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六中四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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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六中四分校

　　四川罗江是个美丽安静的小城，座落在纹江河畔。六中四分校借用城内的文庙、山陕会馆、城隍庙和三圣殿做校舍和学生宿舍，老师到民家租赁住房。

　　六中四分校从入川后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开学上课到一九四二年二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赤化”为借口撤并取消，共存在三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两年，我在六中四分校读完初二和初三，初中毕业后，于一九四一年初离开罗江。

　　略记几位对六中四分校影响大而难以忘怀的师长。

　　孙东生

　　北京大学毕业后，任山东省立济南第一初级中学（简称济南一中）校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为了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他毅然抛下妻儿，率先领导济南一中二百多师生离开山东，历时一年多，步行五千里长途跋涉，于一九三九年初到达抗战大后方的四川罗江。他用“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豪情激励我们坚持读书学习，他吟咏陆游的诗句鼓舞我们奋发图强。一路上，几次停顿下来，借住大殿或庙宇，地铺睡觉，白天就成了读书的课堂。他说：“知识是光，无知是暗”。他把五四时代北京大学的民主、自由精神洒落到我们的心田里，他反对填鸭式的呆板教学方法，他主张自由学习，自由研究，自由阅读。他教我们自治，一切实行民主，在他的倡导下，六中四分校成了一个自治、民主、自由的园地。受到六中守旧势力的嫉恨，于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以“纵容左翼师生”罪名，被调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接受审查。经六中四分校师生向教育部抗议交涉，孙校长终于十二月一日平安回校。他讲述在重庆所受困苦，声泪俱下，莫须有三字害人以至于此，可谓毒辣之至。四分校全校师生开欢迎大会，特定名为“孙校长受训毕业返校欢迎大会”。大会开得隆重而热烈，在最后的余兴节目中，李广田老师即兴作歌，歌词唱出了我们学生的心音：

　　第四分校一二一
　　永远前进一二一
　　一个步伐一二一
　　一个意志一二一
　　向着自由一二一
　　向着光明一二一
　　前进前进一二一

　　歌词中的“一二一”，寓意是一九三八年在湖北郧阳时，济南一中师生遭到一股守旧黑暗势力的围攻和殴打，为避免冲突扩大，孙校长被迫带领济中二百多师生于十二月一日离开了那个险恶的环境，先行入川。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孙校长遭受审查磨难后胜利返校，才又有今日一会，十二月一日成为六中四分之纪念日，“一二一”又是前进的口令。

　　孙校长也曾赋诗抒发情怀：

　　十二月深夜里别了泰山，
　　十二月深夜里又渡过了汉江。
　　我们三百人一个微笑——
　　对着，
　　凶险的波涛，
　　无情的风霜。
　　十二月深夜里逃出了泰安，
　　十二月深夜里离开了郧阳。
　　我们五千里一个步伐——
　　跋涉，
　　在黑暗里挣扎，
　　向着自由，
　　向着光。

　　“别了泰山”，“逃出了泰安”，说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机大举狂轰滥炸泰安城，我们饱受残酷的战争洗礼，当天晚上，孙校长率领我们仓促逃出了泰山脚下那座还在炸弹硝烟中燃烧的泰安城，走上了抗日救国、求生存、求索自由和光的途程。

　　一九四〇年四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硬是撤销了他的六中四分校校长职务，委派他做中学教育督导员，企图把他与四分校的师生剥离开来。他不屑于接受这一指派，一九四一年初他去成都四川大学教书。

　　他爱诵爱国诗人陆游的诗句，他的一生也正是：“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他信守五四精神的一生，先在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下，后在共产党的体制下，都不讨好。

　　李广田

　　一九二八年在济南师范读书，被军阀张宗昌的特务队逮捕，遭受苦刑月余，国民革命北伐军打到济南才获释。一九二九年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与同系的卞之琳和不同系的何其芳结识，三人成为文友，秉承五四文学革命精神，创新风格，写诗写散文，都成了现代知名的文学家。

　　一九三五年大学毕业，到济南一中教国文课。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济南危机的时候随济南一中迁移到泰安，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是冰天雪地的时候，在敌机狂炸中又离开了泰安，辗转南下，由河南而入湖北，在汉江左岸的郧阳住过半年，又同济中二百多师生徒步入川，在罗江六中四分校仍教国文课。他又先后引荐著名作家陈翔鹤和四川诗人方敬到四分校教国文课，一个近三百学生的初级中学，竟聚集了三位思想进步的著名文学家教语文课。

　　李老师选编中国的和外国的文学名著以及反映抗日战争的好文学作品作教材，因经费限制，不可能把他编选的教材印成讲义，他就在课堂以读代授，让我们静心听讲。凡诗歌、戏剧、散文、小说等，均可在课堂上生动地朗读，使我们对作品更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他全文朗读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祥林嫂》等，引导我们认识鲁迅精神，要像鲁迅那样地，到黑暗中去，去发掘更多的黑暗，去与黑暗作大的斗争！或者到光明处去，去学习战斗的方法，预备和黑暗作更大的斗争！他引用杜甫的诗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说：“屈原《离骚》，鲁迅全集是我们文学之江河。”

　　他讲解高尔基的作品，介绍我们阅读《母亲》、《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他在课堂上朗读瞿秋白翻译的〈海燕〉，最后他激情地提高朗诵的声调：“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吧！"他指出海燕、鸭、鸥、企鹅等是形象地表现了在社会革命风暴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相。李老师鼓励我们要像高尔基那样地在生活中勤奋学习，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参加一切实际生活，充实自己。

　　他对旧俄时期作家的作品作了介绍讲解，他用了三个多星期的课堂时间，全文朗读了鲁迅翻译的果戈里《死魂灵》和《塔拉斯布尔巴》的片断，果戈里对世事人情的洞察入微的描绘，使我感受到什么才是艺术。那时期我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父与子》、《处女地》、《前夜》、《门槛》等，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和《穷人》等。

　　他朗读讲授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作家的作品，如《第四十一》、《不走正路的安德伦》、《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伯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使我们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者为理想和信念而勇于献身的崇高精神。那时我正处于叛逆性的年段，安德伦的行为在我心理上引起共鸣。李老师讲解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他指出：在这书里刻画出一个在革命中成长，被革命的现实生活锻炼成钢一般坚强的青年战士的形象，而这就是作者自己。

　　他把十九世纪法国、英国等国的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介绍给我们，他认为阅读著名作家的小说，可以间接获得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可以扩大对人生的视野。他说巴尔札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小说，是用艺术的画笔描绘了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生活画面，就像马克思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那时我正读过《共产党宣言》，因此，我很有兴致地阅读了《高老头》、《欧也妮·葛朗黛》等几部巴尔札克的小说。

　　他从《全民抗战》、《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七月》等文艺刊物上选好的作品朗读讲解，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高蓝的《哭亡女莎菲》，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还有柯仲平的诗等。

　　他主持编校刊式的文艺刊物《锻冶厂》（一九三九年六月到一九四〇年七月共出过十期，不容于国民党统治当局而被迫停刊——国民政府教育部多次派员到六中四分校检查思想，提出“思想之纠正"）。刊名是李老师起的，借用俄国十月革命初期苏联一文学团体的名称，李老师希望我们青年人在艰苦抗战的时代，经受住锻炼，都能锻冶成有用的钢材。

　　他还主持编辑《在风沙中前进》，收录了十七位同学的三十篇作品，共计十多万字，是从山东到四川五千里路途上所见所闻的实录。青少年特有的敏感和正义感，对看不惯的种种社会丑恶腐败黑暗现象，毫不留情地揭发，大加口诛笔伐。因之找不到敢于出版的出版商。

　　他每天还要抽出很多额外的时间，甚至直到深夜，阅读和批改爱好文学的学生们的课外习作稿，化尽心血，像农民精心耕耘自己的土地那样，勤奋地浇灌文学幼苗的成长。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浪潮，国共合作的政治形势恶化，受此影响，六中校本部的三青团制造事端，迫害思想进步的师生。四月，李广田老师被迫离开了四分校，先是去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教书，后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结束后，一九四六年秋随校复员，先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后到北平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九四八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一九五二年调任昆明云南大学校长。有种说法，这职务是毛泽东指定的。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八大”后补代表，列席“八大”。文革时期，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受迫害惨死。一九七八平反昭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出版了《李广田散文选》、《李广田文学评论选》、三集《李广田散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丛书）等。

　　方敬

　　在当时的报刊上，早己看到他的诗作，知道他是位著名的四川诗人。经李广田老师的邀约，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到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在六中四分校工作了十个月，教初中一年级两班的国文课。

　　一到校就写首诗《一个赞礼》作为见面礼。诗的首节和末节抄如下：

　　亲爱的弟妹们，
　　你们年纪轻轻的
　　就遇见黄海掀起
　　狂涛怒浪无情的卷打
　　你们的乡里，
　　于是你们只得离去
　　那文化灿烂的土地，
　　出产苹果桃李的土地，
　　有着古朴民性的土地，
　　染着“五三”的血的土地。

　　亲爱的弟妹们，
　　你们终于辗转来到了这大后方，
　　来到偏僻但很温暖的土地，
　　有着手足之情的土地，
　　文化的新垦的土地，
　　建立一个锻冶厂。
　　让理论与实践配合着，
　　让每门功课开着花，
　　让大众壁报开着花，
　　让各种集会开着花，
　　让话剧公演开着花。

　　在真理的熔炉里
　　锻炼着钢的链索，
　　锻炼着民族的命运，
　　而它美丽的未来
　　闪烁在你们工作时的微笑里，
　　休息时的歌声里。

　　看上去，方老师的年龄比李老师小，像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他爱说：“我不是来教你们的，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向你们的生活学习。我将从你们那儿得到的一定多于你们从我这里学到的。”我们贴满墙上的壁报，他都一一细看，参加我们的各种集会——专题讨论会、生活检讨会、诗歌朗颂晚会等。

　　一九三九年底我就听说刘守身、张继乾是共产党，我不知道，也不会想到，方敬老师是他们的入党介绍人。事隔半个世纪后，一九九〇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德阳市中区党史资料》书上，有方敬老师于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德阳市中区委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他说：“我到罗江四分校时，党组织对我是这样说的：‘抗战了，要大量地做青年工作和统战工作，还要建党，发展几个党员，播下种子。罗江地方虽小，但在西北、西南交通要道上，流亡出来的国立六中的群众基础好，四分校进步力量很大，校长也还民主。很重要，你去，去工作一年。’于是我就照这个指示在罗江工作了一年。”

　　方敬老师在六中四分校，实际活动了五个月就完成了建党任务，吸收了三名学生入党，组成一个党小组。他们是：与我同年级的刘守身，比我低一学期的张继乾，低两学期的石仁厚。在同本《党史资料》书上，载有刘守身于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在郑州的访谈记录，他说：一九三九年八月底，中共成都市委派方敬同志来到四分校，他与李广田老师熟悉，通过李广田老师的介绍掌握了一批进步同学的情况，其中对我、张继乾、石仁厚三人又作了近两个月的考察，前后同我们谈了三次话，最后一次他才公开了他的身份，问我们想不想加入共产党，我说：‘我们早就找党了’，我们三人都写了申请书，批准后，十一月份由方敬领导我们宣誓。”刘守身还说：“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共成都市委调走了方敬，方敬走的时候对我们说：‘今后你们几个在这里坚持工作，上级党会经常派人与你们联系，既要大胆，又要注意隐蔽。’方敬走后由张继乾和我交替着与上级组织派来的人定期接头。”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方敬老师离开了六中四分校。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政治形势紧张，学校里有捕人的传闻，三名共产党同学离开了学校。刘守身去了北方，张继乾回到被日军占领的山东老家，后被敌伪杀害。石仁厚是四川人，去成都转校。

　　新中国建立后，方敬一直任西南师范学院院长。

　　陈翔鹤

　　由李广田老师邀约引荐，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到六中四分校教初中三年级一班的国文课。李老师告诉我们：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陈翔鹤在北平组建“沉钟社”，鲁迅说是：“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文学团体。”

　　到四分校之前，陈老师在成都几所中学教国文课。据陈老师讲：成都共有七十多所中学，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几乎都是以《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抄》、《古文辞类篡》等为国文课教材，不准教白话文。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迫青年人读经复古，禁锢青年人的思想。

　　在四分校，陈老师看到学生们自由组织各种社团，出壁报，看到学生们的救亡歌咏队和抗敌话剧团到街头或下乡宣传活动，他高兴地说：“在这里听不到也看不见在成都中学校里的那种‘之乎者也’，‘咿咿呀呀，天下太平，懿舆盛哉，主子万年’的怪声怪现象了。”

　　他协助李广田编辑《在风沙中前进》的三十篇稿件，并写了《序言》。

　　序言里写道：“在他们的流亡中，他们看见了沿途的破产荒凉的农村，胼手胝足，劳苦终日不得一饱的大众，以及兵匪、烟毒、疫疠、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捐杂税，将国家弄得极端贫乏的每一个中国角落里，都使得他们大大地睁开了眼睛。”“近二年来，他们每个人都几乎从这里而成长了起来：起初是敌人的炮火、飞机和炸弹，其次是他们在饥渴劳顿中所跨越过的鲁、豫、鄂、陕等省区己行破产而且落后，一座座大小城镇和农村。”“中国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准实在降落到悲惨得无可再悲惨的境地——这些都是从这些青年的忠实叙诉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他们所描写的几乎全部属于黑暗和悲惨方面，不过在本质上，他们却仍旧那样的结实而乐观——不怕省破家亡，不怕挨冻受饿，劳顿疾苦，也不怕四周一切充满阴暗的景象，跌倒了马上就会起来，经过一宿之后，又会充满元气地向前行进。这种强健的精神，是只有在一般富有生命力的顽皮孩子的身上，才能以找寻得到的。而且，或许也即是我们的时代之所以快要成为一个真正‘新时代’的主要原因了。”他还写道：“他们太年青了，关于中国社会的种种‘玩意’，和人世的一切都是何等的艰难而且复杂，他们似乎还不懂得，所以有时，就连对于他们直接负责的人，也不免毫不客气地要加以‘口诛笔伐’，略有微辞。自然，他们都是富于向上性的，因此才有如此的事事力求‘完美’的要求。”

　　面对眼前这群从抗敌烈火中成长起来的青年，陈老师在序言里感喟自问：“他们的前途，将来又会变成怎样的呢？”陈老师自己作答：“从事实上看来，恐怕以后要使他们再行闭上眼睛，那一定是颇为困难的了。”

　　在序言的最后，陈老师写道：“所以，在这里，我即想‘借花献佛’，将这本小书，谨献给一般已经睁开了眼睛的一切人的眼前。”“而同时，我更不曾忘记，想借本书的力量，聊当作一个耳光，来重重地打在一切冀借盲目‘复古’之力，打算将中国全体青年闷杀，以达到自己升官发财之道的猪狗们肥胖的脸上！”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三青团控制了六中四分校，三月，陈老师被辞退，他在六中四分校工作了整整两年。

　　新中国建立后，他在北京主编《文学遗产》，专门研究我国的古典文学。文革时期，遭迫害致死。

　　陈老师是五四时期民主思潮中睁开了眼睛的一代人，半个世纪后，却因他终生渴求民主自由不再闭上的眼睛，受到反五四精神的造神，偶像崇拜恶浪的冲击，而遭厄运。

　　一九七八年，平反昭雪。

　　闫子桂

　　在北平读大学时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一九三六年回到济南在私立齐光中学教书，一九三七年秋季开学转到济南一中教科书〔注：此处应为教书——录入者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济南一中流亡到四川。一路上给学生讲解抗日战争的性质和形势的变化，指出抗战速胜论是盲目的乐观主义，抗战必败论是盲目的悲观主义，批判唯武器论，宣传陈独秀在《我对抗战的意见》中的十项主张。

　　一九三九年三月到一九四〇年十月，他在六中四分校担任公民课教员。他不用正中书局的公民课本，上课时带着《大公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手里拿着一支粉笔，在课堂上讲解国际国内形势。他指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日本的侵略是反动的。一九三九年九月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是一样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大国为争夺世界控制权的不义战争。

　　他在课堂上公开讲“雇佣劳动与资本”，揭示资本积累和资本家获取利润的秘密——剩余价值。他讲解“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阐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在不断地发展中前进，新社会将取代旧社会。

　　从湖北郧阳到四川罗江的二年多的时间，直接或间接受闫老师思想影响的学生共约五十多人，他们成立了“真理读书会”，他们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的书。在罗江，他们利用星期日，到城外的山林里或纹江河岸的石滩上，听闫子桂讲解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中国革命问题》等，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认为以国民党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成反帝的民族解放任务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只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民族解放任务和民主革命任务，而无产阶级专政又不可避免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而提出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一切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断性（连续性）。

　　闫子桂鼓励读书会员到工厂去，到工人中间去，从事工人运动，求索和实践中国革命的道路。在闫子桂和梁贻（他们都是抗日战争前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一代托派）的策划和安排下，一九三九年十月，“真理读书会”员孟宪章、杨寿元、曹庆华、孙鸿智等十多名同学离开罗江去了重庆，他们是第一批走向工人的读书会员，都进工厂当工人做工，只孙鸿智一个人退却又回到学悻读书。一九四〇年夏，国立六中绵阳校本部（高中部）的三青团迫害进步老师和进步学生（在当时被通称“左倾分子”或被疑为异党分子），读书会员傅国良被捕，又有第二批“真理读书会”员范文华、苏学常、康至全、刘志超、陈汝林、任玉玺等十多人离开绵阳（读高中的）和罗江（读初中的）去了重庆，多数进工厂当工人。闫子桂也于一九四〇年暑假后秋季开学时离开罗江四分校去重庆。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交恶，政治形势紧张，六中校本部和各分校都严禁学生读课外书和进步报刊，监控和迫害思想进步的师生，一九四一年暑假又有第三批真理读书会员离校去重庆，他们是在梓潼六中一分校读高中的李雨亭、隗宽、王学诚、单松岑、王香臣、张洪仁、杜文林、蒋复学等十人，多数进工厂做工。

　　一九四一年十月和一九四二年二月，重庆托派组织遭受国民党特务先后两次破坏，逮捕了杨寿元、曹庆华、张洪仁、任玉玺、杜文林、赵凤田等十人，组织领导人梁贻、王振华也先后被捕。

　　闫子桂和妻杜锐逃离重庆去西安避难，由大学时的同学白某人推荐到中央军校王曲分校当经济学教官。

　　一九四七年，闫子桂考取公费去美国留学，以后流落海外，不知所终。

　　瞿亚先

　　音乐老师。抗日战争前，“济中”在济南时，校园里同时悬挂一面国旗和一面紫色的校旗。校歌是李广田老师作词，瞿亚先老师作曲的。歌词：“我们是紫色的一群∕我们是早晨的太阳∕我们是迎日的朝云∕我们是永久的少年人∕……∕看佛山常碧∕明湖常清∕趵突水常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我们的精神长存∕”。为什么把紫色定为校色，我没有听到任何解说，当时，我知道距“济中”近的正谊中学的校旗是绿色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济中”被迫撤离济南，开始流亡，李广田老师和瞿亚先老师又合作了一首歌曲，歌词：“咚咚咚咚咚∕战鼓∕哒哒哒哒哒∕军号∕全国同胞∕时候到了∕……∕听信号∕听信号∕……∕抗日的时候到了∕抗日的时候到了∕。”那时我们最爱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国歌），是抗日战争前，田汉为一部电影作的插曲。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同法国“马赛曲”相似，都表述了为独立、为自由，战敌必胜的决心。流亡到泰安，听到平津大学生们唱那首感人泪下的“松花江上”，瞿老师领唱了一遍，我就会唱了。流亡到河南许昌，瞿老师教我们唱“大刀进行曲”，曲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时候来到了∕抗战的时候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了敌人∕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首粗狂勇猛的歌曲，据说是驻防平津一带的中国军队首先唱起来的。自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得寸进尺，又企图侵占华北，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驻守华北的中国军队最受气，经常遭受日本驻屯军的挑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卢沟桥驻军吉星文团的士兵抗击日军侵略挑衅，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大刀进行曲”中的两声喊“杀”，象征性地释放了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愤怒，这首歌曲成了抗战时期最流行的歌曲。我在这里走笔多写几句：揭开了八年抗日战争序幕的吉星文团长，没有捐躯抗日战场，却在一九五八年“炮击金门”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弹打死在金门岛。

　　一九三八年春节过后，济中流亡到河南南阳地区的赊旗镇（今佘旗县）住了四个月。瞿老师组织“济中抗敌救亡工作团”，分歌咏组和话剧组，上街宣传，唤醒民众抗日救亡，演出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当兵去”等。教我们唱黄自的一支抗战歌曲，歌词有：“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好男儿∕报国∕报国∕在今朝∕国亡家破∕祸在眉梢∕要生存∕……”，高年级的好几位同学，投笔从戎，去了武汉中央军校。

　　徐州和郑州先后失守后，流亡到河南各地区的山东学生，集中迁移到湖北的郧阳，成立国立湖北中学。瞿老师把“济中抗敌救亡工作团”改组为“狂飙剧团”，又增加排练了“荒漠笳声”，“盲哑恨”，“沦亡之后”等十多幕话剧轮番演出，活跃了山城的抗战气氛。在郧阳的半年里，瞿老师教会我们许多新歌，其中我最喜欢唱的是“我们在太行山上”和两支旧俄时期的歌曲：“工人歌”和“伏尔加河船夫曲。”

　　“在太行山上”的歌词有：“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呼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来∕我们就打到哪里去∕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它在哪里灭亡∕……”。一派民众蜂起抗战的景象，令人神往。我在国民党抗战的大后方看到的是保甲长抽拉壮丁现象，壮丁逃跑，抓回被枪毙。看不惯丑恶的社会现实，神往自由民主的新天地，在郧阳时期，数学老师宓仁甫和济中校长的儿子孙冠文及他的同学刘桂华、刘振赢、俞新民等多人去了延安。俞新民比我高一年级，我与他相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本党史资料上我看到他的名字，是某高校的党委书记。国共合作抗战初期的一九三八年前后，社会政治生活尚活跃，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气氛。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才又祭起了防共反共的法宝，以维护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制。

　　“工人歌”的歌词：“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涂黑我们的脸∕火氿烧焦了我们的心窝∕氿后引起心中烦愁∕无处泄恨无奈何／常见父亲打儿子∕丈夫打老婆∕全世界的工作兄弟∕我们处处受痛苦∕我们天天被人剥削∕这是最大的耻辱∕各地朋友拉起手来∕团结联合一条心∕为了光明的新社会∕快把斗争来展开∕” 〔注：查阅‘工人歌’歌词后认为此处‘氿’应作‘酒’——录入者注〕。在我们学生中，一些信仰了马恩列托学说的同学，进工厂当工人，从事工人运动，用这支歌很快就与青年工人唱到一块。

　　武汉失守后，我们的学校又奉教育部命，迁移到四川绵阳地区，成立国立第六中学。瞿亚先老师率领二十四人的“狂飙剧团”经陕南到四川一路上每到达一个城镇都演出三天，有伤兵医院的地方，还要到医员慰问演出。

　　一九三九年二月，到达四川绵阳地区的罗江县，以“济中”师生为主体的国立六中四分校设在罗江，是六中的一个初中部。瞿老师在四分校仍任音乐教师。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把一些喜欢唱歌又唱得好的同学集到一块，利用星期日排练冼星海和光未然合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学校里举行过一次演唱会。女声独唱“黄河怨”的是高我一年级的陈懿为同学，他的长相和声调都像女性，在“狂飙剧团”专门扮演女角色。当他唱到“……丈夫哇∕在天边∕地下呀∕再团圆∕……”时，四十多岁的胡干卿老师竟激动得哭倒了，瞿老师赶快跑来扶了胡老师离开演出场。两天前，胡老师收到山东寄来的家信，他的老妻病逝。流亡在数千里之外，谁都有思乡之情，何时才能与家人团聚？陈懿为演唱得又是那么进入角色，低沉的哀怨倾诉，“地下呀∕再团圆／”，听了，我心里也感到很不好受。

　　瞿亚先老师除了教音乐，他还喜欢画油画，他不吸烟，不吃酒，他唯一的消遣是找人搓几圈麻将牌。一九四〇年暑假，他主动辞职，学生们都不明白什么原因，要求他不要走，他还是离开了。他去四川省立重庆中学教音乐课。

　　孟浪少年时，唱着瞿亚先老师教会的歌曲，走进了抗日战争的时代大潮中。如今已是垂垂暮年，低声哼哼几句那时会唱的歌词，仿佛又回到了往事并非如烟的青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