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王凡西
悼念王凡西先生
长堀佑造
（2003年2月7日）
去年末，12月30日的早晨七点左右，我接到了电话。是从前我的同事，关根谦教授打给我的。他现在在牛津大学留学。我知道他准备采访王老，他们已经互相联系了。我一拿电话筒听了他的声音，就猜得到王老身上发生变故了。因为不是重大的事情，早晨这么早，他不会给我打电话的。果然，他告诉我王老逝世的消息。王老是已经过了九十岁的老人家，而且我知道人应该有最后的日子。但听到了这消息，我感到很悲伤，很遗憾。我12月26日，把一本刚出版的郑超麟回忆录日文版寄给王老了。在邮局投函的时候，我以为日文版不会来不及，过了三、四天，王老能亲眼看到他老同志的书。没想到王老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在英国的王老的外孙薛丰先生后来发给我的邮件说，王老看过我12月中旬寄给他的日本《托洛茨基研究》的“陈独秀特刊”，但他不能看到郑老回忆录日文版。因为他对我们这翻译工作不惜予以协助，所以知道了他不能看到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可惜。我在此衷心地表示悼念之意，同时我想对在九泉的王老致衷心的谢意。
我知道王凡西这个名字是1979年《双山回忆录》日文版出版的时候。当时我在大学读书。买到了这本书，我就看过了。译者是我在大学二年级读书时候的汉语老师之一，矢吹晋教授。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我这以前也对托洛茨基感兴趣，上高中的时候就看过《文学与革命》、《我的生平》等。因此我不能承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了。但关于中国革命，我不能站在中国托派的立场。我在大学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像我那样接触到现代中国的人，大多是首先接受了毛泽东的人民共和国的正统性（虽然它有些缺陷），然后去考虑它含有斯大林主义的问题。所以看过王老的回忆录之后，我的看法没有改变。我记得好像王老也坦率地表明过托派政治路线的局限性（现在我的看法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我觉得王老的话，很直率，使人感动，没有假话。文为人，文章表现著者的人格，我想王老是很诚实的人。彭述之先生的著作也在日本被翻译出版过，我也看过这本，觉得值得参考，但没有感动。我原来是个研究文学的人，王老和郑老的文章，不管政治方面的还是文学方面的，都使我感动了。虽然像十月评论的先生悼念王老的文章中提到了那样，王老他们围绕抗日战争做过错，但他们的文章对我来说总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大学毕业后，在一所高中教书了。以后我有机会再考入研究院了。这是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开始研究有关鲁迅与托洛茨基的问题了。1987年我写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去年第十期把它才刊登了）。其后我还写了几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一直想跟王老通信，但没有机会，时间过去了。1990年在日本开了纪念托洛茨基逝世五十周年的研讨会，然后日本托洛茨基研究所创办了。我也参加了研究所，有过几次机会翻译王老、郑老的一些文章。1997年，我从一个朋友听到了王老的地址，第一次给他写信了。那时，我准备写围绕《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论文。我想请王老指教。之后，到去年秋天为止，我跟王老继续通信。我从王老收到了四十封左右的信。大多是我提出问题而他给我回答的。例如，陈其昌、郑老、王实味、胡风他们的事和列宁著作的翻译问题等等。通过这五年来的通信，我承蒙了他的很多指教。我记得1998年，我到绍兴的鲁迅故居去的中途，顺便去杭州的时候，我把介绍江南风景的信和照片寄给他了。因为他的老家在杭州旁边的硖石，他在杭州的中学读过。他回信上说：“离家数十年，故乡风貌常在梦中，此生当无重游希望了”（同年10月31日的信）。从2000年到2001年，我有机会在王老的母校北京大学研究。在当地，我查过有关王老毕业时候的资料。在毕业学生的名单上，我发现了王凡西、陈其昌、王思袆（就是王实味）他们的名字。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又发现了王凡西、陈其昌等的学生会活动的情况。纪念北大烈士的石碑上有李芬（在王实味的那很有名的《野百合花》上登场的烈士）等的名字。我复印了资料，拍了照，把它们寄给他了。王老立刻复信说，”前天收到您寄给我的信和《北大日刊》的复印件，非常高兴，谢谢。七十五、六年前的文献让我回想起当年的人和事，真是似梦如烟，感慨万千。可惜我年老病废，无法形诸文字了。我最近心脏与神经系统的病痛加剧。手脑都不听指挥，不能与你作较长笔谈，真是憾事。但我希望你能继续来信，让我知道一些故国与故都的近况”（2000年6月28日）。我尝试想象王老的思念。远在英国，老家、母校、老友，他不能直接去看到了。但这是我想象不到的。有时候我把在日本发现的资料和书寄给他了。因为我希望这能鼓励他。
2001年9月，我的宿愿才实现了。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到他在里兹的家去，能直接拜见他了。去里兹以前，我去了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调查有关中国托派的报刊了。幸亏，能看得到报刊和几封他们跟托洛茨基的通信。我把给他复印的这一套资料带去拜访他了。他好像对这文件很感兴趣。我回国后，就寄给我说明这些资料的信了。
我们翻译郑老回忆录工作之中，遇到了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我们首先查一查英文版（我们很感谢英文版译者班顿教授），然后请郑晓方女士指教，最后不客气地请王老指教。王老每次给我们回答了。他身体不好的时候，让人代笔回信了。
我跟王老通信的时间不那么长，但是我觉得好像很长的时间。在我奉上他的文章中有写错的地方，他给我指正，而且他经常鼓励我研究发展。我忘不了他写给我的每句话。他对我们那样年纪比他小得多的人，没有摆架子的，没有迎合的态度，总是很诚实。列宁逝世的时候，托洛茨基叹息说，”列宁死了，他已经不在了”。我当然不是托洛茨基，但能体会他的感觉。借着托洛茨基的话来说，“王老已经不在了”。这事实让我感到很悲伤，很寂寞。王老和郑老常说，他们能以陈独秀那样伟大的人物为自己的领袖，觉得很荣幸。能认识到王老，亲承謦欬，承蒙指教，我也感到很荣幸。
王老的生平、功劳，我不用在此再说。读者都会知道的。但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我想加上两三词。对我那样研究这领域的人，王老的文章很值得参考。例如《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胡风遗著读后感》、《从鲁迅的一封信，谈到陈其昌这个人》以及《毛泽东思想论稿》中的一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等的作品是对重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说，不可缺少的。这篇文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严厉批评了毛泽东以他的《文艺讲话》作为中共的文艺政策的错误。像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主张那样，王老认为文艺创作跟政治活动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因此作家应该有创作的自由。从延安时代以后，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在大陆怎样压迫了作家的自发的创作成就、甚至损害了有才能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现在已经不用我们来说了。王老在这篇文章里，还指出了《文艺讲话》所征引的中文版列宁作品的误译（把“党的出版物”误译为“党的文学”。请参阅旧版的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毛泽东是根据列宁文本的误译去写成《文艺讲话》的。1980年代，在大陆出版了《列宁全集》第二版的时候，这个误译改正了。在这个过程胡乔木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胡乔木是根据王老的这篇文章去请编译局改正旧译的（关于这个经过，我在2002年4月，已经用汉语详细地发表过。也将要用日文发表）。除了上述的内容以外，王老叙述了有关胡风、王实味（都是王老上北大时代的同学）的事情，和鲁迅跟中共的关系，等等。重新思想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时候，王老这篇文章是绝对不容忽视的。王老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见证人而且是现代文学的见证人。他上大学时代跟徐志摩、刘半农他们交流过，向《语丝》等的杂志投稿。1936年《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问题发生了，他在《斗争》和《火花》上写了严厉地批评鲁迅的文章，以《特别声明》、《紧要声明》的形式登载了。因为当时该信虽非鲁迅自己写、却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他的著作还有《三出小戏》。他不愧于文学家的称号。
在大陆、也在日本，过去征引他这些作品的研究者罕见。但我相信最近将来这情况要改变了。我已经把前两篇翻成日文了，打算在日本《托洛茨基研究》的下期“悼念王老的特刊”上发表。
有关王老的回忆，话说不完。对他的怀念也无限。但我汉语水平很低，难以表达我心中的全部，觉得很遗憾，很难过。同时我请读者们的宽恕，因为我写了很多我个人的事情。
最后我想说，“王老，您辛苦了，请好好儿休息休息。再见！”
2003年2月7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