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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曼德尔
王凡西
（1992年4月10日）
亲爱的曼德尔同志：
你3月17日写给班同志的信，见到了。从他那里又收到了你要他转交给我的两册宣言草案。一册已邮寄给郑同志。他读后如有什么意见，得知后即当奉告。
我很仔细读完了那个修改后的宣言草稿。原本很想依你所提议的那样：对草案作一些具体与详细的评述。只是我目前的健康情况太坏，无法这样办，实在是一宗憾事。
下面提出的，还只是几项一般性的建议，希望它们对这个文件的改善能有多少帮助。
1．因为这个文件基本上是在一年多以前写成的，那时离开莫斯科的政变还有半年多，苏联更不曾解体。如今把这个宣言正式发表，有许多地方自须配合目前实情来加以改作。
2．文件提及的各个问题，广泛地涉及目前世界情势的各个重要问题；我几乎全部可以同意，但我觉得这个文件缺少一个明显的中心：它没有回答一些最迫切与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与解体以来每一个能思想的人都会提出、而且已经提出来的。其中有如：A．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它们是怎样发生的？B．这是否证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不过是乌托邦？C．一个国家，七十年来一直都自以为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已成为世界上两大超级强国之一了的，怎么会突然间成为一个向人求乞的国家？以及诸如此类。
我们必须解答这些问题，同时我们绝对有资格来答复这些问题：只要把我们，即把托洛茨基及其全世界的同志们，从1923年以来的所说与所行，扼要地指给他们看就行了。近年来发生于东欧，发生于前苏联以及中国的事情几乎一一都曾为我们所预见，而且都预先提出过警告的。对于他们的每一个举措，我们又都曾提出了不同的与正确的办法。
宣言草案19节中写着：“面对斯大林的反革命，只有我们这一派保持着共产主义的荣誉，保证了共产主义的持续不断”。这样说是绝对正确与完全有理的。但是，除非我们能具体地指出我们在过去将近七十年来所主张的是一条怎样不同的战略路线，那么，上面的声明便难于让人信服。
不错，宣言曾经在这里那里提到了我们的一些立场。但是说得不够得很。我们应该把这一点作为文件的中心，作为宣言的主题来处理。
3．参照斯大林主义者“建设社会主义”的负面经验，我们必须弄清楚某一些见解，这些见解我们自己（至少我们中间的某一些人）还认识得并不足够与确切的。例如：A．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市场是否要起点作用？它可以与应该起点怎样的作用？B．工业国有化与产业的公有制，是否无条件地具有进步性质（即使是在一个腐败的官僚制度的控制之下）？
非常抱憾，我没有力气对这些问题表示更多的意见了。
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清楚我上次托班同志转达的给你那项建议。我的原意并非要求以《过渡纲领》为根据，另外起草一个宣言，来代替目前的宣言草案。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起草一个新的纲领性的宣言时，必不可以忘记或忽视《过渡纲领》，必不可以忘记或忽视这个五十年来曾经作为我们这个国际运动之理论基础与政治基础的重要纲领。因此，我希望，当下月中的将此草案作最后定稿时，应该多多注意这个历史文件。
我的建议还带有这样一层意思：
1872年，当《共产党宣言》发表的第24年时，马克思与恩格斯检讨了他们二人合作的这一历史文件。1937年，即当《宣言》九十周年时，托洛茨基也检讨了这个文件：于肯定《宣言》的基本立场同时，指出了为历史事实证明为不再适用因而必须改正的某一些看法与论点。现在，当《过渡纲领》写作并通过的54年后，我们应该以同样精神，即参照过去经验与目前大为不同的世界形势，检讨这个文件，借以做出总结，并吸取必要教训。我希望你，或者在国际执委会下面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担任这项工作。
1958年，在《过渡纲领》二十周年之时，我曾经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编入我写的《思想问题》小册子中。
最后，我还想说的一件事：在关于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问题上，我从来不曾赞成过国家资本主义说。致
同志的敬礼
具名
1992年4月10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