但在同时，他也代表着至少是有意取悦着，党内和国内的左派，反映着工农大众以及一般知识分子对斯大林官僚专制的厌恶与反抗，反映着他们既肯定社会主义，又渴望民主与民权的要求。
苏联反斯大林运动的双重意义是必须牢牢记住的。偏执其一面，忽视其另一面，都将犯极严重的错误。目前，赫鲁晓夫一系所执行的路线，特别是它的国际路线，显然是愈走愈右，但我们还不能完全断定，说那从左边产生的压力已经不起作用了。今后赫鲁晓夫们只会与只能和资本帝国主义妥协了。事情显然还不曾到这个地步，因为苏联内部拥护社会主义的势力，如果就党内与国内合计，仍旧是大大超过了资产阶级影响的。
要反对赫鲁晓夫的右倾，显然不能以“修正主义”的大帽子，一股脑儿套在反斯大林运动的头上。换句中共的惯用话来说。显然不能“全盘否定”这个运动的。只有坚决站在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才有资格去反对右边的修正主义，才有必需的力量去完成这个反对。
中共今天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恰恰符合于斯大林生前苏联党内的中派意见。它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比较起来，是更为反动同时却又更为革命的。它比左边的修正主义反动，但比右边的修正主义革命。
今天的毛泽东思想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是、就是斯大林主义，因此，它不愿意作任何修正。然则，中共要保持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而苏共却要对它作或左或右的修正，这从中苏两国的革命发展看，应该是个怎么样的对比呢？在这里，如果说是“年青”对“中年”的关系，显然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恰当的。那么，说它们是“贫穷”对“富裕”的关系又如何？这比较接近真相了。
斯大林主义产生于革命的孤立和经济文化的落后上。它适应着在这样基础上勉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它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产物。不管苏联从20年代后半期起至30年代的情形，和中国的今天有着多么大的差异，但必须“自力更生”，即必须想尽方法，甚至不惜以最野蛮的方法，来榨取资金，藉以建设经济，巩固国防，提高生产，却是一样的。因此，除非毛泽东能够跳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狭隘圈套。能够认真具有马、列与托洛茨基那种广阔宏伟的国际主义立场，能够采取既忠于原则，又合乎实际的政策，以便将世界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两大任务，处处联系在一起提出，时时联系在一起考验和解决，他才能不走斯大林走过的旧路[6]，否则，不管中共愿不愿意，它总只能仿效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全部丑恶制度。
到了50年代的苏联为什么会发生普遍的“反个人崇拜”的要求呢？诸多原因之中，一个主要的就是，经过二十余年血泪建设之后，它的工农业，特别是它的工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它成了世界上第二个大工业国，它已有足够的富裕，同时也有足够的安全（斯大林一贯是以被侵略的危险来辩护其恐怖统治的），可能让老百姓松一口气，享受若干民权的奢侈了。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中苏“分歧”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对“丰衣足食”的冲突，是一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原始积累时期”对其积累完成时期的矛盾。如果从政治思想立场看，那么，苏共今天所代表的是苏联党内与国内原有的左右两派的混合体，而中共今天所代表的却是以斯大林为主的那个中派。
1964年8月初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