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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流氓”与“匪”？
王明
（1930年6月21日）
“流氓”！“匪”！总算中国最普遍最流行的社会现象了。究竟这些人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产生的？怎样才能消灭这些社会病象？这恐怕很少人能够正确地想过。帝国主义者、国民党、改组派、托洛斯基陈独秀等取消派等大人先生们把一切反抗现存经济政治制度的劳苦群众都叫做“流氓”与“匪”，他们把斗争暴动的工人叫做“土匪”，游击暴动的农民叫做“农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党员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叫做“共匪”，工农红军叫做“流氓与土匪的集团”，为饥寒交迫而动手掠夺一点地主资本家的财富的叫做“盗匪”，为生计无着而动手绑架地主资本家勒索赎款的叫做“绑匪”，反对军阀战争和欠饷压迫而譁变的士兵叫做“匪军”，为反抗税捐兵祸而集众武装行动，或饥寒交迫而集众武力夺取富贵者衣食的人都称做“流氓土匪”。劳苦群众中的任何个人或团体，却要被统治阶级加上个“流氓或匪”的尊号时，便具备了被逮捕、监禁、枪毙、杀头、剿灭、血洗的资格！从这些大人、老爷、先生们的眼光看来，那些甘作“流氓与匪”的人，只是些“天生贱种”，“不守本分”，“不务正业”，“该杀该副”的奴才，所以他们对待流氓与匪的唯一办法，便是监禁与屠杀，然而这些“流氓与匪”真是“憨不畏死”之徒，从来未曾越杀越少，而只是越杀越多；上海总算是捕拿盗匪，枪毙盗匪，最多的地方（每天报纸上都被这类消息占去极大篇幅），但上海的确是盗匪最多而且与日俱增的地方；湘鄂赣总算“清乡”；“剿匪”，“血洗”最彻底的地方，但湘鄂赣的确是工农贫民武装斗争最发达最激烈的地方。监禁既已“十室九满”（帝国主义国党民都正在大修新监狱，上海红色五月被捕的战士，中外牢监都已不能收容），屠杀又是“越杀越多”，中国已经是“流氓与匪的世界”！麦克唐纳尔、胡佛、白里安、金文泰、费信惇，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邓演达、谭平山、托洛斯基、陈独秀……不能不同声一哭！
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看来，从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战士的眼光看来，统治阶级心目中的所谓中国“流氓与匪”，绝不是什么奇形怪状该杀该死的奴才，而只是失去生产工具，在劳动市场上找不到位置和从劳动市场上排斥出来的破产失业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而已！换句话说：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及军阀制度的长期的种种压迫剥削，因而形成的无田可种，无工可做，无业可谋生的广大破产失业的工、农、独立劳动者、小商贩等等的贫苦群众而已。他们处在无衣无食的状况之中，死神随时随地的照临着他们，所以他们才不顾统治阶级保护私有制度的法网的森严，不怕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的白色恐怖的残酷，毅然决然以各种方式的武装斗争来侵犯和破坏有产阶级的神圣权利（私有财产与社会秩序）。
我们固然承认：在所谓“流氓与匪”的涵义之中，的确有一部份久已脱离生产，失却阶级意识。专门以金钱为目的，易为统治阶级收买利用，仇视工农斗争的成份；但这在我们决定策略时发生问题，而在我们考察社会现象时并不发生问题；因为即在他们，“罪恶”也并不在他们的自身，而是与广大被称作“流氓与匪”的饥寒交迫的劳苦群众的来源同一根株。即系根据于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及军阀制度长期压迫剥削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不可免的结果。
北平一市据去年十二月国民党社会局的统计，便有贫民五十五万余人，去年西北及黄河流域灾荒便有灾民七八千万人，今年因金贵银贱的影响，军阀战争的扩大深入，长江珠江流域的灾荒遍地，破产，失业的贫民灾民又不知要增加若干千万；今年国民党工商部的统计，说全中国失业者有一万万七千万，这个数目可以敌过苏联全国人口总数。这些广大群众都是统治阶级心目中的所谓“流氓与匪”，至少是“流氓与匪”的亲切侯补人。试问统治阶级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中国的流氓与匪的问题！？
就社会的意义上说，中国所谓的“流氓与匪”的问题的解决，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根本问题的解决的同一命运；只有以工农兵贫民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苏维埃政权，不仅能够满足广大工农兵贫民现时生活痛苦急切的需要，并且能够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有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根本解放全劳苦群众以至全人类，才能根本消灭现社会的一切病态和病象！
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策略意义说，中国之失业与贫民群众在中国几乎占人口的半数，有数万万之多，若不动员这些广大的群众去参加斗争，若以为这些都是“流氓”，“土匪”而拒绝他们，这在理论上是完全不通，在实际上简直等于出卖革命。陈独秀们将现在中国农村中之数千万武装斗争的战士都认为是“土匪流寇”，这完全是一种豪绅资产阶级对工农群众的谩骂，他与马克思主义相差何止亿万里！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