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1922年12月6日）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

张国焘

（1922年12月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2月6日《向导》第12期，署名：国焘。

　　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份，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为什么很重要呢？这是极容易解释的。稍微明了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五六十年前中国完全是个农业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因此造成一种士大夫阶级，这阶级几千年来都是以做官为专利的职业。近代工业虽然逐渐发展，但是欧美式的资本家简直只能在上海香港等处数几个，所以资产阶级的势力还是很小。新式工人自然也占少数，在这几百万的工人中间，熟练工人尤少，近一二年间才开始组织他们的工会，为增加工资的斗争；虽然他们将来在政治上的势力会不可限量，但是现在却不能不说是幼稚。那一班旧官僚——士大夫――现在还盘据中国政治舞台，他们简直不知道政治是什么，只是以做官发财为目的；所以与其说他们是做政治活动，不如说他们是做政治买卖。虽然那一个政治买卖都离不了他们，但是他们也不是政治上的真正有力成份。所以别一种力量，便很容易把中国的政治夺在手里；这种力量便是军队。一个拥有万数并无战斗力的军官便能在政治舞台上横行。要是有一种更大的势力，当然更能操纵一切，这更大势力便是外力，所以外国人的势力在中国是无上的权威。在另一方面，当然会发生一种反对官僚军阀外力的势力，同时又因为农人、资本家、劳动者都还没有势力，所以这极少数的知识阶级在过去十几年间便为革新势力的先锋，而且他们仍然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我们可以说：知识阶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造成的。

　　要明了知识阶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我们便要略微叙述他们过去的活动。辛亥革命之成功，以一班留东学生实际参加革命投身新军的力量为最重要。后来到民国四年，因为日本以最后通牒，逼追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条约，引起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也是以全国学生为中心。尤其是著名的五四运动最足为知识阶级势力的写真。那次运动差不多完全为知识阶级所倡导，结果能够使日本商业受重大打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竟至不敢签约，亲日派亦被罢免；而且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真不亚于辛亥革命。自此以后他们渐能左右舆论；近来之非基督教运动，裁兵运动，民权运动等，均足表现他们的势力。

　　但是现在他们的运动和从前五四运动时比较，似乎是消沉得多。不错，他们现在没有一九一九年那样活动了，这是因为他们走上错的道路了。他们的误谬观念，是不注意现实政治；而且相信社会改造只需要书本上的学识和教育能够成功的。我们很知道“知识便是权力”，我们并不看轻知识，（马克思派还特别看重知识）我们也知道教育是最要紧；但我们不能不说他们是错误了。当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全国各处学生革命气焰极盛，学生们到处都做爱国宣传，并且用十人团等方法，想组织那更广大的民众于爱国旗帜之下。现在他们的革命气焰日见消沉，虽然是因为他们的战斗方法有许多错误，但是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为文化运动的声浪所迷惑了。文化运动发生什么结果呢？他不过把那些以救国为己任的学生赶回课堂，使那些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们学着做新诗，做白话文的出版物，出洋留学，到研究室去研究哲学文学科学去了，整理国故去了。现在我们一定要问问此时研究学问的爱国学生们：你们现在研究三年工夫了，现在你们得着什么了？再问问那些投身教育事业的爱国学生们：你们现在的成绩怎么样？我们并不说：那些爱国的学生们现在是变了心了；不过他们现在所研究的学问除了做他们自己的装饰品以外，与中国民众是无切身利益的；他们献身学校教育，简直连个人的肚子都不能弄饱。我们并不反对知识和教育，但是他们如果要得知识，便要是得到一种与民众有利的知识；要得到与民众有利的知识，只有在民众中间去活动才能得到这部分最重要的知识；在书本子上是得不到什么的；如果要讲教育，便不能专讲学校教育，组织群众，率领群众运动，向群众宣传，便是一种最重要的群众教育。虽然他们知道民众的觉醒是重要，虽然他们也以改造中国为己任，虽然他们不了解中国的状况，但是仍然在研究室里研究一些空的理论，用“预备改造中国的工具”的语调欺瞒自己，完全把现实政治和中国问题置之不问。这是何等的错误呢？作者亦曾与这些知识阶级一同参加五四运动，与这些爱国分子都是好友，所以敢于恳切警告他们说：你们现在是走错了道路呀！而且要说：我们现在正当的道路是要到群众中去做政治宣传，组织他们做政治的奋斗。

　　还有那以政治为万恶的观念，和只做社会运动，不做政治活动的观念，一定要从根本上铲除。因为中国政治素来是一种宫吏买卖勾当，所以使一班纯洁的知识阶级认为是万恶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不是政治活动，我们的政治活动是要用民众的力量打倒官僚军阀和外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和平的统一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倘若我们的政治活动都能照着这个方针，这有什么万恶呢？只做办学校教育办出版物的社会运动是断然达不到这些目的的；况且社会运动如何能和政治运动分开呢？

　　我们的敌人都已渐渐知道我们的势力了，他们是用种种谬说阻止我们做政治活动的。一班旧官僚军阀如徐世昌等等曾经屡次声告学生不应干预政治活动。一班旧式政客也时常宣传青年脑筋简单，不宜做政治活动。但是我们很容易明了他们的用意，自然我们也很能明了自己的政治知识很缺乏；我们却相信现在青年至少比那些旧官僚政客的政治见解要高明些。我们虽然不懂得政治买卖，但是我们却懂得中国民众的真正要求，这种“青年脑筋简单”的宣传，不过是要减少我们的自信力。若说“学生不应干预政治”，这只是我们的敌人才是这样说的。他们的用意是很简单的，不过是把我们排出政治范围之外，以遂其包办政治买卖的欲望。但是我们就不能受他们的愚弄；这或者还是我们要取他们而代之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些不努力的知识阶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造中国，这就是说他们要求一件新衣，想拿一些新布屑来把一件旧衣补成一件新衣，结果补来补去还是一件破烂不堪的旧衣。这种主张仅仅证明他们缺乏政治知识和不懂得中国状况。我们也不要被这种谬说所欺骗，以至阻碍我们真正政治活动的发展呀！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知识阶级既然在中国的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现在他应该负什么责任呢？要是擦清眼睛仔细看看，我们个个都能发现曹锟怎样争总统又种下国内战争的种子；那些总统、国会议员、阁员、军阀最近捣的什么鬼，英国如何霸据威海卫、片马；河南的土匪怎样蹂躏那些无组织的人民；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军阀怎样压迫上海唐山汉口等处的工人；就是我们费了几年工夫，流了血去争的青岛和胶济路问题，现在名义虽说交还其实还完全以日人管理之下。再看了那些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们怎样互相冲突，不是鹬蚌相持的时机么？青年土耳其党怎样恢复土耳其的独立，俄国劳苦人民怎样从日人和帝制派手里夺回海参崴，这两件事不能使我们奋发么？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或者是知识阶级为被压迫的中国民众奋斗的最好时机；或者这些事实会促着知识阶级再不能忍受了，再不能过纯粹研究室的生活了，或者至少会使他们记起他们曾出全力而争的青岛；现在是功亏一篑而仍落于敌人之手。在另一方面，那时常被土匪杀戮，军阀蹂躏的农民，正等着知识阶级去率领他们出火坑；那些压迫在外国人之下的上海唐山等处的工人们，现在是不断的向他们呼救的；他们自己也天天在压迫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又造成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切实参加解放被压迫的民众的运动，是他们——中国人民的重要成分——不可摆脱的责任。倘若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真正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者，一定要和中国之革命的社会主义派联络，以打倒军阀官僚和外力，建立和平，独立，自由，统一为共同目标，向个个乡村，个个工厂，个个商店，个个学校，个个营盘去宣传，并组织他们来进行这迫切的政治奋斗呀！倘若他们能够认清自己的地位和责任，更能百折不回的努力，中国的革命是会得到和土耳其一样的胜利呀！

感谢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