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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叛逆后的中国时局
尹宽
（1927年5月）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7年5月8日第195期，第2124-2128页。
一、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经过
在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很弱的。当革命运动的发展还未激剧时，它也要混身于革命队伍里，利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民众之革命势力，以取得它的政治的领导地位。一旦当它自己认为革命将要超过它狭隘的阶级利益时，它就要公开的背叛革命，屠杀革命的工农群众及革命的领袖分子。
自辛亥革命以至国民党改组之前后，大体上可以说资产阶级还是参加在革命的战线上。及国民党改组参加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分子在里边，它的社会基础为之一变，并规定出很明确的革命的政纲，革命运动也随之迅速发展，因此遂引起党内封建分子及大资产阶级之反动倾向，渐渐发生反共运动。然此时资产阶级的势力还没有成熟，故还勉强参加在革命的战线内。
五卅事起，全国革命潮流大涨，工人阶级从事实上取得革命的领导地位，因之资产阶级的意志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戴季陶的小册子之发表，即其明证。戴季陶的小册子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要工人阶级无条件的赞助资产阶级，不许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政党及独立的阶级意识与要求。西山会议也就是代表这个意识的运动。
去年3月20事变的发生，更是蒋介石代表资产阶级的意识，抑制工农势力夺取政治领导权之初步的实现——然彼时蒋自知分裂的时机尚欠成熟，故他仍然要利用工农群众之革命势力及国际革命之援助以增张其实力。
去年秋天的北伐，客观上是发展革命的出路，而主观上资产阶级却要借之以伸张它的权力。北伐节节胜利，工农群众之革命势力亦因之扩大而深入。因此资产阶级更加畏惧；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遂渐渐开始压制工农运动，多方挟制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以把持他的政治领导权。及蒋介石夺取江浙，自觉毛羽已经丰满，可以高飞，便公然反叛革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残暴的屠杀革命民众，特别是工农群众，破坏一切革命的组织，实现白色恐怖的世界。4月13日所开始的上海大屠杀，就是蒋介石代表封建分子和大资产阶级反叛革命之凶恶的表演。
二、蒋介石反叛革命之具体表现
东南，特别是上海，为资产阶级势力最雄厚的地方，故蒋介石急急要抓住东南数省地盘，以施行他的统治。观于蒋介石到上海后即与大商买办阶级、银行家、大实业家亲密地勾结起来，更加证明。
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压迫工农的革命势力，巩固他的统治，不惜以一切封建的反动势力谋妥协，以集中反革命势力。所以现在蒋介石内而尽量收容旧的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外而与张作霖勾结——以后他从与一部分北洋军阀还有冲突，也只是权位地盘之争，并不是“主义”之不同。
资产阶级为背叛革命，维持它的统治，就不能不与帝国主义勾结。蒋介石原拟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以抵制英美，但现因他的统治涉及在帝国主义列强范围之内，不惜和身倒在一切帝国主义怀里，凭帝国主义之威焰以对抗革命。
蒋介石实行背叛革命后，即另立党部及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以分裂革命势力，并组织青红帮，利用不觉悟的游民无产阶级造成法西斯运动，以图根本破坏革命势力。
蒋介石一面用恐怖手段屠杀工农群众及革命领袖，破坏工会、农会及一切革命民众的团体，一面仍打着革命旗帜，并造作谣言，企图欺骗一般民众以巩固他的统治。
凡以上种种都充分地证明蒋介石代表大资产阶级，宁可与一切封建反动势力结合，与帝国主义妥协，以出卖革命。
五卅革命高潮初起时，全国革命势力大涨，帝国主义者即大起恐慌。法权会议、关税会议以及汉口上海租界工部局之增加华董，虽都是欺骗的行为，然帝国主义者开始即有此欺骗，仍是对革命势力让步的表征。及北伐节节胜利，工农及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普遍的发展，武汉国民政府之威望日高，资产阶级尚未公开的叛逆，此时帝国主义者遂不得不准备一些让步，以缓和革命运动。一三事起，国民政府能运用极顺利的外交手腕收回汉浔租界，就是证明革命势力之集中与统一，迫得帝国主义不得不让步之充分证明。
迨北伐军向江浙进展时，更迫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准备交还上海租界以及与国民政府交涉改变旧有的一切关系，所欲待争持的只是条件问题。这是伦敦及上海之帝国主义的机关报上都可看得出来，迨后帝国主义者看到代表“稳健派”的蒋介石已有与国民政府决裂的倾向，相信蒋介石“将准备协定视汉口条件更优惠于外人权利”，但还不料到蒋介石全无条件出卖民族利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假使蒋介石不背叛，以国民政府之权威及上海工人之革命势力上下合作，至少亦能以汉口租界同样的条件收回上海租界。
当蒋介石的军队行抵上海后，帝国主义即用尽种种威吓利诱的手段，使蒋介石就范，赶快实行叛逆。霹雳一声，蒋介石果然大施屠杀，将革命势力一时打得落花流水后，帝国主义者自然弹冠相庆，大奏凯旋，不独不需对中国让步，并且得蒋介石为它对中国革命民众施行一次总报复。
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统治完全以军阀为工具，但这种工具已嫌老朽而不适用，现在要利用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这个新工具，更深一层统治中国。
帝国主义既得到此新工具，自然要趁机向中国革命进攻，无论进攻是否能成功，但总要尝试一尝试。因为它好不容易得到挂着民族主义招牌的这个新工具，一面可以欺骗他本国的一般民众，一面又可以拉拢中国的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向所谓武汉“共产”政府进攻。
蒋介石的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全在帝国主义领导之下。我们试把帝国主义的机关报与蒋介石的行动对照，我们即可看出帝国主义叫蒋介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蒋介石在上海解除了工人纠察队武装，及屠杀革命分子，都是与租界当局做向来军阀所未有的最无廉耻的合作。英相张伯伦对议会宣言，亦公开承认，要扶助南京政府行使职权。
帝国主义的进攻不仅用军事的干涉，并用经济的封锁，这种封锁使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民众生活上均发生困苦。这种干涉的确是想趁机对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使行威吓，但只要我们努力及革命势力之集中与统一，终必挫其凶焰，而使之屈服。
四、资产阶级背叛以后，革命是上升亦下降？
第一，要看帝国主义间冲突如何。自蒋介石实行叛逆以后，帝国主义间的关系改变了一个新形势：英美与日本冲突更加厉害。因为蒋介石现在虽倒在一切帝国主义怀里，但他主要地是想得日本一个帝国主义的扶助。日本亦继续它老的政策使蒋介石与张作霖表面上合作，实际上南北分裂，英美自然要反对日本一身抓去南北两个走狗。
第二，要看蒋介石之政权是否牢固。蒋介石实行叛逆后，一切革命的及稍有革命倾向的个人或军队自然都纷纷离开了他，即是现在跟他背叛的反革命分子亦因蒋之专横猜忌（如胡蒋之冲突，白蒋之冲突……）。所以蒋介石差不多已是众叛亲离的独夫。工农群众对这杀人的魔王不满意自不待说，知识分子对蒋之甚似俄皇的残暴，亦表示愤慨，小资产阶级亦因负担加重，而怨恨不安。农人更要认识蒋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大地主的□客。因此蒋的政权现在是建立在火山上面，时时有爆裂崩溃之可能。
第三，要看革命的联合战线是否动摇。当资产阶级还留在革命的队伍中，阻止工农及一般被压迫民众之要求，反足使革命停止前进，现在资产阶级即实行背叛，革命倒可顺利发展，国民党内部也比较更加统一。从此可成为一个平民的革命党——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政治联盟。工农及小资产阶级之经济地位大致相同，与大资产阶级利益绝对处在冲突地位。所以他们以后必能根据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教训，而更加团结、牢固。所以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不仅不因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之退出而削弱，反要因之而益加强大与坚固。
由以上三点，我们可以断定革命仍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
五、目前国民政府之地位
蒋介石叛逆后，帝国主义者即乘势对国民政府用武力威吓及经济封锁，另一方面，它又使张作霖扰于北，杨森扰于西，李济琛扰于南……一时似乎来势汹汹，使国民政府陷于危险地位。然现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已渐渐失其效能，国民政府得被压迫人民之一致拥护，有充分执行其政策之可能。实际上，这种资产阶级之背叛及帝国主义之协同进攻，只使国民政府之社会基础更加扩大，更加得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民众之拥护，以促进革命势力之统一与集中。所以，现在实是有机会，使国民政府成就为工农及一般被压迫人民之民主的革命的政权功用。
现在中国有三个不同的政权形式：一是张作霖的政权；一是蒋介石的政权；又一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权。张的政权是很明显地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压迫中小商民及工农的；他那卖国手段比张作霖更为险毒；武汉国民政府是代表工农及小商人之广大平民利益的，它是中国唯一的政权，要领导这些平民谋解放，向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攻。以成就中国革命之伟大前途——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即三民主义的前途。这种成功的可能，在客观条件上是完全具足了的。这便是说国民政府在客观上有充分的执行其革命政策之可能，只要主观的意志坚定与统一，国民政府的地位一直是上升的，它的前途一直是胜利的。它与黑暗的张政府及与残暴的蒋政府对较，它一定会成为全国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所向往、所拥护的唯一的革命政府。
六、资产阶级叛逆后一般人民之状况
1．小资产阶级——自蒋介石背叛及帝国主义干涉后，小资产阶级地位的确更加困苦了，这主要的原因一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一是由于上海大资产阶级协同帝国主义实行封锁，操纵金融，使市面不流通，商业大停滞。有人归咎于店员和工人要求过度，这完全是未见到大处。北伐以来，大资产阶级的确得到许多好处，但它只是做投机事业发财，不肯为革命牺牲，一切财政上的负担，都转嫁于小资产阶级，这也是使小资产阶级困苦之一个主要的原因。工农与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压制之下，同样感受痛苦的，要想战胜这个痛苦，就只有向帝国主义及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进攻，换言之，就是革命。工农对小资产阶级只要有利于革命，没有不肯让步的。张作霖统治下，苛捐杂税、奉票跌价、预征钱粮……等等，固早已使一般中小商民难于生活，即在蒋治下的江浙、两广、福建等区域，亦因大资产阶级要赞助蒋介石的反革命事业，极力加重中小商民的负担（土海大资产阶级尽量担任为蒋介石筹粮，转来要一般中小商民分担）。只有在武汉国民政府治下，中小商民有生活改良之希望与可能。没收反动大地主及大资产阶级的逆产，可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减轻一般人民的负担。并且国民政府已有办法调解在现状之下店员与店东之冲突。由此可见，在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只须革命的势力巩固，工农与小资产阶级不但没有冲突，并且一天一天有共同改善其地位之希望与可能的。
2．农民——自北伐以来，农民的政治地位确已高了些，因而革命的斗争猛进，国民政府得一广大的革命基础，两湖的农民运动的发展是革命的一个最大的力量，尤其在现在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时期，对于革命前途关系非常重大。但农民政治地位之初步胜利，也还只打消一些封建社会关系，给土豪劣绅一些打击，并还未根本扫除封建势力，建立乡村的民主政权。至于经济的利益，可以说还没有得到。有人说湖南已实现共产，这全是帝国主义者协同蒋介石收买奸细到处所造的谣言，想引诱中小商人脱离革命的队伍，走向大资产阶级牢笼之下，其实即使共产，也共不到中小商民的财产，因他们的财产也是辛辛苦苦地得来，适足以自给。国民政府为增进普遍人民的生活，将来是要实行土地国有的，因为这样才可以避免土地由少数大地主把持以剥削平民，但是现在所要没收的，还是逆产及大地主的土地，救济无田地的农民，至于小资产阶级的财产，自国民党以至共产党都没意思要没收的。
3．兵士——兵士都是受帝国主义、军阀及乡村大地主的重重剥削里失土地的农民，他们的利益根本是与工人和农人一致的，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于兵士是最有利益的。所以兵士只有与工农及一般被压迫平民结成紧固的革命同盟，向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斗争才是出路，假若以为农民运动发展将使军心发生动摇，这不是真理。因为农运发展，只有使兵士们的家庭亲戚的生活状况改善，并且革命军人的土地财产，国民党、国民政府以至共产党是要保护的。所以一切革命军，现在在客观上是有更加革命化之可能的，即农民运动愈发展，农民生活愈改善，兵士将愈有勇气与决心去为革命而战争。
4．工人——工人自北伐以来，政治地位也提高，在国民政府治下都获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但经济地位并未见得提高很多。因为物价的高涨，超过工资的增加，所以工人的生活地位也有比从前更困苦的。工人的政治地位的增高是革命的一大动力。过去事实已给充分证明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主力军。它是彻头彻尾地反对帝国主义，最能牺牲的，它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大流血。所以集中工人的势力，是每个真正为革命利益的人都不会怀疑的。工人阶级是真能代表民族的利益而忠于革命的。它固然要为它自己利益奋斗，以改善它的经济地位，这种经济地位之改善是于革命有助力的，但工人绝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违害革命，所以它对小资产阶级等宁可让步，领导它们以争取共同的解放。最近武汉工人切实拥护政府之外交政策，实行革命的纪律等等，即其明证。
七、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
自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革命开展了一个新时期，有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所领导的一条路——随着这条路就是和身一跌倒在帝国主义的怀里，帝国主义利用资产阶级做代理人，更深一层剥削中国工农及中小商民；另一条道路就是由中国国民党及武汉国民政府所领导的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共同的革命联盟，继续不断地向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斗争，建立一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制，以获得最后的解放。
我们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是要拼命为这后一条道路斗争的，不然，就让大资产阶级把我们出卖了。为着这个，第一，我们要结成坚固的革命的联合战线，不为帝国主义及大资产阶级的造谣所破坏；第二，我们不独要继续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并要坚决地进攻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决不能再存妥协态度，使它混迹于革命队伍中出卖革命，或动摇革命的战线；第三，我们要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凡国民政府权力所及之地，我们应彻底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武装工农……，集中工农的革命势力，以消灭反革命势力。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及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