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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
王明
（1930年1月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红旗》第60、67期，1929年12月7日、1930年1月4日，署名：慕石。
中国社会是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目前全党党员的成分也是农民占极大的优势，许多新的无产阶级分子是刚才不久从农村中蜕化出来，许多城市工人还是做季候工作，无产阶级群众与农民群众有千头万绪的联系，这一切情形，对于工农联合的工作上，当然有相当的优点；但农民意识，就很容易在党的各种问题上反映出来。不仅在一般的乡村支部与小城市党部中，不仅在苏维埃割据区及农民游击队中，也不仅在一般对党基本组织比较薄弱的同志中，时常可以发现反映农民意识的问题，即在大城市工作的比较负责的同志中，有时也可以遇到他们无意中反映出农民意识。不过我们现在所要讲的，不是现在党内存在的各种农民意识问题，而只是讲到两个这类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一）革命领导权问题；（二）反对富农问题。
（一）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还是“工农阶级联合领导革命”？在最近有一种文件中，我们发现了下面这一段话：“……这一工农阶级联合领导的革命，革命的运动，才有急剧的进展；换言之，中国革命能够很快的由广东进取武汉，把北洋军阀打倒，也就是我们工农阶级领导革命的结果。中国革命发展，俱在中国工农阶级领导中进行……”从这一段话当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作者是承认：中国革命是工农阶级联合领导的！这一观点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作者之所以发生这种错误是由于他不了解下面的三个问题：一、所谓革命领导权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二、究竟什么阶级能够领导革命？三、工农联合与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问题。
一、所谓革命领导权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就是在一定阶段的革命当中，有共同利益的一个以上的革命阶级之中，有一个最进步、最坚决、最勇敢、最彻底、最有能力和具有创造新社会制度的质力的阶级，根据它的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方向，领导着其他阶级，完成一定阶段的革命任务。所以讲到领导权问题，一定有领导阶级和被领导阶级。在无产阶级还未形成相当独立政治力量的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年）中，法国的资产阶级是革命唯一领导阶级，农民是主要的被领导阶级。在无产阶级已经形成独立政治力量的俄国（一九〇五一一〇七年）与中国（一九二五——二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为争取对农民的领导权而作剧烈的斗争。我们只能讲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农民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却绝不能讲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与农民联合领导的革命。同样，我们只能说中国革命中，工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但绝不能说中国革命是工农联合领导的革命！
二、究竟什么阶级能够领导革命呢？革命领导阶级不仅在革命各阶级中是最进步、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最有能力的阶级，而且要是有创造新社会制度的质力的阶级。农民只是在它与地主阶级对抗的意义之下，成为一个阶级；从正确的科学的生产关系、生产地位上观察，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单纯的阶级。“农民”这个涵意之下，包括有私有财产者与劳动者。农民一方面是小私有财产者，另方面是劳动者。因为它是私有者，所以它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因为它是劳动者，它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农民本身是没有独立的阶级意识、独立的阶级立场的，所以它绝没有创造新社会制度的质力。具备这种质力的，只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虽然有过不少的英勇伟大的农民暴动，但其结果都不能变更整个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相当发展的社会当中，即农民反地主阶级的斗争，如果单靠农民本身的力量，结果都会流产的。它只有在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这样或另样的去解决自身解放的问题。农民是永不会成为革命领导阶级的！事实上绝不会有工农阶级联合领导革命的！
三、工农联合与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问题——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中工农联合的策略，是保障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但工农联合的意义，绝不是使工人阶级降低到农民意识的水平线，使工人阶级的一切行动不超越农民意识。阶级的联合绝不能是阶级的混合。工农联合的策略，不仅要建筑在工农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面，同时必需要建筑在提高农民斗争意识的水平线，使之随着先进阶级推进革命向前发展的基础上面。换言之，即是要使在这一联合当中，取得和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如果把工农联合与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混合起来，把工农看成同样的阶级，把工农看成有同等性质、同样作用、同一威力的阶级，事实上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同化或屈伏于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则不仅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终成泡影，即革命当前的任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绝不能得到彻底的和应有的解决。
无产阶级在一切革命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不是而且不应孤军作战的；革命的同盟军（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获得，是首要的问题；一有同盟军的问题，便必然要发生革命领导的问题。列宁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精髓，不是简单怎样取得和巩固同盟军联合的策略，而是怎样使无产阶级不仅取得革命同盟的力量，并且要在这一同盟中取得保证和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托洛斯基主义的错误是空喊工人对农民的领导，而忽略了工农的联合；右倾分子的错误是只知工农的联合，而忽略了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过去中国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彭述之等，是为的保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而放弃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现在这种“工农联合领导革命”的观点，如果发展实施下去，一定也是使无产阶级放弃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
中国现在阶段中的革命任务能否彻底完成，以及中国革命能否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都靠中国无产阶级能否取得和保证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权为转移；所以正确的了解工农联合与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问题，是非常迫切而严重的任务！
（二）反对富农问题。
自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部给中国党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和中央根据此信的原则发出“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以后，在同志当中，已经不再听到“联合富农”，“不故意加紧反对富农”，“只反对兼半地主兼半封建和雇有多数雇农的富农”……这一类的公开的错误的论调了。这是否表示过去许多同志对富农问题的错误见解，已经完全打消和不留影响了呢？没有，绝没有。这一点当我们和有些同志谈到反富农的理由时，便暴露得非常明显。
有些同志在反对反对派时说：“……反对派主张反对富农，因为他们以为现在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的，富农是乡村资产阶级，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所以要反对富农；我们主张反对富农，因为我们以为现在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正因为富农不是乡村资产阶级，而是半封建半地主，所以才要反对富农。……”
我们且先指出反对派的错误，然后再指出这类同志的错误。
反对派的错误是：（一）不仅对富农问题的错误，而是对于整个农民问题的错误。（托洛斯基主义者及中国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彭述之……等在理论上根本否认和忽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在现在阶段中革命，在策略上主张应用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农民策略——中立中农，联合贫农，反对富农）；（二）不仅对农民问题的错误，而是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错误。（以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驱逐帝国主义，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打倒国民党，统一中国——已经完成，现在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的。）这是尽人皆知的，勿庸再说。
至于持上述这种反富农的理由的同志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一）他们以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只反对封建关系的压迫和封建剥削，不能反对资本主义式的压迫和剥削，所以他们只反对富农的“半封建性半地主性”，而不反对他的“资产阶级性”。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那么，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便不应反对资产阶级了！在俄国一九〇五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列宁曾再三的指出俄国当时存在着两种社会战争：一种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反对封建残余关系的战争，另一种是雇佣劳动反对资本剥削的战争。不过在当时的俄国，是后一种战争所处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地位和比重，要次于前一种。所以那时革命的社会经济内容，还是未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而且客观上还是使资本主义得到更自由顺利发展的条件。但列宁从来未说过，在当时的俄国，只反对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而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恰恰相反，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无产阶级之所以参加和领导反封建势力的斗争，正是为的促进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且只有在反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中，同时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唤起、促进和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心、觉悟性与组织力，以造成、加速和推进革命转变的条件，中国的富农事实上还兼有半地主半封建性的剥削，所以中国现在更应当而且必须如此。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部致中国党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上，特别着重的说：“我们向你们介绍这种策略路线（反对富农的策略路线——作者附注）不仅是应用于半地主式的富农，就是对于在中国比较少的那种自己进行生产的富农，也是要一样的应用”。（二）他们以为列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联合所有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口号，是联合富农的口号。这毫无疑义的是把列宁主义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列宁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切著作中，只是以广大的农民基本群众与地主阶级看作民主革命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对立，绝未曾经过联合富农，尤其未曾忘记过雇农与富农是劳资关系的对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列宁主义不仅教训乡村无产阶级不要离开了一般农民争土地和反封建势力的斗争，同时，还教训它要领导一般农民的土地革命斗争，教训它不要忘记它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它与富农有阶级的对立，它还有进一步和深一层的历史任务。中国富农因特殊条件关系，兼有半封建与资本主义的两种剥削，无产阶级的政党，绝不能因此作出“联合富农”，“不反对不兼半地主半封建的富农”的结论来。同时，我们的任务也不是因此而去辨别某一或某些富农的压迫剥削成分中，那些是半封建性的，那些是非封建性的，而是要在我们底政纲上策略上加倍的把纯无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与一般农民的反封建的斗争更紧密联接起来。
这些同志的这种错误，依然是“只反对兼半地主兼封建性的富农”的遗毒，实行起来，依然是“联合富农”，至少是不反对富农。只站在一般农民的观点上去反对富农的半封建压迫和半地主剥削，而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去反对一切压迫和一切剥削（包括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的），这不是别的，是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
这种农民意识有什么危险呢？共产国际给中国党的信上回答说：“……假使党对于农村中之各种社会成分的农民没有建立正确的关系，则党对于农民群众的工作是不会有成绩的”。“……对富农之不正确的策略，同时，也就表示对贫农及雇农的策略不正确”。对反对富农的策略有了动摇，则党决不能坚决的去组织农村工人，绝不能加紧他们的阶级斗争，绝不能使这一部分无产阶级中之最落后群众能提高他的阶级意识，必不可免的要缓和农村贫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因此，必不可免的要妨碍农村贫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失去我们在农村中的基础，以致有利于农村中的富农！
这种农民意识为什么在现在中国革命运动的条件之下特别危险？共产国际给中国党的信上回答说：“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要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若不对于一切剥削与压迫的形式，都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则这些任务是不能实现的。不是坚决的阶级的口号，而想扩大我们在农村贫民的政治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
究竟应当怎样正确的去了解现在中国革命中的反对富农的策略呢？我们应该这样的解答，我们与反对派不同的是：反对派以为富农是中国乡村中政治上经济上唯一的主要的统治者，乡村中主要唯一的斗争是乡村无产阶级反对乡村资产阶级的斗争，站在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上去反对富农。我们现在之所以反对富农，不仅是为的雇农与富农的阶级的对立，而更因为中国富农兼有半地主与半封建性；即是不仅为的加紧乡村阶级斗争，为的促进革命转变而反对富农，即为的彻底的完成土地革命，更必须坚决的在原则上反对富农。我们虽然丝毫不放松反富农的斗争，但我们同时坚决指明中国农村中的中心剥削压迫者，是地主豪绅军阀和站在他们上面的帝国主义。执行反富农的策略，并未曾改变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不过，在这一策略坚决和正确运用之下，汇合其他一切有利的条件，必不可免的要促进和加速中国革命转变的过程。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