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尹宽，1925年12月）

　　“第三国际之历史的和世界的意义，就在它与实际生活委任于马克思最重要的口号，委任于总结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百年发展的原理，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所规定的口号。
　　这个天才的先见，这个天才的理论于今竟变成了实际。
　　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组织苏维埃共和之第一个国家乃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这是如何走到的呢？我们毫不自欺。我们承认在俄国落后的状况与它的‘突变’走到一个民主主义的真实形式——即超过资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走向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之间，的确是一个矛盾，并且这个矛盾恰好是使西欧不容易了解苏维埃作用的原因之一。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首先表现出在俄国落后的状况和它超过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的‘突变’之间的‘矛盾’，这岂是奇怪的吗？如果实现一个新形式的德莫克拉西，不发现许多矛盾，那才真是奇怪的哩！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略知近代普通科学的人，若你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世界划一地、均匀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是可能的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从没有划一、协调、或正确的平均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每个国家总是使它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特别显露于某一方面、某种特性或某数种特性。因为各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是不平等的。
　　当法国完成它的资本主义的大革命时，唤醒全欧洲大陆到一个历史的新生活，英国却处在反革命同盟的领导地位。实际上，这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比法国的更加发展，这个时代的英国工人运动实贡献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许多事实。
　　当英国给世界第一次广大的群众运动在政治上成就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Chartim运动时，在欧洲大陆上，大都还只经过一些微弱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然而法国已爆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第一个大内战。资产阶级依照各国不同的情形，分别地战胜了无产阶级各国不同的队伍。
　　恩格斯说得好，英国是这样的一个模范国：资产阶级一面有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另一面又创造了一个最资产阶级化的少数贵族工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观点上看，反表现落后数十年。法国似乎在1848年和1871年反对资产阶级之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次战斗中，已将无产阶级的精力耗尽了。因此，将近1870年时，在第一国际中，工人运动的牛耳遂归到德国，这时德国在经济上比英国和法国都落后些，并且正在追随英、法两国时。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竟在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工党的上部，产生了一群公认的流氓，最卑鄙的资本家走狗：从谢德曼（Scheidemaun）到诺斯克（Noske），从大卫（David）到列更（Leghien），都是杀工人的刽子手，替帝制和资产阶级反革命服务。
　　全世界的历史是定归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但所走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简单的、一直的。
　　这样可见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牛耳，一时——自然是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归于俄国人，亦犹在19世纪许多时代中，它先归于英国人，继归于法国人，后归于德国人一样。
　　我已经不止一次这样说：与先进国比较起来，非常之容易使俄国人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但是，非常之难使他们继续这个革命，并引导他到最后的胜利：社会完全的组织。
　　我们很容易开始，第一：因为沙皇专制主义的过时（archaisme）——在20世纪的欧洲可以说是超出寻常的——激起群众方面一个格外的革命的努力。第二：因为俄国落后的状况就有一种特别的情景，将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对地主的农民革命联合起来……自1858年，马克思说到普鲁士时，就指明有同时举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之可能。布尔什维克自1905年初，就抱定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和民主的专政之观念。第三：因为1905年的革命已为工农群众做了极大的政治的教育工作，无论在教导他们的先锋对于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后的’的口号上，或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意义上。没有1905年这样的‘普遍的练习’，1917年的革命——在二月是资产阶级的，在十月是无产阶级的——是不可能的。第四：因为俄国地理的环境比较其它国家更便于自卫，抵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进攻。第五：因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特殊关系允许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催促城市无产者对于半无产者及农村最穷苦的劳动者之影响。第六：因为多年罢工的教训和欧洲群众工人运动的经验，在深刻紧张的革命的情形中，催促一个创始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形式之实现——苏维埃。
　　以上所举，当然是很不完全的，但暂时只好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