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1927年5月26日）

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

王明

（1927年5月2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向导》第5卷第198期，1927年6月15日，署名：绍禹。

　　中国革命一方面是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同时又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它的内容不能不是在某种范围以内有共同利益的各阶级建立成一个革命联合战线向他们的共同敌人——国际帝国主义进攻，反抗它对中国经济的剥削政治的压迫和文化的侵略；同时又不能不是广大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团结起来在这种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同时反抗帝国主义御用的工具和直接的压迫剥削者——中国的军阀、买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它的发展又恰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趋衰颓而又勉强维持暂时稳定，伟大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日臻发达而又遭受帝国主义积极进攻；太平洋大战行将爆发的国际形势之下；因此，它发展不能不有两个前途——一个资本主义的前途，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第一个前途在中国资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妥协的条件之下有实现的可能；第二个前途在中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彻底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残余并直接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特别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亲密的联系起来的条件之下有实现的可能；换句话说：这两个前途都有实现的可能，决定它们命运的只是那个阶级取得中国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

　　自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迄今日，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件事不是这两个革命前途斗争的反映；五卅后，在无产阶级领导和影响下的事变，有反奉战争、省港罢工，工农运动空前的发展，第一次北伐军由占领长江沿岸各省，建立和巩固起武汉国民政府；同时，在资产阶级指挥和影响下的事变有戴季陶主义、西山会议、国民党右派的上海全国代表大会、南北反赤大同盟、三月二十日广州事变、五月十五日整理党务案、北伐相当胜利后蒋介石背叛革命、由南昌至上海沿长江各省的工农大屠杀、建立起南京的封建资产阶级政府；从这些事变当中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的斗争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中国革命有两个前途的可能性随着革命的扩大深入而愈益明显，然而在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以前却有人以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几等于零，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天然领导者；在蒋介石背叛以后又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是一切反革命的领导者，而不会再领导革命了；甚至还有人以为中国除买办外没有大资产阶级；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就是抹杀了在革命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为领导权而斗争的一切事实，换言之，就是否认中国革命有两个前途的可能；从这种观点所发出来的实际革命政策，自然不能不是直接或间接的帮助资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这种错误观念的理论根据就是：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地位，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它本身没有多大力量；简言之，就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力量微小，没有领导国民革命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可能；其实关于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一层，我们与他们并无什么差异见解；只是他们没有认清中国革命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这一事实的真正意义，所谓中国前途是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这并不是说对外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对内铲除封建残余势力，建立纯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国际帝国主义道威斯式的财政资本统治之下，从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更适于国际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国资本主义；所以这种资本主义前途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而减少，反过来说，正可以因为这个条件而使之更易实现；因为只有薄弱的民族资本才很容易的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妥协，国际资产阶级与本国封建余孽也正因为民族资本的力量薄弱而敢于更放胆的与之结合和加以援助。不过我以为当中国革命发展到同时并存着两个不同阶级性的政府互相争斗的今日，这种错误观念或者已无丝毫存在的余地，因此搁下不必讨论；而开始讨论我们目前必需讨论的问题。

　　目前的政局——即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的政局之下，中国革命两个前途的斗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为争得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是比较和缓或甚至完全消灭了呢？或者是更加剧烈了呢？我们的答案是：这斗争更加剧烈了。关于这一点，可由下列事实说明：

　　一、中国资产阶级的退出革命战线和公开的反革命，虽然在客观上它是受了工农运动发展的威吓；而在主观上工农方面在它叛变以前并未对它取进攻政策而且处处让步以求革命联合战线得尽可能的延长时期；资产阶级方面如果没有充分估量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扩大和加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决心，它决不敢贸然走出革命联合战线而树起自己的旗帜来向真正革命力量（工农）宣战。

　　二、资产阶级不是简单的退出了革命战线，它是带领一部份武装力量走出去独树一帜的；它利用在它影响之下的一切武装，利用它自己的和它的主人——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利用落后人民的封建残余思想，作为它的军事、财政、社会基础，在这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和政党。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从它们的政府成份、一切政纲和一切行动看来，显然是两个不同阶级性的东西；前者是国际帝国主义、国内军阀、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及它们所影响下的群众的政治组织，后者是向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政权道路上走的政权，它俩各有各的武力、政治、社会基础，它俩是不能永远共存的，在它俩剧烈斗争的过程中必定有一个被它一个消灭。

　　三、目前一方面资产阶级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大屠杀工农、学生和一般民主主义分子及其领袖人物——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厉行白色恐怖；他方面各地工农群众直接起来武装暴动，反抗反动的压迫并企图建立革命的政权，以巩固扩大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领域，因为工农及一般平民需要能保护他们权利的政府。最近在革命根据地武汉发生夏斗寅部的叛变，其借口依然是反共产，同时更声明他能保护中小商人及地主的利益；在他叛变的过程当中，武汉小商人在大资产阶级压迫和影响之下，受着一般的经济恐慌的谣惑，不卖粮食，不用中央纸币，收藏铜元，无故搬家。反革命派的大资产阶级有组织有计划的一致行动起来，小资产阶级亦就大大动摇起来，置武汉国民政府及一切革命团体的禁令或忠告于不顾；同时，工人群众经过他们的指导机关——工会，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政府发给武装，维持市面恐慌，镇压反革命派的活动，更号召城市小资产阶级与乡村农民共同起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这一切行动不是什么简单问题，也不是什么难解问题，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问题。

　　现在我们既已认清目前是中国革命两个前途加紧争斗的时期，并且知道这种斗争由两个政权形式表现出来；摆在我们眼前的责任，不能不是怎样使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得到保障，换言之，就是怎样扩大和巩固革命的政权——武汉政府，进言之，就是怎样能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取领导的对象都是扩大农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怎样争取这些群众到自己的领导之下来，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这问题要一个事实的答复；现在我们能够取得领导权与否，是要看我们能够使革命深入与否；明确的说：就是看我们能够进一步的保障工人利益，提高工人生活和解决土地问题与否；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使革命深入，工农群众不过仅仅得到组织自由权利，则这一革命领导权不会属于无产阶级的；因为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府究竟与代表封建阶级的张作霖政府不能不有相当的不同，它一方面固然已经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大同盟，他方面他时时刻刻还是想用欺罔的手段，抓取广大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到自己的影响之下，使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完全合于自己企图的范围；所以他一方面大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党员及工农革命分子并解散他们的组织；另一方面却又到处收买流氓、土匪、工贼、农贼组织御用的工农团体；我们深信：如果蒋介石政权得到相当的稳定以后，则在它的范围之内工农群众仅取得组织自由等权利并非绝对的不可能；如果在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的统治之下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根本问题——生活问题——没有事实上的差别，那么，谁敢担保某一方面必然的胜利？因此，摆在我们方面的有四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方面不能解决的问题：（一）改良劳动条件，提高工人生活；（二）树立乡村中的国民革命基础，实行乡村自治，解决土地问题；（三）征收财产累进税；（四）武装工农。——因为只有使工人劳动条件得到改善，物质生活得到改良，才能使他们对革命努力继续扩大和深入，否则他们将有对革命减少兴趣的危险，现在武汉工人不但十万以上失业者嗷嗷待哺，就是有工可做的人，也因名义工资与事实工资的比例相差太远的原因而生活极其困难，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问题。再则必定要依照最近国共两党讨论的目前土地政纲（没收大地主，不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切实执行，才能抓得住广大农民群众；土地问题解决之过程中，乡村中帝国主义及封建份子资产阶级之统治基础将根本铲除，广大的失业——兵、匪、娼妓、乞丐、流氓、失业工人与贫农——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旧军队革命化和新军队的创造才能真正实现，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购买力增加，才能真正发展工商业；只有使农民以往日付与地主的一大批财富的一部份交给政府和政府切实征收财产累进税，才能使一切苛税杂捐厘金关卡完全废除，才能以国家经济力量帮助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消费借贷事业，使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充裕；只有以上这些革命的经济政策，才能解决目前革命方面被国际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经济封锁所给予的种种困难；只有真正解决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根本生活问题，工农、小资产阶级这一个革命同盟才能建立和巩固，然后在这个联盟之中无产阶级才能尽其领导作用，只有真正的工农武装才能保障革命已得的胜利，并抵御以至消灭反动派的武装，才能使革命得到新胜利，革命方面现在必须坚决的实行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固然，小资产阶级、小地主以及革命军官之与土地有关系者，要求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要取得这些利益的保障，亦只有他们和无产阶级共同来实行对于反革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攻，才是根本的办法。如果只知消极的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而绝无积极答复贫苦工农群众之政策，那便是死路。——那便等于将革命领导权送给大资产阶级。所以每一个忠实的革命者，在目前都应当设法战胜一切困难，来实行革命的经济政策，使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扩大深入和巩固，使无产阶级在这革命联盟中扩大深入和巩固他的领导权。

　　为什么革命领导权是决定革命前途的基本力量？因为如果中国革命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则不仅不能彻底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制度，并且根本不能挣脱国际帝国主义所加给中国民族的这一锁链；不仅不能使封建社会基础根本箍除，并且从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加重一层资本主义的剥削；工农、小资产阶级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不仅不能解决，反加增了对于他们的剥削和欺罔；即进一步来讲，就作为国民革命的结果能够使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及中国私人资本大企业收归国有，土地也实行国有；（这仅是一个假定，因为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决做不到这一步）而这一国家却是资产阶级性的国家，则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依然是丝毫无望，因为产业国有、土地国有，不仅是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必备条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高保障；革命前途是依靠革命政权的阶级性来决定的，革命政权的性质是依靠革命的领导阶级的阶级性来决定的。因此，当中国革命进到第三阶段的新的时期，革命领导权的争斗成为革命中的决死的战争。

　　所谓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主要的意义应当是因为中国革命主观上客观上都含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中国革命的前途直接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如果中国革命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则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将因得到最后的新柱石而复活，太平洋上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将终无法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将陷于孤立而益增困难，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将遭受严重的压迫和打击，世界人类悲惨的命运将相当的延长；反过来说：如果中国革命是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则必定很快的葬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人类社会将涌现一部崭新的局面。全世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认清了这一点，他们都认清了目前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是全世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压迫剥削者与被压迫剥削者各各选定了自己的阵线；最近各国帝国主义者用武装政治外交经济宣传等等力量帮助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从武力干涉、经济封锁恐吓和厄困武汉国民政府，并用尽种种卑鄙手段对待世界革命大本营——苏联（英国与苏联宣布绝交）；同时，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在第三国际指导之下，组织“不许侵犯中国协会”，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开大会于比京不律塞，国际工人代表团蒞华，太平洋劳动大会开会于武汉；很明显的是两条斗争的战线，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已经是整个世界革命斗争的中心问题了。

　　中国革命中的主观力量与客观形势都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更有利益，目前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之主干，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他们应该特别努力，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显的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目前斗争的方向，并正确的规定了一切具体行动的策略；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同志代表左派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大会表示对共产党大会所指出的革命前途和斗争方向完全赞同，并预料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一定可以使中国革命发展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事实上工农成分及共产党员也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各级政权；这些事实都是表示在资产阶级背叛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开始形成，并日益扩大和巩固，易言之，就是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已逐渐建立起具体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时时刻刻不应忘记：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一方面是领导权斗争加剧的时期，他方面在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同盟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和缺点；找出具体方法，战胜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战胜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同盟中的一切困难，发展和巩固这一革命同盟并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在这一革命同盟中的领导权，是它应有的责任；——因为，如果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不能领导无产阶级争取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群众在它的周围，则所谓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是无从实现的；就是所谓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前途是无法实现的。

一九二七、五、廿六

感谢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