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张国焘
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
张国焘
（1936年3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干部必读》第18期，1936年8月18日。
同志们！我们今晚要来讨论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的任务。现在我首先提出几个简单的问题来说：
第一、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情形究竟怎么样呢？
上次党的策略路线的决议上已提出了许多问题，如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结合，国内阶级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结合，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苏维埃实际政策许多部分的改变等等，但是对中国苏维埃运动还没有一个肯定的断然的估计。现在我们就要来解答这一问题。中国苏维埃运动与民族革命新高潮的联系究竟是怎样呢？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有什么影响呢？在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五次战役是敌人的主力与我们的主力红军残酷决战的一幕。结果主力红军退出了中央苏区。当时左翼的红四方面军，右翼的二、六军虽然不断的取得了胜利，但不能决定一切，不能补偿于主力红军的损失，结果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了中央.苏区。这是划时期的一个关键，我们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在相当意义上说苏维埃运动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苏维埃运动从胜利的向上发展而转为相当的停滞与降低。
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一直到现在民族革命新的高潮的来临。这一时期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苏维埃运动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同志们，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头脑来结合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那么，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有这种过分的估计。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我们得到了一些发展，然而还不是一些其有决定意义的发展，我们取得的一些发展，还不能使我们有能力去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决战。二、六军方面来说，他们还没有确定的根据地，还要进行运动战，在运动战中人数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发展，可是发展的数量并不大。陕北红军经过相当时期的休息和整理，现在也有相当的发展，最近在山西行动，虽然没有得到他们的报告，但一般的估计；他们或者还要回到陕北行动。这些我们在各方面得到的发展，显然还不是有决定意义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能否说中国苏维埃运动还是继续低落下去，没有前途呢？不！绝不能如此说。事实上也不是如此，相反的，是要得到了一些发展，而且苏维埃运动是在与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结合的过程中。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到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新的苏维埃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因为日本要完全殖民地化中国，蒋介石要完全拍卖中国的现在，掀起了广大群众的斗争。现在的问题是在要求我们进行比较长期的艰苦斗争。二、六军大概要经过运动战来同我们会合，共同创造西北根据地。我们也要克服当前的困难来创造西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陕北红军同样要艰苦奋斗来确立脚跟。五次战役的不能取得胜利，给予我们现在许多新的困难，但丝毫也不能引起我们的悲观失望。当然，对于我们现在获得的一些发展也不能作过分的估计。
其次，我们说到苏维埃运动发展过程的三个时期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游击战争发展到攻下长沙。这一时期是从零星的游击战争进到大规模国内战争的开始与根据地的创立。当时敌人内部的争斗，军阀混战的爆发，群众斗争的兴起，党的领导的正确，与党一贯的艰苦斗争，是这一时期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源泉。可是当时的立三路线却阻碍了这一时期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时期是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初步形成。这一时期中间，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争，长城各口反日战争，以及胜利的摧毁了敌人对苏区红军一、二、三、四次的“围剿”。当时在红军建设、党的建设等等问题上是获得了不少的成绩，这里四中全会是起了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可是在这时期中没有使反日战争与苏维埃运动取得具体的结合，没有实地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孤立蒋介石，反而使敌人能够在“抗日必先剿赤”的口号下形成“剿赤”的联合战线来包围我们，这是这一时期中战略上的极大错误。当时爆发的“一二八”与长城各口反日战争一直到北方事变与福建事变都有极大的可能与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然而，当时我们党的领导却坠入深深的关门主义泥坑中去了。不会去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来进攻敌人，不会设法去把苏维埃运动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结果敌人还可以去进攻鄂豫皖与湘鄂西苏区，而且压迫鄂豫皖、湘鄂西的红军离开了原有的根据地。
第三时期是五次“围剿”后经过长期行军到一、四方面军的会合，进到了目前民族革命新高潮的时期。中间一方面军的退出中央苏区，在相当的意义上说不能不说是退却，一直到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才终止了这一退却。
因此在今天我们必须进行布尔什维克顽强的艰苦奋斗，共产国际曾经这样的告诉我们：在有革命形势的时候，共产党要组织群众的暴动去争取政权；可是在革命形势低落的时候，却要耐心的领导群众的部分斗争，联系到为政权而斗争。在中国革命形势在广大区域存在时，形成了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但后来受到了相当打击。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比较长期的艰苦斗争。我们要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巩固与扩大我们的力量，去开展新的更大胜利的局面。
第三、我们来说中国民族革命高潮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我们也不能过分估计。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蒋介石无耻的投降卖国，已经掀起了中国民族革命新的高潮。西南派与胡汉民等反蒋派已经积极的活动，公开摆出反蒋派的面孔；中国的广大群众与小资产阶级反日运动的发展，说明中国民族革命新高潮正在此伏彼起的发展着。可是我们党还异常缺乏有组织的领导，党在白区中的领导力量还很薄弱，因此民族革命的运动带着更多自发的性质。这同样也要求我们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有些同志在民族革命高潮的面前发生过分的幻想，以为现在著名的军阀也可以来抗日了，这是小资产阶级有害的幻想。要晓得蒋介石“剿赤”的欺骗口号还有一部分的欺骗作用，他还能用许多新的办法来进攻我们，我们绝不要作过分的估计，主要的是要我们积极去发动群众的斗争，经过艰苦的组织工作去团聚群众在党的口号下行动。
当然，如果把现在的民族革命新高潮不当什么一回事，或者说苏维埃动动就包括了民族革命，现在没有什么单独的民族革命运动好说，都是错误的，这就根本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的性质。国际六次大会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带有伟大民族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性质。譬如在武汉的城市工人中，不仅要以八小时工作的口号去动员工人，而且要以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去动员他们。否则民族改良主义便可以在工人中起欺骗的作用，同样民族改良主义也可以影响到乡村的农民，特别是一般小资产阶级分子。所以，国际告诉我们不要小视了民族改良主义的作用。当民族革命新高潮的前面，不仅小资产阶级重新卷入了革命，就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地主与军阀也有动摇中立以至参加反日运动的可能，因此我们才着重提出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去孤立敌人、包围敌人。过去我们那种呆板的观点，以为工人、农民才是革命的，没有所谓中间势力的争取那是不适用了。中国大革命到广州暴动时期，小资产阶级被吓退了，富农走进反革命营垒中去了，在民族革命高潮的今天，他们又摇摆起来，以至参加反日运动，这正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性。总之，我们指出民族革命新高潮的发展，但共产党领导的力量还薄弱，正需要我们从艰苦斗争中去把苏维埃动动与民族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去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这里来说我们南下的意义吧
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可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吹牛皮的大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承认事实，应该指出当前我们都是在退却。譬如，那时二、六军团还仅仅在湘西立住脚，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向西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这种退却是有秩序的。及后一、四方面军会合便取得了一个机会，可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使自己站稳脚跟，整理与扩大自己的队伍，进行运动战去消灭敌人。可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根本不去研究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承认自己的退却，大家讳疾忌医，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主张继续行军，继续退却，不管他的退却是在什么“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结果便发展到不顾一切的分裂红军与向北逃跑，造成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行为，这一罪恶行为便减弱了当时的有利条件。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在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相当挫折，企图用反攻敌人保持原有胜利的基础上，而发动全党热烈的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与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有地形上的障碍，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同时还说南下是退却路线，这当然是胡说瞎道。南下的事实同样也证明了他们“预言”的绝对破产。南下打坍与消灭了敌人八十个团以上，主力红军不仅取得了休息和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开始在川西一带创造苏维埃区域，掀起了当地群众的斗争，整个部队在物资上得到了很大的补充，这也都是从我们坚决反攻敌人中所获得的成绩，这样，怎么能说南下是退却呢？！
或者有的同志可以这样的提出问题：南下到底没有站好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苏区发生同样的现象。至于南下胜利后转移地区，也不是一件可奇怪的事情。不过在当时各方面红军是否可能不离开苏区，我想在客观上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丧失了这种可能的机会，就在于当时我们没有采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孤立敌人，反使敌人来包围我们。现在不仅我们转移了地区，陕北红军也同样转移到晋西去了。当敌人有相当优势兵力，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尚未具体形成的今天，转移地区可以说是平常的一回事。
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与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团军能够顺利的达到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团能顺利的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来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
我们这次离开天、芦、雅，主要的原因是敌人有着比较优势的兵力，我们不愿意去和敌人拼消耗，而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寻求新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退却的行动，可是这一退却是有秩序的出于我们自己的主动。
同志们！我们还必须了解，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此次夺取西北与他们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这里我们还必须说到当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时我们有组织有目的的提出到西北去，创造革命根据地，一直到川北来成立了川陕政府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扩大了数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当时我们与中央曾发生过一个时期的隔阂，为的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了解：
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要离开鄂豫皖呢？事实是这样：当时敌人的兵力大于我们几倍，我们形成孤军独战，虽然和敌人进行了不断的剧烈的战斗，而且取得了一些胜利，可是仍然不能最后解决胜负的问题。如果继续维持下去，那么，将要形成与敌人拼消耗而损失我们的有生力量。结果为着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为着寻找在有利的地区上新的发展，所以离开了苏区。当时中央同志反而批评我们说，如果以为离开苏区有客观的原因那是右倾。又说四方面军到西北去是离开了全国的苏维埃运动，这不是胡说是什么呢？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去顾到客观的事实，而将一切的问题都归咎于主观的错误（当然，当时我们在主观上也有很大的弱点）。遵义会议的重大的缺点就是不承认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除主观的错误外，还有客观的原因，对于划时期的关键不加丝毫考虑，把革命当作儿戏。对于红四方面军退出苏区的经验不加研究，因此使五次“围剿”时又重复一次教训。这些空谈家、唯心论者先生们简直是闭了眼睛来说话哟！
我们与陕北同志基本分歧就在于对五次“围剿”的估计，五次“围剿”后的整个形势与当时的战略方针。这些空口说白话的书生们，当我们退却时还说我们胜利了！这是多么小孩子气与信口开河啊！因此，就使当时的北进成为无组织无准备的瞎闹。虽然想了许多补救的办法，可是噶曲河终是没有办法渡过的。这样，只有要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南下是对退却逃跑主义的坚决反抗。在今天来说，纵使南下得到更伟大的胜利，始终也还要向西北伸张我们势力的，因为这时候，我们的力量还没有能够和敌人拼消耗。毛、周、张、博的重大错误的继续，就在于没有揭发过去的错误，而继续其退却路线，一直发展到罪大恶极的分裂红军。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的向北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他们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语的。
最后，说到我们现在的行动方针
我们现在还是要相机消灭李抱冰，会合二、六团军来顺利的遂行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西北是一个机动的极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地区。西北离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使敌人更困难来向我们进攻；西北是敌人统治势力最弱的一环，群众最痛苦；西北有广大的少数民族为我们的助力；西北毗连外蒙与苏联，使我们能够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当然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主要依靠我们自己，而与机会主义者之专门依靠苏联之飞机大炮完全不同。列宁说：各国的革命不要等外力的帮助，否则便不是国际主义者，这是完全正确的。其次，我们夺取西北，主要的还是创造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来战胜日本强盗与卖国贼蒋介石。
现在有些同志在猜疑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走那一条路呢？天天在估计草地有多长；另外却有一部分同志把革命势力过分的极端夸大，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大炮客如果一受打击，便要堕入消沉的深渊。毛、周、张、博就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者，当四次“围剿”时，消灭了两师敌人，便大声疾呼四次“围剿”彻底而完全粉碎了。五中全会甚至还说五次“围剿”我们胜利了，结果呢？一受挫折便跌落悲观失望的泥潭中去了。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一带的地区来呢？难道是我们自己挑选中意了的么？难道不是在客观上需要如此么？关于这，有许多同志天天在猜想，非常不安心，到处去打听，我想这是不应该的。同志们！有意见尽可提出来论论，为什么要到处去乱说而引起风声鹤唳、满城风雨的空气呢？这难道对革命有利益的么？
我们现在要在这里停留一个时期，要去打康定的敌人。二、六军团在康定附近与我们会合有极大可能。所以我们的战役计划还未终结，完成这一战役计划与将来胜利的行动是密切联系着的。现在我们要进行许多准备工作。我们在这里不是借路经过，而是要整理部队，建立政权。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夺取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正确执行粮食政策，争取相机消灭李抱冰，拿下康定的战役胜利。同志们！以布尔什维克顽强的艰苦斗争来完成这些任务呵！
末了，还要指出已经发生的错误倾向
现在有些同志只是准备在革命高潮时工作，在现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下便发生许多错误的偏向，有的在清谈起来，在议论南下对不对，北上是否向毛、周、张、博投降等等，同志们要清楚，有了政权和军队而在领导红军的党，在今天的环境下，批评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为自由批评只有涣散我们自己，这种现象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
现在又有些人在造谣，说什么要走三个月的草地，这一谣言影响到我们通讯连发生个别开小差的企图，这种谣言必须坚决扫清才行。
还有表现不遵守政治纪律，断送群众，将群众赶向敌人那方面去。更发生泄漏军事秘密，不要组织路线，以及生活上行动上的许多不是艰苦斗争所能容许的现象。这难道不是在客观上帮助敌人么？
这些同志对于苏维埃运动前途失掉了信心，表现着一种醉生梦死的行为，这需要我们开展无情的斗争。
在艰苦斗争的今天，干部以身作则的领导作用，是有决定意义的。因此在我们干部中发生一切可以起破坏作用与瓦解作用的现象，都要给以布尔什维克的猛击。
现在每个党员都要为革命牺牲一切，要准备在革命不甚顺利发展的时期依然铁一般的坚决奋斗。
我们是有政权与军队的党，党内的民主是受到一些限制的。每个同志现在要好好的约束自己，不要信口开河随便乱谈。在一切政治问题上服从党的决议，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受铁锤的打击。每个党员有意见可事先向领导机关提出，但决定后便要一致执行。故意引起猜疑，类似小组织的活动等等，只是一种帮助敌人损害自己的行为。每个同志应该慎重的来约束自己。
同志们！党要求每个干部在今天的情况下，要以卓绝的艰苦斗争来领导全党一致为党的路线而奋斗！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晚于道孚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