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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
路易斯·辛克莱（1909-1990）
王凡西
（1991年1-2月）
先知在1917 译
〔来源〕译自《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No.30，1991年1-2月号。
原文链接：
路易斯·辛克莱（1909-1990）
我与路易斯·辛克莱的初次会面是在1975年，但我们早几年就已经知道彼此了。记得是1970年前后，我尚居澳门，而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中文版恰于香港重印。
我寄了一套《俄国革命史》给巴黎的皮埃尔·弗兰克。他在回信中告诉我，他已经将这部三卷本著作转寄给了格拉斯哥的一位朋友路易斯·辛克莱，因为他正在当地搜集各语种的托洛茨基著作。
皮埃尔还问我是否藏有其他托洛茨基中文著作。如果有的话，他请我直接寄给路易斯。于是，我与路易斯的通信，便由此开启。
1975年春，我抵达英国，两个月后在伦敦见到了路易斯与皮埃尔·弗兰克。当路易斯得知我随身带来数册托洛茨基的中文小册子时，顿时兴奋不已。
几天后，路易斯专程到利兹登门“寻宝”。他从我这里取走了四本小册子，同时还请我教他中文数字的写法，以及日语假名的读法。我问他学这些有啥用处，他回答说是想确认这些中文著作的出版日期，同时希望能念出它们的日文译名。
自那以后，我才渐渐了解到，路易斯绝非寻常的收藏家。他收藏托洛茨基著作，并非是出于业余爱好，而是源于对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深切敬仰；源于他对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原则正确性的坚定笃信，以及守护其著作完整流传的使命感。
也正因如此，路易斯做起这份工作来，在有些人看来甚至到了近乎“痴狂”的地步。一些友人，尤其是青年活动者，没能认识到他这份工作的价值与意义，甚至轻视他的付出，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不愿配合他的“寻宝”工作。这让路易斯既伤心，又愤慨。
我却始终对路易斯这份不辞劳苦、默默无闻却意义非凡的事业心怀敬意，这也是我们能结下深厚且牢固友谊的缘由之一。
说到“意义非凡”，我在下面不妨举两个我亲身经历的小例子：
（一）大约三十年前，我曾将托洛茨基的《新方针》从英文译成中文。这个英文译本出自马克斯·沙赫特曼之手，但他的俄语功底并不算扎实，译本中有好几处段落都晦涩难懂。
当时我无法获取俄文原版，无奈之下只得边“揣度”边翻译这些段落，同时在相应位置加注说明，此处文义不明，可能存在误译。
后来我与路易斯谈及此事，他当即取出俄文原著，还把所有相关段落都誊抄一份给我，让我得以将其重译为更准确、更清晰的中文。
（二）1960年，我翻译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时，依据的同样是英文译本，而这个译本并未收录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致托洛茨基的信件。路易斯得知后，又特意从俄文原著中把这封信誊抄出来寄给我。
众所周知，美国探路者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卷本《列夫·托洛茨基著作集》，其编纂工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路易斯整理的文献目录。皮埃尔·布鲁埃所著《托洛茨基传》亦是如此。无论是著作集主编乔治·布莱特曼，还是作者皮埃尔·布鲁埃，都曾公开致谢路易斯给予的帮助。
路易斯四十余年的心血，定然不会付诸东流。我坚信，路易斯其人及其事业，必将被铭记与珍视，也必将持续为国际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与活动者们提供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