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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被叛卖了的革命家
（李福仁 王凡西）
译者：周仁生
在未来社会主义革命伟人纪念堂内，珍藏着受人敬仰的名单中，人们定会找到陈独秀三个字。陈独秀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在此之前，他是中国共产党（CCP）的主要奠基人和第一任总书记。今年（指1979年）是他的诞辰100周年。
陈独秀于1879年10月8日生于中国安徽省省会安庆。那一年恰是鸦片战争（1840—42）结束后37年，是持续很久的太平军起义（1851—64）受到镇压后的15年，是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95），义和团起义（1899—1900），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1911）之前。这里提到的历史时刻及其特点，可用来说明社会和政治变乱纷呈的指针，同样也影响到一位杰出革命人物一生的发展。
陈独秀置身的社会，可以说是处于好几百年前已经废止了的封建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那时，绝大多数中国居民沉沦在一片文盲的汪洋之中，在一块块分了又分的土地上生活着、劳动着，大多数人的地产，还没有一小亩园地那么大，生产出来的粮食仅足糊口。穷苦农民，是与拥有众多田亩的中农，富裕农民以及大地主同时并存，而他们的劳作都是十分艰苦的。
城市里，有的只是手工业，现代化的工业少得可怜，就连这一点点可怜的现代化工业，大部分也操纵在外国帝国主义手中，而且集中在纺织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经营活动实质上是重商主义的。当时的资产阶级属于银行—买办阶级的。工人阶级刚刚诞生，还处在萌芽阶段。社会治安日益混乱，政权上层盘踞着的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统治政府的官僚机构腐败无能，他们既不能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又不能保护祖国，反抗外国入侵。从表面看来似乎平静，内里却蕴藏着即将爆发革命的种种因素。
陈独秀出生在当地士绅门第，略有财产的地主家庭中，这一家人爱住在市镇中。他父亲在独秀出生后近几个月后便倏然去世，年幼的孩子是在祖父和长兄教育培养下长大成人，这两位长者都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书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想培养独秀去参加清廷科举考试，这是跻身官吏，或者跃升到官僚统治集团去的唯一可靠途径。应试成功便是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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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夏，陈独秀未满十八岁，便搭乘长江上的轮船前往南京，参加科举考试。若干年后，他在一篇未完稿的自传中，描写这次赴试经历，仿佛就是他一生理性探索和政治转变的一座里程碑。南京本身原无多大特异之处。但最使他吃惊的是出入这座四面筑墙的城市，要通过重重巍峨高大的城墙。这里，在历史上曾一度是明朝帝皇的京都。其他方面，跟安庆以及相类似的城市一样，尽管南京城很大，能看到的却是一排排古老的，破落的由暗沉沉的灰砖砌成的房子，而没有西式的高楼大厦。街道狭窄，小胡同里散发出沉沉恶腥，到处是垃圾，人粪尿。入夜时，油灯是唯一的照明。黄包车还无法跨越中国海前往日本。旅行只能骑驴子，坐牛车或步行。清廷官吏及其妻妾们来来往往一式地坐轿子。
举行文字考试的所谓考坊里，是一行行贴得很久的小围栏。每一小围栏只容纳一个应考生。他们自备纸、笔、墨和一份早已烧好的饭菜，帮助他们度过这受尽折磨的难关。说这是受尽折磨的难关，一点也不假，一连九天，骄阳如火，气温灼人，考试一直进行下去，这些未来的候缺者，为了求得一官半职，顾不得汗水渗透，把煎熬忍受到底，还要受那些驻扎在瞭望台上的警卫兵们的警惕眼睛的监视，为的是防止他们串通作弊。
甚至在准备考试时，风华正茂的陈独秀，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作为选拔人才来补充政府部门官员的手段，已深表怀疑。怀疑的着重点对准经院主义。人们普遍认为有能力对儒家学说引经据典，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实用知识，而形式高于实质内容。科举考试的现实经验，只能使他产生鄙视的感受，这种感受又使他对应考者本身也是深恶痛绝的了。大多数应试者出身于富裕家庭，能够打动他们赴考的动机，莫过于求得金钱和地位。若干年后，他在未完稿的自传中写道：“我便开始思考有关考试制度和应考者在内的全部奇形怪状，然后我又深入思考，想得更远，如果这伙畜生般的人一旦得到了权势地位，那么我们国家，我国人民将会遭受何等的苦难。正由于有了这种思想，我便惶惶不安起来：怀疑通过这样的考试制度能否选拔人才，这样的考试正像每隔几年举行一次猴与熊的动物展览一样；此后，我又深深地思考着，这种考试制度难道不像我国所有其他制度一样，都是不完全而且有缺陷的吗？”
陈独秀对于到处存在的社会问题开始探索着作出全面的解释，就是这个探索引导他走向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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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在未完稿的自传中告诉过我们的一样，在他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又轻而易举地考中了之后，康梁变法思想已经深深地把他吸引住了。他下定决心不当清朝的官。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就字面来说，是主张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满清政府统治者，不愿向人民的不满作出任何让步。当陈独秀成为康梁变法运动的信徒仅仅一年之后，这个维新党就被粉碎了。但两年后，即在1900年，满清统治集团蒙受极大的羞辱，那时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款，作为对义和团起义的惩罚。
在这些历史事变影响下，陈独秀的思想越来越急进。1904年，他在自己家乡办起了《安徽俗话报》。通过该报，宣传民族主义革命思想。1908年，他前往上海，那里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着他们自己的“租界”。陈独秀参加直接反满的地下恐怖组织，并学会了如何制造炸弹。此时，陈独秀的政治观点已远远超越了康梁变法的温和派。他主张以革命推翻满清政权。
当年，中国年轻人习惯于花点时间到日本留学，以便寻求“新知识”，即科学和人文学，这种知识的最近来源国就是日本。陈独秀是现代文化的追求者之一，1902年他第一次东渡日本。他勤奋地学习日文，不久后便能熟练地用日文写作。此后，他又三次东访日本，其中两次在1907年和1914年，那时他从事革命运动，为了逃避满清政府及其后继者（北洋军阀）的通缉而逃亡日本的。在这两次逃亡之间，陈独秀作为一名革命活动家而疲于奔命，同时由于活动引起的后果，曾在他的家乡安徽省坐牢服刑一段时期。陈独秀另一次出国是在1922年，这次是为了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
为了结束满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陈独秀是亲临其事的，他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他被任命为安徽省革命军“政治指导员”。革命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但却推动了形势的发展，形势发展下去就会通向，甚至要求第二次革命，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1911年的中国，是一个腐朽透顶的，四分五裂的社会。没有一个阶级强大到足以掌握政权或者策动急需的改革以引发一场必要的革命。资产阶级只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又缺乏组织，而且都集中在轻纺工业，这在以大量原始农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政权刚从软弱无力的专制君主手中垮下，又落在地方军阀的掌握之中。名义上执政的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是银样蜡枪头。于是“军阀混战时代”从此开始了，一直延续了16年，直到国民党上台执政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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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日本是在1914—15年。1915年春回到中国时，他便在上海着手出版名闻海内外的《青年杂志》。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而中国国内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洲大屠杀，对中国的压力放松了，中国资产阶级突然发现自己在经济上有更多的活动余地。这种情况加上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种各样工业品的需求，刺激了中国实业的迅速发展，也刺激了人数众多，具有阶级觉悟和战斗力的工人阶级的相应发展。此后几年内，这支新型的无产阶级队伍，便在逐渐展开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舞台上，占据着中心位置，而陈独秀充分发挥了最高领导者的作用。
此时，陈独秀名闻遐迩，不仅是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而且更因为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在中国语源学和音韵学方面具有权威性的学识。除了日语之外，他还学习英语和法语。他那蜚声文坛的名望，传到了国都北京。北京大学主动向他提出，他自己也同意接受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国内最进步的，无疑也是最有威信的高等学府。陈独秀把他的杂志搬到了北京，改名为《新青年杂志》。这份杂志拥有一批著名的撰稿者。北大的新知识分子中为《新青年杂志》写稿的人有李大钊，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党而牺牲的烈士；还有哲学家胡适；文学家鲁迅；历史学家钱玄同；散文作家周作人等等。当然也包括陈独秀自己。有了这些著名的撰稿人（其中李大钊和鲁迅早已为《青年杂志》写稿），《新青年》便大踏步地前进，它的发行量和影响迅速地增长。1919年前，中国还没有中文版的社会主义文献，陈独秀利用他的杂志，帮助纠正了这个缺点。《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讨论会也出现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为了肩负起学术职责，利用《新青年杂志》发动一场反对儒家哲学和伦理道德体制的猛烈攻击，中国的儒教犹如西方的基督教，都是维持现状的精神支柱。儒家学说的实质，就是认定社会的进步只能依靠培养杰出的个人，而西方基督教则宣扬秉承天命去搭救世人的救世主。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陈独秀则主张“科学与民主”才是造福人类的一对孪生兄弟，唯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把中国推向进步的道路。他还坚信：中国文字本身是挡在进步路上的严重障碍。他力尽一切要进行文字改革，使之适合于现代需要。中文经典著作有数千个复杂难懂的方块字或会意文字，已是几百年前的古老文字了，与现代的日用语言相比，大不相同。这种文字学起来十分困难，要求有异于寻常智能的人去记住如此众多方块字，因此，具有相当才干的人，即使学了十来年，也不能写好一封简单的信，这就不足为奇了。陈独秀用他的杂志，推广使用老百姓讲的方言或者“活的”语言。众所周知的“白话”或北方方言（因为这种语言首先是在北方形成和使用的）即将代替古典文字，这种古典文字，像拉丁字一样，都要送进古董博物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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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把奇耻大辱堆积到中国人民身上，是深有感触的。1919年5月4日，长期积压在人民胸头的怒火，突然间爆发出来，汇成熊熊烈焰。以学生为前导的示威游行在北京开始，迅速地扩大到其他城市。这次抗议的烈火，是由聚集在凡尔赛的帝国主义列强，以出卖中国的卑劣行为而点燃起来的，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正在凡尔赛举行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这是一群强盗正在秘密地瓜分战争赃物。
中国是站在同盟国一边参战，尽管参战只是象征性的，软弱无能的北京政府抱着天真的幻想，以为如此俯首帖耳的举动，会带来一定酬报，也许在战争结束时，战胜国会以公平的、慷慨的态度对待中国，但是使中国人民大吃一惊的是：凡尔赛的这伙强盗们，不但拒不理会中国的正当申诉，赔偿中国的损失，而且还给中国一记响亮的耳光，把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这一反对背信弃义的抗议，发展成为势不可挡的全国性大示威，这就是已经记入史册的五四学生运动。抗议示威在首先是针对日本的。恰好是在五年前，日本已向北京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力图变中国为日益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附庸国。但义愤填膺的示威抗议在同时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因为这个政府并不打算去抵抗外国入侵，而实际上已表示同意接受二十一条中的某几条要求了。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深入实际，工作紧张，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他的《新青年杂志》起到了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作用。这里有必要指出，俄国革命在觉醒了的人民群众中已经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变在不到两年前已经发生，而且仍然对被剥削、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和各阶级投下了振奋人心的亮光。陈独秀从一个在许多方面类似中国的领土广阔而又落后的国度里、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看到了一个镜像，这就是他自己国家的革命前途。他认为，为实现革命社会主义纲领而要考虑建立政党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在五四运动中，至于陈独秀自己，则在北京监狱中度过三个月。那时，环绕在《新青年杂志》周围的一批作家，正开始土崩瓦解——这在伟大事变的冲击下，而引起的分化，是无法避免的。像胡适这样根深蒂固的自由派分子，曾经对社会改革怀有过某些急进思想，但此刻正像所有自由派分子惯常所干的一样，每当他们看到革命即将来临时，就畏缩不前，退避三舍了。陈独秀却不是这样的人。他从监狱释放出来之后，便永远离开大学，回到上海。此时，他41岁，公开宣布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忙于准备创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党在全国性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建立，到会的代表，是由全国范围内各地方革命小组选举出来的。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在此后的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都当选为总书记，成为1925—27年大革命的领袖人物。
1922年，当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开过不久，在莫斯科控制下的共产国际指挥下，不顾陈独秀及其中央委员的疑虑不安，中国共产党加入了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或民族主义党。此时，共产党不是以一个附属机构加入的，还要求保留某些权利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这些保留，国民党是不能接受的。与此相反，共产党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迫使他们服从国民党纪律。共产党员甚至要承担责任不得批评小资产阶级性的孙逸仙主义（即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有趣的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和思想灵魂孙逸仙主持仪式，陈独秀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首先被正式介绍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党员。
就这样，本来是为了准备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而现在不论在政治上或组织上，完全从属于与此目的相反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就是这样，放弃了革命政党生死攸关的、最宝贵的财物——党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犯下了根本的、带有决定性的错误，而今后革命失败的根源都必须追溯到这个错误身上。
共产国际理论家们，以即将来到的革命属于阶段性（分成两阶段）为借口，力图为投降政策辩护——实际上，这是机械论的模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精神——根据这个模式，第一阶段属于民主革命，领导权归于资产阶级。当民主任务完成之后，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挤到一边（用斯大林的话说，“像挤干了的柠檬一样”）然后领导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蒋介石决不会等待走完这段整齐划一的历史进程，这是可想而知的。但在推出这一荒唐概念时一个被忽视的明显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微光朦胧的时代里，资产阶级不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中心或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不能起到革命或进步的作用。正像托洛茨基早已指出过的，俄国三次革命经验以及列宁在他著名的《四月提纲》里所强调说明的，都证实了这个事实，四月提纲使布尔什维克党摆脱了机会主义和阶级合作这个致命的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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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以陈独秀为替罪羊，企图掩盖中国第二次大革命失败的罪责。
在历史日程上，1925年5月30日标志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开始，这次革命在1925—27年整整两年间展开，却以灾难性失败告终。大家知道，在五卅事件中英国巡捕在上海公共租界里，开枪射击由工人、学生组成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死7人，伤者更多。这次挑衅性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罢工，导致另一次更悲惨的广州惨案，1925年7月3日（此处日期错误，沙基惨案的发生日期为1925年6月23日——录入者），当示威群众靠近通向珠江口外小岛，即沙面的外国租借的桥梁时，英、法警察用机关枪扫射示威群众，死57人，伤117人。沙面大屠杀再一次点燃了人民群众的怒火，反抗的烈焰腾飞得更高。矛头直指帝国主义。英人治下的香港，在一片总罢工声中陷于瘫痪。
从那时以来的两年中，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地一浪高一浪——直到蒋介石面对机会主义者、妥协者和动摇者扼杀了革命之后，才以悲惨的结局收场。然而，在最初几次运动中，如果说以学生为前导的，而此刻工人们以自己组织为后盾，在自己的旗帜下，一次又一次地以崭新的充满活力的阶级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且勇往向前，不停地去争取领导被剥削和被压迫人民群众。在广大农村中，贫苦农民开始清算地主，去占领土地。谁能想到，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居然以悲剧结束。无疑地，这是多么令人伤心。尽管陈独秀作了几次无效的努力，想重新取得党的独立性，但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莫斯科的命令，仍然让自己捆绑在国民党的腰带上，已经无能提供必要的政治领导，无能率领工人群众去夺取政权了。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正热衷于统治全国，蒋介石乘机率领北伐军，征服了军阀，以国民政府名义统一了全国。资本家阶级正以日益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战斗的工人运动，正像地主因农民的反抗性日益壮大而吓得惊慌失措一样。中国共产党人扔掉了革命的基本原则，死死抱住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联盟的紧箍咒，因而挡阻了、堵塞了工人罢工，农民占地的前进之路。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做法恰好为蒋介石的北伐起到了补充作用。事件发展的结果证明了：跟打败军阀的战役一样，蒋介石反过来对起义群众实施大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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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次大革命失败的全部历史，托洛茨基指为：“典型的机会主义错误”曾在各处传播，但现在不准再传播了。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在《致中国共产党全体同志》的一封难忘的信中，开宗明义他就写到：“自从1920年以来（共和国成立后的第9年），我与同志们共同工作，创建了党，忠实地执行国际领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这些领袖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等，但中国革命终于被带上了可耻又可悲的失败之路。”短短几行字，已经把一切都说明白了。陈独秀要求对执行过的政策和灾难性的后果，进行一次全面讨论。但是，斯大林控制着共产国际的中枢机构，而他在党中央的大多数同事都站到了斯大林的阵营中。现在，最方便的出路，就是把陈独秀当做灾难的替罪羔羊，当做机会主义者一类的坏家伙。但陈独秀无意留恋这唯一的悔罪宝座。
共产国际得到斯大林在中国代言人的响应，坚持说莫斯科的中国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将如何解释清楚，为什么完全正确的政策会导致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且摧毁了伟大的革命呢？于是，把全部责任推给陈独秀，说他不是忽视指示，就是误解了指示，一心一意想推行他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早为历史记载所驳斥了的、貌似有理的论据，就成了排斥陈独秀担任总书记的理论基础，而且把党转到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相反方向去，这条路线发展到了1927年12月发动流产了的、代价惨重的广州暴动，达到了顶点。
陈独秀从党的领导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曾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好几封信，警告他们要防止新的灾难性路线，要求对党的政策作批判性的检查。党中央既不理睬他的警告，也不同意他的讨论要求。
早从1929年夏天，陈独秀已能得悉俄国左派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点。这些论点都已包含在主要由托洛茨基执笔的文件里，这些文件是由莫斯科归来的党员带回中国，终使陈独秀的视野大大地打开了。他直到那时还不能全面理解，在左派反对派与斯大林布哈林派系之间有关中国问题的分歧意见。他把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论点同他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作了比较，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立场，并再次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对党的过去和现在的方针、路线，付之彻底讨论，全面评价。
此时，由亲斯大林分子完全控制着的中共中央，作出的反应是把陈独秀开除出党。正因此，他才在1929年12月10日写了那封我们已在前面提到过的《致中国共产党全体同志书》，在这封信中，一方面他斥责了在他领导下的党所犯下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同时他坚持应把错误追溯到最终的发源地：这就是在莫斯科制订了政策，然后压在幼年的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然后，陈独秀与其他81名资深老党员一起，发表一份声明《我们的政治意见》，在这份声明中采纳了托洛茨基的论点。不久后，在声明上的签名者都被开除出党。但斯大林，显然认识到陈独秀对于共产国际的价值作用，因而力图诱使他回到组织中来。1930年2月，他邀请陈独秀到莫斯科去。当共产国际发出这份邀请书时，曾暗示陈独秀接受一次额外的政治训练，也许对他是很有必要的。陈独秀反唇相讥，说了以下尖刻的话，说他早已受到共产国际的足够训练了。就这样，他同九年前创建起来的党切断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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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惨败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紧跟着1927年4月1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处日期有误——录入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决定性政变而到来的反革命恐怖，夺走了无数战斗工人，起义农民以及革命领导人的生命，这就是国民党——资产阶级20年统治的血腥前奏。共产党被赶到地下，民主革命的任务仍然一无完成，民族统一仍然是个遥远的目标。人们认为新的国民政府，只不过是地区性的军阀和以南京为中心的蒋介石之间，有一层薄纱似的联盟。帝国主义列强还能稳住被革命起义动摇过一阵的地位。主要城市中的外国租界，仍然在侵犯中国主权。海关管理权还留在外国人的控制之下，土地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没有八小时工作日，工人们被赶回工厂，一天要做10—12小时的工。最终，紧跟着来的是向日本侵略战争敞开大门的一条路了。
就陈独秀个人来说，革命失败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同样是非常惨重的。在心理上背起了沉重的失败包袱之外，还遭到了精神上的不幸打击。他三个儿子中的两个，都是积极活动的共产党员，一个在1927年，另一个在1928年都被国民党杀害了。为逃避蒋介石警探的搜捕，他不得不隐蔽起来。尽管所处的环境是很困难的，他仍然组织他的信徒加入左派反对派小组，该小组取名为“无产者社”，并出版同名的地下报纸。1931年5月，该小组与其他三个托洛茨基主义派别联合起来，共同隶属于国际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统一起来的小集团，后来组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中国支部）。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尽管有种种提防措施，陈独秀的隐蔽处，终于被蒋介石的侦探所发现，1932年10月，他在上海被特务们从病床上拖出来，送到南京军事法庭上受审，罪名是：“危害民国”。陈独秀面对可能判处死刑的威胁，毫无惧色，反而使自己成为原告人的样子，去质难起诉他的原告人。他谴责劣迹昭彰的国民党，已成为恐怖主义的军事政权，并要求政府赔偿他因逮捕而造成的所有损失。他以前的同事以及知识界敬慕他的人士，为他奔走呼号，使他在刽子手的屠刀下保住了性命，判他十三年徒刑。他还在狱中服刑时，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于1936年7月在法国举行，经托洛茨基的提议和极力主张，陈独秀被代表们选进第四国际运动中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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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狱中服刑五年之后，于1937年获准假释出狱，这恰在日本策动战争，企图占领全中国之后不久。他这次释放出狱，是由于国共两党结成新的“联合战线”的结果，因为国共两党要采取联合行动，共同驱逐日本侵略者。两党达成的协议中规定有释放政治犯一条，大多数是被蒋介石政府关押起来的共产党员。虽然没有苛刻的假释条件强加到陈的身上，但是他仍然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也不转为出版界撰稿。在武汉作短暂逗留之后，他不得不再向西转移，到了四川省，定居在重庆附近的江津小城，不久后重庆成了中国的战时首都，由于心脏病发作，迸发静脉炎，加上他长期生活在监狱中，病情因而恶化，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与世长辞，时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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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晚年是在贫、病交加，处境孤立中度过的。1938年，当他刚从狱中释放出来不久，他以前的中共同志那时已被斯大林主义彻底收买过去了。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他的诽谤运动，指控他以及其他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当陈独秀被迫保持沉默时，他以前的几位学术界朋友，仍然高度尊重他，因而站出来进行反驳，并且列举他生平的业绩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是值得称赞的战士，列举他为了自己的活动而遭受迫害，他是乐意接受的，难道说这样一个人能为帝国主义敌人效劳吗？他们为陈的辩护，使斯大林主义者丢尽光彩，不得不停止这场诽谤、中伤活动。
在极端孤立中，陈独秀从事的活动只是以通信方式与几位老朋友交换意见，从这些意见交换中，显示出陈独秀正在离开马克思主义，而朝着模糊的非阶级性的民主方向走去。他当时发表的意见是：人类在好几百年中一直在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是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之间除了程度不同之外，实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无产阶级民主应当远远地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但不应当取消它——而要把二者溶为一体。当然，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民主并非理想主义的抽象概念，而是与阶级统治直接相连系的。资产阶级民主及其议会制度只能使少数剥削者去统治大多数人民，不管伪装得多么巧妙，实质上就是如此。与之相反的工人阶级民主要采取无产阶级专政形式，通过苏维埃来行使民主，这才是真正反映了极大多数人的利益。
陈独秀所关心的“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基本上是对斯大林政权摧残苏维埃民主，终至罗织罪名，编造审判案，消灭老布尔什维克而作出的反应。但是他采取新立场的逻辑，推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支持“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这里阶级标准不见了，有的只是小题大做的自由——民主概念。他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应当支持“民主国，反对轴心国，因为只有盟国的胜利，才能保证有顺利的革命环境”。他甚至认定，印度必须推迟争取独立的斗争，才不至于妨碍盟国作战。所有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没有使陈独秀与革命社会主义原则截然切断。事实上，他仍然赞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消灭战争、解决社会问题的道理。这样的讨论是在私人之间进行的，而且继续进行到他临终前不久。
陈独秀死后，他的来往信件以及在1940—42年间所撰写的文章，由他以前的学生编集成册，并于1948年在上海出版。次年，资产阶级哲学家胡适，陈的老朋友之一，也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台湾再版了陈的书，在书的导言中，胡适写道：陈独秀的新思想，表明他已是“浪子回头了”。
陈独秀没有完全回到他已坚持了二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来。此外，我们还必须记住，他从来没有形成过前后一贯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没有把唯物主义辩证法摄取到他自觉的灵魂深处。他只是点点滴滴地并非系统地获得马克思主义基本论点，而在他从事革命活动中，时间又不允许他进行研究或深入思考。他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被革命的形势召唤他去领导伟大的革命。
可以说，至少在一点上他已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即未能果断地坚持他认为是正确的立场，这一认识已在我们上面提到的未完稿自传中反映出来了。陈独秀开始写的他的生平，还在南京监狱中，只写完两章，谈他的早年生活，并把读者带回到1897年他去应科举考试的时代。在第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颇有意义的自我鉴定，他写道：“有人赞扬我是一个嫉恶如仇的正直者，也有人批评我是一个暴跳如雷的急性人。事实怎么样呢？或许我的个性是暴躁的，但说我是一个嫉恶如仇的正直者，未必完全正确。我很像我的母亲，缺乏坚决果断，有时候也太容忍丑恶的事，正因此，我一次又一次地使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遭受到损毁，而自己却深深地受骗了，尽管我已经完全了解这一点，但仍不能改正。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我对于政治问题，心中既无把握，也缺乏决心。显然，这是我母亲的个性给我留下了影响。”
用不着丝毫怀疑，陈独秀在这里自我贬低的声明，指的是一再屈服于莫斯科来的指令，就是这些指令把中国第二次大革命引入歧途。他在1929年12月10日致《全体同志书》中，已经详细谈到，他从一开始便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此后又一连作出几次努力，希图使共产党能摆脱国民党的束缚，如果坚持下去，也许党能履行革命领导者的任务。每当莫斯科的钦差大臣坚持执行屈服的政策时，陈独秀便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正如他写到有关这方面所作的一次尝试时，他说：“我没有果断的个性，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我的建议。我尊重国际纪律以及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见”。
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环境条件，屈服于制订中国政策的莫斯科操纵者，那么陈的缺乏“果断性格”一事也就微不足道了。他承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感到自身条件不足，这倒是事实。但我们不应忘记，1927年当中国起义浪潮上升到最高峰时，离俄国革命还不到十年，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以及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威信，正处于全盛时期。人们认为布尔什维克无疑是精通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战略的杰出专家，谁也不敢想象要对莫斯科发来的指示严肃认真地表示反对。而那时，如有必要，加强这些指示的执行，才算是对国际的忠诚，才算是严守国际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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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决非像他在认真作自我鉴定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奴颜婢膝的人——顺便使人联想起，这是旧中国礼义社会中多不少人感染了的、而且是经过夸张了的谦恭精神。恰恰相反，陈独秀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长期的社会活动史足以证明这个事实：他持续不断、卓有成效地为反对根深蒂固的孔教教条而斗争，他反对满清王朝的战斗精神，他多年来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奋斗的气魄，他是一位敢想敢说的思想家，英勇刚毅的领袖。他面对敌人，大义凛然，毫不动摇，在可能判处他死刑的国民党法庭上，他的英勇坚贞的行为就是历史的见证。但是在同志和朋友面前，只要他是信任的，他常常作出更多的让步，直到放弃自己的决定。
除了上述之外，如果还有什么教训，值得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向陈独秀一生学习的，这就是必需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论来教育自己——这是万万不可缺少的。诚然，马克思主义并非肯定地保证不犯机会主义错误——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都是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也陷入机会主义泥坑，最后以社会主义的背叛而告终。不管怎么说，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问题，始终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定然能给我们提供保护自身的盾牌，不致落入机会主义陷阱，定然能引导我们找到正确的政治道路。
陈独秀即以被叛卖，由于他默许了来自莫斯科的错误政策，而他自己已又不能从错误中摆脱出来。其后果，对陈独秀来说，是个悲剧，对中国第二次革命来说，是场灾难。如果因此，在革命伟人的纪念堂里，剥夺了这位这位值得敬仰人物的合法而且应得的位置，那是不可思议的。
文章最初发表在《洲际通讯》(Inprecor)，1979年11月12日（原文系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