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熊安东 -> 熊安东回忆录（2006）
少小离家——我的小时代
我祖籍山东惠民，紧靠黄河堤岸的一个三十多户人家的自然村——毛家口村。一九二二年生人，十二岁以前，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至今不忘浑浊黄河上的帆影。十二岁那年，我的老奶奶（曾祖母）过世，父亲从济南回家办完丧事后，决定把我带走，带我到济南读书，把比我小三岁的弟弟留给我娘。离家时，我娘默默地送到大门口，我走运了，回头看看，她还在大门口张望着。那时她三十五岁，真没有想到，那一别，竟相隔四十年后，我才同她又见过一面，那时她已是七十五岁老人，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父亲带我离开那个老家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父亲与我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父亲是二十世纪同龄人，他青年时期受到五四运动掀起的新思潮冲击，大学毕业后，提出要解除与我娘的婚姻关系，那时我八岁。我老爷爷老奶奶和爷爷奶奶两代人都反对，在他们看来，休离已生育了两个儿子的正妻，是不仁不义，对不起亲戚，失去身份面子。我们是个爱面子的民族，至今，面子问题还支撑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
在新旧思想互不相让的情况下，父亲单方面登报宣布与我娘离婚了，在济南另行组建家庭。在那时代，男人可以求得自由解脱，而旧制婚姻束缚下的妇女要蒙受最大不幸。被休离的女人，上吊的、跳井的、用剪刀自戕的，时有所闻。我娘在我祖父母的庇护下，没有被赶出家门，却失去了人世间的幸福和欢乐，在孤苦伶仃中无声无息地埋葬了一生。
父亲在济南是租赁的房子，五间平房北屋，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三棵比屋顶高的洋槐树。南面也是五间平房，另一人家租赁，西面是两间小平房，两家的佣人分住，东面是条石砌的墙，墙外是一片菜地。
这个家庭人口少，父亲、妈（生母叫娘，后母叫妈），外婆和我，还有佣人张妈。父亲原在济南师范教书兼代教务主任，我到济南的那年，他调平原师范当校长，平原离济南一百八十里，在津浦铁路线上。妈在济南女子师范毕业后，也到平原去教书。外婆和我留在济南，外婆对我态度不好，当着我父亲的面，她对我很亲热的样子，背着我父亲时，她就用冷面孔对待我，天真的心灵，初次受伤害，开始懂得人世间的人情冷暖。佣人张妈是个大老实的乡下人，她男人当兵没了音信，又没儿没女，呆在乡下日子不好过，到济南谋生，她对我很好，处处细心地照顾我。
父亲送我入读济南第二实验小学， 教师大都是我父亲在济南师范教书时的学生。教务主任张子健，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曾被捕，我父亲保他出来。我在乡下私塾念过三年，三字经、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一部《论语》、半部《孟子》。张老师对我进行了口试和笔试，怕我算数课跟不上班，叫我插小学三年级的班，这样，我又念了四年小学，是班上年龄最大的。
学校的操场很大，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跳高跳远的沙坑、专门掷铅球铁饼的场地等等，样样齐备。这些都是我在乡下没有见过的，觉得一切都很新奇，开始上体育课时，我都是怯生生的。打篮球，不是人打球，常是球打人，有的同学看到我是乡下来的， 欺侮我不会打球，故意就拿球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耍我、逗我，气得我到老师那里告状。教体育的庄老师也是我父亲的学生，对我笑笑，耐心地教我各种打法和投篮动作。
学校图书馆藏书很多，光是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就摆满好几只书架。我在乡下曾听人讲水浒故事，我从图书馆借了《水浒传》（记得是矛盾为青少年整理的缩写本）带回家看，是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国文老师介绍我去借了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冰心的《寄小读者》等，与我同坐一个书桌的同学介绍我读了《苦儿努力记》，是本意大利人写的翻译小说。《水浒传》只是当故事看，而《苦儿努力记》，读着读着进入了“苦儿”的角色，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学校里星期一第一节课是总理纪念周，全校师生集中在大礼堂，由校长领着背诵“总理遗嘱”，唱国歌，向总理像行礼等仪式，然后是校长训话，最后由训育主任作时事报告。时事报告总是讲两个问题：日本军队侵犯热河、察哈尔、日本浪人在平津等地胡作非为；另一个问题是中央军在江西剿共，说“共匪”在江西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等，我初次听到共产党、朱毛等名称。
五月三日是国耻纪念日。一九二八年，日本为了阻挡北伐军向平津推进，日军出兵济南，杀害五千多市民和学生，向日方提抗议交沙的中国特派公使蔡公时被日军割舌惨杀。张子健老师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每年“五三”纪念日，张老师作报告，常常讲着讲着硬咽地讲不下去，我和同学们都感动得心痛，涕泣满面，痛恨日本鬼。爱国心、复仇心，促使我们一群小伙伴在下课后把学校门口附近的一家商店砸了，这家商店专门卖日本货是出了名的。我们的行动，受到围观市民的赞扬，学校的老师也没有责斥我们，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社会活动。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两年里，日军继续侵扰华北，攻城略地，长城内外发生了百灵庙、喜峰口战役；日本浪人在冀东制造了汉奸自治政府，更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怒火，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我们小学生也卷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老师们带领我们到街上演讲、喊口与、贴标语、散传单、募捐慰向绥远的抗日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时，我读小学六年级，已经能够看报纸， 家里有我父亲常年订的《大公报》。对于西安事变，社会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从大人们和老师的议论中，知道国家的局势发生变化：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每年暑假和寒假，我父亲和母亲都从平原回济南度假。 他的同事或教育界的朋友们，常带着太太来我家串门。宋揖斋、高传珠，是小同乡又是中学同学，与我父亲感情至深，形同手足。宋揖斋在平原师范教书兼附小主任，他太太与我母亲在女子师范读书时很要好的同学，他们每来我家总带些东西给我，衣服或鞋帽等。高传珠在南京中央政府作官，每因公出差济南，总来我家同我父亲下一天围棋，吃顿晚饭才走。我在乡下时没有见过官，总以为做官的要像戏台上的那副官样子，他没有官样子，平和近人，我喊他“高伯伯”。抗战时期我在重头，内战时期我在南京，都曾同他相遇。一九五二年我被捕后，在审讯中，为了说清同他的关系，还费了不少口舌。王新堂的太太也是我母亲在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他们家距我家很近，常来串门。王新堂喜欢议论时政，关于西安事变，他对我父亲讲说许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消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没有流亡，仍留在济南，他拒绝出任伪职，而被敌伪杀害。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李清华和马霄鹏两位老师，他们都在平原师范教书，李清华教美术，马霄鹏教历史。李清华年轻，还没有结婚，喜欢说笑，我母亲曾说要从济南女子师范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他来我家坐不久的，常是约我同去爬千佛山或玩大明湖。他背包里带着画具，画山画水画人物速写画得活生，只几笔就把天上的云和湖水画好，看着他画画，我对画产生了羡慕。我买了十二色的画笔和画册，在念小学五、六年级时，曾热心地跟美术老师学画画，后来虽没有继续学画，但对美术作品始终有兴趣。
对马霄鹏老师有好感，起因是他没有娶新式太太。从八岁那年知道我娘被我父亲遗弃，常看到她在自己屋里暗自垂泪的样子，加上受祖父母的传统思想影响，我对父亲再结婚一事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反感。十二岁到济南后，母亲虽对我好，细心地辅导我的算术课，但总是感觉不到亲切的母子情。对父亲的朋友们的新式太太，也觉得难以亲近起来。马霄鹏老师带者他的乡下夫人来串门，我就感到两样，看到马夫人我就想到我娘，对马老师和他的夫人，我都感到亲切。
马霄鹏老师曾送我一套开明书店出版的《少年文库》还有冰心的《寄小读者》，叶绍君的《稻草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多本世界科学家传记（儿童版）也是他买的。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带领他学校的师生离开山东流亡时，我才知道李清华和马霄鹏两位老师是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没有跟着学校流亡，他们带了部分学生分别留在敌占区打游击。
在一九三八年的流亡路途中，关心国共合作抗战的时局，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和兴趣，与李清华和马霄鹏两位老师，还有小学的张子健老师给我留下的形象是分不开的。
一九八〇年我恢复公民权后〔注：简介中熊安东在1972年被释放——录入者注〕，到徐州看望我父亲，他告诉我，在抗战时期，李清华化名李侏儒，在胶东同敌人战斗中牺牲。马霄鹏死得惨，一九三九年在鲁西发生“湖西事件”中被杀害，当时他是湖西区中共党委宣传部长，被杀害的罪名是“托派”。以后，我在一本《中共党史研究资料》刊物上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湖西事件”中受迫害的人，全部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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