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校内生活丛书
思想问题
三山（王凡西）著
一九六二年印行
小序
这本集子包括了三篇文章。它们的方面大体是相同的：企图在第二次大战后世界所发生的种种新形势中，特别在中共胜利的光照之下，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
《从陈独秀的最后思想谈起》一文，原本是《回忆》（编按：指《双山回忆录》）“寂寞中的思索国家”一章在后半段。因嫌那一章字数过多，又因文中某些问题的看法必须籍另一些文字来补充，故将该段截取下来，作为单独一篇，收在此地。
《从与友人书》并非对特定一位同志的答复，而是“答客难”似的东西。自从《回忆》抄印送给朋友们阅看以来，我曾有机会和某些同志在书信中与口头上讨论过“思索”一章的意见。这儿算是一个总答复。
《过渡纲领二十年》的用意与内容，一如标题所明白表示者。因此任何说明都是多余的。
希望这个集子能引起同志们的认真讨论与批评。
三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与友人书
朋友：
惠书数封均收到。你不同意我在“回忆录”“思索”一章中的见解，早在意料中。因为我自己在思想上作此“后退步骤”时也曾经是非常困难的。“回忆”足足写了一年，在此时期，有关乎中国革命的诸问题经常在脑海中重现。这情形给了我一个好处，就是让我能历史地，一贯地与全面地考虑这些问题。今天的立场，和过去三十年来为此斗争的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连续或矛盾，不断要我给以考虑或解决。正是在长期的考虑与解决中，我慢慢地采取了“思索”一章中的立场。
在这封信里，不可能把我一年来思想变化的过程作详尽描述——其实这也不必要。因为对于行动的革命家说，重要的毕竟是结论而非获得此结论的经过。不过为要维护这些结论，更为了我们之间能有更好的了解起见，我仍不能不尽可能充分地来说明我有此改变的原因。
未说改变以前，先让我写下我们之间原本同意的立场：——
我们认为脱离了城市工人阶级，依靠在农民身上的共产党是一个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武装力量不可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纵使它取得了胜利，也不可能建立（中共自己也没有说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万一共产党的军事斗争胜利了，我们又认为，它不可能等于革命的胜利，因为它若不让一个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引导到中国的十月，它会让位于资产阶级的专政。
结果怎样呢？
被我们认为不能胜利的中共军队却胜利了。这还可以说，因为它可能不等于革命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了，这也没有多大问题，因为它即使中共自己也不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个政权开始解决民主任务，不但解决民主任务，而且还逐渐反对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而且它更采取着种种步骤，要把中国改造成为苏联式的国家和制度了。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一个完全出乎我们意外的历史事实，提出于我们之前，要求我们作理论的解答。
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主要凭籍着小资产阶级的武力，建立了一个“人民的”而非无产阶级的专政，何以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何以能进一步推翻资本主义？
在这样一个问题之前，我们的同志若以“不变应万变”，以不想代思想，闭目不视，充耳不闻，以为如此才算坚定，那就非常错误。这种态度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妨碍了自己的进步。所以当时你和我一样，竭力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中，找寻出因中共胜利带来的新事实为什么违反了我们原有看法的种种理由。
我的初步研究
为此，我在一九五0年二月写了一个“讨论提纲”：论“我们对于中共政权的认识与应取的态度”。接着，在同年六月间，我写成了“苏联研究”那本小册子。在那两个文件中，作为我思想出发点的都是托洛茨基那个关于不断革命的基本论据，那就是：
“对于那些资本主义发展过迟的国家来说，尤其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说来，不断革命论乃是表示：这些国家的任务，民主解放与民族解放，其完全的和真实的解决，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为全国被压迫群众的，尤其农民的领导者），才能设想。”
抱着托洛茨基的思想，面对了中共胜利所造成的事实，我发觉自己只有非此即彼的如下两个立场可以选择：第一，托洛茨基这个命题已经过时了，因为社会的新的阶级关系，便得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起来推翻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能够建立一个官僚专政来解决民主民族任务，我由此开展一个反对工人阶级的，因而是绝非社会主义的新的前途，这个前途我名之为官僚集产主义。第二，托洛茨基的这个根本立场仍旧正确，中共所控制的群众革命运动，正以其发展过程和所成就的结果逐步证明托洛茨基的此一立场。换言之，即将中共捧上政权的那个革命，在客观上正是证实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驳斥了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不过与此同时，事实却需要我们改正对中共阶级性的传统看法，即我们需要承认它不管如何，基本上仍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一个政党。
你知道，我在“苏联研究”中所采取的是第一个立场。在那本小册子的那个提纲中，我曾经努力研究了二十余年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以及苏联内部的新的阶级关系。我这个研究的主要结论，就是：由于垄断资本的国家化的总趋势，传统的资产阶级越丧失其积极作用，新的中间阶级越显得膨胀与强大，又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断为第二第三两国际的领导所叛卖，致使工人阶级陷于瘫痪沮丧。在此种情形中，过去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了。过去不能起独立作用的小资产阶级，不能进行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现在却能够起独立作用，能够进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了，过去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完成的财产国有制，现在也能由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官僚的革命来完成了。因此，我说非但中国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不能称为“工人国家”，而且苏联也早已不是任何意义的工人国家。因为依照托洛茨基的看法，苏联仍能算是工人国家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它仍保有着财产国有制，因此一制度则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既然中共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亦能造成这个制度，则托洛茨基称苏联为工人国家的最后论据也站不住了。于是当时我称苏联为业已完成的官僚集产主义国家，称中国为正在缔造中的官僚集产主义国家。前者是彻底反动的，后者则反动与进步参半的，其所以有部分进步性者，只因官僚们为要造成他们的制度，首先必须利用工农群众的力量来摧毁旧有的落后关系与资本制度。
新立场在政治实践中的测验
这是我个人在中共胜利这个事面前所作的一个理论检讨。这样一来，我恢复了因思想和事实突围而失去的“心智的平衡”。接着，我就把这个理论立场应用到政治实践中去。此时发生了朝鲜战争。显然它是含有内战和国际战争两重性质的。一方面它表示着朝鲜民众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联合统治的一种努力。另一方面，依据我当时肯定的立场，它代表着官僚集产制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此一半岛小国的控制而进行的大战前奏。依前一看法，我们应该拥北反南，依后一看法，我们却没有理由在两个同样反动的交战连营之间作左右袒。那末我们究竟应该对平壤——北京——莫斯科一边的战争采取什么态度呢？（对汉城——华盛顿这边的失败主义态度是毫无疑问的。）拥护局部的进步而反对整体的反动吗？这个立场是理论上既不易站稳，实践上亦难于道从。结果是，我当时不曾从自己的立场得出合乎逻辑的战争态度。同时，超麟同志在上海，也作了一番理论检讨工作，写了那本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依他的见解，苏联早已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共统治后的中国亦已是完成了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北朝鲜的国家性质亦然。依照这个立场，那是比我的看法更应该提出普遍的失败主义才对的；可是，超麟同志经过此时南来的X同志告诉我，他不认为，同时也希望我不要在北朝鲜战争中提出失败主义口号。如此，我们刚刚恢复起来的理论的平衡，又让新的政治实践给打败了。我个人对“官僚集产主义”的认识又开始感到了不满。
一九五0年八月间，草拟了十二条“我们的政治要求”。等到一九五一至五二年之间，我酝酿着并最后草成了写给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写那二个文件的用意，均如我在一九五0年二月所写提纲的十七条所说：要“斯大林党为了推行官僚集产主义，很谨慎地发动群众之时，让工人与贫众乘机兴起，将斗争推动前进，越出斯大林党所定的范围，因而使官僚控制的运动发展成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但当我实际而具体考虑问题，将这个目的和我们的立场正式用书面规定下来时，我却是这样开头的：
“……
“首先，我们承认这个事实：主要在你们的领导之下，兴起于战争末期的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打倒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排除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消灭了农村中的落后关系，扫除了城市中腐败恶毒的经济上与社会上的种种垃圾。
“我们的成员曾经积极地，虽然不为你们所知悉地，甚至不为你们所容许地，参加于这些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斗争。他们正参加着，当然要继续参加下去，以尽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本分。我们衷心地拥护这些斗争，并热诚地希望它们能获得更大与更彻底的胜利。
“不过在这样的参加与拥护中，我们却满怀忧惧地注视着你们的所言所行，注视着你们在胜利的基础上所欲造成的思想与政治的体制，我们日益怀疑，这些体制是否符合于中国工农大众的利益，是否符合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否符合于中国民族独立的利益。
“为此，我们不能不将我们的忧惧向你们公开说出来，将我们的正面意见向你们提出来。”
“公开信”列举了五点我们与中共之间的基本不同之后，又作了如下的声明：
“我们必须在这里向你们作庄重的声明，关于我们为实现这些主张所采取以及所将采取的手段。我们决不消极抨击，更不阴谋煽惑，我们要公开地和坦白地，在一个工农民主政制所允许的范围内，说明和传播我们的见解，藉使工农大众与共产主义者能够逐渐相信我们这些主张的正确。藉使在你们领导之下的革命中国，能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而非官僚主义的道路。”
我是以这样精神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写了公开信的，草稿传观时，记得曾有同志指出，说我这个精神和“苏联研究”小册子里的精神不相符。他们（其中有M）说，我那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只应该向一个走了错路的朋友提出，决非对根本上敌对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所应采取。我不承认同志们对我的指责是正确的。我以为，为的有理由反对人家的反动的罪恶，必须肯定他们所做的进步的成绩。但虽如此，我从当时起，就深深感觉到，像“公开信”那样的基本态度，确实不能用来对付仅有一些“客观进步作用”的根本反动的政党，如果一个政党，无论其主观的意图与客观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反动的，仅仅以“副产品”的资格有了一些可以称为进步的成绩，那末“公开信”那种积极的，拥护的批判态度，自然不能适用。依“苏联研究”的分析，斯大林党（包括中共）自是如此的一个反动政党；可是根据了实际的政治事实，我们向他们企图有所行动时候，却采取了如彼的一种态度。我们逐渐感觉到，这中间是有不合不处时，如果不是对斯大林党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错了，便是“公开信”的态度错了。
但是很显然，只要我们真想有所行动，对中共作事实的而非空想的接触，那末无论在当时，或者在目前，我都认为没有其他的不同于“公开信”的态度可取。
这就是我在“回忆”“思索”一章中所说的，“苏联研究”……这个立场……若应用之于政治实践，便常显得不甚相宜”的情形。
于是“我从政治领域回到了社会学的领域，从实践性的思考再回到纯理论的思索。”不过真正把苏联与共党性质作再度理论的思索，是在一九五六年春天写到“回忆录”“思索”一章的时候。在这以前的二三年中，我只是逐渐有了这样一个立场，即如后来在“思索”一章所形容的：
“中共的胜利，我觉得不管它表现得如何丑恶和畸形，我们却总不能不承认它是一种革命胜利；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不管它们如何的悖谬和反动，但仍有其不可抹杀的革命方面。我又以为，我们只有把中共的胜利视作我们共同努力和共同企求的结果，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改造视作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才有可能肯定其正确部分，否定其反动部分。”
这样的立场至少把我写“公开信”时采取的“不自觉的”态度，自觉地肯定下来了。
“回忆”写了一整年。在写作过程中，因为要把近三十年来中共和我们的经过作一次系统的回溯，就势必要经常接触到如下的一系列问题。究竟中共是怎样蜕变成为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放弃城市，集中力量于农村，是否为此一蜕变的决定原因？我们托派坚持城市工作，不顾惨重的打击而献身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什么始终无法展开组织？假使我们也有机会接触到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否放手领导？如果领导，则由于农民暴动的性质使然，自必一开始就要走上武装冲突之路，此时我们如果用党的力量去领导武装斗争，会不会使我们的组织变成为小资产阶级性？如果我们的党纪律严明，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纵使站在武装农民的基础上，是否仍能夺取全国政权？这样的一个政党夺取了政权，如果事实上在动摇乡村与城市的私有财产，能否算是一种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
我在写作“回忆”当时如何解答每一个问题，不必在此细说，总之，当我逐个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我对中共胜利的意义，却倾向于上面提到的所谓非此即彼的另一个看法了。这就是说，我认为中共走上政权的那条迂回曲折的路，客观上倒是证实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事实上驳斥了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同时，我又承认：“中共是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的一个党。”
你愿意承认中共这次所完成的是一次革命，但你竭力反对称中共是一个任何意义的工人政党。你说，“几年来由中共领导（实则控制）的一切革命行为，都是客观逼成的，因之是违反了那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本意的。”我觉得你这个看法非但理论上站不住，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为什么这些客观形势恰恰要逼中共而不逼其它的反动政党去完成“违反本意的”革命呢？历史上，革命的形势强逼一些不革命的人或政党“革起命来”是常有的。但这些人或政党一旦被动地坐上革命政权的宝座之后，其所有能事，就是拼命将革命拉向后退。不是革命怒潮无情地推开这些偶然浮上面来的人或党，便是这些人或党遏止了或断送了革命。如果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党，让偶合的革命条件捧上了政权，竟长期地，有计划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那末历史上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发生。如果这种事情是可能的话，则又何贵乎与何需乎马克思主义的政纲与原则？何贵乎与何需乎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一个在思想上与组织上都不曾有从事无产阶级革命准备的党，纵然有最有利的革命形势推它上了政权，也决不能开展社会主义性的革命的。数十年来一些所谓农民党与所有第二国际的经验，已经充分说明这个道理了。
因此，不承认中共的胜利基本上是一种革命（甚至是社会主义性革命）则已，如果承认了这一点，你就无法不承认它是一个二种意义上代表工人阶级倾向的政党。
你要我注意这个事实：“中共和所有的斯大林党一样，只要一取得政权，便用了比资产阶级政党更不民主，更加野蛮的手段来欺压工人阶级。而且从党员的阶级成分说，不但过去当中共存在于乡村时期，便是今天当它控制了所有大城市之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仍占了最高百分比。”因此你说我承认中共代表工人阶级倾向乃是从不断革命论中一个命题抽象地推论出来的，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你要我把“回忆”中按下不表的，关于决定政党性质的诸因素详细说明。
好的，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这个问题。
如何决定一个政党的性质或倾向？
首先我得说：所谓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并不意味着不欺压这个阶级。一个政党取得了政权，把持了国家机器，就得分享有国家机器的性质。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它操在占有优势的一个阶级手里，保护着该一阶级的利益；但它同时又仿佛是“超阶级的”，有时会以“民族利益”的名义，或竟是赤裸裸为了官僚利益，欺压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历史上有的是这种“超阶级”的官僚统治的例子，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西斯党之欺压资产阶级，可说是此类例子中之昭昭者。因此，仅凭共产党政权之欺压工人阶级一事，尚不足以断定该党在任何意义中都不代表无产阶级。
人们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性，普遍根据了两个标准：（一）党员的阶级成分；（二）政纲的思想方针。第一比第二较为具体明确；但后者常比前者起更多直接与更重要的作用。仅仅看一个政党内部是否以工人成员占多数而决定它是否工人政党，常会陷于自欺与误断。因为事实上，“自存”的无产阶级不就是“自为”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用以“自为”的思想和方法，倒是多数不符合于社会主义，因而是违背了无产阶级利益的。你看，英国保守党，尤其是早年的自由党，不是拥有不少工人阶级党员吗？美国的民主党今天也还是靠工人阶级的支持。但这些政党决不因为它们有了无产阶级的党员或支持而改变其十足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党，虽然其十九的群众是无产阶级，但它们所代表的利益非但是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由此可见，凭基本群众的阶级成分来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性，并不可靠。这个道理，懂得最深，说得最早的当然是列宁。在“做什么”中，列宁的主要努力就是要说明工人组织和革命家组织的不同，他说明：“工人……本来也就不能有了解到他们本身利益与现代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根本对立而不可调和的这种意识，即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意识。”他强调“这种意识袛能外面灌输进来，……而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分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接着他又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按其社会地位来讲，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过程，而从革命社会主义知识界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产生出来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那个时候，即是说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夺得了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以上引文均见中译本“列宁文选”卷上二0二页。）
因此，列宁认为如想真正谋得工人阶级的解放（推翻资本制度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要有革命职业家的团体（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这个团体的人，只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以社会民主政党的革命主张为目标，“那末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都应完全消除，更不必说他们彼此间的职业上的区别了。”（见同上引书，页二七四，加重点是原有的。）
从上引的文字看来，列宁心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其决定性的条件不是它构成分子的阶级性，而是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以之作为业余的谈资呢，还是以之作为献身的专业？更在于党员们所共信的政治思想：是狭隘地限于劳动条件的改善呢，还是要根本推翻资本制度并进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按此名词自一九一四年起应改成共产主义）？总之，按照列宁的想法，决定一个政党之是否无产阶级的与革命的，主要在于革命职业家这个组织标准与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思想标准。至于这个政党是否以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为主要成分，倒并不太重要。
列宁这个见解是否正确？根据半世纪来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我们应该承认它是完全正确的。自然我们也不应该把列宁的见解看得太死，仿佛无产阶级政党不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党员作基础；仿佛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者脱离了工人阶级群众始终能坚定地为无产阶级之目前的与历史的利益服务；又仿佛革命职业家不与其所代表的阶级共同生活，共同呼吸，且时时受其监督也永不会堕落成阶级敌人或本阶级的官僚。不，列宁的整个精神，言论和事业都反驳了上面这个“仿佛”。列宁最懂得向群众学习，最懂得接近群众，最清楚脱离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者之无力与必然堕落。
但列宁不但懂得工人阶级的长处，也最懂得工人阶级的弱点（由社会历史地位决定的弱点）。他决不向弱点阿谀，不将弱点粉饰，而是老实地、大胆地指出这些弱点。他公然地说出仅凭工人阶级本身根本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组织与革命思想。这些组织与思想得靠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灌输给他们。就这样，他把战斗集中的革命职业家的原则和彻底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纲，灌输给了俄国的工人阶级，由此造成十月革命，由此建立苏联，同时又把它们灌输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一般的劳苦大众中去。
列宁这个关于政党的思想，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见；它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真能战斗的一种物质力量，因而成为创造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自觉力量。不过时至今日，许多人把斯大林和斯大林党所犯的种种罪恶，归根于列宁的这个见解。他们认为：官僚政党代替无产阶级政党，官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官僚国家代替无产阶级国家，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列宁的革命职业家的组织意见。这当然是不对的。促成上述三种“代替”的有更复杂的历史原因。不肖门徒们无疑从列宁的组织原则中找到过叛卖党的籍口，利用它们干了坏事；但这也只能说，有利必有弊，任何美好的事物都可以产生流弊。问题在于：它们那些美好的积极方面是否可以代替？是否成为历史的必要？如果没有列宁规划出来的革命职业家的政党，是否能够造成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数十年历史向我们作证，这是唯一可以推翻资本统治的组织，而且事实上它是业已推翻了资本统治的唯一的组织形式。只要承认这一点就够了，它的流弊（诬栽的与真实的）为何以及它们应如何克服，乃是另一回事。今天我们自不应轻视这些流弊，斯大林党彻底官僚化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职业家的集中组织在某些不利的历史条件中，会如何发生出它的坏作用。我们反对斯大林主义，正是要反对这些坏作用，但如何能不因噎废食？如何能区分出列宁的组织原则与斯大林从此原则所造成的流弊？我们是更应该注意的。关于这，我已经在“由陈独秀的最后思想谈起”一文中详细说过了。此文随信附上，兹不赘述。
中共的阶级性
话说远了，该我们回过头来谈中共的性质。
中共自从成立以来，始终不曾得到过工人阶级分子做它主要的党员成分。自始至终，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据了最大百分比。开始是学生，后来是农民。倘依其领导层说，则迄今也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占压倒的多数。但直到一久三三年以前，我们并不曾为此否认它是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理由是：它服膺马克思主义，它领导阶级斗争，它的目的要把中国造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虽然它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被斯大林——布哈林——马丁诺夫所修改过的门雪维克主义，虽然它领导的阶级斗争时常在四阶级联盟理论下被出卖，虽然它标榜的共产主义规定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另外一个理由是：它是一群以共产主义为共同信仰的革命职业家的组织。这些革命职业家很幼稚，没有经验，而最不幸的，他们一组成就被置于苏联共党内中右派的错误领导之下，但虽如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却诚心诚意地要为中国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大众的利益服务，他们不尚空谈，他们实干，他们不惜以生命作代价来为自己的信念争取实现。
这样一个政党，依照列宁的见解，纵然不能被称做“工人阶级的”，可是至少能被称做“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或“具有工人阶级倾向的”。
使我们倾向于否定中共之为工人阶级政党者，曾经为了两个情形：（一）一九三四年以后中共完全放弃了城市，将党的基础整个建筑在乡村农民身上；（二）一九三七年起中共对国民党在抗日名义之下实行投降，服从三民主义，改编红军，放弃阶级斗争。这两个情形，对于严肃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自具有决定意义。一个政党远离了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环境，放弃了工人阶级革命的政纲。自不应再有理由称之为工人阶级的了。但这只是抽象的与原则的判断。更确切些说，这只能作为原则性判断的假定。至于我们这个判断是否完全正确，那还得看这个政党的一些具体行为与具体实践。
在过去，我们对于斯大林党的性质的判断，似未能以具体事实考验那些比较抽象的原则判断。
今天我们在回顾中，我以为应该指出曾经被我们忽视了的几个事实：（一）中共之完全放弃城市，并非出于自愿，亦非依照计划，它乃是国民党反革命特务迫害所造成的结果。因之，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为根据于以农民战争代替工人革命的一种新政纲的实现；（二）退到了农村的中共，在文字和口头上都始终不曾放弃过“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联合战线”的政纲，并且事实上，他们在农村中继续发动阶级斗争；（三）一九三七年国共再度“合作”后，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服从蒋介石领导，信仰三民主义。这本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在事实发生的当时，我们及时揭发这个叛变，并指出它愈陷愈深的屈膝倾向，当然是必须的。但事后我们应该肯定，中共那次的叛变，由于复杂的原因，（我们——代表着革命马克思主义一派——的揭发和批评亦为原因之一），却不曾是到它逻辑的尽头，幸而止于策略性的玩弄。（四）无论在“苏维埃与红军”时期，或“联合政府与八路军”时期，中共始终保持为一个严密的革命职业家的组织，其成员的吸收也始终不曾取消阶级性的限制。
上述四个事实，我以为是脱离了工人阶级，且有一时期曾经宣布自己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的重大原因。
讲到这里，你当然会反问我：“既然那走了许多迂回道路的中共，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迄今仍可算是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倾向的政党，不但如此，它而且还领导了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经济制度，现在还正在把中国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国家——那末我们为什么还要和他们对立？为什么还要保持独立存在？为什么还主张进行革命？”
在“回忆”中，紧接着承认中共还“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之后，我说：“毋须说，这里的所谓保持是以非常丑陋与奇异的方式来表达的，这个有工人倾向的党是异常可怕地官僚化与特务化了的，其成分以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其理论则常常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之政客式的曲解与玩弄。”如此这般的工人政党在有利的历史条件凑合之下，亦能完成革命任务；但我们却没有理由因此而取消自己的独立存在，因此而与它妥协（或甚至投降），因此而放弃我们的革命主张。“因为官僚化与特务化的党，不可能不以官僚的与特务的方式完成革命，不可能不造成官僚化与特务化的新国家，不可能不官僚式地与特务式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是延阻乃至破坏社会主义。
对于这样官僚化与特务化的工人政党，对于这样专横的官僚统治，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和它们对立？为什么不应该革他的命？
“但是，”你也许会说，“问题更重要的不是在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吗？如果你承认它们完成了与完成着革命，为什么不可以说这些特务化的党制与官僚化的统治正是为革命所必需，因而是正确的呢？”
好的，让我们再来谈谈这些问题。
中共是怎样完成革命的？
自从中共胜利以来，我们时常说，它的胜利是客观条件逼成的。它在盲撞瞎摸中碰上了胜利。这个胜利来得如此的突然与意外，竟致完全不曾为毛泽东们所事先料及。这当然是事实。不过仅仅指出这一点显然不够。与此同时，我们还得说明，中共在组织上确已具备了胜利的潜力，在意识上也有争取胜利的意图和决心。它所没有的乃是走向胜利的明确道路，保证和发展革命胜利的战略上的方针。因为具备了前者，所以胜利逼上身来的时候，他们能够抓住胜利；因为缺乏后者，所以他们始终在胜利中东摸西索，乱冲乱撞，时常给胜利触碰得头破血流，而且断丧革命的成果，败坏革命的力量。我们必须要同时看到这两个方向，才能解释他们得以胜利的原因，懂得他们走上胜利的弯曲途径，明了这个胜利的限度，预测他们那个政权的前途，并定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从来我们的同志不肯承认中共具有足以胜利的组织上和意识上的因素，结果是，不管他们怎样分析，而中共的胜利总被描写为纯粹偶然的事件，其侥幸性有似一个未购马票的人竟中了头奖，这显然于事于理都是说不通的，和敌人作战，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必须清醒地知己知彼。只有真实而非自欺地知道了敌人的强处和弱点，才能给它以恰中要害的打击，才能彻底与漂亮地战胜它。无视敌人的强厉，其为害于战斗者，恰恰与不见敌人的弱点相同。最高明的战士，非但不抹杀敌人的优点，而且还向敌人学习哩。我们对斯大林主义者这个敌人也应如此。
就上述中共所具有的与他们所缺乏的两个方面说，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情形恰恰和斯大林主义者相反。他们所有者我们所无，我们所具有者则为他们所缺。他们有一个强有力的党和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却没有一个能符合于事变发展的不断革命的政纲，我们武装着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思想，却缺少了强大的党和强大的军队。这个相反的情形，一方面说明了中共为什么能够抓住了第二次大战后革命形势所造成的果实；另一方面又说明着胜利了的中共为什么不得不标榜出久已为托派专利的“不断革命论”。
中共最近标榜“不断革命”自有其复杂原因。其最直接的一个，诚如你二次信中所说，在于替他们的“不断革命论”，即无休止压榨人民的政策，找寻经典著作中的籍口。你这个指出当然对。毋须说，我们一定要竭力反对中共的“不断要命论”，并竭力要揭穿“要命论”，与“革命论”之间天差地远的区别。不过除此之外，我以为有一个更基本的意义却不能从他们的荒谬标榜中看漏过去。那个意义是：不管斯大林和毛泽东反对不断革命论达三十余年之久，而此次毛泽东们本身的胜利，正确些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抓住逼上身来的胜利，能够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在客观上看来，恰恰因为他们被动地，违反他们意志地，经验主义地，在基本路线上走上了他们一向反对的托派的不断革命论的道路，这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抛弃了一直信以为正确的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
根据中共一向主张，“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乃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为了实现前者，需要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组织“联合政府”；为了实现后者，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意见是十足的斯大林主义，本质上符合于门雪维克主义。在“论联合政府”那本小册子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把此一规定在共产党党纲中的阶段论立场，作了充分的发挥。他说：
“……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因此，他反对一些人，实则是反对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说：“另有一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发展到社会主义，什么要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
由此可见，中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原来是这样的：它将在四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之下，长时期地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而奋斗。只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太多而非“太少”之时，中共才准备改取最高纲领，为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经济上的动摇私有财产）而奋斗。
记得周恩来在某一次谈话式演说中，曾将“大约二十年”这个明确数字来代替毛泽东文章里的“长时期”。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九年来的事变发展，究竟如何“证实”了中共的理论。
首先，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因军事胜利建立起来的北京政府，实质上并不是一向宣传的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也不是代表了所谓四阶级的联盟，它乃是共产党一手操纵的独裁政权。如果我们承认共产党在理论上与历史利益上仍可以算是工人政党，那末它已经是一个某种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根据中共的理论，此种政权只当在未能前定的更高的阶段上才能建立的。
不错，这个“人民政府”和各党各派开了协商会议，起草了“共同纲领”，诚心诚意想实现新民主主义，想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而事实上，中共政府也确乎做到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就是说，它确乎压制了阶级斗争，以此想谋得它历来所梦想的“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但是结果怎样？毛泽东们所预约的“长时期”与周恩来规定的“二十年”，却证明出只是短短的一个“蜜月”。若用具体的数字来说，这个“蜜月”大约延长了两年：从一九四九年秋天开始，到一九五一年冬天为止。“五反”运动结束了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恩爱时期。在此后的三年半内，中共应用了它手中庞大的国家机器，把大小资本家彻底打垮了，榨干了私人资本家所有的资金，粉碎了它们再度进攻的力量。因此，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间，以短短十天，完成了全国诸大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全部工商业被置于公私合营的基础上。就这样，中共正式宣告了“新民主主义”的完结。
原本要“长时期广大发展”的资本主义，却在短期间未有发展之时就被摧残了，这到底证明了什么？有人说，这证明了共产党的口是心非，证明了它以诡计谋害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我们承认，斯大林党与信义无缘。他们永远是口是心非的欺骗家。但在这件事情上，却不能如此解释他们的“背信弃义”。这里，他们倒是愿意守信，籍以证明他们的阶段论的。提早翻脸，乃实逼处此。“五毒”上了身，想和资产阶级百年好合而不可得了。中共的五反很像是一个嫖客染上了梅毒，殴打妓女以泄恨。口口声声骂妓女“以怨报德”，徒见其蛮横无知耳。既欲玩妓，就该知妓身有毒。既然要“确保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怎能怪资产阶级传播毒素？（毒素多着哩，岂止五哉！）所以“五毒”绝对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对中共的“忘恩负义”，它们只是证明出斯大林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ABC，证明出他们有负于列宁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起码教训。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知道资本主义的一切毒害，尤其清楚它在殖民地以及革命时期所能发挥的无穷毒害，因此我们从来说，中国无产阶级一走上政权，必须坚决地（当然不是无步骤地）动摇私有财产，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完成资产阶级未完成的任务。斯大林毛泽东反对我们的“不断革命论”，他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于“私人资本主义广大发展”之后，所以即使在他们建立了一党专政之后，还要保护与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当然招来了资产阶级方面的“猖狂进攻”。“五反”运动絕非毛泽东们预先设下的诡计，而只是在资本家进攻之前的应变（对外的“五反”乃是对内的“三反”之继续）。如果不来这一下，姑且不谈别的，就光拿行贿一项来说吧，在短期内已经使共党干部可怕地腐化了。中共为了自保起见，不得不进行“五反”。“五反”一开始，则由于斗争的逻辑使然，甚至只由于经济生活与生产活动的持续使然，又不得不进行“全盘公营”，从而不得不放弃新民主主义，提早走上“社会主义”。
这过程证明了毛泽东们在事变的打击之下，仓皇间抛弃了阶段论，不自觉地采取了“毕其功于一役”的不断革命论，难道还不明显吗？
孙悟空尽管可以嘲笑如来佛，但斯大林毛泽东们的猴子筋斗毕竟翻不出托洛茨基的手掌心。
中共在农村中“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更有趣。依照“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性的土地政纲目的在扫清“封建残余”，让乡村资本主义有顺畅发展的可能。这规定当然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的计划。
但是事情发展怎样呢？请看被选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一篇报告：
“而宿乡在一九五一年春季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雇农，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当时，支部就领导农民，组织了劳动互动组。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连续获得了丰收，农业生产量达到战前的水平，生活有了改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制止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富农和投机商人的“生财有道”，就像瘟疫一样的发展起来。富农戴惠伯，用五斗米买回了土地改革时被征收了的三亩地，并且疯狂地说：“谁用钱就到我这里来借。”富裕中农郭惠如，在土地改革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就买到九亩田。到一九五三年，全乡出现了十一户新富农，全乡九个党员中，有五个做生意的，四个买地的。另一方面，有许多农民的经济情形变坏了。根据一九五三年的统计，全乡卖出土地的有三十九户，借高利贷的有五十七户，有两户贫农降为雇农。当时贫困的农民都很着急，有人说：“这样下去，不是又要走老路了吗？”（见中共昆山县委生产合作部的报告。）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新民主主义”农村的图画！你看，这只短短发展了两年，投机商与富农的“生财之道”便像瘟疫一样泛滥起来。而最有趣的是，全部九个共产党员，五个做了投机商，四个变成了富农。这真是“新式的”资本主义——由“共产党员”带头的。但只要资本主义任其发展，新式也终于会变成旧式的，经济必然要走上老路子；而且它还要反映政治上！中共政权如果不跟着投机商与富农的党员走，就得根本垮台，让位给表里如一的资产阶级政党来统治。这个客观形势，逼出了一九五三年秋季中共中央的所谓“总路线”。号召“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运动。这个事实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纲，在农村关系中，也完全经不起实际阶级斗争的考验，因此被迫在事变的打击之下放弃了。
一九五三年以后的中国农村发展情形，以另一方式暴露了中共政策的罪恶性。依照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的序言中说：“……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结果如何？“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果然如期实现了。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的秋天，即比毛泽东预计的三四年提早了一两年，中国的农业合作社非但完成了由半到全的“社会主义”转变，而且于一转眼之间竟实现了“人民公社”，据说已进入“共产主义”的门槛了。苏联立国四十年，在较高的经济水准上与较少的农业人口中，应用了史无前例的暴力，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却只消九个年头，就把中国乡村和平地带进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难道中国真有神秘莫测的国情吗？或者毛泽东真有什么缩短历史的法术吗？当然，这二者都不会有。有的只是中共宣传家们违反马克思主义起码知识的谎骗，有的只是共产官僚不顾一切，残民以逞的“大冒进”。这是中共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两极跳跃，从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跳到极“左”的盲动冒险主义。不过，即使在这样的跳跃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些更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彻底破了产，迫使毛泽东们于惊慌失措中推行“不断革命”。这个情形，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文中，曾经以非常压抑的口气提到了，他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其实应该这样说才对：九年来发生的大事，几乎都没有按照毛泽东们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实现的。
不是吗？你看，毛泽东们原来想成立四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藉此实行新民主主义，长期间与大规模地发展资本主义。等到这个“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他们才“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见中共党章总纲。）而事实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却是共产党的独裁，它想广大发展的“新式资本主义”却原是“五毒”具备的古老资本主义，因之共产党政权即使为了它本身的存在计，也不得不将自己的理论放进废物箱，不得不从政敌手里偷取“不断革命”的武器，不得不在城市和乡村中打击私有财产。在不少方面，他们甚至比当年俄国革命后更快与更早地走上了“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化”的道路。
你看，毛泽东们就是这样一种不自觉的，不光明的，半吊子的“不断革命论”者。
我曾经在口头上和你谈过这层意思，你当时的回答是：“既然不断革命已经借毛泽东们的手来完成了，那末不管他们自觉不自觉，光明不光明，半吊子不半吊子，只要革命是完成了，其余的便不重要，托洛茨基主义者便不再有和中共对立存在的理由。”
以下是我的答复。
不断革命论与“不断革命论”
首先请你不要误会，我说毛泽东们为客观形势所迫，不自觉与不自愿地走了不断革命的路子，并不就是说他们走对了。相反，正因为他们走上条革命的战略道路时的特殊情形，虽然因此解决了一些革命问题，同时却造成了与带来了许多，也许是更多的，有害于革命的罪恶。譬如说：
政权问题，如果他们是有觉的不断革命论者，原本可以堂而皇之宣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而他们却偏偏要戴上“人民民主”的假面具，装饰着“各党各派”的花瓶，以此使无产阶级迷惘，使有产阶级因“上当”而生怨怼，而最坏的，使广大的真正人民党得共产主义与过去所有的政治主张一样，是将政治建筑在欺骗之上的，口说的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
“工商业改造问题”，如果中共真是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那他们就该知道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是一回事，发展资本主义是另一回事，他们就该知道中国生产力的提高不能用发展资本主义方法来实现，而只能经过反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实现；因此，他们就该像十月革命时候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在胜利的翌日即发布《剥夺剥削者的命令》，以坚定的步子和现实的步骤来赎买或者没收大工商业者的资产。这样办，在国家方面不要蒙受“五毒”之害，在被剥夺的大工商业者方面也不需经受“凌迟处死”与“三收三放”之苦。中共不能以堂堂正正的社会革命名义强迫资产阶级作出历史性的牺牲，而却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令基础上，深文周纳地，鸡零狗碎地，谋逐个工商业者以小偷毛贼之罪，逼其“自愿地”走上倾家荡产，名裂身亡的绝境。这样，中共便在最广大的城市民众中，彻底败坏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誉。
中共，以至整个苏联集团，曾经把中国的“工商业改造”说成为创造性的经验，那是彻底虚伪的。（当然，如何把数量庞大与规模极小的工商业导上了合作道路，其经验值得人们好好学习。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以刑事司法的小手术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大革命，不但使人迷失方向，而且会在各方面撒布腐蚀性的影响。共产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主要反对的是过了时的阶级和制度，个别的人身攻击决不是它的主要内容。中共一方面宣布资本主义尚有广大的发展前途，他们要保护这个剥削制度。另方面却造成种种“法律”陷阱，使资本家逐个“入瓮”，以至“自请改造”。中共以为此种手法乃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巧计，殊不知它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因为此种显然与中共政纲不符的政策，非但不能让劳动大众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的公正，反倒让他们看出共产党的口是心非，阴险毒辣，因而在暗中同情“被欺骗与被凌辱的”资本家们。（无数小老板们的被欺骗与被凌辱是真正值得同情的。）
在农村问题上，中共于被迫放弃资本主义道路，采行“不断革命”之时，给马克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描绘了最残忍与最荒唐的讽刺画。根据最起码的马列主义，一个真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政权，不可能建筑在与全体农民的联盟上，当反对地主的民主革命阶段一经走完，农村阶级斗争会立即尖锐地爆发。此时当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就应立即紧密地依靠贫雇农，中立中农，反对富农。在俄国革命中，这过程大约延长了七个月。据列宁说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民主阶段结束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发布的成立贫农委员会的法令。但为使这个阶级斗争纳入“社会主义的”轨辙，即使在斯大林那种专横与主观的统治之下，也是开始于十年之后，即一九二八年。而集体化的最后完成，还要迟至一九三三年。我们知道，斯大林的那次集体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据估计，大约有四百万至一千万的人因此死亡（由直接迫害与饥谨结果）。托洛茨基曾经给了及时的警告，事后更不断指出这种集体化的罪恶，譬如在第四国际纲领中他就说：
“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应把没收小农财产以及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农民将仍旧是他的一块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还相信这是一件可能和必要的事。为了在农民眼中恢复社会主义的纲领，便必须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的集体化办法，这些办法的施行，并不是为着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为着官僚的利益。”
为什么托洛茨基要反对斯大林们在农村实行的“不断革命”呢？因为，根据革命的马克思派的传统见解，要小农们放弃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制，必须第一，能在较高的技术水准上（大规模的机器耕种）进行集体经营，第二，必须用事实教育而非官僚刺刀，让农民知道共管比单干有利。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而强迫集体化，结果只能是可怕奴役，悲惨的死亡。农业生产的普遍低落，以及工农联盟在精神上乃至事实上的破裂。（注）
（注）毛泽东自己就指出过这一点，在《论人民民主革命》中，他说：“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的社会化。……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
现在让我们回过来看看中共在这方面的情形。首先，毛泽东们与当面的列宁不同，认为农村中将长时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列宁是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办法，他之借用社会革命党的平分土地办法，乃是一种有意的与公开的让步，故时机一旦成熟，立即宣布了土地国有。）等到富农阶级公然打进到共产党以后，他们才如梦初醒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而一经走上这条路，则非但没有认真地注意到上面指出的那两个条件，而且还没有最“冒进”的斯大林的耐性，把反富农斗争延长十年，集体化过程延长五年，他们倒是真正地“毕其功于一役”，在短促的二三年内，竟把比俄国农民更落后的五亿几千万的中国农民，带领过了“社会主义”阶段，甚至踏进“共产主义”的大门了。天下如果真有奇迹的话，这该是“道道地地”的奇迹了。
不错，我们从来认为，旧中国的农村关系与俄国革命前的农村关系有很大不同，地主势力比较单薄，资本主义关系则远较发展，因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农业生产的合作化或集体化，亦必较实行于苏联者为早为速。这就是说，在中国农村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比俄国当年更不实际，也更加反动。一九五六年以还中国农村面貌之迅速改变，一方面正证明着那个理论的不实际与反动，他方面也表示了不断革命论的客观需要。但毛泽东们一经在右边碰了壁，急速转向到左边的时候，农村社会化的发展竟可以加速到此种地步，那总是荒唐的。在这里，我们将不谈论中共突然提倡“人民公社”运动的真正动机，这个运动有多少符合于客观需要，它对农民大众的利害如何，以及它的前途和中共统治之间的辩证式的相互影响如何（这些将另文详述）。
这里我们只想指出的是：依据共产主义的常识与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要想在低下的甚至原始的生产基础上用人为的“不断革命”方法硬生生造成农业的“共产主义”，即使是“萌芽”也罢，却总不能不意味着大量的强制，普遍的奴役，以及生产之无法真正提高（甚至会猛烈下跌）。
然则我们怎样能拥护他们这样的“不断革命”？
中共对“不断革命”的歪曲了解和荒谬应用，在取消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取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上，发挥到了极致。在真正用得着渐进，在真正需要有长期的历史过程的地方，他们却要“一步登天”。不错，智体城乡之间的差别是数千年来社会阶级的结果，也是社会产生阶级剥削的原因之一，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取消这两种差别。但它们跟打倒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完全不同，绝对不能籍共产党的一纸决议，几场斗争可以完成。若以为靠几个干部“升帐挂帅”，放一些明星教授下乡种田，拔几名劳动模范进大学读书，乡村里建立几座小工厂，城市工人种几亩蔬菜地，如此就已取消了这两差别，未免滑天下之大稽。当然，我们完全拥护种种合理与可行的走向此种取消的办法。我们尤其主张认真地而非宣传地，自觉自愿而非意存惩罚地，经常将国家干部与在业工农交换工作，籍以造成真正的而非“理论上”的工人国家。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智体与城乡差别的实际取消，只能在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才可思议。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并非斯大林毛泽东们口中与纸上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则只当全人类的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组织起来，而平均的生产力已高出于目前美国所已达到的水准（或甚至数倍）才可思议。
在贫穷落后的一个国家之内而想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实现共产主义，那是反动的幻想。其所以是幻想，因为它不可能实现；其所以是反动，因为它硬要实现。硬要实现，就只有靠一个全能的野蛮的官僚独裁，通过庞大的官僚等级，以经常的赤裸的暴力，强迫全体人民进行日夜不休的劳动，并劫夺其全部劳动成果，以此维持一个饥饿冻馁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中共今天提出的所谓“不断革命”，实则是实行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步骤，亦即是“一国社会主义”的表现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之实行“不断革命论”，正因为他们违反了马克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为什么？请让我们就在这里谈一谈不断革命论的两个主要方面。根据托洛茨基发展了的马克思的此一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性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纵的方面：“无产阶级以民主革命领导者资格取得政权，必然地而且很快地就要遇者一些深深侵犯资产阶级财产私权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直接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之成为不断的革命”。（见托洛茨基著《不断革命论提纲》第八条。）
这方面，在上面说过，中共已被客观事变所逼，不自觉地实行了，并且加以曲解，荒唐而愚蠢地继续实行着。
二、横的方面：“在一国境界之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其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境界发生了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他方面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欧洲合众国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民族范围内，继续发展于国际间，最后进行于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更新的更广的意义之下成为不断革命了；只有当全地球上新社会最后胜利时，这个革命才达到完成。”（见同上引提纲第十条。）
又：“某一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它的无产阶级……如因民主革命结果夺得了政权，则在此国内的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以后命运，就不仅依赖于本国生产力，而且依赖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依赖后者比依赖前者还更多些。”（见同上引提纲十一条。）
不断革命论的这个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却不为中共所领会，他们根本就不愿领会，因为在此问题上，他们至今仍是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最坚决地拥护“一国社会主义”，要建设“民族共产主义”。
当然，客观的事变也同样地压迫着中共官僚们，即，事实接二连三地给他们提出不能在一国之内克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过他们并不从不断革命论的“更新的更广的意义上”去求解决；他们反而从更“深”的更老的方面去想办法。那就是专在“本国生产力”头上打主意，亦即出尽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压榨手段，驱使本国的生产大众，要他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不食不衣，不眠不息地，发展和提高生产力，以此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我们自然赞成用种种方法发展和提高生产力，但不赞成用任何方法，不赞成运用根本上违反社会主义精神的，比资本家手段更为毒辣的，蔑视人道与人类起码要求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这样做，一来是事实上达不到这个目的，二来是：它在“人心上”掘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客观上只是替杜勒斯和蒋介石的“解放大陆”准备一片沃土。
但毛泽东们却将这种方法称为“不断革命”。他们此种向“深”处发展的，顶顶古老的“不断要命论”，首先是他们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中向“横面”发展的国际革命的结果。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一样，必须置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平面上，才能有健全的与完满的解决。对中国言，它首先和日本与美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分不开。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应该停止向社会主义建设路上前进，等待美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给我们援助。这是蠢材的想法，是斯大林从来对于托洛茨基立场的曲解。问题乃关于两种基本的方向：一种是国际主义，一种是民族主义。根据前者，中国革命既然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亦必须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上，作为争取全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一个力量与一个单位来谋得解决。因此，它一方面固然要和同性质的兄弟国家紧密结合（其紧密程度甚至要无视现存国界的），另一方面必须竭力帮助和促成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落后国家的革命成功，断绝了帝国主义国家榨取高利润的一大来源。这个打击本身就已给了各该国工人阶级革命以一个“物质的”帮助。这是客观的帮助。在主观的穷刀上，胜利了的落后的工人国家，能够以最有说服力量的事例子，给先进国无产阶级以政治的与思想的影响，这是精神的帮助。一个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府，在它胜利后的一切内外举措上，如果处处表示出事实上而非宣传上的更高于资产阶级制度所能给与的民主与福利，处处表示出与从来资产阶级政治的伪善与自私大不相同，它用种种事实表示出国际主义的、革命的，以全人类解放为目的的真诚意图，如果它坦白而如实地指出革命在一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所能达到的限度，同时指出要超过这个限度必须依赖各先进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成功，有赖于他们的及时援助──如此，则配合着因市场失去而必然来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将迅速地从传统的改良主义成见中解脱出来，将如电如热地感染着革命国家的影响，因而走上革命道路。只当欧美先进国社会主义革命奏凯歌之后，在全世界经济的通盘筹划中，根据社会主义的崇高原则，互通有无，彼此支援，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实现，才能谈得上苏联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彻底成功，也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与富饶，跻于大同之境，因而永免于战争之祸。
昨天的斯大林与今日的毛泽东走的都不是这条道路。他们是“一国社会主义者”，其目标为“富而且强的社会主义强国”。倘然他们也谈国际主义，但这“高调”仅仅是一种外交辞令，只弹唱于克里姆林宫与怀仁堂中大宴贵宾的场合，即使在那些场合，歌唱的主调也还是“互不干涉内政”，“东风压倒西风”，或“中国人战胜美国人”等等。他们早已忘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完全不敢与不想促成世界革命。至于世界革命并非辽远与空洞的原则，而是落后国家先行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其建设社会主义时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则他们不是斥之为迂腐，便是诬之为反动——据说这便是否定了本国工农的伟大潜力。因此，他们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全部根据于本国固有的资力与人力，而且要在极其短促的时间完成之。于是，唯一可取的方法就是无穷无尽的压榨，由此产生了从事压榨的一切可怕可厌的国家机关。因此形成了跋扈而庞大的官僚等级，实施了野蛮极顶的管制办法；刺探与监督无孔不入，迫害和欺诈无微不至；他们籍此将人民的生活水准降至最低限制，将劳动强度驱迫至最大限度，将民主与自由的权利和享受则减少至最少限度。结果，生产力当然提高了（虽然这样的提高决不能稳定），但是付出怎样的代价呢？生命的丧失无法计算，工农对真正社会主义事业之失望与反感更无法估量，而更坏的是，以苏联，中国那种“社会主义”的活的榜样，在加上东德、波兰以及匈牙利工农反对“社会主义”的活的事例，使现在尚处于资本统治之下的英美等国工人（他们本应该作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的），深深害怕了，厌恶了，反对了一般的社会主义（不论那一种牌子，真正的或假冒的），使他们正在脱离改良派影响的时候又回到了改良主义，甚至回得更远，索性坦白地拥护资本主义。
你看，斯大林毛泽东们排斥了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不断革命论，其贻害竟然如此！不但此也，有一层意思我还得指出来，即：我们退一万步，姑且承认共产党在逐个单一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终于可以成功，在苏联竟业已成功，将来在英美诸国也会成功。但若民族国家的境界始终被尊为神圣，各国的官僚等级因欲维护其“独自为王”的统治权利，而继续保持国家境界，那末，当生产力在更高的阶段上为要突破这个早已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桎梏之时，岂不仍旧要发生国与国间的战争，发生比今天帝国主义战争更为惨烈与可怕的“社会主义”战争吗？
打破私产制与打破国家限制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两大目标，它的任务是要在全世界的整体上建立公产制的最高度的经济和文化体系。但今天斯大林主义者们的所作所为，最多只能说向前一目标走了一步，于后一目标则非但不曾企图接近，反而越离越远。因为事实上，每一个共产党获得了政权的国家，不管它像阿尔巴尼亚那样微小小国，也都要建设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成一个经济单位的，因而是排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哩！
总之，怀抱着“一国社会主义”，便不可能真正接受不断革命论。今天毛泽东刘少奇们硬欲把这二者拉在一起，其实只是你所说的“不断要命论”罢了。
共产党国家的社会性质
那末在一国之内，用官僚特务的压迫机构，不断要工农大众的命，以此建立着的或建设成功了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性质呢？
首先，我们与一切斯大林主义者的肯定相反，不承认这些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求把他们的国家称做社会主义的，其理由是那里实行了国有财产制，但关于这一点，托洛茨基驳得最好：“即使国有财产也还不是社会主义财产，因为后者须以作为财产保护人的国家消亡为前提，须以不平等的缓和为前提，须以财产观念甚至在社会道德与社会习惯中逐渐消失为前提。”（见托著《第四国际与苏联》。）这三个前提，显然，不论在哪一个共产党国家中都不曾具备，而且实际情形都属相反。
那末它们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吗？是官僚集产主义吗？
都不是。因为取消了私有制的国有财产制，无论如何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同时，存在于集产基础上的官僚，毕竟只有当生产力低下与该一财产制度尚限于一国之内时，才能维持其无上权势。随着生产力提高与革命的扩张，官僚权势总会成反比例地低落。因之，他们仅仅是应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某些特定形势的要求而产生，并非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必需，因而不能成为一个阶级。
我从来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说。不赞成的理由已详述于《苏联研究》中，故不赘述。官僚集产主义说曾使我一时信服，但不久就开始“后退”了，终于放弃了它。放弃的原因我不想在这封信里详说，下列是几个主要理由：
1. 我既然不承认中共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历史利益的政党，却承认了它推翻国民党统治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变革，那末，“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根本取消私有财产与实现国有财产”这个命题又站住了。这是托洛茨基宣称苏联仍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的最后论据。我在“苏联研究”中正是因为否定了这个论据，才否定官僚为一个等级，承认它是一个阶级，因而走到了官僚集产主义。
2. 官僚制度的形成，若就迄今为止的事实根基来作分析，我们确只能承认他是“社会过程中复杂诸因素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并不能断言它已经是，而且将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独立形态——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我们欲言，像英美那样的国家，一旦如果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了国有财产制度，便不可能形成像今天苏联与中国那样的官僚统治，而且那时会使业已成立的较落后的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也大大民主化起来。除非我们这个预言不确，即除非将来全世界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后，到处实现的仍是专横的官僚制度。那时我们才有理由断言无产阶级确实还不曾成熟到可以作自己命运的主人，因之当资本主义已衰朽死亡而社会主义未到之前，还得经过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官僚等级的统治，由这制度来再提高生产力，同时让生产大众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机会把自己教育成为社会的主人。
3. 将官僚等级说成为官僚阶级，将堕落工人国家说成为官僚集产主义国家，对于我们反官僚的政治革命的实践，完全没有帮助。非但无益，抑且有碍。至于如何妨碍我们作政治实践的情形，前面已用实例说过了。
因此，我放弃了官僚集产主义的说法。
目前苏联以及其它共产党国家的社会制度，我认为：乃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它业已脱离资本主义却尚未到达社会主义。就其发展的倾向而言，可以说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只因这些国家的落后与孤立之故，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笨重的官僚制度——它名义上在促进那个发展倾向，而实质上则在破坏和妨碍那个倾向。些国家如果不是工人阶级再来一次政治革命，摧毁官僚制度，籍以确定走向社会主义，那末官僚制度愈将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代理人，终且推翻财产的新形式，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
托洛茨基关于过渡制度未来趋向的此一推测，我觉得它的后一半有了问题。因为世界资本主义过于衰朽，以致那些业已取消了资本制度的国家要想回复到原来的私人资本主义，无论理论与事实均已极少可能。
一九三九年九月间，即当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写下了上一推论之后一年，他用另一方式提出过此问题，他说：“不是我们主观的愿望，而是客观的现实说明了这一点：人类的唯一出路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然便是陷入野蛮主义。”这推论也适用于苏联的趋向。如果不前进至社会主义，便将后退至野蛮主义。什么叫做野蛮主义？当然不是正常的、简单的私人资本主义。托洛茨基对于新野蛮主义，在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给过如下一个定义：“一方面的法西斯主义，他方面的苏维埃国家的堕落情形，大致刻画出了新野蛮主义的社会形式和统治形式。”这是一种“全能主义的奴役”。
托洛茨基的这个推断，我觉得更为适合些。这种野蛮制度当然是一种有产阶级的统治，但绝不是原有的资本阶级或资本主义了。而且这样的制度也绝不可能长期持续与正常存在。因为不说别的，光是那毫无出路的毁灭的不断战争，已够使人类根本灭绝了。
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相信帝国主义者与斯大林派的官僚们将人类带上此一绝路之前，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会来得及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信已经太长了，必须结束，未尽之意，请参阅我附上的两篇文字。
三山
195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