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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摘录）
王明、康生
（1933年10月27日）
中央政治局诸同志：
很久没有写信给你们，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过去许多信件，或者是经过许久时间中途退回，或者是中途失落。现在据说有极大的保证可以将信件送给你们，所以我们才决定写信给你们，但是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此信你们能一定收到，所以我们在这信中只是说到一个主要的政治的和策略的问题，其关于组织方面的问题、秘密问题，只有在完全证实你们收到此信之后（希望你们收到此信后很快告诉我们），然后再写信给你们。
关于反日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1]
自满洲事变发生以后，我们的党便马上提出三位一体的口号：（1）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障中国的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2）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是顺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3）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真正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2]。将近三来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我们这个基本策略的正确，但是国民党经常提出各种武断欺骗的口号来对抗我们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所谓“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关于这点，不仅我们懂得，我们的敌人也懂得。所以国民党无论在实际上做了许多卖国投降的事件，但是在口头上自始至终它总是尽力企图表示它能担负“抗日救国”的责任。将近三年来我们斗争的困难也恰在这里！谁到底是真正能够完成“抗日救国”的责任？群众只有在实际斗争经验中，才能认识和相信。现在如果将满洲事变以来，把我们和国民党在这个中心问题上斗争的过程作一个简明概括的总结，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斗争曾经过三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九一八到北大南下示威团到南京示威时——这个时候，我们在群众中鼓动的中心口号是：人民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中心口号是：要求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宣战。国民党想在这个口号之下，在群众中散布国民党能够抗日的幻想。国民党在这个中心口号之下的具体行动是尽力鼓动群众向南京请愿，尽力垄断群众会议，宣传组织反日义勇军，宣传抵制日货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经过九二六上海群众大会和示威，经过10月3日、5日闸北国民党公安局五区与反日群众的冲突，经过工人学生公开要求武装和广大〔泛〕组织反日群众运动，经过群众真正实行的广大〔泛〕抵货运动，特别是经过北京、山东、武汉、上海、南京等处十万学生在南京示威后，国民党一步一步地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的口号收回，把国民党的各个部分口号也在群众面前揭穿，尤其是对南京十万学生的大屠杀，把国民党压迫反日运动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于是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被迫自己揭穿假面具，他们公开宣布对日作战与否人民不得过问，公开宣言政府并未准备对日作战，并公开宣布禁止一切反日请愿、罢工、罢课、示威等行动。国民党在这一时候企图用铁血政策公开镇压反帝运动，这样就使我们的口号在群众当中得到进一步的认识，也就是我们的口号在群众中第一步的胜利。
第二个阶段从上海战争到苏维埃政府发表联合对日作战宣言时，南京屠杀并没有镇压〔下去〕反日运动，上海工人、学生对于南京屠杀给了强有力的几年没有的几万人抬棺游行的大示威，在一月间个别日本纱厂经济罢工转变为全沪西日纱厂的反日总罢工[3]。日本占领上海的消息和准备，引起了全国民众——首先是上海的工人、兵士热烈的反抗，在全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之下，在全上海工人和民众反日运动蓬发展的条件之下，在我党政治口号影响和实际工作推动之下，爆发了上海工人和19路军兵士武装保卫上海的英勇战斗行动。上海战争中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能够给这运动以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骨干，以及没有夺得这防卫战争军事上的领导权。上海战争中军事领导权还保留在国民党军阀手中的这一事实，就形成了国民党有可能利用上海抗日战争作为投机宣传和政治资本的条件。广大群众在开始时不能完全了解国民党出卖上海战争，妨碍上海战争，捣乱上海战争的一切事实的真相，所以国民党在上海战争时和上海战争后，又开始大大宣传国民党是“民族英雄”的口号，国民党针对我们“武装抗日必先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抗日剿共并重”，但“对外必先对内”的口号。国民党企图将上海防卫战争失败的责任，加在C.P.和红军的身上，国民党拼命宣传红军捣乱抗日后方，所以要抗日不能不先“剿共”，四次与五次“围剿”都是在这一口号之下进行的，我们的党和红军以及苏维埃政府为得揭穿国民党这些骗人的口号，曾经采取过不少的办法和行动（如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宣战动员令[4]、援助上海罢工、反对上海协定[5]等等），但是国民党这个武断宣传的口号，真正在广大民众面前揭破只是在我们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发表统一战线的宣言和实行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之后。这一宣言是我们的党和红军、苏维埃整个发展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文献，它得到在中外报纸上最普遍的登载。它得到了中国广大民众对真正愿意武装抗日的红军、苏维埃的热烈同情，它使国民党许多军队发出停止“剿共”和北上抗日的要求，它在实际上逼得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自己揭穿“抗日剿共并重”的假面具，逼得蒋介石不得不发表公开的训令说“在剿共期间，绝对不能言抗日”[6]，这样一来使我们党的口号在群众面前得到更进一步的胜利。
第三个阶段从蒋介石公开发表训令禁止抗日起到现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国民党不愿抗日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国民党提出的主要口号是：“专力剿共，力求建设”。国民党在这种口号之下，公开承认现在抗日的不可能，所以不可能的主要理由，除所谓“赤匪”捣乱外，就是大叫中国太穷太弱太没有国防力等等。在这一口号下，国民党就举行航空救国运动，募捐救国运动，宣传所谓实业建设计划，尽力企图表示国民党好像真正实行卧薪尝胆，以便将来完成抗日救国的责任。群众对国民党的这些口号如何呢？极大多数的群众已经认识国民党不愿抗日的真面目，但是对于到底怎样进行武装抗日战争？进行抗日战争有否胜利可能？尤其是用什么具体办法解决抗日战争各种最具体的问题（如兵力、武器、军需，领导机关、民众武装等等）尚存疑惑。在这样时候我们党的策略也就应该更进一步。我们的党，除了继续努力揭穿国民党一切武断宣传的欺骗外，首先必须给广大民众一个共同的非常具体的、非常简单明了的对日作战行动纲领，没有这一步办法，将使群众觉得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空洞，将使他们不能找到真正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年夏天我们才就这方面的问题给了中央一个具体的提议。但是提议的文件太短了，以致不能使同志们对这一文件在目前的重点政治意义、策略作用和具体运用的方法得到立刻完全的了解。从目前党的工作和反帝运动各方面事实看来，都显然证明我们关于这个策略的提议并没有拿到广大群众中去运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却非常迫切地需要广大〔泛〕地非常灵活地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如果这策略能彻底地深入地进行，那末我们相信不仅能使非苏区反日反帝反国民党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走到更高的阶段，同时也就能使敌人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受到极大的打击和达到更快的崩溃。因此，我们就把原来关于这个问题起草的一个文件全部抄送给你们，并且附带提出一些我们对实际上执行这个策略的许多问题的意见，来作为你们的参考。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因为张学良和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很容易地把我们的东北三省占去了。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我们上海闸北，但是因为上海工人、19路军兵士、贫民、苦力、学生们英勇的武装反抗，所以日本没有能够占领我们的上海华界（闸北、南市、吴淞等等）。去年1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山海关，2月间占领了我们的热河，在以后几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占领了我们的察哈尔，实行进攻绥远，并且利用它的走狗军队企图完全占领我们的北平、天津、河北全部以及黄河以北的各省份。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想用武装力量来实行民国四年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它并且用流亡政策来开始实现田中内阁的所谓对华的积极政策（即完全占领全中国及把全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7]。
因此，现在全中国的民众不管是汉人，或是其他民族（蒙古、回族、西藏、苗、瑶等等）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的关头，他们都有受帝国主义轰炸、枪毙、斫杀、拷打、强奸、侮辱的危险，他们都要更加受冻、受饿、受穷、失业。他们将要受到和高丽人、台湾人同样的悲运。他们将要受到和在东北三省三千万兄弟姊妹、热河千百万兄弟姊妹同样的牛马生活的痛苦。
中国人民在自己痛苦的实际的经验当中，已经深刻地觉悟到：要想依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来抗日救国，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了，要想依靠美国或国际联盟出来帮助反对日本，也只是一种幼稚的蠢笨的思想，因为大家都晓得，美国和国际联盟，什么具体的办法也还没有拿出来，而且大家都晓得，就作为美国和国联能拿出一点办法来反对日本，那么与中国民众一定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这只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办法罢了！由此可见，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换言之，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地对日作战，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所公认为唯一的正当的方法了。的确，这是中国人民自救救国的唯一出路，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换言之，这是使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
然而因为我们对于组织和实行这个正义的民族战争，没有一个共同的具体的纲领，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是散漫的、无计划的、不能集中的。所以因此也就不能成为强有力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拿已有的具体事实一看就明白了。比如说，我们的反日义勇军、反日救国军、反日游击队，虽然在东三省与热河同日本强盗打了许多仗，虽然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英勇地实行了各种各样的反日斗争（反日罢工、罢课、示威、反日宣传、抵货等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不但没有能够把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收复回来，并且简直还不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们继续的进攻。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有绝对必要提出几点最具体最根本的办法来，作为我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共同行动纲领。我们提出下列各点：
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中国的陆军常备军在数量上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都〕要多些，除警察、民团、商团不计外，我国人民平均要养活三百万人的军队。海军和空军虽然还比较薄弱，但是人民为得养活他们花了很大的经费，特别在最近几年，海军和空军的开支，比以前大得多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因此，人民完全有权利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一切战争，然而大家都知道，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仅仅靠我们的军队是不够的，所以必须：
2．全体人民总动员——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可以用志愿军的办法，将来要逐步地实行征兵制，要立刻成立广大的千百万人的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工人反日义勇军、农民反日义勇军、学生反日义勇军、职员及自由职业者——医生、教职员、新闻记者等的反日义勇军，同样要组织商人的反日义勇军），并且要使他们到前方和后方对敌作战。此外，必须组织广大的人民的参战组织（如供应粮食队、交通队、救护队、破坏队、宣传队等等）。很明显，要想这样做，那就必须：
3．全体人民总武装——为达到这一点，必须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立刻把全国兵工厂、军械处、火药局已有的、正在制造的和将来制造的各种武器（步枪、机关枪、手枪、炸弹、迫击炮、大炮、子弹、飞机，甚至土炮、土枪、长枪、大刀等等）完全发给人民反日义勇军，以便实行武装训练，并直接对日作战。如果谁要不愿意将武器自动发出来，那么人民只有自动地去拿这些武器。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就要想办法筹款向外国购买，但是大家都要知道，对日作战，这还不够，所以我们还须要：
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军费——在战争一开始时，我们提议采取下列办法解决经费问题：
（1）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银行、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大商店、日债等等，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经费，因为日本在华投资，已经超过日洋二十万万元，就等于中国大洋四十亿元以上，停付日债一切本息（这又是一笔大款）。
（2）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
（3）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
（4）实行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
（5）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人民的人士当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如果这些办法都实行的话，至少可以保证第一个时期的对日作战经费。如果将来还感觉经费不够时，我们还可想出其他的办法，来保证对日作战的经费，以便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
此外，在对日作战时，我们还需要强有力的集中的领导机关，因此必须：
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是全国人民抗日的总领导机关，这个委员会的各界代表，是由各团体（各界反日会、反日义勇军等）在全体代表大会上或会员大会上选出来的。在各省由各界反日团体选出各省的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各县、各城市、各乡镇、各区，成立县、市、乡、区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轮船、乡村、兵营、学校、公司、商店等等组织反日会分会和反日义勇军及其他反日队伍。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有权力解决和支配与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有关系的一切事件，此外，为保证对日作战的胜利，我们还必须：
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首先是要联合高丽、台湾、内蒙古和日本代管的各种岛屿的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同样要联合在日本国内进行英勇斗争反对日本天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工人、农民、兵士、知识界等等，以便共同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我们公开向全世界宣言：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对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我们都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朋友。同时对于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的或者学日本强盗行瓜分中国的国家，我们把它们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伙伴。我们将它们视为中国人民之敌。
我们上列六点，虽然还不敢说是包括了组织反日战争一切必要条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基本的、最具体的。只要能够做到这六件事情，我们就能够实行对日作战。我们号召一切中国同胞——一切愿意过人的生活，不愿意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的同胞，立刻在工厂、矿山、铁路、学校、乡村、公司、商店、兵营等等地方，举行谈话会、露天大会、代表会等来讨论我们这个武装抗日纲领[8]，并且立刻实行起来。首先要实行组织反日会、反日义勇军，实行组织援助东北义勇军募捐委员会，并采取各种方法为本纲领推行全国而斗争。
我们完全相信，如本纲领能见诸实行，则结果不仅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继续进攻，不仅能收复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和一切失地，而且我们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中华民族反日神圣战争万岁！
大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这个文件的目的，主要的有下列几点：
1．给全国民众一个明显的具体的容易懂的对日作战的行动纲领。
2．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
3．尽可能地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的可能，以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上来揭露国民党卖国的真相，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反国民党的斗争联系起来，因此，目前应当用下列方法把这一纲领广大〔泛〕地传播和发展出去。
〔1〕由宋庆龄及其他有可能参加的一切所谓名流学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等等（人越多越好，不要尽是色彩浓的[9]，要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10]，甚至平时是反动的，只要他同意这斗争纲领的——甚至如马占山、蔡廷锴等，只要同意这纲领）共同签名作为这纲领及委员会的发起人和赞成人。
〔2〕尽一切可能将这个纲领在一切公开半公开的秘密的报纸、杂志刊物上发表（党报及党所领导的报纸刊物，要在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报纸刊物登载以后再发表）。
〔3〕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刊物上发现这纲领以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立刻发表宣言，表示赞成和拥护这一纲领，说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自始至终主张人民武装抗日，主张一切军力用来对日作战，因此号召全国民众和国民党一切军队立刻接受这一纲领，立刻停止一切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停止军阀战争），以便集中全力，共同武装抗日。
〔4〕把这一纲领印成小册子（最好的，让宋庆龄等具有公开身份的人去印），公开地广大〔泛〕地散发，并在各工厂、学校等地方，公开地用谈话、会议、研究等方法讨论。
〔5〕在一切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刊物上，发表一切补充和发挥这个纲领的文章（如具体研究中日两国土地财产等等的对比，研究抗日军费、武装作战计划、民众组织、军事组织，以至战争中的粮食、运输、交通、民众参战等等），利用刊物、报纸、戏剧、文学、歌谣、故事广大〔泛〕地宣传上海战争、满洲游击战争、俄国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战争，1775年至1783年南北美反英的独立战争的各种经验，反复证明，反日战争只要有广大民众参加，前途胜利是有保证的。
〔6〕在各地讨论这纲领时，就要立刻形成组织上的结果。最好这种组织能包括全工厂的工人、全学校的学生、教职员等，用这些组织的名义立刻发表宣言传单，表示拥护这个纲领，组织宣传队、募捐队，实行活动，并且尽一切可能用各种组织的名义（从革命的组织，一直到各种的组织——如律师公会、黄色工会、东北同乡会等等）发宣言、通电，向南京及其他地方政府要求：
（1）立刻停止国内战争，动员一切海陆空军北上抗日。
（2）立刻发给人民武装。
（3）停付日债一切本息，将这笔款子发给救国御侮会，作为抗日军费。
（4）立刻真正抵制日货和没收日货等等。
关于这些运动的一切活动，不要怕群众与国民党发生了关系，相反的要利用各种机会动员一切的团体到国民党的一切政府及商会等机关发生直接交涉和冲突，使群众在直接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认识国民党及大资产阶级卖国的真面目。比如在广大群众的公开的大会上或代表会上，不要怕商会、国民党党部、政府当局等代表参加，而且要在这些会上提出能够揭穿他们假面具的直接要求，如有钱的出钱，有粮食的出粮食，有枪的出枪，并规定出钱出粮食的比例，出枪的地方及日期。如果国民党商会等代表，当时在群众压迫之下口头的答应了，那么，就要立刻组织群众跟着他们要去。
〔7〕要用一切的力量使这纲领及环绕在这纲领下的一切文件传达到兵士中去。首先是在“剿共”前线和后方的部队中，必须使这运动在兵士中得到很大的响应，须时刻记得：没有广大士兵的革命化，所谓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及苏维埃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是不可能的。必须利用上海战争时的经验，用广大民众的反日情绪来影响士兵（士兵在路上走及店中买东西时，组织老太婆、小孩子、工人、学生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为什么打自己人时，打得非常吃紧，却不敢去打日本）。组织与士兵及与下级军官有关系的一切人写信给他们，请他们吃饭、谈话，来鼓动他们反日及反对内战的情绪，最好能做到在兵士群众中起来要求北上抗日的行动。
此外，在实行这个策略时，要防止两方面不正确的倾向，一方面要防止误解为减低阶级斗争和减低反国民党斗争，实际上恰恰相反，正确地实行这个策略是在实际上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反国民党斗争；另一方面要防止我们许多同志和同情分子惯用“左”倾词句的情绪，而企图将这纲领马上修改成为非常红〔激进〕的。要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在群众斗争有了广大发展时，我们有一切的可能逐步提出更加“左”倾更加激进的纲领来补充。
王明 康生
编者注：
[1] 本部分稍作编辑改动后纳入中共中央1934年4月20日发给各省、县、市委的秘密信中，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91年第10卷，第248-259页。
[2] 见第22号文件。
[3] 《中国的苏维埃》（文献资料汇编），第454-456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91年第8卷，第636-638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91年第8卷，第647-645页。
[5]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397—399页。
[6] 指蒋介石1933年4月10日在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的讲话。
[7] 见田中首相1927年7月25日向日本天皇提出的关于在满洲实行积极政策的奏折。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1年第33-34期，第47-62页。
[8] 指全中国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筹备委员会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的中国人民抗日基本纲领，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91年第10卷，第681-686页。
[9] 可能指左派人士。
[10] 可能指中间力量代表。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