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德文本导言）
双山
I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产品之一。无论在思想上与物质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发展，都与胜利了的俄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分不开。没有这个帮助，中国纵能在20年代之初产生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它不可能如此迅速发展，更不可能在1925-27年的中国革命中发生如此强大作用。
但是，竟可说是历史的讽刺，这个外来帮助虽然促成了中共与中国革命的兴起与开展，却又是使中共与中国革命遭受惨败的一个重大原因。
俄国共产主义者对中共与中国革命的援助，如何与何以发生这样一种又是积极又是消极的作用？
这是问题之问题。在这篇导言里我们就是要研究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便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句话，看成修辞学上的比喻是合适的，但与真实的历史有所出入。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也还不曾注意东方的被压迫民族问题。当时苏联领导人的目光主要向着西方。他们一心期待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能发动革命并取得成功，藉以援助孤军奋斗中的苏维埃俄罗斯。
1920年7-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在这方面才来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它从西方扩展到东方，从「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传统战略，扩大为「各国无产者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全新方针。
完成这个战略转变与扩大的是列宁。在他向大会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上，不但给这个新的世界革命的战略思想定下了原则，而且具体规定了实行这些原则时所应「特别注意之点」，其中与后来中国问题最有关系的，我以为是如下的一节：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见「列宁全集」中文版31卷，129页）。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接受列宁提出的这些意见，以此确定了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性民权运动的态度和关系，因此也确定了中共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和关系。所可惜的是：列宁本人最初因为病，接着离开了人间，他没有机会把这些意见亲自实行出来。而当时主持共产国际的俄国共产主义者，在实践中却一贯作出了与列宁上述意见恰恰相反的决定与指导，以致促成了中国革命的失败，这是历史的不幸。
不过历史的不幸还有甚于此的。当俄共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坚持列宁路线，为此与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的当权派（最初为齐诺维也夫与斯大林，然后为斯大林与布哈林）路线进行斗争之时，俄共与共产国际这两个机构都日益走向官僚主义的堕落。自从1923年开始，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逐渐控制在斯大林一派之手，以致这两条路线在其提出与形成过程中，未能在俄国共党内部，更不能在中共内部，进行公正与公开的广泛讨论。斯大林一派凭借其组织力量，压制反对派，抹煞他们的意见，垄断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等到这个指导造成了中国革命的悲剧，斯大林一派更为了派系和利益，为了保持官僚权力，更加坚持和加深这些错误。他们竟用行政警察手段摧残反对派。将充分为事实所证明的反对派正确意见加以严密封锁，同时对这些意见进行荒唐的诬蔑。中国共产主义者和工农大众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无法让人知道，无法为后人利用，他们的血白流了。
因此，恢复有关1925-27年中国革命的理论斗争真相，搜集与出版当时左派反对派——主要是里昂．托洛茨基的一切文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不但是历史家的工作，而且是革命家的责任。
中国与美国的革命者曾经先后出版过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字（中国于1930年及1947年；美国1932年与1976年）。现在德国朋友又决定用德文出版一本同样的书，而且要比中文和英文的更为完备。这真是一件大喜事。我荣幸地被出版者邀请来为德文版写一导言，愿尽我所知，为读者们将各个重要问题，依照时间先后，做一个约略介绍。
II 革命时期的争论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应否保持独立？
这个有关中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初却并非发生于俄共内部，亦非发生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内部，却发生于年青的中共领导与共产国际之间。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1921年7月。它的第一次大会实际上只是一种原则性的宣告。它宣告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决心要走俄国先驱者的路，为此决心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建设一个中国共产党。至于如何把共产主义目标与中国的实际乃至和中国当时的政治情况联系起来，大会不曾考虑，事实上也不可能作详尽的考虑。
经过一整年的努力和斗争，到了中共第二次大会（1922年7月16日－21日）前后，它才郑重、深入与具体地提出一些最迫切的革命政治工作问题。它首次确定了在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策略，提出了它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在大会召开前一个多月（6月10日）中共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宣言」中，它说：「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是要与民主政党一起建立一条民主革命联合战线，为打倒军阀及组织真正的民主政府而斗争」。同时它又说：「在中国现有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可称得是一个革命党。」
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关于国民联合战线的决议，更阐明了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的关系和态度。其中主要的有这样的话：
「在中国目前经济政治以及无产阶级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国民革命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也有利于无产阶级。事实上，吾人应联合所有革命政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同时还须告诉他们，此项联合战线并非为国民党的利益而奋斗，吾人亦不为国民党而牺牲自己，而是为了获得暂时的自由。无产阶级当战斗进行中，必须不要忘记他们自己的独立组织。」（引自「中共史论」第1卷82页）
同时中共还批评了国民党「一切动摇、妥协与不断迂回的政策」，要它「永远放弃这些政策」。这样的立场显然是中共领袖们研究与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的结果，而且将它与中国当前的实际初步结合起来了。
可是当时的第三国际负责人却不同意这样的路线。在那个时候，主要为了打破苏俄在远东的外交孤立，共产国际与俄国政府接连直接派遣代表，去和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进行中俄友好与国共合作的谈判。最初与孙中山接触的是魏金斯基（1920年秋），然后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冬天），半年后（当第二次大会正在进行之际），又派少共国际代表大林，先后向孙中山提议中共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孙中山拒绝这个提议。他只允许中共与共青团的个别分子加入国民党，不肯与中共作党外联合。
当时莫斯科的领袖们显然对新生的中共所能发挥的力量看得很低，对国民党所拥有的力量估得太高。他们愿意对孙中山让步，决定要中共接纳孙中山的办法加入国民党。为了实行这个决定，马林又奉命来华。此时中共第二次大会已经通过了上面引述过的决定。马林于是要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改变方针，接受国际指示。在会上，中共中央全体反对国际的决定，力主中共与国民党在党外合作。坚持共产党在联合战线中保持政治与组织上的独立。结果马林拿出国际纪律来施加压力，中共领导者在共产国际的巨大权威之下，屈服了。这可说是中共此后一切灾难之源。因为在整个第二次革命时期，中国无产阶级与劳苦大众没有自己的独立政党。
在共产国际与俄共内部，中共应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本是托派与斯派的争论中心。托洛茨基从1923年开始便坚决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见1930年他写给夏克曼的信）。但因迁就左派反对派内部其它成员（主要是拉狄克）的意见，后来则为要和齐诺维也夫派结成联盟，托洛茨基曾经长期间在此问题上作出让步（他后来承认这种让步是错的）。因此托斯二派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争论，要到1926年，即在中共与国际为此发生争论4年之后，才初次公开出来。那时争论的口气还是很缓和的。例如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1926年9月27日）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说：
「当中共还是一个宣传组织，它只在给自己准备未来独立的政治活动，但同时也设法参加上涨中民族解放斗争时，中共加入国民党是完全正确的。」（见英文本「托氏论中国」第114页，加重号原有。）
到了1927年5月，在他的「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中，他才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上）直截了当地声明：
「要有权利谈那为民主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道路而斗争，必须有无产阶级的主要工具：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在自己的旗帜之下斗争，永远不许它的政策与组织解消在其它阶级的政策与组织之中。」（见中文本「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第8页）
齐诺维也夫派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动摇到武汉「左派」国民党反共前夕。即是要到1927年7月2日，他们才在和托洛茨基共同签名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此时实际上已经不是甚么应否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共产党人如何图存与如何继续斗争的问题了。
斯大林与布哈林则到了汪精卫屠杀共产党人以后，仍不许他们放弃国民党的青天白天旗，要他们继续与国民党合作。这出打着国民党旗帜反国民党的滑稽悲剧，一直演出到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才算收场。
托洛茨基在国民党问题上与斯大林、布哈林（其中多少也包括齐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之间何以会有这个不同看法？主要由于双方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不同。依斯大林们之见，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见1926年12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斯大林自己则最初（1925年）说国民党是一个「工农党」（见「列宁主义问题」），后来（1927年5月）又说它「是由几个被压迫阶级组成的联盟的党」。（见英文本斯大林「论反对派」第670页，加重号原有）。因此中国共产党参加这个「各阶级联盟的党」，不但无损于自己的独立，而且有助于争取盟友。
托洛茨基早从1924年春天起（根据公开发表的文件而言）便强调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见他对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所作的演说）。针对人家对于「工农党」与「诸阶级联盟」的说法，他认为「这个定义与马克思主义无丝毫共同之点」（「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至于「把国民党形容为一个不专为某一方面所用的无定形的组织，那是曲解了问题的本质。不管国民党的外缘是怎样没有定形，但其中央机关却牢牢地掌握在革命的独裁者手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英文本202页）。「究竟四个阶级联盟是甚么意思呢？你们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看见过这样的说法吗？如果资产阶级将被压迫民众统率在资产阶级旗帜之下，并藉此领导取得了政权，那末这不是联盟，而只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利用了被压迫群众。」托洛茨基又说：「国民党是一个政党，而在革命时期，它只能被了解为一个政党。在过去这个时期中，这个党不曾体现为『四阶级联盟』，但已起了资产阶级统率民众——包括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在内的民众——的作用。」（见「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一次演说」，英文本227页）
上述两种对国民党的认识究竟哪一种正确，毋须我们多言。事实胜于雄辩：1925-27年中国革命的真实过程已给了明确答复了。
斯托二派在国民党问题上的争论，始终不曾与中共领导的不同意见直接联系起来。中共根本不清楚苏共反对派的主张；托洛茨基等也不能明白中共领导的真实情形。中共中央自从被迫接受国际决定加入国民党以后，曾经积极在国民党内工作。可是凭它的工作体会和所遭遇的困难，中共（至少其中一部分领导人）就曾多次发生过怀疑，甚至向国际建议，要求改变路线。第一次是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反共政变之后。当时中共在共产国际压力下对蒋介石步步退让，让至退无可退的地步。本来主张与国民党只作党外联盟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曾用个人名义向国际提议退出国民党。结果遭到国际拒绝，还挨了布哈林在「真理报」上的斥责（见「告同志书」）
此后不久，在1926年7月（注1）中共中央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案」。它虽然反对退出国民党；但它提出五点具体办法来保证共产党的独立行动，因此又遭到了国际的抨击，要求中共即将召开的第五次大会彻底改正这些错误（注2）。
第三次，在1927年5月21日长沙事变之后，陈独秀曾经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退出国民党，却均为中央的多数与国际代表所反对（见「告同志书」）。
最后，到了7月上旬，武汉「左派」国民党已经公开进行反共，屠刀早已架在共产党人头上，此时共产国际仍旧命令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于是陈独秀于7月15日提出辞职，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见「告同志书」）。
两年之后，陈独秀和他接近的同志们于获悉俄国左派反对派的主张后立即成为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我相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在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上，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意见很久以来就几乎相同之故。
二、帝国主义压迫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斯大林的国民党政策以「四阶级联盟」作理论基础，而「四阶级联盟」则以帝国主义压迫作为辩解。依斯大林之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纵使不曾消灭中国的阶级斗争，却总已缓和了这个斗争。它使中国「全民的统一战线」成为可能与必要。因此，它又使作为「统一战线」之政治表现的国民党成为可能与必要。
为资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合法」地位作辩护，斯大林特别强调了中国资产阶级中两个截然对立的部份——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斯大林认为前者反对帝国主义并创建了国民党，后者拥护帝国主义而且「现在是，将来也仍会是国民党死敌。」（见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与莫斯科孙大学生的谈话第三个问题）
斯大林这个看法完全决定了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对汪精卫乃至对冯玉祥等人的态度，决定了他们要中共始终加入与服从国民党的政策。
这是促成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的理论错误，而这个理论是十足违反列宁主义的。
早在1920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当列宁向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提出报告时，就十分明白地说了如下的话：
「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见全集中译本31卷第211页）
这是对斯大林帝国主义压迫下阶级缓和论以及殖民地资产阶级一分为二论的直接与预早的答复。
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列宁完全一致。从1925年开始，他便不断提出与上述列宁的同样意见。在1927年5月批评斯大林论中国问题的提纲中，他更作了系统与深刻的发挥。他指出斯大林错误的「主要来源在于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及其对中国阶级关系的影响之错误观念」。他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决不是「机械式的」，以「同样」方式屈服中国的「一切」阶级的。「外国资本在中国生活中的有力作用，已使很有力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官僚及军阀，和帝国主义共了命运。」接着，他把这层意思作了如下说明：
「相信那所谓买办资产阶级，即外国资本在中国之经济的与政治的代理人，与那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有鸿沟之隔，那是极其天真的。不，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比资产阶级与工农之间，要无比地更接近些。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战争，有如内部的制动机，他们以继长增高的仇恨看待工农群众，愈来愈准备和帝国主义妥协了。」
「处身于国民党内并成为其领导者的民族资产阶级，实质上是买办与帝国主义的工具。它之所以能留在民族战争的营垒里，只因为工农群众无力，阶级斗争不发展，中国共产党缺乏独立，以及国民党之驯顺地被操在资产阶级手中。」
「以为帝国主义机械地从外面焊合了中国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会减弱，但会增强诸阶级的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的主要来源，不是扬子江中的兵舰──它们不过是辅助物──而是外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间经济的与政治的联系。正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反帝斗争需要从中国人民很深处很有力地发挥出力量来。要真正唤起工农群众来反对帝国主义，只有把他们基本的和最深刻的生活利益与民族解放的事业联结起来，才有可能……」（见英文本160—161页。中文本「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第2页）
托洛茨基在这里说得酣畅淋漓，毋需我们再作任何诠释。值得给读者特别指出的只是：此文写于1927年5月7日，即当「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蒋介石在上海「投降买办资产阶级」而屠杀工人之后25日。此时，斯大林又把「民族资产阶级」或「左派小资产阶级」的名衔致送给汪精卫，希望他能够反对「买办资产阶级」；可是仅仅过了两月之后，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头子又投降了「买办资产阶级」，又屠杀工农了。
三、苏维埃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三个重要争论问题是：当北伐军进展之时，沿路（特别在湖南湖北二省）农民与工人蜂起响应，此时共产党应否提出苏维埃口号，并组织工人、农民与兵士的苏维埃？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一个策略性的组织问题，其实却是与上述两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密切相关。若从争论双方的表面论据看，彷佛斯大林等亦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意志是软弱的，它可能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因此共产党必须组织与率领工农大众起来，在国民党内外，和资产阶级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防止和反击他们叛变革命的企图。但是在这里，问题之问题乃在于：用甚么方法才能切实而有效地夺到领导权，才能切实而有效地防止与打击资产阶级的背叛？依托洛茨基之见，唯一可靠的方法是提出、宣传并实际组织苏维埃。自从1926年下半年（注3）起，苏联共党的反对派便提议组织苏维埃，斯大林派则竭力反对这个提议。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一）苏维埃将破坏对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二）将予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以反对中国革命的新借口：说中国革命乃俄国革命之「人工移植」；（三）苏维埃只能是暴动机关，而且只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四）国民党本身已经是实际上的苏维埃。
可是斯大林派这四个理由全部为历史事实与斯大林自己的作为所驳斥了。一、没有苏维埃，资产阶级仍旧一再破坏了联合战线，而且正因没有苏维埃之故，他们能主动选取最有利的时机来破坏联合战线，予革命以惨重打击。二、没有苏维埃，帝国主义者绝不会因此而不说中国革命是莫斯科输入的。三、说苏维埃只能在暴动前夕建立，说它只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那是根本忘记了俄国1905夫与1917年两次革命的经验。它们都是在革命进潮初期就建立了的，而且只有经过相当时期的群众斗争，等它们在群众中建立了信仰，才能领导暴动。反之，广州苏维埃正因为在暴动前夕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能保证暴动胜利。至于说苏维埃只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那末，当1927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以后，斯大林提出了苏维埃口号却仍旧宣布中国革命为民主性质，就已打自己的嘴巴了。最后，究竟国民党是否可以代替苏维埃；则历史证明得快而清楚，早已给了答案。
总之，斯大林派排斥苏维埃的提出与组织，使他们一切所谓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武装工农，防止资产阶级叛变等等的漂亮辞句，全部成了空话。结果使工农大众在资产阶级的一再反叛之前，变得束手无策。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极端重要的争论上，我们不曾见到任何值得重视的参加。虽然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是一个事实上的、小规模的苏维埃；虽然当北伐军进展时期，湖南农民纷纷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在某一程度的作用上已可说是农民苏维埃；虽然在1927年2月22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之后，工人们自己组织「苏维埃」式的集会（如「扬树浦工人区苏维埃」（见瞿秋白着「中国革命中的争论问题」附录一，即196页），虽然当时中共中央的所谓左派领袖瞿秋白主张「立时命各厂各工会工人选举代表，设法鼓动小商人群众代表来参加此会：『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国民革命的苏维埃），使成一共同讨论罢工罢市一致武装『自卫』以至于暴动的机关，换言之，即形成事实上之临时革命政府……」（见同上引书第194页）但中共领导始终不曾注意到这个问题。瞿秋白本人除了在1927年2月间作过昙花一现式的「苏维埃」倡议之外，显然知道了莫斯科当权派反对这个口号和这种组织，以后也就绝口不提了。
四、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
托洛茨基的论敌们从来指控他轻视农民或不要农民，攻击他看不见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所能起的伟大作用。在俄国革命的争论中如此，在中国革命争论中更加如此。
其实，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与斯大林们所不同的并不在于应否看重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只在于：一、无产阶级应该联合的究竟是哪一些小资产阶级？二、如何才能联合他们？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在为中国左派反对派起草的政纲（1929年6月）中，曾经给了一个扼要的回答：
「我们反对派说无产阶级应与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联盟，我们所指的是被压迫阶级的几千万几万万城市与农村里的贫民。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所谓小资产阶级乃指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份子，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以民主政党和团体的名义利用城市及乡村贫民，在紧要关头即将他们卖给大资产阶级。我们所谓联盟不是联汪反蒋，而是联合一切劳苦群众，反对汪精卫和蒋介石。」（见「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36页）
关于第二个问题，托洛茨基从小资产阶级（城市与乡村的）之缺乏独立性，从他们在革命中不跟随无产阶级便追踪资产阶级这一基本认识出发，他认为所谓工农联盟或工人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一定要靠斗争来解决，绝非凭「阶级地位」而自动决定的。
在这里，托洛茨基的「三个营垒」说，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照当时斯大林派和反对派中一些人的看法，中国当时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矛盾表现成两个营垒：一个营垒里是帝国主义、军阀与买办资产阶级；另一个营垒里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与民族资产阶级。这两股势力一边是反动联盟，另一边是革命阵线。二者壁垒森严，旗帜分明。前者由帝国主义操纵，后者则「天然」由工人阶级领导。斯大林派当时许多政策，可以说均以此一认识作为根据。
托洛茨基认为这个看法不但机械，而且错误与危险。因为如果真的只有这两个营垒，那就根本不存在甚么争取城市与乡村小资产阶级问题。即使需要争取的话，也不是和民族资产阶级争，而只是和帝国主义、军阀与买办资产阶级去争了。所以托洛茨基说：
「事实上中国存在着三个营垒：反动派、自由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三个势力正在为争取对下层小资产阶级与农民的支配而斗争。」（见「致阿尔斯基的信」，英文本128页）
不论根据历史经验，或根据社会学的分析来看，广大的城市与乡村的小资产阶级都不可能「天然」参加革命营垒，不可能「天然」（顺便指出：当时中共的理论家中也有这样的「天然」论者）跟定工人阶级。事实正相反，他们，尤其是他们的上层，极容易受民族资产阶级的欺骗与控制来反对工人阶级。在最坏的情形中，他们还能受最右的反动派的欺骗。因此，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政策，几乎可以说都从这个三营垒的看法出发。也因此，他始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即工人阶级的政党如何才能将广大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的领导之下，使他们一起去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同时谨防暂时参加在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反叛，并能在他们反叛之时加以胜利的反击。
在这个意义上，不要农民与忘记小资产阶级的，恰恰是斯大林——布哈林，而非托洛茨基。
五、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问题
斯大林在前一个问题上指责托洛茨基不懂得「封建残余乃中国种种压迫的占优的因素」（见「中国革命与第三国际任务」）。在后一个问题上则说他「企图硬搬某些一般的公式，不理各国运动的具体情况。」（见「时事评论」）
但是从托洛茨基先后发表的意见（从1924年4月到1928年3、4月）来看，这两种指责全无根据。
对于中国的「封建残余」，托洛茨基的看法既与反对派内部的拉狄克不同，也和斯大林与布哈林各异。他不但不像拉狄克那样否认其存在，而且说它很有势力。可是既称「残余」，便不可能「占有优势」。「残余」而竟占「优势」，简单在逻辑上都说不过去。至于斯大林们不但根据这个优势来决定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并且以之决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托洛茨基更是力加反对。他说：「在中国，封建关系与资本主义关系极密切纠缠在一起。」「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具有反封建同时亦反资产阶级的性质。」（见「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78页）
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特别是土地革命的过程，充分证实了托洛茨基的「纠缠」说，否定了斯大林的「优势」论。
至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托洛茨基正如他在给伊罗生着「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所作的序文中所说，「不是从一个先天的定义或从历史的模拟演绎出来，而是从中国社会的活生生的结构及其内部诸力量的机动中确定的。」他是在革命发展的真实过程中，以「逐渐接近」的方法去认识革命性质并决定革命的政权性质的。
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演变，文字具在，有如下述：
1924年4月21日，托洛茨基对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发表的演说中，我们见到了他第一次谈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他说：
「没有疑问，如果中国国民党能够把中国统一于一个民族──民主的政制之下，则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将大踏步地前进。但这一切将准备动员起无数无产阶级群众，他们将立即突破史前时期的与半野蛮的状态，他们将在工业的熔炉中，即在工厂中铸造自己。」（见「东方的远景与任务」）
在1925与1926这两年中，据我们所能见到的材料说，托洛茨基并未直接谈到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当时共产国际一方面坚决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要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同时却提出「非资本主义前途」来骗人骗己，使托洛茨基特别感到气愤。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最迫切问题是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实现工人政党的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胜利；至于胜利后中共是否能走上「非资本主义前途」，那是要靠国际的因素来决定的。
1927年3月，在他写给阿尔斯基的信中，我们又见到他谈及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
「只有那一类社会主义──反动的蠢材才会以为目前的中国，在它现有的技术与经济基础上，能凭其一己的努力可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见英文本129页。）
同年同月21日，他写信给全苏联共党中央政治局，提议在中国创建苏维埃，同时又清楚指出：「中国正在发生着的是一次民族──民主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英文本135页）
接着（1927年4月3日），在「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里，又作了更充分的发挥：
「首先要使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明白：中国并无独立转入社会主义去的任何经济条件；要他们明白：目前正在国民党领导下展开的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这个革命，即使完全获得胜利，其结果也只能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它又必然将问题的相反方面有力地展开在中国无产阶级之前：晚起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却是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衰败条件中开展着的。正有如俄国经验与英国经验相反，政治完全不是与经济平等发展的。中国的未来发展一定要放在国际的远景中观察。不管中国经济的落后，一部分也正因其落后，中国革命完全能够使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走上政权。这样的政权将是中国与世界革命之间的一个政治性的环节。」（英文本142页）
在这里，托洛茨基在本质上显然已达到不断革命论亦适用于中国的结论了。但是在革命政权的性质，即由工农联盟建立起来的政权将是工农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那时托洛茨基却还保持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的旧口号。一直要到1927年9月，当他看见了一年来那些「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领袖们如何相继叛背革命，如何破坏「工农民主联盟」之后，他才第一次说，在中国，「工农民主专政这个口号也在历史上过时，今后它只能成为反动派手中用以反对工人阶级的武器，我们必须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了。」（见「中国革命的新机会、新任务与新错误」）等到是年12月，中国第二次革命以广州暴动的悲剧告终，托洛茨基总结以往教训，分析未来中国革命的社会政治的前提条件，于是确定地说：这些条件「不仅证明民主专政已无可救药失去了它的适用性，并且证明这第三次革命……将被逼于一开始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见「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79页）这就是说，未来中国革命一开始便将是社会主义性质了。
托洛茨基达到这样的结论是经过了一个时期的紧张研究与思考的。他在阿拉木图──中亚细亚的流放地完成这项思想理论工作，并且记录在他写给泼雷奥勃拉顺斯基（今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三封信中。
我们上面的叙述极为简略但已足以说明托洛茨基决不是把俄国革命中的现成公式硬套到中国革命身上去的。至于后来的中国革命，即开始于抗战结束，成功于1949年的那次革命，其实际经过究竟符合于哪一公式，我只要指出一个事实作为答复：一直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公式与「人民民主专政」口号的中共领导者们，在真实事变的压迫下，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提出「不断革命论」的说法（当然它是否与真正的不断革命论相符乃另一问题）。刘少奇则宣布「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
III 革命失败后的争论问题
从1927年秋天到1940年秋天，亦即从革命失败直到托洛茨基被害为止，托斯二派在中国问题上，主要有过下面这三个不同意见：一、对于新局势的估计与中共在新局势中应该提出的中心政治口号；二、农民战争与新革命再起的关系；三、对于1937年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
一、新局势与新任务
中国第二次革命究竟在何时失败而告终？这在事后回顾中彷佛根本不成问题。1927年7月间武汉政府公然反共，全国工人在组织上陷于溃散，革命就已经失败了。可是在当时当地，特别对于身处局中的人来说，这问题却相当复杂而难于立即答复。在当时，即使托洛茨基也不曾立即做出这样的决定（注4）。1927年9月，当叶贺南征，湖南农民蜂拥而起的时候，托洛茨基毋宁将它们看成「中国革命的新机会」。对于当时形势，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一个短暂的尾声，为历史上一些大失败后所共有的尾声呢，抑或它是中国革命一个新的伟大篇章的自发的开端？」对此问题，他的回答是：「两个可能都不能排除」。他认为问题不但要看客观条件，而且要看主观条件，亦即要看革命党是否有正确的政策。
作为一个负责的与积极的大革命者，托洛茨基正应该有这样一个审慎与乐观的看法。可是当他见到「南征」失败，又看见广州暴动失败，由此而研究了当时全中国阶级斗争的情势之后，他便毅然，宣布中国革命已经确定失败。一个新的反革命的局势早已开始了。
对于这个局势，最初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退潮时期……」（见「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84页）
四个月之后，在1928年10月，在「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中，托洛茨基以更加明确的口气断定说：「必须清楚地懂得，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那里代之而兴的倒毋宁是一个反革命的局势，它正在转变成一个长短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代。有谁如果对你说这是悲观与缺乏信心，你就鄙弃他好了。对事实闭上眼睛，乃是缺乏信心的最丑陋的一种形式。」（「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10页）
斯大林—布哈林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正是「最丑陋的一种」。它既不审慎，更不负责。首先为要掩盖自己破产政策所造成的悲惨结果，他们非但硬不承认革命已经失败，而且宣布它「进入更高阶段」。为要证实这个宣告，他们不顾一切地命令濒于瓦解的中共全面发动武装斗争。结果招致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失败，直至广州暴动的大流血。到了那时，斯大林们虽然不得不称它为「退兵时的一仗」，但同时却又说它是「苏维埃革命新阶段的开始」。究竟革命是否已经失败，他们始终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在1928年夏天召开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上，斯大林—布哈林们也还只说：「中国现在并无革命高潮」，而是处于「两个浪潮之间」。
不同的局势诊断，产生了不同的口号和政策。
托洛茨基一经认清革命局势已经为反革命局势所代替，他便及时估计当时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可能发展，认为「中国革命失败将给予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以或多或少克服目前可怕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见「总结与前瞻」──「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84页）稍后，在「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中，他更加明白说：在此「非常畸形的稳定」时期，反革命胜利的资产阶级会增长其阶级意识。他们与自己的同盟者──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间的矛盾在相当程度内会重新出现；小资产阶级会要求民主；土地问题将重新提出——这一切必然要产生国民会议思想。因此，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党能够与应该提出以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普选为基础的立宪会议的口号」，并全力为此口号及其政纲（八小时工作，没收土地，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的实现而斗争。只有这样，中共才能重新整顿与加强自己力量，才能再度与工人及一般群众联系，才能从零星与防御的战争转变为全面进攻，最后才能在不可预知的有利条件下，再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夺取政权的革命。
也因此，托洛茨基认为当时中国根本谈不上以暴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可能，根本谈不上组织苏维埃。因为：「苏维埃是革命进潮向心力之组织上的表现。……在革命退潮和群众离心力发展的时期，苏维埃将是教条的，无活力的，或者同样不好的，是冒险主义的口号。」（见「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22页）
斯大林们根据「更高阶段」与「两个浪潮之间」的认识，指责托洛茨基的整个看法为「取消主义」。他们竭力反对提出国民会议口号，而是将他们在过去两年革命进潮时期拒绝采用的苏维埃口号，此时突然提了出来。结果如所周知，中共在斯大林「第三时期哲学」（认为全世界进入革命高潮）的配合下，前后经过瞿秋白的盲动时期，李立三的疯狂冒险时期，以及王明的「极左革命路线」时期，以致到了1934年前后，中共在城市中的基础「丧失了百分之百」（见中共的「几个历史问题」），反革命给大大加深了。
二、「失去工人，得到了农民」
依照斯大林「革命四阶级联盟」的理论，右派与「左派」国民党的先后背叛革命，工人阶级在此背叛中遭到摧残，仅仅表示出四个革命阶级中退出了三个，还留下一个农民。又因为再不需要顾虑到「统一战线」，农民可以放手进行土地革命，所以革命在性质上是进入「更高阶段」了。
这样简单以数学上的加减法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便是当时共产国际以及中共部分新领导人，企图以农民为唯一力量来进行全国（首先是四省）武装斗争的理论根据。他们没有坦白地把这个理论在正式的决议中写下来，但是不管在言论或行为上，他们，特别是中共的新领导人，却老是重复着这个调子：「失去几万工人没有关系，我们获得了几百万、几千万农民。」（这是后来当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的名言）
托洛茨基坚决反对这种意见。当他读到了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上中共代表团的某一成员（我相信这便是向忠发）神气十足地指出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党员数目非但不曾减少，而且因为中共获得数万农民新党员反而增加了，此时托洛茨基认为「在世界大会上提出这样可惊的报告而未立即遇到愤怒的驳斥，乃是不可信的。」接着，他作了如下的说明：
「当革命在城市中与工农运动最重要的中心地被击败以后，特别在中国那样的庞大国家，时常会有一些新的区域——其所以会新，正因为它们落后——还包含着尚未竭尽的革命力量。在辽远的边远区域，革命潮浪的头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扩张开去。……革命在诸大城市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以后，党，在某个时期内，还能从正在觉醒的农民中吸收数万新党员，这个事实是重要的，可作为未来伟大可能性的一个预兆。不过在我们所要研究的时期中，它只是中共解体与消散的一个形式，因为失去了它的无产阶级核心，它便不能符合于它的历史目标了。」（「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04页）
也许你们会说：中国此后20余年间实际革命斗争的发展证明出农民代替工人的革命路线对了。是否这样呢？下面详谈。
三、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1925-27年中国革命失败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鼓励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乃至完全征服中国的野心。自从1930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对依赖英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完全屈从日本，藉使中国成为它的完全殖民地。国民党政府与工农为敌，执行着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日帝不断退让，以致激起了全中国民众反对日帝与国民党的斗争。蒋介石政府在民众抗日要求的压力下，同时也为了中国资产阶级有限度的独立自主，乃在美英及苏联的支持下，于1937年7月后进行抵抗日帝步步入侵的战争。对于这个战争，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应该采取甚么态度？中共与托派之间，亦即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发生了很大歧见。中共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示下，配合着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由「第三时期」的极左路线转向极右的「人民阵线」的变动，从1935年8月起，便向蒋介石呼吁，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件事几经波折，几经谈判，终于在1937年9月达成协议：中共接受国民党提出条件：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放弃土地革命，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领导。
这个做法，自然是1925年至27年革命时那条投降路线的再演。
托洛茨基严厉斥责这条路线，说它是「一桩更可怕的罪恶，因为这是第二次犯这种罪恶。」对于当时的中日战争，托洛茨基当然是完全站在中国方面的。因为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所以他说：「中国一切工人组织的责任在于积极参加，要在目前抗日战争的各条前线上参加作战。」但因中国方面的战争是在反动派蒋介石领导之下，不可能取得真正胜利，因此在号召参加的同时，托洛茨基又指出：这些工人组织「不可片刻放弃他们自己的政纲与独立行动」（见英文本第567页）。他并且说：「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时期，与资产阶级仍立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地位。先锋队的任务在于：根据于战争经验，将工人团集在革命先锋队周围，将农民团集于工人周围，以此准备真正的工农政府，即领导数百万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见英文本565页）
托洛茨基对于中日战争所采取的基本战略方针，显然也就是他对1925-27年中国革命所采取的方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便是：「在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内代理人（按即北洋军阀──山）而作的内战中，亦犹如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一样，工人阶级一方面留在军事斗争的前线上，另一方面则准备在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见英文本570页，加重号原有）
可是问题出来了：第二之次国共合作，亦即第二次斯大林对国民党采取的投降路线，结果非但不曾像第一次那样造成共产党方面的惨败，反而让中共于抗战结束后走向革命胜利。这是甚么缘故？
这个问题，与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有关中国农民战争的看法一样，都彷佛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方被证明为错误了。究竟是否如此，让我们在后面详细研究。
IV 从农民战争与中国第三次革命胜利的关系
看斯托二派对农民战争的歧见
一、问题的发生及初期争论
要弄清楚问题的性质，首先我必须指出一个事实：从1927年秋季开始，城市中深受迫害的革命者，为了自身安全，也为了继续革命活动，纷纷离开城市与产业工人阶级，奔向正在动乱的乡村与农民──这个趋势完全由客观形势所逼成，它绝非依照一个新的革命战略，即绝非依照先农村后城市的路线。当时，无论斯大林、布哈林这二位国际最高领导人，或后来成为这方面主要实行者的毛泽东，都不曾提出一套以农民战争代替工人革命的理论。恰好相反，他们都在正式的言论中反对这个趋势。例如布哈林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7月）上所作的报告之中（「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斥责那种「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农民、想藉以给党寻找另外一个革命阶级作基础的提议」（见报告第6节）。在报告中，他还专用一节（第9节）来说「加强大城市工作的必要」。他说：「没有城市的支持，更确切些说，没有城市的领导，整个农民暴动不可避免地要以失败告终……」
中共第六次大会并不特别重视江西的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对于它们的作用，决议上是这样说的：
「至于农民斗争则至今保存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更要成为这一新高潮的重要成份。第六次大会同时认为：不可以过份估量上述这些现象。因为所有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的高潮。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数量还不够，城市工人阶级还没有能战胜当前的挫折现象。」（加重号是我加的——山）
毛泽东在1928年1月所写的出名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虽然全力为农村游击战争辩护，但他还是说：「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见毛选第一卷，99页，1969年版）
可见在1928年至1930年初这个期间，无论斯大林、布哈林或者毛泽东，对于谁将是中国革命主力这个问题，大体上（或口头上）都还承继着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肯定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领导农民这一个基本方向。因此，他们和托洛茨基之间，至少在表面上对此基本认识并无不同。当时斯托二派在中国问题上的主要歧见，乃是：对正在中国南方兴起的农民斗争，中共应采取甚么态度，应提出甚么口号去领导它。
托洛茨基既然认定中国当时的局势已处于「两个革命的中间期」，是反革命奏凯的时期，他便坚决主张用一个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口号来领导这些散漫而零碎的农民暴动，藉使它们在政治上统一起来，使它们配合于城市的工人斗争，并且使它们与全国各被压迫大众争民主与民族独立的大斗争汇成一股洪流。只有这样，托洛茨基认为这些农民斗争才能继续发展，才有前途，才能成为催促新革命到来并使之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斯大林们对当时中国局势的看法，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根本不曾有过一贯主张。因此，他们口头上虽然仍说要注意城市工人工作，事实上却不得不一步步跟着农民斗争的步子走，他们带着侥幸投机心理，像赌徒似的把赌注押在农民武装上，希望由农民苏维埃这条快捷方式，一步跳到革命高潮，甚至达到革命胜利。因此他们竭力反对进行民主斗争，更拼命反对国民会议这个口号，认为这是十足机会主义的口号。
对当时中国农民斗争曾经提出的这两条策略路线，究竟谁正确谁错误呢？请听听毛泽东的证言。1928年11月在他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他说：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甚么敌军内部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到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见「毛选」第1卷76页，1969年版）
话说得异常清楚，任何注释都是多余的。
二、争论的发展与深入
从以甚么政治口号来领导农民斗争这样政策性的争论开始，随着中国南方数省农民斗争的发展，托斯二派有关此一问题的争论也更向问题的本质深入了。农民能代替工人阶级来充当革命的主力吗？脱离城市与工人的共产主义者领导农民战争，是否等于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这些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武装力量到底有甚么前途？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支农民「红军」与农村「苏维埃」究竟应取怎样的态度？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由托洛茨基提出来了，而且都给了明确的答案。
可惜的是：这个争论的另一方，即斯大林方面，始终不曾堂堂正正地提出过论据。他们始终不曾企图给中国的农民战争做过任何严肃的理论说明或指示。事实上，卅年代以后，斯大林不曾给中国革命规定过甚么路线。中共走向胜利的道路，主要是中国革命者于事变的压力下在斗争中自己已摸索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面谈到毛泽东主义时详谈）
斯大林对于中国的红军与苏维埃运动，据我们所知，只于1930年6月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说过如下的「五句名言」：
「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恶行就这样过去而不受到惩罚那是可笑的。中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与红军来回答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奇怪。毫无疑义，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报1930年6月29日）
这五句话吞吐圆滑，模棱两可。它绝对谈不上给中国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作出甚么理论分析与指导。它只是「登峰造极的官腔」（见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是一个阴险恶毒的计谋，以便日后成则归功于己，败则诿过于人。
企图给中国的农民斗争做点理论说明的是曼努伊尔斯基——当时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的代言人。在1930年11月7日真理报上，他写道：
「中国革命已经拥有一支红军，它据有广大地区。目前正在这些地区里建立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其中共产党员占大多数。而这个条件使得无产阶级不但能对农民实行思想领导，而且实行国家领导。」
这里，曼努依尔斯基其实没有给斯大林的官腔添加任何理论色彩。他只是把苏联党内那时业已形成的官僚意识型态，亦即斯大林五句官话的根源透露出来了。那便是：「朕即党，党即国家，干部决定一切。」只要共产党员「占大多数」，那便有了足够条件，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了。中国革命如何能于惨败后拥有一支「红军」？「工农苏维埃政府」究竟在怎样的地区内建立？它如何建立？在苏维埃政府中占大多数的共产党员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如何？如果他们远离了城市无产阶级，又如何能对农民实行思想的与国家的领导？诸如此类的问题，每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中国当时的红军与苏维埃运动都必须提出来研究的问题，却根本不曾为曼努依尔斯基所触及。因此，不管中国的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如何发展，均与斯大林们的路线无关，因为他们在这里根本不曾有甚么路线，证实或否定都无从谈起。
托洛茨基从1930年中期中国的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引起国际注意之时起，便郑重地研究这个问题，提出他明确的路线。在他起草的「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中，他首先从农民的本质肯定他们是「不能够创立独立的政府的」。他说：「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加重号原有）接着他说：
「中国无产阶级刚正开始从反革命的瘫痪中脱离出来。农民运动的展开，目前大部分是对工人阶级独立而依照本身特殊规律和本身特殊步骤去进行的。可是中国革命的整个任务乃在如何将无产阶级暴动与农民暴动，政治上配合起并组织上联系起来。谁要说在工业省份消沉下去的时候，中国苏维埃革命能在南方农业省份一省或数省胜利，谁就是不明了中国革命之二大问题：工农合作问题和此合作中工人领导权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67页）
从这个基本态度出发，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当前的任务「并不在于分散其力量于农民暴动之散漫火焰里去……」而在于「集中力量于工厂、作坊、工人区域，向工人解释乡村事变的意义，提高疲累者和消沉者的精神，并在为经济要求为民主口号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中将他们团结起来。」（同上168页）
对于斯大林与曼努伊尔斯基们对此运动所作的轻率与官腔的论调，托洛茨基是这样驳斥的：
「当国家政权并不操在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怎么能实现它对农民的『国家领导』，令人百思莫解。一些单独的共产主义者或几群单独的共产主义者在农民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解决不了政权问题，决定政权问题的是阶级而非政党。」（见「狼狈的溃退」）
两年之后；在写给中国同志们的一封专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的信中，把上述的意思又作了发挥，他说：
「真正的共产党是无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四年间，是在被压迫的与不定形的状态之下，只不过到最近才显示复活的信号。共产党坚固地依靠在城市无产阶级的精华上，努力经过工人去领导农民战争是一回事。而几千的革命者，或者是几万的革命者，他们或是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只担着这样一个名义，没有严格的从无产阶级那里来的拥护，只保持着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80页）
托洛茨基这一整套看法，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农民运动的一贯见解。它又是根据俄国革命的新经验，并根据中国农民造反的旧教训而形成的。
但是，中国第三次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显然没有符合这个看法，甚至违反这个看法。在这里，历史发展的本身显然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提出了某些「修正」或补充。
三、「修正」了甚么？补充了甚么？
可惜托洛茨基再也不能替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了。他于1940年被斯大林派遣的凶手所谋杀，没有机会看见中共「以农民打天下」的全部过程，没有机会在新事实的印证下给传统主张得出新的结论。因之，如何应用革命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共胜利所反映出来的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落在后一辈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肩上了。
必须坦白承认：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中共的巨大胜利面前是感到迷惘的。为甚么我们从来认为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路线居然胜利了？当时这个问题几乎困扰着每一个同志，思想和研究的空气颇为热烈，答案也提出不少。不过在这篇导言里，我当然不能将它们一一介绍。在这里，我只想约略叙述一下我个人对此问题的看法。
首先我得指出：托洛茨基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上提出的主张，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它的了解之间，不是完全相同的。至少在如何拥护农民斗争与如何认识从事农民战争以后的中共的阶级性这两点上，二者有甚大出入。
中国托派应如何去保卫与拥护中共领导的农民斗争，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8日写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中说得最为具体详尽，他说：
「……我们在不放弃我们的方法和任务之下，应该坚决与勇敢地拥护这些武装队伍，反对国民党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污蔑造谣，我们应该对工人解释说：这些武装队伍有巨大象征的意义。我们自然不可以拿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作游击战争，我们现在另有一个活动范围，另有一些任务，但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至少在『红军』若干最有力武装队伍中，有我们自己的人，反对派与这些武装队伍同生共死，密切观察这些武装队和农民之间的联系，并使左派反对派的组织充分获知情况。」（见「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73页，最后二句改译）
很清楚，根据托洛茨基的意思，中国左派反对派不但要在宣传上坚决拥护农民武装队伍，而且在行动上也要在可能范围内实际参加进去，与他们同生共死。可是中国托派在其长期存在中却未曾参加过农民斗争。当然，反革命的严厉镇压，使组织不断遭到摧残，以致始终无力及此，这是重大原因；但我们在主观上根本无此决心，有些人甚至根本反对参加，把任何方式的参加都称之为「军事投机」而加以排斥，却也是事实。
中国托派在这方面的错误，自不能要托洛茨基负责。
关于中共进入农村以后的阶级性是否改变问题亦然。自从中共离开城市，以农民作为斗争主力以后，托洛茨基便不断指出中共有堕落为小资产阶级农民党的危险，这些武装有堕落而惹起贫农反对的危险。但他始终不曾说过中共已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也不曾说过这些武装队伍已反对贫农的利益。相反，正为了这种危险，他说，我们「必须保持这些武装队伍于我们注意之下，以便随时随刻都能站正正确的立场上。」（见「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73页。）在「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中，他更加详尽地告诉他的中国同志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根据各种报告及别的文件，我们必须极仔细地研究农民军队的生活过程和他们在割据区域所建立的制度。我们必须从活的事实中发现矛盾的阶级倾向，并清楚地向工人指出，那种倾向我们是拥护的，那种倾向我们是反对的。」（见「同上」181页）
可是中国托派在此问题上完全不曾采取这样仔细与踏实的态度。我们几乎纯粹从观念出发，大约自从1930年代中期起，先则说中共有堕落农民党的危险，随着索性断定它已堕落成农民党了。
这个断语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面对中共胜利而感到迷惘的最大原因。因为根据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农民党是绝对不可能领导和完成中国第三次革命那样革命的。
很显然，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也不该由托洛茨基负责。
如果托洛茨基能够看见中共走向胜利的全部过程，凭他一贯坚持的「注意活的事实」的态度，我相信，他决不会像大多数中国托派那样，对中共的胜利感到意外。
现在让我们来谈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有过极精彩的说明。当他反对经济主义的自发性，强调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与革命职业家组织的重要性时，他说工人阶级运动与社会主义本来不是一回事。他并且征引考次基的话说：「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排产生出来，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相同的前提下产生出来的。」（见「怎么办？」）
根据列宁这个主张，我们应该说：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与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并非像毛附着于皮那样的简单直接。二者在某一意义上不可分离，在另一意义上却可以分离。不可分离，那是就无产阶级政党的发生与活动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斗争为前提而言。可以分离，那是说，这个先锋队的存在与活动不一定时时刻刻都要与工人阶级连在一起。在某种情况下，譬如这个先锋队受到反动统治的残酷镇压，以致它的一部或大部分被迫离开城市与工人群众，被迫依靠一些非现代无产阶级的群众来继续斗争。这时候，这个先锋队并不一定会堕落成为非工人阶级政党的。如果这个先锋队（由一部分知识分子与一部份觉悟工人所组成），能在较长时期内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能保持被削者反对削者的意识，能领导被践踏者对一切践踏者的斗争，能维持团结与严明的组织，那末它仍有可能与资格保持其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从这个认识出发，对于由城市移入乡村的中共，我们绝不应该单单凭它之离开城市与工人这个事实来决定其性质。我们得首先从它的政纲政策，从它的实际措施，以及它的党员成分等等来看它是否已经改变性质。
中共从1927年秋天开始进入农村，直至1949年打败国民党，回到大城市，前后长达22年。在此期间，不论政纲政策，党员成分，都曾经历了极大变化。究竟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中共的性质，或它们是否已经改变了它的性质。在过去，我们是考虑不足的。对于中共的所言所行，我们自然不断注意。但我们往往忽视其所行，轻信其所言。因而断定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殊不知它的所行，不管有时如何荒唐，却始终不曾放弃阶级路线。它的所言，有时虽然更加离奇，却大抵出于策略权术，并非旨在实施。它始终保持共产主义的目标，更重要的，它的党员和兵士，无论在「十年内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都始终依照阶级路线（即限于贫雇农与手工业工人）来征收的。党内生活，虽然执行着斯大林主义的集中制，但因客观上斗争的需要，也保有多少革命的民主。由于这些缘故，这个党虽然离开城市工人阶级20多年，存在活动于农民环境中，却仍能基本上保持其为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政党。也由于这个缘故，凭借非工人阶级的其它劳苦群众的力量，在长期内战中打败代表地主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不但完成民族民主任务，且能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
为甚么20世纪3、40年代的中国农民战争，能与中国历史上数十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不同？为甚么它不会以失败或建立新的封建王朝告终，却获得了目前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呢？原因当然很多，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却总在于最近这次农民战争的领导者不是一群农民领袖，亦非农民政党，而是一个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自命的革命党。
为甚么这个工人政党能不因其长期存在于农村而改变其性质呢？这主要得拿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特点来说明了。到了20世纪的2、30年代，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实际统治全世界及其临终挣扎的危机，另一方面由于十月革命胜利与苏联的诞生和存在，以致单独一个国家的工人政党，不但以其本国工人阶级的存在及其斗争为前提，而且以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存在及其斗争为条件了。
托洛茨基自然深知这些情形，所以他未曾说过：中共一入农村就会变质；但因中共之被迫转战于农村在革命史上尚属创举之故，他也始终不曾说过：在某种条件下，中共可以不改变其工人政党的性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共走过的特殊道路，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亦即对托洛茨基主义在革命战略方面的一个补充，也可以说是「修正」。
这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在中共之后，我们至今又看见了古巴，看见了越南、老挝与柬埔寨，又看见了尼加拉瓜。今后，在亚、非、拉美的一些落后国家中，我相信还可以见到别的国家的革命者走上这条「修正」道路。
然则，托洛茨基关于农民战争的立场，是否有不被「修正」的部分呢？当然有。且让我们从毛泽东思想的成败来研究。
四、「毛泽东思想」的正数与负数
上面说过，中国第三次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根本与斯大林无关。当然也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发明。它主要是千百万中国革命者在实际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不过在摸索中做了比较系统说明的，则不能不推毛泽东。当中国的革命者为客观形势所逼，在农村里奋斗10年之后，毛泽东在1938年1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全面地给中共从事农民战争的路线，作了理论的解释。他说道：
「……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台，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相反……」。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斗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见毛选第二卷507页，1969年版）
毛泽东在这里发挥了他以农民打天下，由乡村包围城市的特殊理论。他说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所曾采取的路线的原因。但是他没有说明，也从来不曾说明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长期脱离城市与工人阶级，是否能够或如何能够保持其为工人政党的性质。他没有说明在工人阶级消沉的情形下，共产党要想领导农民战争而使之有利于工人斗争有甚么困难。他没有说明这样的农民战争，倘幸而与某些有利的客观条件配合之后，取得了胜利，会与工人阶级发生甚么冲突。如果它赢得了全国的胜利，会给胜利的革命及其政权带来怎样的困难与危险。总之，当他提出这条根本有别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战略路线时，却完全不曾思考到马克思主义有关此一方面的基本问题，即：城乡关系问题，工农利益矛盾问题，由农民的与军事的方式所取得的胜利必将与社会主义的民主相冲突的问题。换言之，他在行动上实行着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的分离；却不曾考虑到这二者如何与为何可以分离，更不曾考虑到二者之不可分离。
唯其如此，所以毛泽东及其同道们虽然依循他们特殊道路获得了中国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胜利，却带来无数毛病与困难。正因为他们从未预见到这些困难，以致在它们面前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托洛茨基却早在1930年代之初，当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崛起之初，便在理论上预见到它们，并且提出了警告与防止它们的积极建议。在1932年9月22日写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中，除了上面我们认为已被事实所「修正」的那个论点之外，充满了为后来事变所证实的先见式的论断。托洛茨基在信里充分阐明了「无产阶级、农民与资产阶级三者之间阶级关系的活的辩证法。」他再三指出「共产主义者站在农民军队之首，并不能变更农民的社会性质。」他指出「中国红军的指挥层无疑已养成了自身的指挥者心理。没有强固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那末要控制那指挥层在事实上不可能。指挥官与委员在地位上既然威权高于一切，在占领的城市中更要看不起工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80页）托洛茨基当时就预先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农民运动已经创造了自己的军队，夺到很多地域，并且有了它自己的制度。倘若遇到更大的成功，自然我们热望着这一成功，这一运动将要和城市大工业中心联系起来，而经过这一个事实，它将面对工人阶级。这个接触将是怎样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亲密的呢？」（「同上」178页）托氏的回答是并不一定——甚至，他还预见到在不同领导之下的这两个阶级竟有武装冲突的可能。
托洛茨基这些主要从理论出发，同时根据当时一些事实而作出的预见与警告，到了20年之后，也就是到了中共夺到整个中国并建立了全国政权之后，虽然不是照字面那样证实出来，却基本上获得证实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攻占了大城市，以「解放者」或「大救星」的资格与它自以为代表的阶级再度见面。重会以后，中共并不采取积极步骤，使党、政、军等方面紧紧靠在工人阶级身上，却反以征服者与仲裁者姿态来统治无产阶级与所有劳动者。这个新政府非但不由工人阶级及其它劳动者直接产生，而且它不让他们有发言权，更不必说有监督权。那个由20几年农民武装斗争所凝成的军事官僚阶层，顽固与专横地统治这个国家，要想在中国这个落后国家的一国范围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甚至想一步登天地实行共产主义。这是小资产阶级农民的革命幻想与斯大林官僚一国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奇异的结合。这个结合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给中国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带来了难以形容的苦难。
在这里我不想也不可能细细分析中共胜利以来的痛苦经验。我想指出的只是：如果毛泽东们真正懂得「无产阶级、农民与资产阶级三者之间阶级关系的活的辩证法」，直正检讨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工人阶级之间可以分离同时又不可分离的理论，真能自觉到先锋队被迫与阶级分离时的如何危险，真能看到决定政权的是阶级而非政党这个真理，那末毛泽东们在当时中国的客观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了特殊的革命斗争路线，他们一定会于胜利前与胜利后戒慎戒惧，紧靠在一切劳动人民的身上，尽可能发扬民主，以便拿城市工人阶级的先进意识与纪律，去冲淡、克服乃至代替那反映农民意识的散漫，自私与落后。如果这样，则不仅武装斗争的年代也许可以缩短（自然还得与国民会议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痛苦的程度也许可以减轻；而更重要的，那种目前人人痛恶的所谓「封建法西斯专制」，多半可以避免，官僚主义的癌症不会如此严重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充分权利说，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及其后果，恰恰证实了──自然是以反面经验来证实的——托洛茨基对中国农民战争所坚持的基本看法。
V 中日战争与革命胜利
一、中共的「半条路线」
让我们回到有关中日战争的问题上来：为甚么斯大林派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路线非但不曾带来悲惨结果，而且似乎还促成了抗战胜利，更于抗战后促成了中共的革命胜利？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一个事实：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失败，主要是它在世界大战中失败的结果。对中国来说，胜利是「送上门来」的。因此，这个胜利固不能归功于国民党，亦不能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即不能归功于斯大林路线。
至于中共利用这个倘来的胜利而终于赢得了革命胜利，那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中共──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多数──实质上否定了斯大林给他们规定的路线。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他们有「半条路线」。
我们知道，关于如何执行与国民党「第二次联合」这个问题，中共内部曾经发生过很大分歧。直接代表苏联官僚的王明们，自然要切实与蒋介石合作。用毛泽东派转述的话来说，那就是要「一切通过联合战线」。以毛泽东为首的「土共产党员」则主张阳奉阴违，实际上保持独立。这一部分人的希望和意见，相当清楚地表现在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的讲话中。那时毛泽东为了让那些怀疑新政策的人们安心起见，他说道：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合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
毛泽东的这个态度自然与托洛茨基的立场不同。它不是堂堂正正的阶级革命路线，而是赤裸裸的枪杆子主义，加上尔诈我虞的权谋作风。在政治的大方向上它又是受制于斯大林「人民阵线」的圈套。可是处于中国当时民众普遍不满、国民党极度腐化、人人左倾的大压力之下，毛泽东们这种策略性的，权谋性的独立自主的实力做法，却无论如何更接近于托洛茨基的革命立场而事实上违背了斯大林的投降政策。
在此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共所以能够从抗战胜利走向中国第三次革命胜利，首先因为它能够在抗战中事实上保持独立，能够实行「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
二、中国托派的内部争论
「可是」，人们于此会问，「奉行全托洛茨基路线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为甚么既不能在抗战中，又不能在抗战胜利后的革命中起重大作用呢？」这个问题应该回答（本人在别的文章中已经回答），但是我不能在这篇序文里讨论。在这里我只想约略谈谈当时中国托派内部在抗战问题上发生过的两种不同态度，因为它和如何理解托洛基在此重大问题上的意见有甚大关系。
如上所述，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立场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肯定中国一边的战争的进步性，因此坚决主张拥护并且参加由蒋介石领导的抗战。另一方面，他要中国共产主义者保持自己的政纲和政治的独立，以便到了我们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可以而且应该转变这个政治的反对为武装斗争，藉以代替蒋介石的领导，使战争与革命取得胜利。（见「致里维拉的信」）
托洛茨基这个态度，在马克思主义者对战争的态度上，我认为是全新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派的传统见解，各种战争，就其历史意义，其目的以及就作战国家的政制不同，分作进步的与反动的两种。我们拥护进步战争，反对反动战争。拥护乃助其胜利之意。反对则欲使之停止或促其失败之谓。在进步战争中，工人政党对于异阶级领导的战争，通常以建设性的批评为限；而对于反动战争则全面继续阶级斗争，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困难而引起革命，以便推翻战争的领导者。革命任务从来不曾在进步战争中提出过。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革命任务，系根据帝国主义战争之普遍反动性这个前提。至于说革命者在进步的或正义的战争中，应该彻底继续阶级斗争，甚至在可能时候，变「政治的反对为军事的斗争」，亦即在外战中进行内战，藉以推翻反动的领导者，建立工农政权，藉使战争胜利，革命成功——这个立场则自托洛茨基始。
托洛茨基这个立场是否违反马列主义？我们认为并不。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中日战争，这20多年中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极其清楚地暗示了全人类以一个痛苦的真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开始有点霉烂了。因为如果没有一次社会主义的革命，如果不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就发生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则有一个大灾难将威胁全部人类的文化。」（见「过渡纲领」中译本第7页）
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历史要求不仅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提出，而且也对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者提出。因为1925-27年中国革命经验证明：即使在落后国家中，为要解决民族与民主任务，也必须要靠无产阶级专政，否则便归于失败。
正是社会主义与野蛮主义这个十分迫切的历史抉择，正是这个全世界，包括落后国家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成熟，使托洛茨基比列宁走前了一步。把革命任务也提出于参加客观进步战争的工人阶级与革命者之前了。他不但要变反动战争为革命，而且也要将客观进步的战争引向革命。
毋须说，这个基本上都是要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政策，如何在根本反动的战争中以及在客观进步的战争中实行出来，却是大不相同的。倘若在反动战争中，革命的总路线可以概括为「革命的失败主义」，那末在进步战争中，这个同样的路线却应该正确地称之为「革命的胜利主义」。在后一情形中，「本国政府战败乃较小祸害」这个口号全不适用。革命者所以要在进步战争中继续阶级斗争，甚至要进行革命，其目的之一恰恰要保证战争胜利。正因为这条路线是全新的，所以实际应用起来会遇到极大困难，特别是此一政策内含的两个构成部分：拥护战争与反对战争领导——如何在不同时间与不同条件中正确而生动地配合起来，以便既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又能引导他们去反对专横无能的战争领导者，乃是一种极其复杂艰难的政治艺术。光是将两个方面同等与平面地提出来，那末最好也只是纸上谈兵，决不利于实际斗争，甚至于斗争有害。在这一方面，托洛茨基于1937年10月27日写给当时国际书记处的信，具有极大启发性。书记处通过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决议案（1937年8日），正确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迫切的任务是要为动员和武装广大民众而斗争，藉以进行抗日战争，使日本战败，爆发革命，又使卖国而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国民党失败于无产阶级之手。」（见「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第205页）。托洛茨基见到这个文件，作了批评，其中有如下的话：
「我不能反对你们文件的任何一个部分，甚至不能反对其中任何一句句子。每一个论据的本身都是正确的，但是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比例，我觉得不够现实。」（见英文本第574页）。
试想当抗日战争热火朝天地进行之际，倘有谁在群众中同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打倒国民党」，会得出怎样的结果？最客气的将是一顿痛殴。这样的鼓动当然太不现实。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在爱国主义高涨的压力下，一味迁就现实，始终只是「无条件拥护战争」，其结果却只能替蒋介石再当一次苦力。
中国托派在抗日战争态度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论，若仅就问题的实质而论，也就是对托洛茨基这个全新立场的不同了解，以及对此立场内含的两个不同部分之间所定的比例的差异。简言之，以彭述之为首的一部分人，特别着重中国一边战争的正义性，因而强调拥护战争，全力反对妥协，提出「拥护抗战到底」的口号。他们也提出要「转变应战为革命的抗战」的口号，但这口号之意绝不是要以革命反对蒋介石，而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发动工农，使「捆缚壮丁」变成群众的「自愿参战」。他们只是抽象地凭战争之进步或反动的性质而决定拥护或反对的态度。对于他们，托洛茨基提出的「变政治的反对为武装的斗争」，「战争中打倒蒋介石」，「建立工农政府」这一方面的思想，是从来不曾郑重考虑，更不想去切实实行的。
另外一部分人（本文作者乃其中之一）则更加着重托洛茨基以革命争取战争胜利这一方面。他们认为革命者积极拥护与参加抗日，不但因为它是正义的，而且因为由此可以在工农大众与军队中取得影响和威望，以便在「一个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可以将对国民党的政治的反对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发生了这个情形，他们深信中国的革命热力会瓦解日本的侵略军队，会引发日本革命。如果不幸，中国的革命武装斗争竟一时导致抗日前线的军事失利，这个革命斗争也不应该停止。因为依他们之见，革命的胜利一定能补救前线军事的暂时失利。
由于中国托派始终只是一个宣传性的小组织，上述争论从来不曾有机会从纸上辩驳进入实际行动。以致谁是谁非无从在事实上获得证验。虽然如此，我迄今仍以为后一立场更符合于托洛茨基精神，因而是正确的。在此革命与战争不断交织的时代里，今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将不断参加于「客观进步的战争」中。他们还将一再遇到在这类战争中如何执行革命政策的问题。「先胜利而后革命」呢，还是「只有加深革命才能保证进步战争的胜利？」这个抉择无疑将决定许多革命和战争命运。
IV 结论
最后，我想拿两个问题来结束这篇冗长的导言：一，托洛茨基主义今后是否仍有益于中国革命的往前发展。换言之，中国托派是否仍有必要谋求在中国继续存在与继续活动？二，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中，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
在上面，我们肯定了斯大林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曾经是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它又是中国工农与共产主义者在反革命年代遭受不必要苦难，延长这个苦难的主要原因；最后，中国革命的终能胜利，从主观方面说，一部分乃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凭其亲自斗争经验，且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之下，事实上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束缚而达成的。
我们又肯定：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革命的上述三时期中，均曾被反证出它的正确性。
但是革命既已胜利，中国托派该为这笔「旧账」而坚持其存在与活动吗？我认为应该。理由如下：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不管其本身具有何等重大的历史意义：却绝不等于中国革命之完成与彻底解决。就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进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而言，1949年的胜利仅仅是「革命长征」的一个新开始。无数新的问题与新的困难提出和发生于中国一切革命者之前。如要解决这些问题与克服这些困难，恰恰是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所不能胜任的。建国以来31年的痛苦经验，已经在这方面提供了足够证据。因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个国家内尤其在像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内，取得胜利，只有将它看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因而利用此一胜利去竭力帮助与推动世界革命，才谈得上一国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也只有配置在国际社会主义的远景上，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与最后成功。
彻底国际主义的革命立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政纲，在中国，也和在目前世界的其它国家内一样，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坚持，只有他们在努力为之奋斗。因此想要把新中国从严重的危机与深远的堕落中挽救出来，主要得靠托洛茨基主义的发扬与实施，换言之，主要得看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能否发展强大，使之能领导一次或多次反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而定了。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方面，托洛茨基说过一段极有意思的话：
「洪〔马尔劳小说『征服者』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无政府主义者—西〕在工人的集会上成功地站出来发言，大声反对那些『俄国人』，反对那些破坏革命的旗手。洪本人的道路是达不到目的的，但他之反对鲍罗廷却是正确的。他问『太平军的领袖们有俄国顾问吗？义和拳有俄国顾问吗？』假使1925-27年的中国革命一切任它自己发展，〔不受外来领导的干预〕，也许不会很快成功，但它也不会采取剖腹自裁的方法，它不会发生那些可耻的投降。它可能已经训练出革命干部了。」
同样意思，托洛茨基也曾在其它地方表示过。这里他实在说出了一个痛苦的真理：坏国际不如无国际，坏领导不如无领导。毋须说，托洛茨基是最重视现时代各国革命的国际协力与国际领导的。处在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的时代里，不但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任务，便是某一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发展与成功，也有赖于国际的协力与领导。托洛茨基的一生事业，完成俄国革命与努力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其重要性几乎相等。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他把整个时间与精力都贡献给第四国际的建立了。
然而他在中国革命的悲剧中看到了一个坏的国际领导所能起的破坏作用竟大大超过了建设作用，因而有上面援引的那种感慨。
我这里不想谈论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司令部堕落成苏联官僚的御用工具的经过。也不想于上面已经叙述的之外，再详细分辨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哪些援助与领导符合于世界革命利益，哪些援助与领导仅仅为了苏联官僚利益，并且有害于中国革命。在这里，我只想就共产国际内部实行过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说几句话。为要纠正第二国际晚年的松散无力，以及各所属政党各行其是的作风，第三国际实行了严格的民主集中制，使全世界的共产党在基本问题上思想一致，行动一致——这自然是一大进步。尤其当这个最高决策部掌握在诚实与正确的人们手中之时。可是等到苏联发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堕落，共产国际的领导愈来愈为一些专横无能的官僚所控制之后，这个同样的「民主集中制」却一变而为破坏各国革命的有力工具。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在纪律的压迫下，不止一次被迫放弃了原本比较正确的立场，屈从了远方发来的错误指示和决定，这实在是使1925-27年中国革命惨败的一个重大原因。而中国第三次革命之终于胜利，在不小限度内，我们承认：得归功于中国革命者多少能凭自己的思想与实践，将「中国的真实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它一些国家革命的成功，例如南斯拉夫，古巴与越南，都不是在某一总部的集中指导下获致的。这种反面与正面经验，值得一切国际主义的革命者深思。
当然，这个经验绝不能用以否定各国革命需要有一个国际的正确领导。亦不能用以否定革命国际必须有一个民主集中制，有一套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内部纪律。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保证一个正确的与革命的国际领导。要想用一个简单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天真而可笑的。因为它得由许多客观的因素来决定。它得由内部与外部的不断斗争来「保证」。不过在主观的努力中，我想，为使内部讨论与斗争能依循健康与有益的道路发展起见，组织上给予各国支部以较大的民主与自主是重要的。一个正确的革命国际不可能仅仅从上而下来建立，它得先在各国支部奠基。一个有生命的国际必须在民族的土壤中生根。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互相信任与互相了解的基础上。而这样的信任与了解，只有通过一个有较大民主的集中制才能获致。
目前的第四国际，不管它的力量还很微弱；但从它的基本政纲与极为民主的组织路线来看，我认为符合于我们所期望的要求，它是能成为一个好的国际领导的。
1980年8月
注1与注2：这个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送给第三国际，迟迟不见反应。一直拖到第二年（1927年）3月18日，国际才在第11期「共产国际」杂志上用社论方式对该决议作猛烈抨击。社论题目为「中共五大与国民党」。它的主要意思是号召行将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大会把去年七月扩大会议的错误决定完全改正过来。社论作者误把七月称为六月。其实中共中央根本不曾在1926年6月举行过全体会议。托洛茨基的文章「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系针对「共产国际」的社论而写，所以也称中共的那次会议为「六月扩大会议」。托洛茨基显然只根据社论作者不很确实的转述，并未根据原文作出评估，故说它是「无条件正确，应该予以赞成」。其实托洛茨基早已见过七月扩大会议的各个决议（包括那个论国共关系的在内）而且对它批评过了。在1926年9月27日写的「中共与国民党」一文中，他说：「这个决议连同其它几个决议，证明出中共极端矛盾的政策，也证明了从这里发生出来的危险。」（见英文本115页）
据彭述之在其为英文版「托洛茨基论中国」所写的导言中说：「托洛茨基提及的中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便是陈独秀与彭述之二人的决议，它又向七月全会提出，全会同意提交共产国际考虑。」（见该书第55页）但我们无法在任何材料中找出中共中央曾于1926年6月开过全会的证据。一切史料告诉我们：中共的四届中央第一次全会召开于1925年10月，1926年7月召开的是第二次全会，故在这两个日期之间，不可能有另一次全会。
注3：在现有托洛茨基的文字中，最先提到苏维埃口号的是1927年3月29日致阿尔斯基的信。那是省港罢工委员会顺带地提及的。正式而广泛地讨论这个问题，则在1927年4月16日写的「中国革命中的苏维埃问题」。因此有些现代史家倾向于将托洛茨基提出苏维埃口号的日子定为1927年春。但在「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中，托洛茨基说：「在中国事件争论中，反对派被骂为有如下的所谓大矛盾：在1926年初，反对派给中国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见英文本第32页。中文本「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第88页）
注4：在没有见到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新机会、新任务与新错误」（1976年才首次译成英文公布）之前，我们以为托洛茨基在1927年7月后即宣布革命已确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