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 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 相关链接：彭述之
对郑超麟虚构故事的揭露
彭述之
（一）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问题，郑超麟说：
“老二（彭述之）无耻之处，就在于他现在把这个理论记在他自己的名下，好像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是他发明的。其实不是这回事。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那些‘中国通’就提出了这个理论，形式上则要造成东方部和旅莫支部共同提出的样子，因此召集了罗亦农、彭述之二人同东方部‘中国通’开了几次会，正式通过这个理论。我们这批人回国之前都学习了这个理论，那时老二领导这个学习，却不敢说是他提出的，因为我们知道是东方部和旅莫支部共同提出来的。东方部的背后还站着季诺维埃夫和斯大林。”（见郑超麟一九八一年六月八日答王凡西的信。下面的引文均出自该信）
上面这个“无耻”（借用郑的骂人字眼）地虚构的故事，须要分成几点来揭穿：
A、那时，“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根本没有什么“中国通”。因为那时中国的情形很冷落，不能吸引人们的特别注意，产生“中国通”，像一九二五年五卅事件爆发后形成的革命局势，吸引了许多投机分子，产生了一批“中国通”，如米夫之流。
B、要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并加以“决定”，绝对不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任务，更不用说什么“东方部”的“中国通”和“旅莫支部”所能干预的了。只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才有权“提出”和“决定”它。怎么要“东方部”和“旅莫支部”“共同提出”呢？更荒谬的是：“召集了罗亦农、彭述之开了几次会，正式通过这个理论。”这就等于说，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即关于中国革命战略路线的“理论”，只由“东方部的中国通”和“旅莫支部”两个成员（罗亦农、彭述之）“开了几次会”便“正式通过”了！这表明那个虚构故事的人对共产国际的处理其支部的重大政治问题的“程序”之完全无知，把自己变成最幼稚的蠢才了！
C、而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已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举行的国际执委会通过了。这条路线的“理论”是：“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微弱，……”
因为民族革命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而现时工人阶级尚未变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年轻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试问郑超麟：从“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通过“国共合作的决议案”，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是否已由“微弱”变成“强大”，因而须要改变以前的政策，即以“无产阶级领导（即共党领导）国民革命”来代替“国共合作领导国民革命”呢？事实上，经过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惨案”，“中国的独立工人运动”更为“微弱”。就共产国际决定中国革命战略的“理论”说，没有任何理由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来代替以前决定“国共合作领导国民革命”的政策的。
何况“共产国际东方部”是隶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下级机关，怎么可以违反上级机关的命令，擅自“提出”完全不同的“理论”，随便让它的“中国通”和“旅莫支部”的两个成员（罗亦农、彭述之）“开几次会”就“正式通过这理论”了呢？让那个专门捏造故事的家伙答复这个问题吧。
（二）郑超麟又补充说：“四大政治决议案也写入‘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字句。但那是伍廷康俄文起草的，瞿秋白翻译的。”这个谎言须要分三点暴露：
A、伍廷康根本没有出席“四大”。因为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大会（即中共成立大会），有马林和伍廷康参加，引起了法租界警探的特别注意，搜查了会所，带走了李汉俊和陈公博，因无文件证据被释放。但大会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只好移到嘉兴南湖船上去结束。根据这次的教训，不但以后的大会不让国际代表参加，就是中共执委会也避免请国际代表出席。所以第二次大会便没有国际代表参加。只有第三次大会，因为要通过共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马林必须参加，只好移到广州去举行。“四大”是在上海举行的，为了“安全”，没有请伍廷康出席，更不用说要他起草决议案了。
B、“四大”召开时，瞿秋白还在广州。因为他以国民党候补中委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八月举行的国民党中委会全会，在会议上瞿同意孙中山提出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委审查，后为中共中央拒绝，瞿对此感到十分难堪，不愿回到上海，留在广州替鲍罗廷作翻译。怎么能说瞿秋白替伍廷康俄文起草的决议案作翻译呢？
C、郑超麟既非代表，也不能以旁听者的资格出席（因为安全计，限制旁听者）。仅仅要“满足”他的朋友王凡西向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便任意捏造些故事以资应付。所以他的“故事”“漏洞百出”，一经揭穿，便“原形毕露”了。
D、前面的详细分析和解释，已足够揭穿郑超麟虚构的故事之完全无稽。那么，“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究竟由谁提出来的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不得不略为说说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经过：当一九二四年初，我看了陈独秀在《前锋》月刊（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文章之后，深深地感到独秀的思想大成问题。因为他在该文中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尽量夸大资产阶级对革命需要和它的力量，大大地低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和作用。因而得出：在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的言论。这种“阶级合作论”，和我从列宁的理论及俄国革命的经验所学到的完全相反。列宁在他《论两个策略》一书中，重三复四地说明俄国资产阶级在反沙皇制度的民主革命中是妥协的，反动的。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对妥协成性的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俄国三次革命的实践经验完全证验了列宁的正确。“阶级合作”是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思想。所以从那时（一九二四年初）起，我就准备为列宁的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的理论而斗争。我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出版的《向导》发表《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的文章，其结论是：“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武器，十月革命是我们的大道”，这就间接地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我在新青年季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发表《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只是直接地公开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提出这个理论向外宣传而已。
（三）至于郑超麟说：“伍廷康借大会名义，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大会代表莫名其妙，无人说话，于是老二站起来说几句托洛茨基如何错误，如何应当谴责的话，这决议案就付表决而通过了。”这个最无耻而又最恶毒的污蔑，须要多说几句来暴露它。
A、上面已经证实过，伍廷康不曾出席第四次大会，说“伍廷康借四大的名义提出一个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就等于说“伍廷康俄文起草政治决议案”是同样的荒唐。
B、在中共所有的大会上，甚至它的执行委员会上，从来没有国际代表提出过“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因为斯大林反托的“策略”是封锁托洛茨基的意见，绝对不让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干部和党员知道。更不用说在支部大会上“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了。因为把“谴责老托的决议案”提出于共产国际的支部大会，就必须说明“谴责”的理由，即指出托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并须指出有关托的错误的事实和文件。这样一来，势必引起讨论和批评，包括对提案本身的批评。这是斯大林所最害怕的。所以“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从来没有在中共的大会上，或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出现过。何况在“四大”时，关于中国的革命问题，还没有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即在“五大”（一九二七年四月末至五月初），中国问题已成为托与斯之间的争论焦点，斯大林也没有命令出席大会的国际代表“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哩。
C、至于我个人对托洛茨基的态度，自一九二〇年秋参加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时起，即以尊敬列宁的同样态度尊敬托洛茨基。一九二一年到莫斯科后，我有机会亲自听到托的言论，阅读他的著作，更是尊敬他，信仰他。尤其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末至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即列宁逝世前）这时期，我亲自参加了托领导的左派反对派与斯大林派的好几次辩论会，因而知道他们间分歧的内容，我的同情总是在托方面。一九二四年八月从莫斯科回到中国后，凡是我写的文章提到托的意见时，总是以尊敬的态度表示的。例如我写的《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一文中提到托洛茨基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评价时，我便引证了托的最著名的话：“谁是马克思？马克思是资本论的著作者。谁是列宁？列宁是‘十月革命’的著作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是第一个提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我当时译为永续革命论）（见《列宁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登载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出版的向导）来作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的。即：“国民革命只是到社会主义革命之路”，“永续革命的意义是要从国民革命作到无产阶级革命”。像这样一贯尊敬托洛茨基，并把他的革命中心思想——不断革命论介绍到中国来的人（应当顺便指出，那时，一九二七年初，正是斯大林疯狂地攻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时候，介绍托的不断革命论到中国来是“冒险”的。瞿秋白便是抓住我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大肆攻击，说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复写，以此讨好斯大林）。怎么会站起来说几句托如何错误，如何应当谴责的话以帮助那个为郑超麟所捏造的“谴责老托的决议案”获得“通过”呢？想不到，“人之无耻，一至于此！”
（四）最后，郑超麟说：“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这五年之间，老二有什么可夸耀的？”这就是说，在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准备时期”（一九二四年八月至一九二五年五月），“革命时期”（一九二五年五月到一九二七年七月）和“革命失败时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这五年之间”，我对革命没有值得一提的贡献，或者革命对于我是一个空白。
本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为革命服务，对革命做出贡献，是应尽的责任，既不应自我“夸耀”，但也不虚伪地“自谦”，尤其当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抹杀或歪曲他对革命所做的贡献时，为了让人们了解革命历史的真相，经验和教训，他是不得不为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做辩护的。
就我个人说，在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过程中（包括它的准备和失败时期），我是尽了我的责任，做了一些贡献，并且留下了记录的（见我在那时期的著作）。为了让人们了解“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这五年之间”的历史事实，我可以最简略提供以下几点：
A、在“革命准备时期”（一九二四——二五年五月）。当我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一九二四年八月），我对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坚决主张中共中央拒绝孙中山提出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央审查（或“国民党设立联络委员会”审查）的要求，即为瞿秋白所同意的要求。因而扭转了中共前此对国民党完全屈从的态度，而改为对它批评的态度。瞿秋白十分痛恨这件事，尤其痛恨我。这从他的下面一段话反映了出来：
“一九二四年九月商团叛变时，……中央局（中共）要猛攻孙中山一派的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不主张对他们稍稍让步；（反对“国民党设立联络委员会”，以为这是束缚共产党）——这又是退了一步（那时，彭述之虽然非中央委员，然而已经‘坐’在中央了）（见瞿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六五页）。
瞿秋白上面一段话，除了“猛攻孙中山一派……”是夸大外，反映了三点事实：第一，中共中央拒绝了“国民党设立联络委员会”审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第二，中共中央采纳了彭述之的建议，对国民党的政策和行动（包括孙派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的言行）采取批评态度；第三，“彭述之虽然非中央委员”，但他的建议已被中央采纳了。
说到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为什么瞿秋白对中共中央拒绝孙中山提出要求审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发生如此痛恨，并斥之为“又是退一步”呢？因为他认定“现在的国民党便是我们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我们若要脱离列强（帝国主义——彭）和军阀的压迫，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独立国家，只有发展自己的国民党，这是我们平民自己的党”（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的《向导》刊载的“国民党改组与国民革命运动”三七页）。既然“国民党是我们平民自己的党”，孙中山是国民党的“总理”，中共既已加入了国民党，依照瞿秋白的这种思想逻辑，当然应该接受孙所提出的审查共产国际给中共决议和训令的要求，更不应主张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和行动了。所以他那时及以后对主张拒绝孙的要求和批评国民党的彭述之十分痛恨，斥之为“这又是退一步”。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瞿秋白是中共领导层中最坚决地拥护斯大林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即国共合作政策）到底的。所以我和陈独秀提出党退出国民党，以期独立领导工农运动时，他都坚决地站在国际代表方面反对我们。
我在革命准备时期第二个贡献是主张恢复工人运动和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因此我向中央建议成立一个“工人运动委员会”，使其专门负责计划和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调回同志担任地方党部和工人运动的工作。我这两个建议都为中央采纳，并立刻付诸实行。这便替未来的革命准备了一些基本条件，如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会组织，北方铁路工会的恢复等，以及广东、北京和上海等党部的加强，干部的培养等等。
我的第三个贡献是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即以“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以代替第三次大会后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毛泽东）或资劳合作领导革命（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思想。乘着中央指定我主编《新青年季刊》（党的理论刊物），我计划出版一个“国民革命号”，除了刊载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和列宁的演说外，我写了一篇题为《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在该文中，我详细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物质利益及其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国民革命”。并且该文的原稿交给陈独秀看，请他写一篇同类性质的文章。他写了题名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所得的教训”，其结论是：
“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最后的一阶级——无产阶级，是不妥协的阶级，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阶级——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等，不妥协的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如果将上面陈独秀关于“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的总教训”和他以前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结论：“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需要而且可能”，加以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于国民革命的基本理论，已由孟什维克的阶级合作转到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的方向了。陈独秀思想上这个大转变，不但对于他个人往后推动革命具有决定的意义，就是对于整个中共的思想转变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陈独秀这一转变，“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的运动，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便轻易地为党的第四次大会所通过了（即陈把“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写在他起草的政治决议案获得大会的通过）。
B、在革命时期，这里我仅指出我对于几个重大事变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当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上海总工会被封闭时，我曾指出：
“我们曾屡次说过，要想把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式的军阀下解放出来，……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起来奋斗，起来作领袖，才有可能。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区，有如俄罗斯的彼得格勒，俄罗斯的二月革命，以至十月革命，都是在彼得格勒工人领导下进行的。
“上海几十万工人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在上海总工会指导之下，已经学得了许多经验，许多初步的革命方法。将来再进一步，就要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就要学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的（见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出版的《向导》所载“上海总工会被封与上海工人今后的责任”，着重点是新加的）。
上面两段话，是我对上海工人在五卅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的评价及其领导革命的前景的估量。这一估量，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工人暴动的胜利中被证验了。但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政策，却出卖了这个胜利。
第二、当一九二六年蒋介石举行反共的“三月二十日的政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对蒋采对抗政策，并派我到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与国际代表鲍罗庭商讨具体办法。鲍罗庭在斯大林的指使下，不但拒绝讨论我们中央的反蒋政策，反而主张承认蒋在三月政变中所攫取的权力，承认他的军事独裁，支持他领导北伐。当我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时，鲍不但坚持继续原来的国共合作形式，并且主张共党接受蒋的“整理党务案”，更进一步束缚共产党。这就替蒋介石的下一次政变铺平了道路。
假如当时实行我们中央的反蒋政策和我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则蒋介石将陷于异常狼狈的境地。因为我们宣布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则他的“整理党务案”不但变成毫无意义，而且一定在国民党内引起激烈的冲突。首先是国民党左派将起而要求汪精卫复职，这就可能推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同时也就打破蒋领导北伐的计划。这样往后局势的发展将完全不同，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至少不会形成蒋介石后来那种压倒一切的反革命地位。
第三、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和陈独秀正式建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以便实行独立领导群众运动的政策。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委多数不敢接受我们的建议，但同意把它呈交共产国际去考虑。斯大林控制的国际断然拒绝考虑我们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因而中共在“国共合作”的政策之下陷入了死巷。
假如当时陈独秀和我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获得通过和实行，虽然那时比起“三月二十政变”后的情形大有改变，因蒋介石已经取得北伐的领导地位。但我们如宣布退出国民党，立刻就会削弱蒋的军事领导地位。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受国民党的束缚，可以独立号召农民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将广大的兵士群众和工农群众直接联结起来。这在当时是可能的。因为即令某些军官们不愿他们指挥下的兵士和工农联结，但在需要工农帮助作战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敢反对或无法反对的。这样，农民的土地改革和工、农、兵的苏维埃运动，将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高潮，把中国革命推上“十月”的道路。
第四．当一九二七年头三个月，北伐军已占领了长江流域，革命运动已进入高潮；同时，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势力以全力于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奉系进行妥协，准备镇压革命运动。当时，我在《向导》周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南北妥协问题”、“读了蒋介石三月七日的演讲以后”等，在这些文章中，指出了蒋阴谋策划和敌人勾结，准备反革命的种种事实，主张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治”，“对一切反动势力（即蒋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实行专政。”但共产国际的政策坚持继续支持蒋介石完成国家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无法实现。以致上海工人阶级暴动胜利后，依照国际的指示，建立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府，但结果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蒋的指示下，对临时政府采取怠工态度，以等待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即“四月十二日的政变”。
总而言之，在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进程中，陈独秀和我，从实际的经验中，已深深地感到“国共合作”政策，有如一副枷锁。在这种枷锁的束缚下，我们的党绝没有可能独立领导工农革命，摧毁一切反动势力达到胜利。所以我们好几次建议“共党退出国民党”，解除国民党的束缚。但结果，由于“国际的纪律”（这是另一副枷锁），我们的建议变成无效。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经验和勇气冲破那个已经“堕落的国际”的“纪律”哩。尤其不幸的是，我们完全被斯大林封锁，不知道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我们有许多意见是和托的意见很接近的，如退出国民党），否则，在托的意见的支持下，我们会不顾斯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的纪律，而独立进行革命的政策的。
革命失败时期。在汪精卫七月十五日“清共”的前夕，我被派到北方担任北方区委书记。那时，整个北方在奉系军阀控制之下，局势十分恶劣，所以我和北方区委的成员，如刘伯庄、陈为人等商议，采取防御的政策；第一步是整理北京和天津的党部和群众组织（那时北京党团员还有二、三千人，工人组织虽已被解散，但学生的组织还有些秘密保存着；在天津，党员多数已脱离，只剩几百党员和干部。但党的组织与活动，还正常进行）；然后再重新发展群众组织。正当我们的“整理工作”开始有些成绩时，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突然命令北方区委在北京和天津立刻举行暴动（约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广州暴动前一星期），夺取政权。我们接到这个“暴动命令”，十分惊奇！因为假如依照中央的命令，在北京和天津举行暴动，除了流血牺牲党员干部和一些群众中的活动分子外，绝不能有其他的结果。因此，以“客观条件未成熟”为理由拒绝了中央的命令，因此我被解除北方区委的书记职位。我高兴接受了这个“处分”。因为我拒绝在北京和天津举行暴动，避免了几千人的流血牺牲。
从北方回到上海（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我又见到了陈独秀，得悉他根本反对盲动主义的暴动政策，因而我们对党、对共产国际的立场，又得到了一致。从此，我们对中共中央的的政策采取了批评的态度。瞿秋白把独秀和我批评党中央的态度，当作反党的态度报告国际。因而斯大林和布哈林打电报给独秀和我，名义上是请我们参加国际第六次大会，实际上是将我们调离中国。但我们坚决拒绝了斯、布的邀请。我后来十分高兴；我们当时能够采取那样坚决的态度，否则，我们会被监禁在苏联，再也不能回到中国活动。
一九二九年春，我得到一个机会，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作了一次长谈，从他们知道了托洛茨基领导左派反对派和斯大林派斗争的情形，以及托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从他们得到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我阅读了这两个文件后，惊异地感到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对革命失败及盲动主义的指责，和我们亲身经历的痛苦事实完全符合；至于他提出以防御政策代替当时中共领导所执行的盲动主义路线，正是我们深深地感到有此需要，但不能具体提出来的方针。因此，我完全同意托的思想。
第二天我带着托的文件去见独秀，并把我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的谈话内容告诉他，请他仔细研究托的文件。独秀看了托的文件后，即来到我们家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完全同意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批评和当前防御政策的建议”。因此，我们谈到怎样为托的思想和主张在中共党内斗争。我提议，首先建立左派反对派，有组织地在党内进行斗争。独秀同意这个建议，因而立即发动了组织左派反对派。在左派反对派对官僚领导的斗争中，我们发表了不少文件，暴露了领导机关的继续执行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政策，和组织上的官僚主义，因而动摇了党内大批干部（当时党中央称这些干部为调和派），迫不及待地开除了陈独秀、彭述之、尹宽等的党籍。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迫不得已进行公开斗争。我和独秀、尹宽合作写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获得八十一个干部签名，公布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立的正式宣告，同时也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最初纲领。这个纲领的内容是：
“它有系统地总结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描述当时中共领导的机会主义政策和盲动主义政策，恶劣的官僚制度，苏联的堕落，斯大林的对内对外的机会主义政策，以及国际平面上两条路线（‘斯大林所领导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路线’和‘托洛茨基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对立。可以说，这个文件不但是中国托派的基本文献，也是当时苏联左派反对派以外的所有国家反对派中最深刻、最有系统的托派运动的文献，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教育价值”。
前面一段话，是一九八〇年第一号《十月评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编者的“按语”，也就是《十月评论》的编者对《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的评价。我同意这个评价。因为这个文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九二九……一九八一年），不但保持它的历史正确性，还具有现实的意义。今天第四国际“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路线”和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包括苏共、中共及各国共党）“所领导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路线”，正在“国际平面上”互相“对立”，进行愈来愈激烈的斗争。我所感到最高兴的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在中国发动的这个“斗争”，直到今天我还是站在这个“斗争”的前线。
欧伯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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