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革命党的“否认”病》（1922年12月27日）

革命党的“否认”病

张国焘

（1922年12月2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2月27日《向导》第15期，署名：国焘。

　　中国革命主义者的观念上，自然有许多错误。消极的“否认”观念或者是最大错误之一。下面这些事实，足够证明：“否认”观念仍然支配一般的革命心理：

　　本月二十七日上海总商会所发起之裁兵制宪理财委员会招待新闻记者，欢迎他们赐教。席间《民国日报》记者邵仲辉发表意见，说道：“北京政府及所任命之军阀，如总统，巡阅使，督军，督理，以至总司令，国民概不承认。如有接洽，概以先生称之。一则可以表示平等，一则表示其官职在法律上不生效力，所谓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这就是仲辉同志贡献离界三项办法中之最重要的一项。接着还有叶楚伧同志演说，又把仲辉的大意重述一遍道：“至言办法，则须以北京政府地位之承认与否为前提。如不否认北京政府，则任何办法，断难有效。”这两位代表国民党报纸的记者演说的用意，无非想引起商家反抗北京政府，不幸只是传授他们一些孔子的名分论和消极的否认论。这种消极的否认观念，一半出自只图建立革命政府反抗非法政府的片面革命策略，一半出自缺乏革命精神的旧观念。虽然这个“否认”观念使各种民众运动受许多磨折，使革命事业受重大打击，但是革命党人现在还没有脱离“否认”观念的病态。

　　最近几年之内，“否认”观念留下的坏影响，实在数不胜数。五四运动的过程中，上海学生和北京为否认北京政府案之争执，引起不断冲突，全国学生联合会毕竟因而破裂，因而消灭。全国各界联合会及其他由国民党领率的团体，一俟否认北京政府的议案通过后，便放弃一切实际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甚至失去活动机能。最近之劳动立法运动，又因国民党分子否认民六国会之成见，引起劳工界之纠纷。如果民党分子仍然向商人宣传“否认”政策，恐怕又是一次失策罢。

　　我们并不是说民众不应该否认北京政府和民六国会以及各省军阀，但是仅仅否认他们，于革命上为无意义。如果一旦民众获得了政权，我们是会立刻否认一切卖国借款和卖国条约，丝毫没有顾忌的。但是革命未成功以前，我们便须承认军阀官僚的存在，并拿他们当做我们瞄准的目标，不断的向他们下攻击。并且拿他们的种种卖国勾当和暴虐行为做攻击他们引线。倘若我们现在只是否认他们，事实上有作么效果呢？我们敢断言：丝毫没有效果。这样是说，如果军阀官僚继续掌握政权，即使全国人民都否认他们，他们仍然可以一样的进行卖国借款，一样的横征暴敛，一样的掳掠屠杀。进一步说，只是消极的否认他们，等于闭着眼睛让他们作恶。这个理由，极其简单，极易明了。因为只有民众的实力才能打倒一种暴力，所谓“否认”的心理和“否认”的表示，简直不能危及暴力的毫米。所以革命党的重要工作，是如何增厚民众实际反抗的势力，并不单是在口头上造成否认军阀卖国政府的空气就算完了。

　　许多反对否认北京政府的分子，确是缺乏革命精神。他们只知向军阀官僚告哀苦，希望军阀官僚改善他们的境遇，丝毫不觉得革命之可能与必要。同时民众赞成革命的，的确还是极少数。要是革命党为用一种适当的政策，这些今天还反对革命的民众，明天或许就会赞成革命，而且总有一天，他们会变成革命的信从者，因为他们那种和平改良的希望，始终达不到目的。现今民众既然只有要求改良的动机，还没有真正觉悟革命之必要；如果国民党总是要求民众否认政府，民众便一方害怕，一方觉得否认政府并没有益处；结果民众便不会与国民党接近呢。倘若民众还承认北京政府，倘若他们还没有觉悟，倘若他们还向政府要求这个那个，革命党便要让他们去要求，而且还要不断的引导他们去要求。倘若民众愿意枝枝节节去攻击政府一下，革命党便应该率领他们去攻击。因为民众向政府要求一次，便增加一次失望，向政府攻击一次，便增加一次愤激。这样做去，才能得到三种重要的结果：（一）由这许多次的失望和愤激，促醒他们相信革命是唯一的方法；（二）这种零细的要求和攻击，便是一种民众的训练，如同兵士练习打靶一样；（三）革命党借此得到时常与民众接触的机会，得到向民众宣传革命的机会，结果便能使民众信任革命党，也能使民众的革命气焰变成由一个或数个革命党指挥的革命运动，而且是有组织的革命行动。所以否认北京政府的观念，不啻造成纵容军阀官僚作恶的形势，也是停止一部分最重要的革命工作，不但无益，反有极大的损害。

　　一个革命党一定要有两个计划，一个是最高度的计划，一个是最低度的计划。最高度的计划便是由革命而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的原则，最低度的计划便是目前奋斗的方略。倘若没有高度的计划，固然不能成为革命党；要是没有最低度的计划，何能使民众相信革命党是真正为民众利益奋斗呢？现在国民党的最低计划，除了军事行动不计外，只是今天联张作霖，明天联段祺瑞。简单说来，国民党除了与军阀周旋以外，简直没有别的目前奋斗的方略，怪不得民众难以发现国民党是代表民众利益奋斗的政党。同时我们看见：民众渐渐觉醒，各处都发生争民权、争自由、裁兵、承认苏俄、废除治安警察法、反对山东协定等运动；但是个个运动都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助力。如果国民党永远躲在否认北京政府的观念之下，丝毫不去实际的参加这些运动，这是国民党何等的损失呢！我们以国民党与其只图由军事革命而建立一个局部的革命政府，同时否认北京政府一切行动，不如在全部革命不能成功之前，采取反对北京政府的态度。而且国民党只有立在北京政府反对党地位，不断的代表人民向北京政府下攻击；如是所有反对北京政府的势力，才能聚集在国民党旗帜之下。即使民众仍然愿意向北京政府去要求什么，国民党也要引导他们去要求，不过应该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罢了。他们不能说军事行动不是攻击北京政府的方法，但是单是军事行动，未免不是片面的。像这次商人要求政府裁兵制宪理财的运动，实在含有反对政府的色彩，国民党最好把否认北京的老调子收起来，即刻用实力帮助商人的要求才是，而且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很可以给我们一种教训；俄国共产党革命没有成功以前，曾有不少的共产党人加入议会，代表俄国无产阶级要求改良生活；而且不断的引导群众做争自由与解放的运动。我们知道中国只有幼稚的革命历史，自然革命党免不掉许多幼稚的病态；但是我们希望国民党能够跳出这个“否认”病态的范围，一方指挥已属革命旗下的群众实际利用个个反抗政府的机会，一方促起没有觉悟的群众向革命的路上前进。我们知道这种反抗政府的群众直接行动，是革命进程中一步艰难的工作。但是要完成革命，这步工作，是没法子避免的，而且只有这样有系统的努力，才能使群众觉醒，才能使革命党日见发展，结果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呢。

感谢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