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国共合作时期，作为中学生，我可以自由进出新华书店，可以公开在书店里买到《共产党宣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科学基础》、《唯物史观》，王明的《为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等。一九三九年底我认真地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的著作，为的是弄明白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读后，我明白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性，资本制度把人异化成了为资本增殖利润的动物。在战争的年代，我很轻易地就接受了他们的学说，相信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根除战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了剥削，没有了压迫，人人自由平等，每个人都获得全面发展。”
　　“一九四零年初的一天，共产党同学刘守身到我住的寝室，送来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说：‘这本书很重要，很全面，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读了这本书，才能懂得什么是列宁主义。’他说：‘马列的著作，我不用看，就相信是正确的，在苏联不是都实现了吗？托派们读马克思列宁的书，他们懂个屁！他们只会反马列、反苏反共、他们就想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这本书一定要好好的读一读。”等成德茂、李芸生几个人都读过之后，我读了刘守身介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又读了他拿来的一本康生写的小册子《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我不相信闫老师和托派同学会是匪徒，我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什么把陈独秀说成是汉奸。我很想知道托洛茨基派是怎么回事。
　　一九四零年暑假前，我在罗江县民众教育馆的图书馆无意发现了《托洛茨基自传》，我借了出来，倾向中共的两个同学知道了，责备我，‘怎么看这种书，不要看！’我说，‘不看怎么知道他的不对呢’，我讲的也是实在话。”
　　“同学杜文林知道了我正在读《托洛茨基自传》就主动把托洛茨基的其它著作介绍给我看，我早就知道他是“真理读书会”的会员。他性格内向，待人态度和善诚恳。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他一个人办了一份墙报，贴在校外街头的墙上，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他勤奋认真，星期日，他一个人自写自编自画，忙一个上午，一星期出一期，坚持了很长时期，令我佩服。
　　一九四零年暑假前后的两个多月里，我又读了托洛茨基的《儿子、朋友、战士》、《中国革命问题》、《不断革命论》、《十月的教训》、《苏联现状与前途》、《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等几本书。杜文林还给我看了抄在练习簿上的几篇文章：《德苏协议的前因后果》、《苏芬战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路》等，都是阎子桂老师的笔迹。
　　就这样，我知道了一个过去不知道也不理解的托洛茨基。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讲的正相反，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叛离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传统，败坏了列宁的苏维埃民主制，背叛了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使命，使第三国际名存实亡，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蜕变出斯大林官僚独裁制，托洛茨基的分析批判是很有说服力的。由此，我了解了他是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界定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而反对斯大林特权体制。斯大林体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败坏社会主义信誉，而有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
　　读托洛茨基的同时，我还读了法国著名作家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和《从苏联归来答客问》两本小册子。纪德明确地告诉人们，他所看到的斯大林的苏联并没有实现列宁的社会主义，旧世界的特权正在苏联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还魂。因之，纪德遭受到法共和亲苏人士的阴险毁谤。我相信纪德是正直的人，他对苏联社会实况的考察和描述，实证了托洛茨基对苏联现状的分析和判断。
　　“从此，我信仰马克思列宁，也信仰了托洛茨基”。

　　因为之前我已经读了很多马列的书，所以我主要是用唯物史观来理解和考察中国的农民战争。
　　恩格斯讲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以后写了三篇文章，《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法兰西的阶级斗争》。恩格斯讲这三篇文章是唯物历史观的理论框架，但他不说这是经典著作，只说马克思是用唯物史观来解释法国大革命这个历史问题的，说它是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是后人讲的。我想，既然这样，我要看看马克思在文章里边是怎么写的。看完后，我发现，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讲，他这几本书使用了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他就像写历史一样，我看不出来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究竟是怎样的。怎么办呢？我拿出以前小学读《论语》的精神，再看一遍。还是不明白，我想这个办法不行。就把法国的历史书拿来读、把法国大革命的书借来读，想从其它著作中寻找马克思的特点。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有很多，中大图书馆里有的，我都借出来了。这样一看，看出道理来了，每一本书的讲法都不一样，回头过来再看马克思的，作一下对比，才晓得马克思处理问题、看问题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从1945年下半年一直到1946年的上半年，大学一年级我读了很多法国大革命、法国历史的书，我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问题。
　　我慢慢形成一个观点：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后，将革命的重点转到农村里去，一直到1949年胜利，这20年，他什么新鲜事情都没干成，还是在农民战争的圈子里，那时候别人不是这种观点。我形成这种观点有一个原因，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是写明末李自成的。毛泽东也曾经拿这本书说事，有的人说这本书好像是对共产党的忠告，告诫共产党不要重走李自成的路。我当时觉得，郭沫若的想法正相反，他是对蒋介石的一个警告，因为蒋介石当时的做法已经跟秦始皇差不多了。当然，不能排除他也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再走李自成的路；这说明他是把延安的毛泽东看成一个农民领袖的。从这个角度，我受到了郭沫若的启发。
　　我们1946年6月复员到南京，大概有半年，下半年开学以后我还到图书馆里去研究，这段时间我涉猎最多的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书很多，我记得有罗尔刚的，还有谁的，我都借来了，一些原始数据，包括《太平天国日记》这类站在曾国藩的立场上骂太平天国的书，我都看了，正面的、反面的。经过大量搜集和阅读，还有中国古代的历史，我形成了一种想法：农民战争、外族入侵，就会出现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离不开这三种关系——农民战争、外族入侵、改朝换代。从秦汉历史以来，中国一直都在这个怪圈里。
　　我本想沿着这个因果关系深入下去，准备大学毕业论文就写这个东西，我向系主任贺昌群讲了这个想法。我说，我想研究太平天国。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很有兴趣。他说，蛮好。他说，应该系统地读，最好在二十四史里找资料。可惜后来不行了，学生运动一波一波的高潮，我没有办法继续，研究就中断了。
　　现在我想，毛泽东从1927年到1949年，是20年；从江西曲曲折折，到1948年一路膨胀起来，夺取政权。现在人看20年是漫长的，历史上看20年，不算什么。历史上那些农民战争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不是说起来，就起来的。李自成、张献忠搞了几十年，太平天国是最近的，从广西到南京，到失败，也是二三十年，这样比起来，毛泽东这20年同样有一个发育过程。那时候的我思想还没有这样系统。这个发育过程怎么来的？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地主的剥削是一个原因。

　　“我们把学生迁移到另一座三层的实验室大楼继续上课。校园里有一个很大的场院，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军部一占用，就在场院里挖战壕，布防虹桥战斗，整天汽车来来往往运武器，大楼里都是炮弹、机械。”“我记得5月25号晚上，我从宿舍的窗子看到，国民党的汽车向外跑，唏哩哗拉的，逃跑的样子。
　　“一觉醒来，早晨了，起来一看，院子里都是浑身泥里巴叽的解放军。解放军进来了，国民党跑了。因为睡着了，不晓得解放军什么时候进来的。后来知道，那天解放军首先从虹桥一线发起进攻，半夜里国民党的军队就溃退下来了。
　　“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胜利了，我在正始中学教职员宿舍的窗口，看到了这一嬗变的的历史瞬间。”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贪腐不堪的国民党失败，感到由衷的高兴；想到1947年5月20日，他们在南京珠江路上残酷地镇压学生，看到他们落得如此狼狈下场，满心称快。”
　　“解放军要在7月7日举行进城仪式，上海总工会号召并组织上海人民编成四路纵队与解放军并肩游行。不料，那天有台风在上海附近登陆，开始风特大，刮得人站不稳，继之是飘泼大雨，把巿民队伍冲击得溃不成军，四散躲雨，解放军四路纵队依然齐齐整整地在大雨中行进。那天，我穿着一双订做的新皮鞋，在雨水里泡得不成样子。
　　“我作为一名中国托派成员，带着成见观察共产党的胜利，却产生不出胜利者的喜悦激情，有一种失落感。”

　　我对斯大林的刻骨仇恨没有，确实没有，为啥没用呢？因为首先我在接受托洛茨基时，也是片面的，我觉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斗争不是纯粹的个人斗争。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有刻骨仇恨，所以最后把他刺死了。但是托洛茨基，他的著作可以看出他的精神，他更主要是把斯大林作为一个历史问题，研究斯大林这个人是怎样产生出来的，他的社会阶级，他没说过斯大林和他个人之间的恩怨，他只是写了斯大林的评传：但是反过来，斯大林倒是可能带着这种情绪，所以从托洛茨基的著作里面，我不会产生对斯大林的刻骨仇恨。再说，我没有接受托洛茨基观点的时候，我对斯大林很崇拜。转过来说，那个时候是斯大林主义，也不会产生这种刻骨仇恨，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不是一回事。

　　有一点，我至今仍坚信，如果停留在土改后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阶段，中国亿万农民是无法解脱贫困，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所以我的总的态度，在当时还是拥护共产党指导亿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走人民公社道路的，并且为之叫好。事实证明，20年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平均主义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试验，付出的代价巨大而惨痛。
　　对于大跃进，我当时很怀疑。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对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的批评，对我是有影响的。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的“疯狂奔驰”，是“危险的冒险”。所以我想“大跃进”会不会也是“疯狂奔驰”？

　　1950年，赵丹演了一个电影叫《武训传》，在上海很轰动，教育局长就请我们中学的老师分批到电影院去看，接受教育，叫我们学习武训精神。我也去看了，看回来，在一个座谈会上我讲：武训在山东不值钱，他是山东人，山东称为武二沫子，这个是我在小学时老师讲的，就是说他表面上叫义学，到最后是穿了个皇马褂，所以在山东对这个武二沫子不怎么看好。沫，就是唾沫的沫。当时我的概念是，共产党来了，把武训背出来，就说明共产党也是这么一个……我把武训同共产党联系起来，因为共产党是从农村出来的。当时我觉得共产党对武训这么轰动，正说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另外，影片充满了改良主义思想，并不是推翻满清王朝，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大概当时我是这么个想法，我就讲了。座谈会本来是要大家同声说好的，我来了个武二沫子。虽然没说坏话，还是有点怀疑的。没想到大概隔了一个星期，毛泽东的社论出来了，“《武训传》必须批判”。我一看，我真高兴呀，因为这个批判比我想得还明白。
　　到1957年大鸣大放，我们看到报纸，那时候我觉得越来越不象话，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看到周恩来跑到杭州，他说，我是来放火的，我是来推城墙的。他这句话表示党群关系要理解，因为当时的党群关系对立，他来放火，大家来烧城墙，就是要把党群关系之间的隔离烧掉。我一看，周恩来是对共产党提意见了，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章伯钧、罗隆基……这些人的意见报纸上都有了，还有储安平。我觉得，对这些言论就是要整。我那时候想，共产党这么弄，你又和民主党派搞统一战线，好了，他们把你吃掉了。我不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我还是站在托派的角度，你看，事实证明要被他们吃掉，因为本来就是说共产党是小资政党，摆来摆去，他这样做的话，走不到社会主义，反而被这些资产阶级思想所吞掉。我当时还以为真要天下大乱呢，我倒不是为共产党担心，而是觉得共产党不应该允许这样搞，这样怎么行呢，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没了！
　　那时候产生一种牢骚：我主张社会主义，你把我弄到这里来坐着，可是你们又弄的是啥东西！当我看到《文汇报》对这些言论要批判了，要反击了，和《武训传》一样，我又拍起手来，好！好！
　　1957年下半年，组织我们出去参观。我听到农业社给我们做报告：他们右派说我们高级社是高草社，胡说八道，光长草，不长粮食，请你们看我们的田地里怎么样，我还相信他们的话，以为真是右派造谣。
　　后来讲到阳谋阴谋的问题。我当时还觉得毛泽东讲的蛮痛快。我说，毛泽东这个人讲话倒是爽气，讲实话。

　　右派产生的背景是整个的社会。因为毛泽东转了，原来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右派的几个主要人物对新民主主义是赞同的，但毛泽东却把新民主主义断了，城市里边搞社会主义改造，农村里边搞高级社，第二年就到了人民公社，走到另一个方向上了。那些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过去拥护共产党，并不是拥护社会主义，他们想进行一场民主革命，这个是事实。共产党里边也有一些人要进行民主革命，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充分准备，毛泽东把过去的共同纲领推掉了，不要了。所以，右派的产生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实践，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在当时那个时代并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也不能说毛泽东引蛇出洞，那时候是个特殊情况的斗争，确实存在着一些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个不仅是毛泽东，八大定的路线就是个资本主义路线，就是新民主主义路线，毛泽东像开车一样，开着，开着，向他说的社会主义开了，把这些人从车上甩出去了。
　　我认为毛的空想社会主义，产生这个结果是必然的，苏联十月革命也产生这种东西。至于说把反右扩大化，打击面这么广，是错误的。不过，现在又一边倒了，把反右斗争全部反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特别注意，当然我们的政治嗅觉还是蛮灵的，通过看报纸有所察觉，到66年底、67年初把刘少奇打倒了，我当时觉得怎么把国家主席给干掉了？那时候我还是接受报纸上的宣传，认为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还在搞什么新民主主义，批他新民主主义我觉得对，我本来对新民主主义就是有看法的。
　　开始不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我想这回中国要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彻底了，以前那些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只能叫改造。我的思想跟着外边的宣传跑，完全是从字面上来理解的，外边的实际感受一点都没有。后来又搬出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时我才发现这个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不一样，和马克思讲的也不一样。

　　我们出来以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了。我对自己1949年形成的“这是一个农民战争”的看法，更加清楚了。就是说毛泽东搞的20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大胆试验，按这个思路，再看以后的变化，我认为1949就是
　　一个农民的胜利，毛泽东扮演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角色，也扮演了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角色，他同时扮演了两个角色。这就可以解释，毛泽东后来为什么会弃掉新民主主义，搞社会主义，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我也存在着一个疑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不是马克思的不断革命？当时我看过《红旗》杂志上有阐述这个理论的文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张春桥的一篇东西，张春桥把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文字都引进来，有两页之多。他以此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是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我不是这样看法，我觉得从马克思不断革命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包含一个连无产阶级专政本身都要消失的过程。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政权的形式，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时候，还说国家消失，政权消失，他还按照列宁那个国家革命的观点，后来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你继续革命就是不断的革命，怎么不断的革命上边还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好了，这就证明，这个不是马克思的或者托洛茨基的那个不断革命。
　　另外一个是关于毛泽东的那个讲法，马克思主义的什么东西，千条万条，就是一条，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什么都不要学了，有“造反有理”这一条就是了。我想，这不是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全部给弄掉啦？当然，在那个时候，这个想法我不敢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当时没觉得这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社会主义我没有深刻的去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毛泽东，我才想起，应该是空想社会主义，当初我还没把它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
　　现在很清楚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文化，也不是革命，不能按他这个胡来。

　　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报刊中，有一个说法：当苏联东欧剧变到来时，托派们的心情似乎比共产党员们更加平静，因为托洛茨基对此早有预言，或者说，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论，这是一个必然结果：
　　1989年底，东欧巨变，震荡最大的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领导人被杀。我们当时觉得，这不是悲喜剧，是悲丑剧，又悲又丑的那么一个剧。
　　当时第四国际有一个理论家叫曼德尔，他的著作在中国几乎都翻译了，书上介绍他是第四国际的理论家，这个评价是比较高的。西方人对他的评价是：这是继马克思之后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当时他对苏联东欧的变化有个说法：这个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当时把苏联的变化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主义破产了，西方资产阶级都这样认为。曼德尔讲，这不是共产主义的破产，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这是斯大林主义的破产。这种观点我们是接受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一般社会上的人流行信仰危机，怀疑列宁，怀疑社会主义，而我们这些原来有托派思想的人，倒是稳定的，没发生信仰危机。

　　现在我不客气的说，你们对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并没读过，你们受的教育是传统斯大林那个反面的东西。所以作家曾彦修在一篇杂文中讲：“我很奇怪，像陈独秀这样聪明的人，他怎么会接受错得不能再错的托洛茨基的观点？”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曾彦修并没有看过托洛茨基的东西。多数人是把中共对托派的定义和斯大林反托的东西当作托洛茨基的。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漫画化，你们是在哈哈镜里看到托洛茨基的。
　　1991年，毛选第二版出版，把第一版的注解划掉了，我一看，第一卷161页的注解三十没了，分别在第二版的第一卷里，在三个地方把这个问题重新讲，最主要的是讲，党过去把托派说成是汉奸、托匪，都是根据第三国际的一个谎言。我们看到这段话，有点哭笑不得，你是根据谎言，我们是27年！看了这个要哭，哭不出来；要笑，笑不出来。27年，一晃，就那么结束了，就是根据一个谎言？！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还好，我还留着一条命，还能看到这个变化。我能看到这个变化还算一件幸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