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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世界政局和战局的逆转!
吴季严
(1943年8月26日)
目前有两个重大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发展上发生着酵母的作用;其一是战事如何打下去的问题;其另一是打完后怎样收拾欧洲残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自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相互间原有其极密切的连系。例如盟邦间对第二问题的看法不同,则对第一问题所取的态度也自然会因之而异。倘使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乃政治之延长”这句话没有说错,那么,我们试从盟国间未来政治关系之发展来推断欧洲战局演变之大势,或可能对复杂局势之认识更深入一些。
战后的世界政治,说起来真是千头万绪,试以残破的欧洲为例,单单这个问题就足够盟方的当轴费尽心机!因为欧洲问题事实上乃是世界问题的焦点,那儿的一切变化,无一不对世界其他部份发生着决定性质的影响,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线索布遍着全世界,那儿只要有何风吹草动,都会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形势。怎样安排战后的欧洲,使其对于己方产生有利的影响——或至少不致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英、美、苏三国无时不“忿兹在兹”的问题。过去因为战局的紧张以及胜利的曙光尚未透露,大家还可以把这个问题压一压;现在的情势可渐渐不同了,纳粹作战机构雷霆震惊的威力已经超过了抛物线的顶点,开始在走着下坡路了。墨索里尼的突然倒台,显示着战事激烈行进过程中,德国亦未尝无发生类似突变之可能,是则过去可以暂时压置的问题,现在却非正式提入议程不可了。
对战后欧洲的政策,不仅苏联和英美之间有距离,便是后者相互间也并不完全一致,这从各该国对欧洲各流亡政府及民族委员会的态度上固不难窥见其梗概。大家都希望在欧洲找到一个或数个支点,以便于推行战后计划时可凭借之以发挥杠杆的作用。因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承认问题,英美的见解显有参差;而自由德国委员会之成立,英美对苏联复大起猜疑。就前一问题言之,我们有种种理由可以相信,华盛顿方面显然有个预定的计划,要通过阿尔及尔的吉罗德以传达其影响于维希的贝当,这样一气呵成的结果,使其将来可以有一个现成的势力作为杠杆,以便据以转移欧洲的形势,它之所以不愿正式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之故即在此。这一计划不仅苏联不能同意(苏联曾表示这是一种“企图支持不孚众望之人士及落伍之制度”的倾向),并且连英国也似乎不大首肯。英国在欧洲的百年政策不是联德制法,便是联法制德,德国未来的动向尚不可知,此时它若坐视着吉罗德把法兰西小姐的手牵给别人,这无论如何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所以在此次罗邱会谈中,英国至少必须争得对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之事实上的承认,然后才能使戴高乐在法国未来的政治斗争中有所凭借以发挥其作用。法国的问题既如此复杂,则于苏联关系至为重大的德国问题,其复杂性自然更甚了。大体讲来,苏联由于这次的教训,对于中欧和东南欧诸国的问题必然要采取一种积极干涉的态度。它为着满足它的自卫意识起见,必然希望这些国家新成立的政权,都能像第一次战后基玛尔或斯特莱斯曼的政权一样,经常对它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尤其是对于德国,它决不愿于费尽气力将希特勒打倒以后,坐视另一采取敌对态度的政权在德国被建立起来的。它之所以仿照着英国式的作风,听任自由德国委员会在莫斯科组织起来,其用意即在此。这一事件在华盛顿方面所引起的严重反响,再加上欧洲第二战场正式开辟的遥遥无期,使得苏联不能不存着猜忌的心理,以为英美是有意的坐待苏联实力之削弱,然后再于必要时机加其压力于德国国防军系统,以为推倒希特勒收束战争之计。在这一猜忌心理之下,它自然会有可能作独立另辟蹊径之打算,迈斯基与李维诺夫之调任,显然便是这一打算的公开表示。
这是战争形势好转以来同盟国间所发生的首次政治危机,而目前的罗邱会谈则为解决此次危机之关键。纽约午报于二十三日著论称:“吾人深信美苏两国最密切及最和睦之邦交最感需要之时,两国邦交恰亦于是时趋于恶化,吾人于不能挽回之前应即详为考虑之时现已来临矣。”同日伦敦新闻纪事报亦谓:“吾人可能面临英美与苏联相互疏离之一事,使吾人对自己必应如实承认,吾人会谋进行苏联认为有欠公平之某种事件。总之,吾人如拟就一九四四年之作战计划,而在此时发现苏联已无力发动攻势战,则对吾人亦属无益。”英美此项开明而公正的舆论,很值得我们同情,同时我们亦相信罗邱两氏必能尊重此种舆论,采取远大步骤以恢复苏联的信心,必不致重演张伯伦当政时期对苏外交的故辙,使世界政局和战局又为之转逆。
一九四三,八,二六。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